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艷芳逝世二十周年，香港文化博物館原本計劃展出紀念古董巴士。該輛以梅艷芳埃及妖后為造型的巴士，已在香港多處巡行展出，但移師文化博物館前一日，主辦方竟以「收到市民投訴」為由，臨時取消在館外展出。
康文署事後回復傳媒查詢時指出，巴士停泊地點會造成觀眾聚集，容易發生意外，「綜合考慮各項因素及公眾安全風險後，決定取消相關安排。」這個說法與上述「市民投訴」頗有出入。事實上，文化博物館於去年12月至本年9月舉辦「絕代芳華.梅艷芳」專題展覽，市民對於梅艷芳古董巴士應該十分歡迎才合理。展出前一日才突然以種種「理由」取消，不禁令人懷疑，是否有什麼「不可抗力因素」在作怪，例如朱耀明牧師新近出版的回憶錄以「格子代替文字」處理黃雀行動部分？
更有趣的是，取消一事，報導的多是網媒和電子媒體，紙媒幾乎無人問津，令事件更撲朔迷離。
梅艷芳精神與香港文化
翻查資料，2017年梅迷組織芳心薈曾與康文署在尖沙咀星光花園平台及K11合辦「梅艷芳永恆時刻展覽」，當中有展板提及，多倫多、舊金山、奧克蘭三地政府均設立「梅艷芳日」，分別是10月23日、4月18日及6月23日。「梅艷芳一生創造無數演藝經典，對社會貢獻良多，今日她已成為香港精神及文化的代表，被稱為『香港的女兒』。」
七年前光明正大尖沙咀盛讚，今天閃閃縮縮沙田取消巴士展覽。文革樣板戲《紅色娘子軍》將於文化中心盛大公演，再看看這位「香港的女兒」的遭遇，是否忠實反映了2019年之後香港政治和文化的詭譎多變？
今天，香港人要擔心文化館殺館、擔心本土文化藏品如梅艷芳珍品無處容身，這不禁讓人懷緬香港文化一路走向高峰的歷程。
香港開埠，香港身份認同尚未建立，僑港者死後往往經由東華義莊的幫助，將棺木遷葬原籍。香港的華人文化，都是深圳河以北傳過來的，例如粵人愛好飲茶，茶樓文化驟然而起；香港人頗為熟悉的粵劇組織八和會館，也是源於廣州。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殖民地官員的中文名稱，也是採用清代的慣用稱謂，例如今天「政務司司長」，當時稱為Colonial Secretary，殖民政府沒有採用直譯「殖民司」，而是採用清朝時一個省級官名「承宣布政使司」，將之簡化為「布政司」。
香港文化輸出年代
換言之，當時的香港，接受外來文化幅射較多。
然而，隨著新媒體的出現，香港逐漸成為文化出口之埠。王韜在《循環日報》鼓吹變法圖強，開新風氣之先，培育了孫中山等新一代知識份子。香港電影之父黎民偉於天后銀幕街創建民新製造影畫片有限公司，奠定香港電影業基石。二次大戰前文學家傑克已開始創作粵語文學，1940年出版的、以灣仔為故事背景的《紅巾誤》小說中有以下文字：「糴左兩文米，樓下個個後生仔衰到死，叫佢賣平半斤都唔肯。」後來還拍成電影。
真正成為文化輸出大埠，是1970年代之後，粵語文化大行其道、電視撈飯的年代。
我作為這個年代的過來人，可以寫的東西實在太多。許冠傑作為歌神，人和歌都廣為人知，於此不贅。當時的粵語文化，是一條龍的生產線，例如電視劇《一劍鎮神州》，除劇集外，還會出版鄭少秋同名歌曲大碟和錄音帶，很多劇集在出街前還會出版特刊，往往火速售罄。這些以中國傳統的「俠」為主題的電視劇，學術界甚至認為大大滋潤了文革後一窮二白的中國人，有一本書是這樣寫的：「港劇幫助我們重拾傳統中一部分仍然能夠生存的人格理想，比如俠義精神、英雄主義……港劇讓無所適從的一代人重新擁有了值得固守和敬畏的事物（或者理念），在信仰危機的時代里及時地擁有了一部分替代品。」這解釋了為什麼當時遠在北京也有人唱汪明荃的《勇敢中國人》。
無線電視主辦的香港小姐空前成功，甚至改造了整整幾代人的集體回憶，以為「香港小姐」始於1973年的孫泳恩，而忘記了第一屆香港小姐其實是1946年北角麗池夜總會的李蘭。
為日本動漫配製粵語歌，是香港本土文化重要一環，小孩如我成長於這些優美詞曲之中，幾十年之後的今日仍琅琅上口。這些兒歌，演唱者粒粒巨星。例子太多，單是梅艷芳的已想到三例：《IQ博士》「靈感IQ稱得上，十分之高超，創作力量同幻想，會嚇你一跳，小雲同小吉好重要」；《千年女王》「傳說中，有個女王在世上，長長頭髮，兩眼似星光」；《電子神童》：「似一股歪風，氣象台都給嚇倒，歪風霸道，誰亦壓倒，怎可以想得到」。
自覺保留香港文化
最後一個例子，是否預示了今年的古董巴士事件？
最近有朋友說，放學時間巴士上的學童都是說普通話，香港文化岌岌可危的印象，並非空穴來風。
談過梅艷芳，想起林燕妮。我認識一位已移英的香港收藏家，他將林燕妮的藏品一併運到英國，當中包括了她生前的日記、手稿、名人如金庸、劉培基的親筆簽名贈書；而由於林燕妮曾是李小龍的大嫂，藏品中也有一些李小龍的珍品。
為免香港文化重蹈內蒙、新疆、西藏之覆轍，香港人都要自覺保留香港文化。一盒錄音帶、一本TVB劇集紀念冊，都是文化的見證。莫待無花空折枝，就東西留下，就是文化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