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嚮往獨立自主的生活，我在1958年小學畢業以後，考取了山西師院附中（後改為山西大學附中），目的是為了住校。
那年暑假收到錄取通知書以後，我獨自去派出所辦理戶口遷移手續。仔細閱讀派出所開出的「戶口遷移證」，我發現兩個可怕的事實：第一，從此我的戶籍便從父母的戶口本上註銷；第二，本市的遷移手續必須在三天內辦完，否則這張遷移證就會作廢。
當時我想，如果一不小心把遷移證丟失，或者超過了辦手續的期限，我豈不是成了一個沒有戶口的「黑人」？總而言之，這東西讓年僅12歲的我感到有點恐怖。
現在我才知道，這個戶口制度，有一個從相對寬鬆到越來越嚴的演變過程。
第一個戶口管理制度，是公安部在1951年7月頒布的《城市戶口暫行條例》。該條例第一條中明確指出，頒布這樣一個文件，一是為了「維護社會治安」，二是為了「保障人民之安全及居住遷徙自由」。
有研究者認為，由於該條例對居民的自由遷徙尚未做出明確限制，所以它是1949年以來最寬鬆的戶口制度。
1953年4月，政務院（國務院前身）下發《關於勸阻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並第一次提出了「盲流」的概念。該文件指出：農民紛紛進入城市以後，不僅造成了失業人口的增加，還使春耕生產大受影響，所以各級政府應該進行「勸阻」。言外之意，就是要讓他們呆在農村，不要進城添亂。
1955年6月，國務院頒布《關於建立經常戶口登記制度的指示》和《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前者對農民轉變成市民做了嚴格限制，這就有力地阻止了人口流動；後者使糧票進入日常生活，並且在隨後的30年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定量供應制度很快就延伸到食用油、肉類、布匹和其他日常用品方面，從而開啟了一個「票證時代」。當時我還不到10歲，印象中母親與鄰居們曾經偷偷議論這事，她們的神情向我傳達了一種不祥之兆。
1957年年底，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布《關於制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就「盲流」問題公開表態。此外，該指示還把「勸阻」變為「制止」，可見最高當局對這個問題的態度。
緊接著，全國人大常委會於1958年1月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該條例第一次把城鄉居民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並制定了一套嚴格的戶口管理制度，從此城鄉戶口的二元結構正式形成。
我那次辦戶口遷移手續的時候，這個條例已經頒布，但由於從小就生活在一個省會城市，所以對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的區別，還沒有認識和體會。
到了1960年，我的一個表哥因中考落選，不得不把自己的戶口遷到農村。這位表哥從小在城裡長大，但由於他的父親在1950年被當局鎮壓，寡母心寒之極，便嫁給郊區的一個農民。這樣一來，他就只好把戶口遷到繼父那裡。到了農村之後，由於他無法適應那樣的生活環境，再加上與繼父沒有搞好關係，所以這位表哥的命運很慘。他不僅終生未娶，還過早地離開了人世。
1964年夏天，我因為「家庭出身」問題被剝奪上大學的機會。為了證明自己是「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我主動「響應黨的號召」下鄉插隊。居委會大媽們知道我要下鄉，便多次登門大獻殷勤，這讓我們家很不習慣。後來才知道，居委會動員知青上山下鄉是有指標的，遷走一個人的戶口，她們就算完成一份任務。
下鄉以後，當地老百姓一直把我們稱為「下放學生」或「下放青年」。一開始我還以為這僅僅是「知識青年」的一種誤讀，後來才發現他們是把我們與「下放幹部」相提並論。
所謂「下放幹部」，是毛澤東在1957年2月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來的，其目的是為了精簡機構。會議結束不久，反右運動正式開始，於是許多右派就以「下放幹部」的名義被遷送農村。後來我才知道，許多農民雖然不曉得什麼是右派，但是他們卻知道要把「下放幹部」與「四類分子」（地、富、反、壞）一樣對待。
這讓我感到無比委屈：當初犧牲城市戶口的動機本來是為了「爭當革命接班人」，沒想到如今卻被當作勞動改造的對象！於是我在夢想破滅之後，產生了偷渡出境的念頭。只是因為害怕連累父母和兄弟姐妹，才沒有走那一步。
直到將近8年以後，我才乘著城裡缺乏小學教師的機會離開了農村。那天上午，當我再次拿到城市戶口以後，仿佛是獲得了新生……
退休以後，為了讓漂在帝都的兒子少吃點地溝油和垃圾食品，我們老兩口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夕來到京城。如今一轉眼已經十幾年了，但我還是一個老「北漂」、老「盲流」。
我想，假如當年不顧一切偷渡成功，八年後也能拿到當地緣卡，甚至成為有投票權的公民。
遺憾的是，人生沒有假如。
2020-0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