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更可能是在為誰效勞？這是對他蓋棺論定的時候人們需要思考定論的。圖為2018年11月8日基辛格抵達北京人民大會堂準備會見習近平。
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去世，人們在分析這樣一個資深政客、精明商人、外交長才、國際關係專家的時候，有各種各樣的評價，褒貶不一，當然貶低之詞占了上風。但一個令世人不解的謎團是，基辛格長袖善舞、八面玲瓏，但歸根到底，他究竟是在為誰效力、為誰服務、在何處高就呢？這似乎是個撲朔迷離、很難即刻確定的事宜。有人認為他是外交界的高手，國際政治諮詢的行家，也有人認為他是個偽君子，是中共的掮客和說客，是出賣了美國人民利益的陰謀家，還有人認為他陰險毒辣、冷血無情，身上有上百萬生命的血債。這些說法可能都從一個個的側面揭示了基辛格的本質，但他最根本的作為，他真正效忠和服務的對象，可能不是美國，不是美國人民，不是中國和中國人民，甚至不是以色列，更不是為了人類和平，而是為了一種政治上的理念和深層的政治利益團體。
基辛格可謂世界當代史的見證人，他為12任美國總統，從甘迺迪到拜登，擔任過外交顧問；他會見了從毛澤東到習近平的全部中共五代領導人。基辛格的助手形容他洞察力過人，但脾氣暴躁，控制欲極強，他最忠實的同事也不信任他。基辛格也是心理學大師，沃爾特·艾薩克森在1992年出版的傳記《基辛格》(Kissinger)中說，「在與他人打交道時，基辛格會透過操縱他們的敵對情緒，來建立聯盟和陰謀關係。」
基辛格的從軍、教育、學術和政府背景都非常卓越、無可挑剔。從1943年到1946年，基辛格曾在美國陸軍服役。1950年，26歲的基辛格從哈佛學院政治學本科畢業，兩年後在哈佛大學獲得哲學碩士學位，再兩年後於1954年在哈佛獲得哲學博士學位。隨後，進入學術界的基辛格在哈佛大學任教長達15年（1954-1969）。離開哈佛之後，基辛格被尼克森總統任命為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後來成為國務卿。有兩年時間，他甚至同時擔任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務卿兩個職位，一面給總統提供策略參考，一面對其策略進行實施。離開政壇之後，他擔任跨黨派的美國中美洲事物委員會的主席、美國總統的外國情報顧問委員會成員、摩根大通國際理事會成員、AIG保險公司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美國智庫CSIS(戰略及國際研究中心)理事、外交政策協會榮譽主席、國際奧委會榮譽成員、美國運通理事會顧問，還獲諾貝爾和平獎、美國總統自由勳章等。
對中國大陸和台灣，中國大陸人和台灣人來說，基辛格最大的影響，是他策劃和參與了美國對中共政府的承認和對台灣的拋棄。中美建交，固然有美國聯手中國、共同擊敗前蘇聯共產主義政權的正面意義；但中美建交更大、更深遠的意義和後續的影響，是在中共千鈞一髮之際，在蘇聯的核武器可能立即消除中共政權的時刻，於存亡之際挽救了中共政權。並且，隨後的美中軍事、經濟往來中，中共是更大的贏家，無論是從軍事技術如航空技術，開放留學美國，為中國培養人才，開放美國市場，允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門戶大開美國市場、全面接受中國產品，到把中共從文革後的經濟和社會崩潰中挽救回來，並且讓中共持續富裕、壯大，美國在無知的縱容、允許、幫助中共壓迫和奴役中國人民，這都是美中建交之後，國際社會引狼入室、養虎貽患的後果。
基辛格對中共政權助力甚多，中共也投桃報李。據悉，基辛格可以長命百歲，其秘密之後有一個驚天的原因。從1971年開始，基辛格一共訪問中國一百多次，據說中共為他六次更換身體器官多處。器官移植的異體排斥和更新器官，才能迫使百歲老人在身體虛弱的時候，如此頻繁的作跨越太平洋的飛行。
因為他的政治生涯和政治影響力階段跨越了半個多世紀，經歷過中共統治七十年間所有的中共高層領導人，並且直接參與和協助了中共的存活、穩定、崛起和壯大，所以他才被中共稱之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實則中共的老朋友。基辛格及其諮詢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基辛格顧問公司）從來沒有披露的一件事，就是他本人及其公司，在多大程度上違反了利益衝突的原則、從他所倡導和鼓吹的對華政策中，接受了多少來自中共的金錢。1989年六四天安門慘案發生之後，基辛格一面為中共辯護，一面組建China Ventures風險投資合夥公司，與榮毅仁的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合作，合資在中國投資。據美國民主政策委員會的Scott Thomson在美國參議院聽證時指出，基辛格從投資中國的公司中獲得大量的酬金。
基辛格顧問公司的策略合作夥伴，包括APCO Worldwide、黑石集團（Blackstone Group）、Hakluyt& Company、和Covington& Burling。基辛格顧問公司的主要工作人員，包括伊拉克重建機構的負責人、前美國國務卿、前美國聯儲會銀行行長、前美國財政部長、前中央情報局局長、副局長、前美國州長和駐外大使、和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顧問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包括前北約秘書長、前沃爾沃董事長、前美國財政部長、前日本外交部長、前歐盟秘書長等等。至於基辛格顧問公司的客戶，則包括了美國運通、美國國際集團、摩根大通、可口可樂、菲亞特、Heinz、默克、沃爾沃、和力拓集團（Rio Tinto）。
英國廣播公司（BBC）資助拍攝的紀錄片《審判基辛格》指出，基辛格（時任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對1969年美軍轟炸東埔寨、導致幾十萬無辜平民死亡；1973年美國插手智利政變推翻阿連德總統；和1975年印尼軍隊空降東帝汶首都、隨之多年後東帝汶三分之一的人口被屠殺，都負有責任。
美國《赫芬頓郵報》稱基辛格是美國最臭名昭著的戰犯，《紐約時報》稱基辛格為「偽君子」。《華盛頓郵報》的評論痛罵基辛格，說該被「活活打死」、「送上審判席」。 CNN的評論文章說基辛格是「戰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大西洋月刊》的文章說，「基辛格對人類苦難的無視最終既是道德上的失敗，也是戰略上的失敗。國際輿論對基辛格的指責，多數集中於他的冷酷的地緣政治算計，帶來在世界各地許許多多的戰爭和政治慘劇，從柬埔寨到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尼西亞、和安哥拉。基辛格的外交政策和手腕，給我們的世界帶來的不是善良和和平，而是極端的仇恨和利益衝突。這樣的人可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也真是我們時代的諷刺。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員詹姆斯•曼恩（James Mann）指出，基辛格為自己製造了六個神話，讓我們每個人都陷入其中，而基辛格的對華政策上的實際記錄，並不像人們吹捧的那樣，他的中國政策的成果，也並不是那麼的名符其實。
曼恩認為，基辛格把自己塑造成有遠見的政治家、打開中國大門的建築大師。曼恩指出，基辛格在他秘密訪華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方面，關於台灣的地方，向世界撒了謊。幾十年來，有關基辛格1971年秘密訪問北京期間發生的事情的主要資訊來源，是基辛格自己在回憶錄中的敘述。他在信中說，在他與中共總理周恩來第一次會面中，台灣「僅被簡單提及」。但是，在2002年解密的基辛格與周恩來的會議記錄中，台灣不是「幾乎沒有提及」，而是台灣問題占據了會議的前三分之一。更糟的是，基辛格在那次會議中做出重大讓步，直到今天，這些讓步一直主導和限制著美國對中國和台灣的政策。在基辛格去北京之前，美國的官方立場是台灣主權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但基辛格向周恩承諾，美國不會支持兩個中國（一個在北京，一個在台北）；也不會同意「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解決方案；最後，它不會支持台灣獨立。
在曼恩看來，基辛格還遺漏了他對華外交失敗的部分。解密的文件顯示，基辛格的對華外交有些方面不成功，有些非常尷尬，因此沒有被揭露。《洛杉磯時報》1995年贏得《資訊自由法》訴訟，並獲得了美國情報界關於美國與中國早期談判的秘密報告。報告表明，尼克森和基辛格希望中國幫助解決越戰，但他們從未得到幫助。1972年初，他們要求北京在尼克森歷史性訪問期間將北越和平談判代表黎德壽帶到中國進行會談，但中共也拒絕了這項提議。尼克森和基辛格的這些舉措，顯然給中共政權更大的信心，有助於他們後來對美國的強硬態度。
基辛格在美中之間長袖善舞、左右逢源，是這樣運行的。他首先會自行去中國，經常是以商業的理由去的。等他見到中共領導人時，基辛格會主動告訴中共領導人華盛頓的美國領導人說了些什麼、思考著什麼、有什麼樣的想法。然後，回到美國之後，他會跑到白宮或國務院，去主動地告訴美國官員們中共的官員們在思考什麼、有什麼樣的想法。同樣的把戲他也會在莫斯科運用，扮演著美俄外交關係的重要角色。
1976年卡特當選總統、基辛格離開白宮之後，與其他前任的國務卿不同，基辛格總是試圖想方設法地回到白宮。1980年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基辛格甚至異想天開地設計出讓里根與前總統福特成為共同總統（co-president）、然後讓他重回國務院，再次擔任國務卿主掌美國的外交大權這樣的主意，但里根的團隊當時就拒絕了他。
前蘇聯駐美國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Anatoly Dobrynin）的回憶錄揭示，里根就任總統後，基辛格秘密給多勃雷寧提示，說「里根政府沒有一致的計劃來應對蘇聯，因為里根從未認真考慮過這個問題」。老布希（George H.W. Bush）贏得1988年的大選後，就職之前，基辛格向布希團隊提議，由他捕手對蘇聯的外交事務，作為新政府向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的首席特使。但新任的國務卿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覺得這太過分了，沒理基辛格的茬兒，否決了基辛格的建議。
曼恩指出，直到基辛格去世之前不久，他仍然在誇大他在對華外交中的作用，直到最後。最近的報導說，基辛格在促成拜登政府與中國最近一系列高層接觸中發揮了作用，但並非如此。基辛格7月中訪華，當時拜登已派遣國務卿布林肯和財政部長耶倫前往北京，習近平11月訪美事宜也已在討論中。基辛格在這次外交中沒有發揮任何作用，反而起到了反作用，正如過去屢次發生的那樣，中共政權利用基辛格作為讓美國人感到內疚的一種方式，傳遞出這樣的信息：美國已經偏離了過去的美好時光，當時美國的政策是讓北京高興的。
在世界許多地方，基辛格是個冷血甚至殘酷的現實主義者；但在中國問題上，基辛格更多的是一位浪漫主義者，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在基辛格寫給尼克森的關於中國的私人備忘錄中，基辛格這樣描述毛澤東：「他散發著權威和深刻的智慧。……這次主席的威嚴比上次給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人們可以很容易想像這個人在全盛時期的力量和智慧。」這樣的描述，沒有現實主義的冷靜判斷，而是充滿了對共產主義寡頭的景仰和崇拜。
除了對中國共產主義者的喜愛，樂於與中共領導人共舞，接受中共的熱情款待和諮詢付費，基辛格的另外一個出眾之處，是在國際主義和世界深層政府試圖控制世界的過程中，所積極扮演的角色。
世界經濟論壇的創始人施瓦布（Klaus Schwab）及其「大重置」的計劃，旨在建立一個全球性的、超越現有國家和國際秩序的統治架構，在可持續發展、綠色能源、環境保護、碳中和稅、第四次工業革命、疫苗和疾病控制的旗號下，減少世界人口。「大重置計劃」是世界經濟論壇（WEF）為應對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而制定的一項經濟復甦計劃，該項目於2020年6月正式啟動。但施瓦布在2014年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就宣布：「今年我們想在達沃斯做的是……就是按下重置按鈕。」
「大重置」從本質上看，是一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計劃，要從政治和經濟上實現對人類社會全面和超大規模的整體控制。「大重置」被稱之為「企業社會主義」（corporate socialism），甚至「共產主義的資本主義」（communist capitalism）（義大利哲學家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語）。在中文語境中，另一個描述「大重置」的詞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中共病毒和武漢瘟疫爆發之後，疫情的傳播和疫苗的推廣，給這些奉行社會主義理念的全球主義者們以天賜的良機，可以全面推進他們的計劃，對全球所有國家和整個人類社會發號施令、統一指揮、統一號令。
美國希爾斯代爾學院（Hillsdale College）的教授麥可·萊克騰沃（Michael Rectenwald）指出，「大重置」計劃及其願景，把人們帶到了奧維爾的《1984》那個國家權力高度集中，少數精英操控民眾的身心靈魂，個人只有服從，沒有選擇，只有背叛，沒有信任的人被異化的惡夢當中。正如聖經《創世紀》的通天塔計劃，不是天下人商定的共識，而是少數精英炮製出來的計謀，要手眼通天、自立為神。麥可·萊克騰沃是《美國學者雜誌》的首席學術官,有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的文學學士、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文學碩士和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博士學位,曾在紐約大學、杜克大學、北卡羅來納中央大學、卡內基美隆大學和凱斯西儲大學任教。
基辛格是《世界經濟論壇》的高參與坐上客，施瓦布（Klaus Schwab）告訴世界經濟論壇的參與者，他根本不用介紹基辛格，因為他們半個世紀前就在哈佛大學開始合作了，基辛格在四十年前就參與了論壇的發展。施瓦布1938年生於德國，1967年獲得瑞士弗萊堡大學（University of Fribourg）的經濟學博士，但他的公共管理碩士學位，是在哈佛大學獲得的，他在哈佛的導師，正是當時在哈佛任教的基辛格。基辛格和施瓦布，是師生的關係。施瓦布後來說，他的「達沃斯精神」，就是「哈佛精神」；他整個人生中對他的思想影響最大的3-4個人之一，就是亨利·基辛格。基辛格可以說是世界經濟論壇和大重置運動及其培養世界各國領導人的「黃埔軍校」最資深的高參和顧問。
基辛格沒有從美國的立國原則、清教徒的虔誠和敬天憫人的角度處理國家大事，而是從猶太商人的算計和利益角度對待它國的政府和人民。基辛格可能為美國爭取了許多地緣政治方面的利益，但讓美國失去了作為一個基督教國家道義上的高地，讓美國失去了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尊重和信任。基辛格從金錢、權力、和利益上維護了美國、西方、和以色列，但他同時為自己的聲名、地位和個人利益扶持了邪惡的共產主義政權。所以，人們基本上可以這樣說，基辛格背叛了撫育他的美國的思想和道德立場，損害了美國和西方世界傳統和道義上的聲譽，背叛了作為猶太人其猶太教信仰與經典中的處世哲學，在中共上層與狼共舞傷害了中國社會和普通中國人民的利益，並矢志投靠、服務及扶持了國際共產主義的最後堡壘——中共政權和世界深層政府、這兩個禍亂當今人類和世界的團伙。
（謝田博士是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的市場學教授暨約翰奧林棕櫚講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