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3日霧霾籠罩的新加坡商務區
台北—
新加坡舉足輕重的國際金融地位，近年來吸引了許多外資企業爭相湧入，但近期有評論指出，中國企業的進駐也讓獅城的非法活動增加。
對此，有專家指出，「洗星籍」凸顯星國的監管措施出現問題，但也有觀察人士認為，這是有人刻意用有色眼光看待中國投資。
就在中國過年假期步入尾聲之際，綜合媒體消息及中國旅遊業巨擘攜程集團數據，中國和新加坡於2月9日相互開放免簽入境30日之後，星國過年期間來自中國旅客的訂單量比去年同比增長超過960%，顯示新加坡旅遊業正因這項新政而受惠。
攜程集團旗下Trip.com在新加坡的營銷總監王艾德(Edmund Ong，音譯)就對中國官媒新華社表示，他認為這項計劃簡化了中國遊客來新加坡旅遊的入境程序，不僅能為旅客帶來獨特的旅行體驗，也為新加坡和中國帶來更多文化交流。
除了積極吸引中國觀光客，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新加坡近年來也吸引了許多中國企業爭相前往。不過，觀察人士指出，新加坡可能因此付出一些代價。
星國近期出現數起與中國有關非法活動
網路新聞媒體《亞洲前哨報》(Asia Sentinel)本月發布一篇名為「新加坡開始為『中國杜鵑事件』付出代價」(Singapore Begins To Pay The Price for『China Cuckooing』)的評論文章，作者王安迪(Andy Wong Ming Jun，音譯)指出，隨著中國和尤其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地緣政治競爭變得愈來愈波濤洶湧，新加坡在接受中國企業上雖然看似有其經濟實用主義，但實際上卻變得令人頭痛。
王安迪舉例說明，星國近期內發生的三起爭議事件均與中國有關，像是TikTok的行政總裁周受資(Chew Shou Zi)1月31日在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公聽會上就對網路兒童性剝削問題、以及他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接受議員質詢。
此外，星國媒體《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2月4日報導，中國最大的電子菸公司之一的員工去年底向《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舉報，指控其僱主和同事涉及不法行徑，而這些指控與新加坡一家位於里峇峇利(River Valley)的公司有關，他們稱這家中國電子菸公司利用這家位於星國的公司，來協助將電子菸非法運送到一些禁止電子菸的市場。
新加坡還在去年8月破獲一宗史上最大金額的洗錢案，涉及金額約20億美元，最終被拘捕的10名嫌疑犯原籍全為福建。
王安迪認為，這三起事件凸顯了所謂「中國杜鵑事件」，也就是中國企業轉籍星國的行為，宛如像是杜鵑鳥把蛋下到別的鳥巢、讓其他鳥類代為孵蛋的做法一樣，而這已經造成星國的外交和聲譽後果。
對此，長期觀察中國外交及經濟事務的德國非營利組織「Mapping China」共同創辦人安達彩(Aya Adachi)說，她同意王安迪的看法，並指出新加坡為了成為全球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近年來更改法規允許客戶將大筆資金存放在當地，但這卻同時給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機。
國際金融中心遭染黑？
安達彩告訴美國之音：「新加坡監管環境的變化導致當地出現更多跟中國有關的非法活動，但這顯然不是新加坡政府最初的意圖。新加坡於2020年引入了一種新的投資基金公司結構'可變資本公司'(VCC)，這項法規的改變吸引了將資產註冊在開曼群島和盧森堡等低稅收司法管轄區的基金經理人和家族辦公室，這是新加坡試圖吸引更多國際金融的政策，也是維持新加坡在區域中具競爭力的原因之一。」
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研究與政策專家馬蒂尼(Maira Martini)先前曾對英國《金融時報》分析指出，「可變資本公司」的風險在於它「像黑盒子一樣運作」，並且對於「貪腐和其他犯罪分子來說，可能非常有吸引力」。
不過，新加坡前總檢察長、新加坡管理大學(SMU)李光前客座教授溫長明(Walter Woon)相當不認同王安迪的觀點，他對美國之音表示：「當然會有一些人以新加坡為基地(進行犯罪活動)，但並不限於華人，就像瑞士等任何其他金融中心一樣會出現一些(詐騙)的團體，即使美國也有詐騙分子以其作為基地。作者首先在此強化了某種刻板印象，即華人之間存在某種種族團結，還呈現了《亞洲前哨報》的反新加坡偏見。」
新加坡政府曾於去年3月對《亞洲前哨報》一篇名為「新加坡殺雞儆猴」(Singapore kills a Chicken to Scare the Monkeys)的文章發出更正指示，認為文中包含評論新加坡執法不力、以及指稱新加坡總理李顯龍(Lee Hsien Loong)弟弟李顯揚(Lee Hsien Yang)和妻子林學芬(Lee Suet Fern)被迫離開新加坡，是因為跟李顯龍作對等訊息不實。《亞洲前哨報》隨後依照星國政府指示，在文章中附上更正通知，但仍堅持其立場，未撤下報導。
「洗星籍」帶來的艱巨挑戰
在此之前，《金融時報》曾於2022年11月刊登報導指出，當年有逾500家中國企業悄悄將總部遷往新加坡或在星國註冊，以規避美中緊張加劇所造成的地緣政治風險和印度市場上的反中情緒，包括時裝零售商Shein、電動車製造商蔚來汽車，以及IT服務供應商開域集團(Cue)等。《金融時報》並將這種做法稱為「洗星籍」(Singapore-washing)。
不過，《亞洲前哨報》指出，新加坡政府可能已察覺協助中國企業將其業務營運和背景「去中國化」，恐會帶來潛在的負面聲譽風險。
對此，「Mapping China」共同創辦人、長期研究中國外交及經濟事務的獨立研究員安達彩認為，雖然不只新加坡，全球其他國家在引入中資時也經常間接造成不法情事，但在星國大舉向全球金融企業和人才招手的政策、以及美中激烈競爭之下，「洗星籍」確實讓星國疲於奔命阻擋來自中國的犯罪行為。
安達彩說：「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新加坡政府必須採取更嚴格的措施，以防止這些非法中國活動不再發生，但可能與維護自由及較不複雜的監管(金融)環境相衝突。另一方面，美中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以及當局於2020年調整法規，導致許多中國企業紛紛進駐星國，使得新加坡必須監管獲設立的數量龐大的實體，這對星國當局來說可能是一個艱巨的挑戰。」
但新加坡太平洋經濟合作委員會主席陳企業(Tan Khee Giap)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達了捍衛自家政府政策的立場，並認為「洗星籍」說法是刻意用有色眼光看待在星國投資的中企，因為新加坡吸引的外資來自世界各地，不只包含中國。
陳企業告訴美國之音：「歐美的跨國公司都到新加坡來，可是為什麼人家不說歐美，或者日本、韓國區域總部，設在新加坡是『洗星籍』，就只針對中國？因為中國可能是政治體系、價值觀跟歐美不一樣。其實哪怕是中國的公司，如果犯法我們也是會處理的，你看，英國的霸菱銀行在這裡倒閉了，我們也處理得很好。」
星國未來是否需調整政策？
陳企業還說，新加坡的法規體系相對其他國家透明，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也維護了星國的核心利益，過度放大來自中國的非法活動恐失焦，因此他認為相對金融開放的政策應繼續維持。陳企業同時以星國2005年不顧國內強烈反對聲音，大膽押注發展觀光博弈為例，來說明獅城的政策靈活且具遠見。
陳企業說：「我們新加坡有2個國際賭場，(當時)有這麼多人說不行，你的犯罪(率)會提高。結果十多年了，我們的犯罪率越來越低，非法貸款也受到控制。所以一個正確的公共政策，它帶來的利益是多方面的，我們要以新加坡的核心利益，作為公共政策考量的最終目的。」
但安達彩認為，新加坡實際上已經注意到部分監管措施出現漏洞，只是為維持政治中立形象，不願公開指稱來自中國的非法活動激增，這代表獅城在未來有調整監管政策的空間，以維持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安達彩說：「(新加坡)政府必須採取更嚴格的監管措施來避免某些(非法)活動發生，因為目前其聲譽已經受到損害。我認為他們需要仔細評估哪些領域需要加強監控和監管限制，以及如何改善或維持聲譽或環境，以吸引(更多)跨國公司(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