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隨著中共的危機加深，各種為中共攪渾水的說法越來越多。其中，最邪惡的一種說法是：中共是掌了權的中國人，中國人是沒掌權的中共！這種說法的要害在於，將中共的邪惡與中國人的劣根性混為一談，它所產生的惡劣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危害性：
1、它混淆了"中共"這個政治概念與"中國人"這個民族概念的區別。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中國共產黨"是現代政黨，因而它是一個政治概念；而"中國人"則是一個具有歷史文化內涵的民族概念，"中國人"的母本是"中國"，"中國"最早見於《禮記•中庸》："洋溢乎中國"，《漢書》："統天下，理中國"等記載。因之，"中國"是一個古老的歷史概念，"中國人"就是包含著這個歷史內涵的民族概念。顯然，"中共"與"中國人"之間在邏輯上是不能劃等號的，說"中共是掌了權的中國人，中國人是沒有掌權的中共"，是張冠李戴的生拉胡扯。
2、它顛倒了制度與人性的因果關係。制度與人性的關係最容易搞混，它們之間具有確定的因果鏈，有什麼樣的制度，就會培育出什麼樣的人性。因為人是社會環境的產物，這個"環境"主要是以各種制度為基本骨架，傳統文化只是附著其上的藤蔓，而自然環境對人性的影響遠遠小於社會環境。說到底，人性是制度的"烙印"，當下中國人的人性，是當下社會制度塑造的，而中國人的民族性，則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中大約400多個王朝的各種制度的教化，經過漫長歲月的沉澱和累積疊加而成的。因此，中國人的劣根性，則是歷史上的各朝惡制和當下暴政合力型塑的產物。制度是因，人性是果，而不能倒果為因，不能說"有什麼樣的民族就有什麼樣的制度"，更不能胡謅"是中國人造就了中國共產黨"！
3、它抹殺了不同周期的轉型目標的差別。華夏之變，面臨著多重維度的轉型目標：改變制度(推翻中共)，是短周期目標；改造人性(民族性批判)，則是長周期目標。因此，將兩種周期的轉型目標混為一談，把民族劣根性與中共制度之惡攪拌在一起，不僅增加了中共存續的歷史合理性和依據，而且大大沖淡了推翻中共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4、它掩蓋了中共"暗渡陳倉"的戰略企圖。所謂"暗渡陳倉"，是指中共企圖以捆綁民眾為掩護，混進民眾中隱身潛藏，將自己和民眾混合成一個整體，從而將民眾塑化成替中共護身的戰略盾牌，實現其躲避清算的逃生目的。滑稽可笑的是，中共的本性是反人民的，但人民卻成了中共的護身符。中共一直強調"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人民的選擇"，而實際上這是中共的彌天大謊。在1949年，從召開政協會議、中央政府成立、到政務院召開的各次會議，中共建政的全部過程，沒有一個環節有民眾參與，沒有一個代表是由民眾投票選舉產生的，民眾完全被隔離在政治事務之外，連傍觀者都不是。因此，中共說"中國人民選擇了共產黨"，就是強姦犯霸凌被強暴者的無恥邏輯！
由此可見，將"中共"和"中國人"作捆綁，是一劑蠱惑人心的迷魂湯。現在中共最希望人們把它和"中國人"綁在一起，和"中國人民"綁在一起，和"中華民族"綁在一起，因為這種捆綁不僅給了中共存續下去的歷史合法性，而且給滅共事業製造了一個無法克服的荒誕矛盾一一剿滅中共的同時，是否也要連帶剷除中國人？如果中國人無法剷除，中共也就有了永續下去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