時間：2013年10月21日
地點：北京金源大酒店學院路連鎖店
受訪人：郭青苔（鄭州大學退休教授）
主訪人：張從
方式：筆記（事後經受訪人審閱並補充）
我出生於1940年11月，今年已經73歲了。1961年到1968年在北大技術物理系學習。提起大學生活，我有一段不願意回憶的經歷，今天說出來。
1968年3月28日深夜，在宿舍里聽別的同學說校園裡發生了武鬥，我就跑出來，想去看看情況。到了31樓附近，當時天色很黑，路燈下見31樓北面衝出來一撥人，胳臂上捆著白毛巾，手裡提著長矛，看到了我，大聲叫「站住！」我剛要跑，一支長矛早已向我刺來，刺到屁股上，鮮血直流，我用手捂住了傷口，幾個人撲上來把我按住，說「一定是個奸細」，用繩子把我捆起來，又一把抓下我的近視眼鏡，摔在地上，用腳一踩！然後用件舊衣服把我頭蒙上，說聲「跟我們走！」他們推搡著我大約走了十多分鐘，來到不知什麼地方的一座樓里，把我交給了一些人審訊。
「叫什麼名字？」「郭某某。」「哪個系的？」「技術物理系。」「哪個組織的？」「井岡山17縱。」「擔任什麼職務？」「普通一兵。」「到31樓幹什麼？」「就想看看情況。」
「他媽的不老實！打！」用木棒狠狠地打了我10多下。「老實交代你在井岡山是幹什麼的！」「沒有幹什麼，就是一般戰士。」「去查一下他是幹什麼的！」審訊者下令。
過了10多分鐘，聽到有人說：「查出來了，他是井岡山外聯組的。」「哈！還是條大魚。說，在外聯組的任務是什麼？」我驚奇於他們情報的準確。只好說：「就是到外單位，比如其他高校，看看大字報，收集點消息。」「為什麼參加井岡山？為什麼反對聶元梓同志？」「我認為聶元梓犯了錯誤，把矛頭對著革命群眾，方向錯了。」「胡說八道，打！」又是10幾棒，打得我站不住了，跌倒在地上。「你寫個認罪書，宣布下山，我們就放了你。」
我想我有什麼罪？就說：「如果聶元梓改正了錯誤，我們可以原諒她，像以前那樣支持她。」
「頑固分子，先把他關起來，餓幾天再說。」幾個人把我拖到另一間房子，扔在水泥地上。這個房子氣味臊臭難聞，通過蒙眼布邊緣的細小縫隙，我看到自己躺在小便池旁邊，才知道是個廁所。雙手依然被反綁著，眼睛被蒙著，什麼都看不清，但能感覺到附近還有別人。
不知道過了多長時間，又進來幾個人，繼續審問，基本還是原來那些話，我索性不再回答。他們又用木棒、皮帶打了不知多少下，我仍舊閉口不語。
「這個傢伙不老實，給他來點厲害的。」有人把我的右小腿擱在了廁所的小便池台階上，用木棒狠狠地砸下來，我慘叫一聲，劇烈的疼痛，讓我昏厥過去了。等我醒來時，依然躺在廁所地上，右腿沉重的不能動彈，鑽心的疼痛，我想：
肯定是腿斷了。不知道過了多久，我一口水也沒有喝，一口飯也沒有吃。眼睛什麼也看不到，喪失了對晝夜和時間的感覺；我想起了遠在河南的父母，他們一定不會知道他們的兒子在北大竟然被人關進了廁所，慘遭毒打，幾天幾夜水米未進；也想起了兄弟姐妹和要好的同學，不知什麼時候才能見到他們。
昏迷中強忍著疼痛，忽然，我又被人架起來，拖了一段距離，來到一間屋子，我被扔在地上趴著，只覺得有人用一把椅子（或凳子）的四條腿將我上半身緊緊卡住，有個人一邊大聲吼叫著審訊我，一邊有人噼啪猛擊我的臀部和大腿，我忍不住連連慘叫，我感到臀部和大腿火燒火燎地灼痛，可能被打爛了……我的回答還是那句話：「聶元梓如能改正錯誤，還是好同志」。就這樣審訊和毆打交替進行，大約半個多小時，我突然感到自己支持不住了，身子好像散了架，失去知覺，癱了，眼前出現一片白茫茫雲霧，雲霧中兩三個人影向我慢慢飄過來，由小到大來到跟前，伸出手抓住我的胳膊就走，我突然渾身一顫，驚醒過來！多年後回味當時的感受，我想那就是所謂「靈魂」出竅的「瀕死」景象吧？如果當年我沒有猛然驚醒，而是跟隨雲霧中的天使飄走，那麼，早在45年前，我的魂魄就已飛升天國去了。
大約到了第四或第五天，在昏昏沉沉中，我被幾個人拖出了樓房門口，扔在了地上，有人摘下我的眼罩，忽然受到外面光線的刺激，我什麼也看不見，雙眼緊閉，井岡山的戰友把我抬上救護車時，我強睜開一條眼縫，從睫毛後面好像看到了程漢良、羅英銘等同學，正淚流滿面地看著我，我神志恍惚，說不出話來，他們送我到了北醫三院。後來才知道，是雙方交換「俘虜」，才把我放了出來。三院的醫生護士立即緊急搶救，給我打針、打點滴、餵藥，慢慢甦醒過來了，經X光檢查，我右小腿骨折了，筋腱肌肉嚴重挫傷和粘連，打上了石膏；而臀部和大腿則是大片大片的青紫淤血和潰爛。因為當時高校武鬥，傷員很多，10天後我就出了院，被送到北京地質學院醫院繼續治療。
地質學院醫院的條件比較簡陋，住了10多個北大的傷員，多數是像我這樣的。其中有一位男生，一隻眼睛被彈弓射中，眼球摘除了，後來安裝了假眼。有很多北大同學在這裡照顧傷員。最讓我感動的是同班的何法信同學，那些天他始終陪伴著我，給我餵飯，背我上廁所，和我聊天。何法信同學言語不多，但頭腦清醒，態度鮮明，是極可信賴的人。那時，常來看望我、照護我的還有程漢良等同學。在養病期間，我認識了一位西語系的李姓女生，在那裡精心地照顧傷病員。
她皮膚白皙，發涌烏雲，明眸皓齒，溫柔耐心，她拿了本托爾斯泰的《復活》給我看，還給我帶來可口的甜點，我們很談得來。身體快好時，我向她表示了好感，她卻愴然而泣，說道：文革以來父母挨鬥，家庭破碎、前途未卜，不是時候。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井裡。如今四十多年過去了，不知這位李女士身在何方，生活可好？我衷心祝福她——這位曾經細心照顧我的好女子！
在地質學院醫院休養了兩三個月，我能夠下地了，搬出了病房，住進了一間大教室，那裡住著很多避難的北大學生。一直到工人解放軍宣傳隊進駐北大，我才回到了校園。
前幾天咱們技物系63級同學晚上聚餐，大家舉杯，相互問候祝福，突然有人拍了我一下，叫道：「郭青苔！」我扭頭一看，哦！這不正是核物班那個有名的北大公社的「武鬥指揮」嗎？叫宮某某，我們雖然認識，可從來沒說過話！直覺告訴我他很可能直接參與了對我的刑訊。我笑著說；「相逢一笑泯恩仇啊！」他立即答道：「是啊！這都是他老人家的過錯！」聽到這話，我想，他能這樣認識也算不錯了。
（郭青苔口述；張從整理）
《記憶》2014年5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