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桂鳳跟譚鑫培合演《宋江殺惜》。田自負演技高超，在扮閻婆惜表演前半段「坐樓」時，她極力賣弄，即興編排，使扮演宋江的譚鑫培手忙腳亂，難以應付，狼狽異常。譚央求田說：「念咱們二十年交情，給我留點面子吧！」田說：「誰人不知道我們兩人的交情，還留什麼面子？」譚只得任她擺布。戲演到「殺惜」了，譚振作精神，做出比平時多得多的身段，淋漓盡致地進行表演，就是不把閻婆惜殺死。扮演閻婆惜的田桂鳳被晾在一旁，沒有戲唱，十分難堪，想下台卻又下不了台。田只好向譚求饒：「你早點殺了我吧！」台下觀眾大笑。
1952年8月，湖南大學評定教師的薪水等級，最高為六級。著名文字學家楊樹達是其中之一，有人甚至認為，以楊老先生的學術造詣，較之其他評為六級的教授，還應再高一級才好，但楊本人卻覺得不必再高了。後來，當聽說譚丕模和楊榮國兩人也是六級時，楊樹達大為不滿，說：譚丕模連《中蘇條約》極淺之文字都看不通，亦評為六級，余提議應減少一等。平心而論，余評級最高，決不為少，但與白字先生楊榮國、讀不通譚丕模同為六級，則認為是一種侮辱也。
反右時，嘉山縣某單位僅僅因為差一個名額未能完成上級下達的右派指標。曾希聖親臨該縣視察指導工作，該單位領導向他匯報敵情時信誓旦旦道：「該抓的都抓了，實在沒有右派了。」曾希聖拍案而起說：「這不就是右派言論嗎？」該領導於是只好乖乖地將自己劃為右派。
1947年初，徐鑄成拒絕政府投資10個億控制《文匯報》。當著陳立夫、宣鐵吾、潘公展等人的面，徐鑄成說：《文匯報》是我用墨汁餵大的，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政治性投資。話談到最後，上海警備司令宣鐵吾對徐鑄成說：「佩服佩服。今天這個場面，你能頂下來，真不容易。我宣鐵吾對不起你，曾封了你七天門；今後，你再怎麼罵，我要是再動手，就不是人養的。」
1970年代，中國進入聯合國的時候，派出了以鄧小平、喬冠華帶隊的赴美代表團。當時什麼都安排好了，突然發現去聯合國不能用人民幣，得用美元。中央於是緊急下令全國所有銀行將美元收集起來，共找出38000元，成了當時赴聯合國的唯一活動經費，以至於代表團住進了美國的豪華酒店，卻連服務生的小費也給不起。
1923年，年僅23歲的吳國楨轉往普林斯頓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面試時，教務長看著一臉孩子氣的吳國楨說：「年輕人，你還沒有成熟。」吳回答說：「先生，依照年齡來判斷一個人是否成熟，本身就是一種不成熟。」教務長聞聽，立刻改變主意，錄取了吳國楨。
王芸生從1941年到1949年主持《大公報》筆政。八年中，他為了堅持言論獨立，多次碰蔣，蔣介石請他兼軍委會參議，送來聘書和薪水，被他退回，完全不給面子。1947年，中統特務抓了《大公報》記者唐振常，他給上海市長吳國楨去電話說：「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報！」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學校長及省監學等職，有一年中學生畢業考試，省府派李為主試委員，李認真測試，遭到學生怨恨。有天夜裡，學生多人，手持棍棒啞鈴，把李宗吾拖出，痛打一頓，臨走罵道：「你這狗東西，還主不主張嚴格考試？」李被人扶起，大聲說：「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第二天裹傷上堂，繼續考試，學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試。
1930年初夏，洗星海在巴黎打工。一天傍晚，老闆開恩准他提前下班，洗星海就直奔馬德里大街的巴黎音樂院。他常常在音樂院大門口徘徊傾聽院牆內的弦歌琴音。這一天，洗星海照例在大門口盤桓時，忽然看見一個中國青年從裡面走出來，洗星海不顧一切地走上前去，不管對方聽不聽，就做了一番自我陳述。此人正好是馬思聰，馬對眼前這位「南國簫手」也早有耳聞，但沒想到洗星海如此窮困潦倒，馬答應引洗星海去見他的導師奧別多菲爾，洗星海自此圓了自己的音樂夢。
在延安，蕭軍曾為王實味仗義執言，與丁玲等人舌戰到深夜。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老年的蕭軍仍然愛打抱不平。一次朋友父子受街上流氓欺負，被打得頭破血流。蕭軍知道後，怒不可遏，帶了兩個小伙子，找到流氓家門，連續叫罵，要流氓滾出來見個高低。打人者像縮頭烏龜不敢出來，老朋友也從此再沒受到欺負。蕭軍說：對於流氓，就要比流氓更流氓，才能制服他們。
國民黨元老于右任，任監察院長多年，寫得一手好書法。有一天，他見機關院內有隨地便溺的現象，便用宣紙寫了「不可隨處小便」六個大字，命人貼在院內。於書法天下聞名，寸墨千金，多少人求而不得。貼通告的人捨不得貼在牆上，於是偷偷拿回家去，裁成六小塊，經過拼湊，重新組合字的順序，裝裱一新，掛在廳堂，曰：「小處不可隨便」，頓時成為名聯。
2021-0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