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天前，在紐約街頭流浪了16年的「留美博士」孫衛東終於被人發現。有關他的視頻在網上傳開後，立即引發了全民關注。
孫博士的遭遇讓我想到了我曾經的一位同事，她很可能就是孫博士的同學：她也是復旦大學少年班畢業，學的也是物理。
她之所以成為我的同事，是因為她畢業分配進無錫一家國企活得不如意，中學母校領導聽說後將「召回」做教師。
她跟我同事的那幾年，先教物理後教數學。據她所在學科組的老師講，她講課節奏很快，嘩啦啦板書一黑板，在許多學生還沒有反應過來的時候，她已經把黑板檫掉講下一道題。後來，她離開了母校，聽說去了一家培訓機構教英語。現在如何，不得而知。
我每次在談到所謂的「天才」學生時，總要說到韋東奕。——我知道，在很多人的眼裡，韋東奕是個可以為國爭光的英雄，有關他的故事被人當作佳話來傳頌；我所不知道的是，在有些人的心目中，所謂科學家是否就應該像韋東奕那個樣子。
韋東奕圖源網絡
恕我庸人自擾，如果韋東奕是我的孩子，我不但驕傲不起來，而且會整日犯愁。他的吃喝，他的穿著，還有他那異乎尋常的眼神，都會讓我擔心——如果我是他父親的話。
在我看來，如果一個孩子享受不到了或享受不了常人的幸福，所謂的超常就是失常，就是病態。
年前，一位全國知名校長在國家教育宏觀政策論壇上的演講引發全網熱議。演講中的下面兩句話我聽來特別有感覺——
當下，有一件事應引起高度關注：新一輪以拔尖創新人才為旗號而引發的生源競爭與掐尖大戰大面積回潮。然而，歷史經驗不止一次的證明，用這樣的一種方式來培養傑出人才是存在巨大問題的。
似乎是為了印證這位校長的觀點，沒過幾天，孫博士流浪紐約街頭的事就在網上曝光了出來。
我想，無論是站在國家還是家庭的立場，在「留美博士」孫衛東的遭遇面前，我們都應該好好地反思這幾十年的所謂「拔尖」教育了。
筆者曾就此寫過一篇文章，現重發如下。
讓聰明的孩子「知道生命的樂趣」
數學大師丘成桐教授終年與全球最聰明的學生打交道，如何對待「尖子學生」，他的經歷和經驗對我們應該是一個啟發。
2013年6月10日，丘教授應邀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演講，在談到教育問題時，他說：「中國家長都望子成龍，卻常常沒有顧及孩子成長時，除了學業和道德的教誨外，還需要有良好的伴侶，並得到年輕人應有的樂趣。」接著，丘教授講了這樣一個令他痛心的故事：
丘教授曾收過一個才20歲的年輕博士後。如果單看讀書考試，這位博士後堪稱天才：他12歲中學畢業後就到加州理工大學讀書，三年後完成學業，便到康奈爾大學完成了博士學位。這無疑是一個讓中國家長羨慕的「贏在起跑線上」的年輕人。
「但是有一天，我在中國訪問時，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說他在家裡不停地尖叫，被警察捉到精神病院去了。」丘教授去醫院探看他時，他妹妹對丘教授說，哥哥「學業進步太快，沒有任何朋友，連父母都沒有辦法跟他交流」。過了兩年，這位學生「竟然自殺了」。
丘教授為此惋惜不已，他在講完這個故事後，懇切地「奉勸家長們，在教導小孩時，不宜操之過急；讓孩子們多交一些益友，讓他們知道生命的樂趣」。
其實，不只是家長，我們每一個搞教育的或跟教育有關的人，都應該讓孩子、尤其是那些天資聰慧的孩子「知道生命的樂趣」。當務之急，便是讓這些孩子走出大人們刻意營造的封閉孤獨的成長環境。
可是，我們又是怎麼做的呢？
為了吸引這些孩子和他們的家長，當下中國近乎所有的高中（甚至義務階段的學校）都設立了奧賽班、特色班、英才班等名號越來越嚇人的尖子班，對這些孩子進行封閉培養。與此相應和的是，幾乎所有的家長都希望自己孩子能進尖子班，因為孩子進尖子班除了自己臉上有光，更重要的是，進尖子班意味著更好的教學資源和更嚴格的訓練，以及更高的應試成績。然而，家長們忽略了最不應該忽略的一點——進尖子班意味著更大的壓力和更孤獨的成長。
我從事教育工作近40年，在不同的學校教過普通班也教過尖子班。兩相比較，一個明顯感覺是尖子班孩子的幸福指數比普通班孩子低，在我眼裡，他們就是一群「被寵壞了的苦孩子」。
家長且不說，學校是怎樣寵這些孩子的，單看招生時的承諾，以及把這些招進來後在人力物力投入上的傾斜就知道了。但無論是家長還是學校並不是無私和無條件地寵這些孩子，他們所圖的是分數，是赤裸裸的功利回報。
為了索取這一有關面子、榮譽的回報，家長和學校聯手，中學和大學合謀，想盡一切辦法掠奪性的開採這些孩子身上的寶貴資源。本來智力超常的學生完全不必像今天這樣辛苦地學習，他們學有餘力，如果師長們能把他們完成正常的學習任務之外的時間還給他們，讓他們自主地發展他們的興趣愛好，他們的生命狀態就不會像今天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壓抑。可實際情況是，他們沒有屬於自己的時間空間，他們的生命早已被格式化。
熟悉高中教育的人都應該知道，智力超常比智力正常的孩子學習更辛苦，生活更枯燥單一。他們除了要應付正常的學業考試外，還要忙於參加各學科的競賽。要競賽就要參加培訓：平時加班加點，接受本校老師的輔導；寒暑假還要到有關大學進行有組織的封閉集訓。他們幾乎沒有機會接觸社會，跟父母親友團聚的時間也少得可憐，除了刷題、考試、競賽，他們高中三年的生活近乎是空白——他們就這樣在孤獨中走過生命中的花季雨季。
然而，有些人卻把這種強化到極致的所謂「超常教育」稱之為因材施教，並以孩子奪得多少獎牌，考取怎樣的名校作宣傳的資本，來吸引更為「超常」的孩子入其彀中。但我一直懷疑，那些自稱很擅長搞「超常教育」的人其實並不懂超常之「材」，所謂「因材施教」也是南轅北轍，其結果便是資先生中/筠批評自己母校清華那樣的「得（搶）天下英才而摧毀之」。
後來看到北大汪丁丁教授撰寫的《兒童教育政治學——關於天才》的一文，我更加堅定了我的懷疑。
汪教授在文中提出了早慧孩子常有下列表徵：1.俗語所稱「不合群」，用我們今天的語言描寫，有點像自閉症；2.原創性，在任何方面，或僅限於某些方面；3.智商測驗通常高於140，或180，雖然，這一測驗至今只適合西方文化；4.多少有幾分瘋狂，這是羅馬智者塞內卡的描寫，「沒有一位天才是不沾點瘋狂的」；5.創造的激情，常因此而違反幼兒園或小學老師嚴厲監督下的行為規範。
在文章的結尾，汪教授一點也不婉約的提醒我們：「我請家長們回顧自己的孩子，是否因為表現出這些特徵而遭到打擊？這就是家庭政治和學校政治，骯髒的那種。又是否孩子並無此類早慧兒童特徵而家長非要孩子成為早慧兒童？這也是家庭政治和學校政治，也是骯髒的那種。」
丘成桐教授所提供的實例和汪丁丁教授所闡述的理論，都說明聰明的孩子更容易孤獨，更需要關愛。因此，作為師長的我們，對聰明的孩子就不能故意忽略或刻意迴避他們心智發育不平衡的事實，不能只揚其「長」而不補其「短」，不能只問他們飛得高不高，而不問他們飛得累不累。
不管出於怎麼目的，也不管有怎麼不得已的理由，我們內心裡都應該明白，把聰明的孩子集中在一起進行封閉訓練，既不科學，也不人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