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軟禁中的趙紫陽與家人合影（2002年）
一年前（2005年），趙紫陽先生逝世的消息傳出的當天，擔心杜老受到過大的刺激，我就到他家看望。當時杜老夫婦已經打了電話，要去富強胡同６號弔唁。老人家行前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對我囑咐說，寫一點文字紀念紫陽吧。我默默無語，不敢接半句話。趙紫陽先生是一位對中國改革開放事業有歷史性貢獻的偉大人物，怎麼就輪到我這樣一介書生來寫紀念文字呢？
回想起來，實在是機緣巧合。我是１９７８年從黑龍江農村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的。因為下鄉已經１０年，對農村實際生活有了觀察和體驗，腦子裡也存下許多揮之不去的問題，所以凡脫離實際、教條化的理論，一概不能吸引自己的興趣。當時的大學裡，類似我這種情況的老三屆學生應該不少。其中氣味相投的，就常常聚到一起，讀喜歡讀的書，討論喜歡討論的問題。在一個跨專業的讀書小組裡，我們度過了許多難忘的時光。
沒有料到，小組的一位成員、經濟系資料室的白若冰早就認識當時的國家農委領導人杜潤生，並把我們讀書會上爭來吵去的一些話題，轉述給杜老聽。更沒有料到，杜潤生居然把我們這些「毛孩子」約到家裡交談，親自聽我們意氣風發而又難免幼稚的見解。一來二去，杜老支持這些下過鄉的大學生系統地研究農村。１９８１年夏，包括北大、北師大和人大學生在內的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到安徽滁縣地區調查，介紹信和出差經費就是國家農委提供的。
滁縣的調查報告後來被摘要刊登在一份內部簡報上。趙紫陽看了簡報，批語說這份調查報告把包產到戶後的農村問題說得一清二楚。後來還聽到傳達，他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專門談到經濟決策必須以系統的調查研究為基礎，並以農村發展組為例，要求各中央國家機關從有過下鄉經歷、又考入大學的年輕人中選出５００人來參加工作。因為趙紫陽的這個講話，我們尚未畢業就已經被「分配」——農村小組劃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業務上受杜潤生指導。
真的很感謝那個時代，基層和地方的創新變化源源不斷，而上層由實事求是路線主導，主政者思想開放，求知若渴，力求在可靠的經驗基礎上決定政策。我們這些年輕人身逢其時，在村莊田野和中南海之間來來回回，調查、訪問、整理、匯報，不經意之間就走進了一個書本上沒有的學問天地。
不知道杜老當時是怎樣考慮的，他就是堅持把一批年輕人吸收到中央農村政策制定過程里來。以我自己為例，一個非黨人士，對政治不懂也不感興趣，但從滁縣調查之後，居然參加了五個中央農村一號文件起草的全過程。有一年文件搞出來以後，各種程序都過了，杜老精心修訂文字，然後指派我和另外一位年輕人到國務院印刷廠做最後校訂。平時很調皮的我們，也知道責任重大，工作很仔細。等到文件付印，我突然想到，這份黨內文件印出來後我應該沒有資格過目！
正是那種重實際、少禁忌的氛圍，才讓我有機會見識到趙紫陽作為經濟領導人的卓越和魅力。第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還是８１年底起草第一個中央農村１號文件。當時的背景，正是農民自發創造的包產到戶從非法轉向合法、從落後邊遠地區向全國「蔓延」的關鍵時期。但是在官方政策方面，上一年中央７５號文件剛剛劃定的界限——僅僅對邊遠山區和貧困地區，「群眾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應當支持群眾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幹到戶」——究竟還要不要突破？怎樣突破？
那時，趙紫陽正在黑龍江考察，傳回來一封信，認為實際經驗表明，即使在農業機械化程度比較高的地區，農民家庭聯產承包也表現出強大的適應性和生命力，建議不再按發達、落後地區劃線，而是統一承認農民選擇責任制形式的權利。杜老向文件起草班子傳達了紫陽的意見，在新文件草稿里明確肯定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普遍合法性，並針對農民怕變的擔心，宣布新體制「長期不變」。當時，中央總書記是永遠充滿理想和激情的胡耀邦，分管農村工作的是主持過安徽農村改革的萬里。「胡、趙、萬」三位領導聯手，在鄧小平、陳雲的支持下，給農民自發創造、屢起屢背的包產到戶，舉行了一個普遍合法化的奠基禮。
從那之後，多次聽杜老轉述趙紫陽關於農村和國民經濟的意見。每年一度的農村工作會議，常常也是請紫陽講話或由他接見各省參加會議的領導。另外，也出席過幾次由趙紫陽召集的會議。說來不好意思，自己從來沒有養成做記錄的習慣，所以當時雖然聽得認真，但今天留在腦海里的只剩一個整體印象——紫陽講問題總是從實際出發，分析中肯，沒有一絲一毫「因為權位高，所以我正確」的官腔。最有啟發的地方是，紫陽的經濟思維，重點永遠是怎樣解決關鍵的實際問題、而不是爭論是非曲直。他似乎是一個把是非問題轉化為「怎麼辦」問題的高手：小是小非，不睬算了；重大原則問題嗎？不解決怎麼辦的問題，「大是」站不住，吵一萬年也對國計民生無益。
如果有機會靠近趙紫陽，你對他的風格一定會有更深的感覺。我的第一次機會是１９８４年秋，有一天突然得到通知，到中南海西門跟中央領導出差。等到中央警衛局的車子把我送上專列，才知道這次是跟趙紫陽到山西大同調查。專列剛剛啟動，警衛參謀就急忙通知到會議車廂開會——說這是趙紫陽多少年的習慣，火車一動就開會——我進去的時候，情形有點尷尬，因為總理和計委、煤炭部、鐵道部的領導已經坐定，就是我這個農口來的後生遲到了。幸好趙並不在意，示意我落座，繼續講他的話。
紫陽開始交代此次調查的意圖。主題只有一個，就是調查山西大中型鄉鎮煤礦的生產潛力。為什麼國務院總理要關心這樣一個問題？原來當時煤炭供應是國民經濟的一個「瓶頸」，而增加煤炭供給的關鍵，是增加鐵道運輸能力。如果提前完成大（同）秦（皇島）鐵路的雙線項目，晉煤外運的能力就可以大大提高，煤炭生產「以運定產」的局面就可以改觀。但是，當時國家投資的盤子就那麼大，如何籌措投資大秦鐵路的資金？趙紫陽提出了一個他的構想，就是把國家對山西煤礦的投資省一部分下來，集中於鐵路。不過這樣一來可能發生一個新的危險，就是鐵路外運能力提高了，但煤炭生產能力下降，結果顧東失西，還是不能解決問題。
在這些限制條件下，這位國務院總理開始打鄉鎮煤礦的主意。當時非國有企業、主要是鄉鎮集體企業，已經進入煤炭行業。鄉鎮企業不需要國家投資，靠贏利預期的刺激，就可以動員非國家資本搞起來。根據報告，一部分鄉鎮煤礦已經具備一定的生產規模，潛力可觀。但是因為事關重大，趙紫陽要親自去看一看。
趙一邊講他的考慮，一邊與隨行的部門首長交談討論。這件事情，對不同部門的影響明顯是不同的。鐵道可以得到追加的投資，擁護這個構想沒有問題。但是對煤炭部門，減了國家投資不算，還要對煤炭供應的後勁負責，顧慮當然不少。不過，當著總理的面，大家講的都是顧全大局的話，「部門利益」深藏不漏，話裡有話地在那裡「過招」。研究中國經濟的，不會不知道「部門所有制」這回事，但是從文本上看概念與真刀真槍「觀戰」，感受完全不同。我當時看紫陽對付這些事一點都不費力。他可不是靠總理權威，而是憑對情況的熟悉和思路的敏捷，常常你剛剛提一個頭，他就講出很多例證，把你拉回到他的思路上來。
難免也有「卡」住的地方。這時候，趙很懂得轉一個話題，輕鬆一下氣氛。比如他會看著車窗外說，這條線路從來沒有走過，回來最好安排白天走，看一看。或者提一個細節問題，讓行家有一個說行話的機會。完全沒有想到，我正聽得入神的時候，他會問「小周，你怎樣看？」——我一直做落手落腳的農村調查工作，對鄉鎮企業僅略知一二，但是如此專門而又重大的經濟問題，從來沒有碰過，怎麼答得上來？
總理看我說不出話，就像老師看見一個考砸了的學生一樣，寬容地補了一句：沒有意見？然後話鋒一轉說，那你談談你們那個改糧食體制的想法。經他這麼一提點，我才明白為什麼我會坐到總理專列上來。原來個多月前，百十位中青年聚會浙江莫干山，集中研討經濟體制的全面改革。記得會議分了六個組，分別討論宏觀穩定、價格改革、國企轉型、對外開放和農村經濟等專題。那是一個北大同學自發打出「小平，你好」旗幟的年代，人們都覺得應該對這個開始大有希望的國家盡一點力，使她變得更有希望。莫干山上，大家不分白天晚上，一連幾天吵呀吵的，終於形成幾份改革建言。
沒有人知道，趙紫陽會派他的秘書李湘魯、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張勁夫會派他的秘書孔丹，雙雙到莫干山聽會。會議的最後一個程序，是各小組代表到大會發言，匯報形成的思路，交叉提問，互相吸收意見。然後，會議通知幾位發言代表，下山到杭州向正在浙江考察工作的張勁夫匯報。因為農村經濟組的發言人是我，所以也就跟他們一行下了山。
輪到我匯報，主題是包產到戶後的農民要求更多的經濟自由，勢必與才開始醞釀全面改革的城市發生矛盾。其中牽一髮、動全身的是糧食。統購統銷體制肯定守不住，但市場化之路怎樣走得通，是棘手的挑戰。對糧食問題，我們那個農村研究組做了很長時間的研究。最早提出全盤改革統購統銷制度的是宋國青，後來跟進的包括羅小朋、高小蒙和向寧。為了驗證有關想法，曾在江西、廣東等地做過系統的調查研究，後來得到杜潤生的肯定，還選了河北一個地方做試點。基本想法，是政府對城市糧食供應的行政責任，要隨著市場改革的推進和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步減下來。政府必保的部分，靠農民上繳實物稅滿足。這部分的總量逐年減少，餘下的部分就開放市場，激勵農民增加糧食生產並提高農民收入。我們還建議政府在過渡期的供糧責任，分中央、省區兩級處理。中央政府只負責最必要的部分，其餘全部落實到省區，實行省長負責制。考慮各地情況的差異，建議給地方變通處理的權力——在商品經濟發達的地方，可以允許農民交貨幣稅，就是說，種經濟作物賺了錢的農民可以交錢到產糧地區購糧交任務，以便市場機制發揮更大的作用。
我剛剛講了一個大概，張勁夫就站了起來，一邊在會議室里轉圈走步，一邊不斷地提問題（孔丹事後告訴我們，勁夫的特點就是聽到令他興奮的意見，一定站起來邊渡步、邊發問）。我們當然聽說過這位財政部長出身的中財秘書長的思維慎密過人，但沒有料到他可以一口氣提出二、三十個非常具體和實際的問題！有意思的地方是，張勁夫發問時不怎麼看你，等到問題傾盆而出，他就站定在那裡雙目逼視，等你回答。
沒有誰可以救你的。好在我們自己對這個糧食問題吵過多日，算是下過一點功夫；也曾經向杜潤生、田紀雲等作過匯報，受過問訊和咭難。於是我結結巴巴地回應：您擔心的這些問題都重要，是否先讓省長們去對付？中央政府就是把大框子劃定，然後跟著看，肯定高明的，批評愚蠢的，也幫一把那些不能對付的，看看能不能把這條路走通。這回張勁夫沒等我說完，就大聲連說兩遍，「好，把這條路走通！」大家一起笑了起來，知道農村組的匯報算是過了關。從張勁夫那裡告別時，記得李湘魯在門口問過一句什麼時候回北京。莫不是他推薦我把糧食問題的意見直接向紫陽報告？
聽到總理問糧食體制，我總算可以講出話來了。不過還是有點緊張：他的秘書長就那樣厲害，現在他親自問，豈不是還要更加厲害？好在趙紫陽聽得輕鬆，我只匯報了幾句他就明白了大意，然後邊聽邊插問。他的問題比較好應付，因為真的不是問我，而是問他自己——你只要不做聲，他一定自問以後就自答。過一會，換一個角度又問，把剛才的結論修訂那麼一下。這樣的匯報很過癮，因為你似乎可以「看見」趙紫陽怎樣形成他的思路。
我很快發現，趙紫陽越感興趣的地方，反問就越多。這是務實的思維方式的特點了——能下手做的事情，他才有興趣；正因為真的準備要做，所以非仔細推敲不可！這與後來我遇到的好教授的風格很一致：你講的東西他不感興趣，才不會來問你。另外，反問不一定意味著不同意，而是有意要激你一下，看能不能把你想過、但沒有清楚說出來的意思「擠榨」（ｓｑｕｅｅｚｅ）出來。
那天專列上趙紫陽問的最多的，是怎樣分步、分級限定政府的供糧責任。這無疑是從統購統銷體制里走出來的關鍵。至於政府責任範圍以外的糧食供銷，我們不過原則建議「靠市場機制調節」，但怎樣一個「靠」法，究竟是不是靠的住，以及萬一靠不住怎麼辦，就付之闕如了。趙紫陽可不放過這一點。對他來說，老體制不是靠推理推掉的，新體制也不是推理推出來的。新舊之間，必須切實找到過河的船或者橋。記得他不斷問，什麼是你們講的糧食市場？一些地方是糧食銷區，另外一些是產區，產銷之間怎樣連接？出現了缺口怎麼辦？難道糧店可以掛塊牌子說「今日無米」？
眼看總理自己把問題提到了幾乎無解的高度，我心裡想這件事情大概搞不成了。是的，糧食統購統銷幾十年，哪裡有一個可以把一億多農戶與幾億城市工業人口連接起來的現成的「糧食市場」？包產到戶後糧食產量的大幅度增加，先是滿足農民自食（過去是農民自己吃不飽還要完成上繳任務），然後主要靠國家「加價增購」消化，真正的糧食市場時開時閉，規模相當有限。我們主張逐步縮小政府供糧的比例，正是為了放出一個糧食市場來。你還沒有放，從哪裡想像出一個可以有效運行的糧食市場來呢？
趙紫陽自己出難題自己解。問來問去，他看在場沒有一個人接他糧食問題的話茬，就講了一句：看來，還要搞合同制。他的意思是，國家在逐步減少糧食徵購任務以後，可以與農民簽訂糧食收購合同；而糧食的銷區與產區之間，也可以簽訂糧食購銷合同。這就是說，依託合同制來發育全國糧食市場！這實在是一個很高明的想法。因為「合同」不是強制的上繳任務，買賣雙方可以議價、定量；同時，合同又要事先定，不是完全的事後調節。其實，市場經濟的骨架就是合同，就是靠合同才得以完成驚人龐大的商品供求。這些認識今天沒有問題，可那是１９８４年！是年年底，趙紫陽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講話，宣布實行糧食合同訂購政策，正式開啟了改革糧食統購統銷的第一波衝擊。
就這樣不知不覺地，專列上的會議就結束了。工作人員告之，到了大同以後，地方上很多領導要來，趙總理就不可能再與北京來的同志多談，你就跟著看，有意見回程火車上匯報。警衛還給每人發了一枚小徽章，宣布考察期間佩帶這枚徽章，「總理看到哪裡，你們就可以跟到哪裡」。接下來的幾天（似乎是三天），趙紫陽在大同市的五個縣看鄉鎮煤礦，果然再沒有與我這個「跟班」的談話。印象是，這位總理精力過人，從早餐開始，就不斷地提問題，講想法；出門上了中巴，也是一路看、聽、問；到了考察地點，他的問題就更多也更集中。還有一點，趙紫陽深入實際非常自然，到了當年那些鄉鎮煤礦，一定堅持下井看，也是一邊走，一邊談；到達井底，就與第一線採礦工人交談幾句。他可不是做一個「視察」的樣子，而是真有問題要研究，真有想法要驗證。幾天時間裡聽趙紫陽講了那麼多話，全部談經濟，沒有一句官腔黨八股。
回來的時候，不知什麼原因，沒有白天走。離開大同的時候夜色很晚了，路上也沒有再開會。他的秘書白美清先生說，有什麼想法就寫出來。記得我回來向杜老報告趙總理關於搞糧食合同制的想法後，還真把這次「跟班」出差時的想法寫了一份。趙紫陽看完，批給了山西省長做參考。１９９６年我回國後有一次到山西，一位省領導說，我們知道你，那年趙紫陽批來一個件，就是你寫給他的信。其實我並沒有什麼重要的意見和建議，不過作為一個學經濟的，難得有此機遇親見一位真正的經濟高手，能夠把現象、問題、構想、檢驗等做渾然一體的處理，有一種經脈被打通的感覺。回想起來，情形很像一個受了教的學生，想法再幼稚，也要拿出來向老師表演一下。
大同之行回來以後，再一次面見趙紫陽是１９８５年的８－９月間。地點是中南海趙紫陽辦公的地方，時間就是一個多小時。那天集中談糧食問題，受召見的是三個年輕人，羅小朋、刁新申（這兩位９０年代後留學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經濟系，師從拉坦教授，成為農業和發展經濟方面的頂級專家）和我。背景是從１９８５年開始實行糧食合同制後，出現了新情況，主要是糧食產區的農民和地方政府，沒有動力與銷區簽定糧食合同。銷區供糧沒有合同保障，迫不得已重新給本地農民下命令多繳糧食。銷區一般是工商業比較發達的地區，農民搞糧食的機會成本很高，所以不肯就範。這樣糧食全局就擺不平。紫陽過問之前，杜老派我們到浙江等地做了調查，也做了分析，認為糧食生產並沒有出問題，但是因為８４年增發票子很猛，是通貨膨脹的預期導致產區糧農惜售。為此我們建議大幅度提高利率，認為只要通脹預期下來了，農民還是願意賣糧的。短期內，減少的糧食徵購任務加上庫存，應該可以對付局面。紫陽聽得仔細，重點推敲兩點：（１）通脹預期與農民惜售的關係；（２）徵購任務究竟守多少（記得我們算的帳是１０００億斤）。其實我們知道，糧食從來是國民經濟的「高壓線」，經濟問題與政治責任頂多只有一步之遙。當時因為糧食合同制的困難，紫陽作為第一線經濟主管已經面臨極大的壓力。但是那天的趙紫陽，還是從容自在，集中於問題本身的經濟性質和機理，半句經濟以外的話題也沒有講。
第三次直接接觸紫陽，是１９８６年春季。也是突然通知跟他去河南考察。這次的題目是橫向經濟聯繫，重點是看那些越出行政框架的經濟組織方式和聯繫形式。那次隨行的還有田紀雲副總理和國務院一些部委的領導，國家體改委還有兩位年輕人「跟班」。趙紫陽還是那個風格，思維集中於分權改革後究竟怎樣組織國民經濟。他顯然有他自己的想法——突破行政架構發展市場聯繫。但是他絕不滿足抽象的「市場」。他要尋找具體的「圖像」，這就是分下去的權究竟如何通過跨縣、跨市、跨省的「橫向聯合」把經濟活動按照非中央計劃模式再組織起來。記得那次考察也看了一些村莊，但主要還是看城市和企業。
這個題目，聯繫到一段公案。８０年代中國啟動改革的時候，走的是分權改革的路線。後來有一個批評，意思是趙熱中於行政性分權而不是經濟性分權。我認為這個批評的道理不充分，也不夠公道。從道理上講，傳統中央集權計劃體制，作為消滅私產後的一種經濟制度，最重要特徵就是以行政權約束競爭，或者可以說就是以行政權替代產權。在此體制下，行政權和經濟權一體化，想分也分不開來。分權改革是鄧小平的發明，而在當時條件下，分下去的權當然既是行政權也是經濟權。只有把高度集中的權力分下去，啟動了地方之間的經濟競爭（包括以行政權從事經濟競爭），行政與經濟權利才有機會進一步分解開來。因為經驗和邏輯都表明，正是那些重新劃定產權、相應分開政企（經）的地方，經濟表現要更勝一籌。先分權力集中、再分政企，是中國摸索出來的一條改革之路。
趙紫陽不是一個從概念出發的人。他貫徹分權方針很堅決，是要抓住那個差不多惟一可以在一個大國把計劃經濟改出來的機會。行政權和經濟權混在一起放下去，當然不會沒有行為的扭曲，當然不會沒有代價。趙紫陽並沒有閉眼不看分權改革帶來的種種問題，他一直沒有停止尋找分權改革的後續路徑。記得在很早的時候，他就提出以城市為中心的經濟區的構想（並在上海、山西安排系統的調查準備試驗），後來又開啟市管縣、計劃單列城市等體制試驗，連同提出橫向經濟聯合併親自調查研究，一以貫之的意圖，就是在分權改革的基礎上切實推進經濟體制的改革。
在河南調查期間，還有一個小插曲。記不得途中在哪個縣市，聽到河南省里的幾位領導一起勸紫陽回家鄉看看，但趙就是不答應。我開始以為是他怕驚動地方，但也注意到談這個話題的時候，趙紫陽失去了他貫有的談笑風生。後來有知情者告訴我，趙從來不回家鄉，原因是他父親似乎是當地一位開明紳士，抗戰時還支持過共產黨，不幸後來在當地的土改運動中，被亂鬥一氣後去世了。我當然無從核實領導人的家史，但不知道什麼原因，這段傳說大大增加了我這樣一個平頭百姓對趙紫陽務實傾向的理解。早就知道共產黨內部有分工，一部分人管「方向」，另外一部分人管「產量」；一部分人批批批、鬥鬥鬥，還有一部分人就不能不管國計民生。
真正的機緣巧合，使我在８０年代中有三次近距離觀察趙紫陽的機會。當有比其他老百姓多很多的認識。趙紫陽留在我心目中的，永遠是一個印象。衷心直說，這個印象里沒有一絲一毫「大官」的影子。他更像一個走經驗科學路線的大牌教授，心目中真正有興趣的事情不是權位，而是「事實和包含在事實中的邏輯」。如果有什麼特別之處，那就是紫陽平生傾心的事務，恰恰與十幾億中國人探索在新體制下擴大經濟自由、提升生活水平、增強中國在世界經濟舞台上的競爭力這樣一件事情密切相關。
（寫於2006年1月17日，改定於2006年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