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趙紫陽逝世19周年紀念日。此時正值中共執政進入荒腔走板、進退失據、危機四伏、走投無路之際，回顧趙紫陽的政治思想遺產，對中國走出困境、實現憲政轉型，應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趙紫陽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十年，獲得的基本經驗就是兩條，一條是市場經濟，一條是民主政治，二者缺一不可。依我之見，趙紫陽的遺產可以分為三大塊。除了經濟上的和政治上的，還有思想上的。
趙紫陽的經濟遺產主要表現在，改革計劃經濟，推動市場經濟。為此，趙紫陽採取了種種簡政放權的措施，全面突破了計劃經濟體系，極大激發了市場活力和創造力。這裡的簡政放權指的是減少各級政府對經濟領域的干預，全面下放權力，如把種地的自主權還給農民，把生產和銷售的自主權還給企業，把地區發展的自主權還給地方政府，把社區管理的自主權還給老百姓，等等。這些簡政放權措施，促進了中國的經濟發展。所以說，在推動農村包產到戶、城市企業改革、外貿大進大出等方面，趙紫陽是名副其實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和總工程師。不少海外學者認為，即便趙紫陽從1989年6月起就被軟禁在家，中共的經濟改革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仍然實行了一條「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路線」。
趙紫陽的政治遺產是，推動政治改革，實現中國政治現代化。趙紫陽承認，1985年以前他是一個經濟上的改革派，政治上的保守派，那時他認為，政治改革太超前是不行的。但後來他意識到，沒有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將無法深入下去（趙紫陽，《改革歷程》，p.292）。於是他在85年以後著力推動政治改革，主要包括黨政分開；權力（指的是黨權）下放；改革政府機構和幹部制度；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完善民主政治；加強法治建設。趙紫陽認為，黨政分開是政治改革的核心，是要解決共產黨凌駕於憲法、法律和國家政權之上問題的關鍵，其中有大量措施指向憲政民主（吳偉，2014年12月29日，《紐約時報》）。趙不只一次地對宗鳳鳴說，「中國不轉向民主政治，是違背世界潮流的，是違背人心的」。（宗鳳鳴，軟禁中的談話：聽趙紫陽談改革，單少傑，2019年10月16日）。
趙紫陽的思想遺產更是精彩。他在軟禁中完成大徹大悟，對一黨專制和憲政民主轉型有相當深刻的思考，在共產黨高官中，無論是健在的還是逝去的，能出其右的沒有幾個。他的那些精彩的民主轉型思想包括：1）共產黨應當主動地自覺地推動民主轉型。他說，「我們遲早要走這一條路，我們與其被動地走，不如自覺地走」。2）中共應當建立議會民主制，實行由民作主而不是為民作主的制度。議會民主制的實質是主權在民，與中共的主權在黨截然不同。3）中共應成立反對黨。「我們現在不培植反對黨，一旦垮了，國內會大亂的，這是最危險的」！（《杜導正日記：趙紫陽還說過什麼》，第233-234頁）。4）建立現代化政治制度要採取漸進式改革方式。趙紫陽並不認為中國可以一步就跨越到現代化政治制度，而是要經過「一個較長的過渡時期」。
自由亞洲電台2015年5月18日刊出陳奎德對張博樹的訪談節目「趙紫陽是中共的最後救贖。」陳奎德認為，趙紫陽是中共自新自救的最後一把鑰匙，中共要在歷史審判台上獲得某種自救，獲得非毀滅式的轉型，必須仰賴趙紫陽這一道義符號。但是9年的時間過去了，我們沒有看到任何跡像顯示，習近平要借用趙紫陽的正資產，挽救他的黨於崩潰之頹勢。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趙紫陽的道路，是唯一可以救習和中共的路。
可以肯定，趙紫陽的遺產一定會在中國未來轉型時發揮重大作用，也許這個「未來」說來就來了。不管何時能來，趙紫陽的名字和他遺留給華夏的豐厚遺產都會永世長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