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過年結束了，雖然有些地方還在等待最後元宵節的歡樂，但是，在一個分外冷清的長假過後，幾乎沒有人對新年抱著更多希望。似乎比經濟大蕭條來得更早，中國社會陷入了普遍的抑鬱，而且這種相同的抑鬱（Depression），也在政治領域從基層向北京蔓延。
政治衰敗初現
例如，千年老梗的大齡青年回鄉遇到的逼婚問題，在今年過年幾乎絕跡，中國家庭對城市生活的艱辛第一次形成了普遍共識；更多的中年人都在忙於照料患病的老人，他們當中有的是新冠疫苗併發症的犧牲品，有的是中國社會最短板的養老護理匱乏的受害者，無論什麼原因都集中在過年假期爆發，返鄉探親變成了探病；而酒桌小聚的人們，各個階層，很少例外，都在痛陳各級吏治的敗壞，無所忌憚地發出咒罵；當假日結束，前往海南的旅遊者滯留在空港和海港，重溫了疫情期間在海南被迫隔離的困境，也呼應了節前在兩湖高速路上陷入風雪的人們。
中國人民正在承受的這些，都是三年新冠期間「動態清零」的遺產。他們面對的2024，不僅是經濟大蕭條的降臨，還是政治衰敗的開始。而這一切，早在2022年的11月底，就由那些上海烏魯木齊路和北京亮馬橋邊的年輕人喊了出來。他們大概是最早感受到深深沮喪—Depression的群體。
如果說一年之前中國人民多少還抱著復甦的憧憬，那麼，目睹了整整一年的內外鬥爭，人民幾乎一致地發現管理層的無能，如同當下的時髦話語——世界的背後原來是個草台班子，儘是一些無能之輩占據高位，浪費了一年的時間，也耗盡了人民最後一點希望和儲蓄。於是，在後疫情時代的第二年之初，當人民開始以窮游和節儉的方式渡過過年假期，北京政治中心也與人民一起陷入了躺平。
這是一種政治衰敗。弗朗西斯.福山在八年前出版的專著，他的《政治秩序根源》的第二卷《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指出了21世紀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自由民主政權所面臨的政治衰敗問題。其振聾發聵的程度，不僅在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得到了印證，還自我實現地預言了川普上台後美國政治的衰敗。或許因此之故，福山在中國再度成為紅人，這本巨著出版當年（2015年）他到北京與王岐山做了一次交流。儘管當時的世界可能並沒有真正意識到這次交流的歷史意義，當時包括他在內、以及貝淡寧（Daniel A. Bell）之類的吹鼓手們都把中國的所謂賢能民主看作既是區別於自由民主、又是可能抵禦政治衰敗的另類道路。
北京躺平與思想解放
然而，幾乎反諷的，當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初的武漢隔離倉里有人在臥讀福山的這本著作之時，一場顯見的政治衰敗就已經隨著「動態清零」開始了。以至於直到今天，中國人民仍未走出動態清零的打擊，而政治生活也陷入了停滯，原定去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三中全會」至今仍未召開。如果考慮到早早確定3月初即將召開的「兩會」，那麼在剩下不足兩周的時間裡，黨中央的全會窗口正在關閉。
這是再明顯不過的政治衰敗，意味著：面對前所未有的內外交困，一方面是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脫鉤進程難以逆轉，另一方面是國內經濟面臨大蕭條、人民信心喪失，中國的領導人為了防止1962年1-2月的「七千人大會」的歷史重演，其實只是擔心「三中全會」上出現超出「絕對安全」或者「絕對忠誠」的任何一點點批評，而任何一點批評都可能意味著對過去十年路線的根本否定，這恰是 中共領導人刻下難以承受之輕。
問題在於，即使無限拖延三中全會，例如拖到「兩會之後」或者更可能的——以躺平姿態假裝什麼都沒有發生，繼續照常舉行「兩會」，照常舉行政治局會議而推遲到2024年秋天預定的「四中全會」日子召開「三中全會」，那就意味著2024年的一年裡所有政治生活都將陷入虛無和停滯，堪稱北京躺平。這或許是繼「北京摺疊」之後，中國政治生活出現的最新荒誕卻是非虛構的政治景觀。
事實上，過去幾年，從年輕人不堪生活重壓和政治抑鬱後紛紛選擇躺平、拒絕奮鬥、減少消費後，企業家們在面對「翻燒餅」式的政策折騰也選擇躺平歇業、停止投資，基層官員們則疲於應付形式主義和「自我革命」式的無休止清洗，從年初以來紛紛消極怠工、放飛自我。一方面，各個黨政單位、國企和學校，眼見的人人變得木訥僵化，沒有領導意志絕不敢越雷池半步，猶如沒有穿白色防護服的防疫人員一般，已經成為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龐大累贅，也就是1970年代末、80年代初蘇聯勃涅日列夫僵化體制的再現。
這正是過年過後湖南、深圳福建等地官員開始鼓吹「解放思想」的背景。此解放思想已經不是1980年代初的「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本來意義，只是針對幹部官員們的僵化躺平所做的鼓動。畢竟，他們了解這些幹部們私底下面目的豐富多彩。例如去年以來中國官場和國企最流行的便是「摜蛋」的紙牌遊戲，幾乎所有官員都成為了孫政才式的「摜蛋」迷，還有許多中層精英開始熱衷換妻、SM等性遊戲，各種遊戲風潮之盛仿佛1970年代初社會覺醒的重現。
「新四人幫」
當然，在社會躺平、北京躺平的同時，還是有一小撮投機官員努力扮演著氣氛組的角色。除了那些站出來號召解放思想的地方大員之外，北京躺平圈裡赫然浮現出一個「新四人幫」的結構。那就是一張網傳老照片透露出來的秘密。
那張大約攝於1990年代的合影，除其中核心人物外，其餘四人當時皆名不見經傳、出身和學歷平平，其後政績和才幹也遠遠不夠所謂「賢能」標準，但在今天皆列中共二十大政治局常委之尊，一個黨內暗藏、無人敢置喙的小團伙至此大白於天下。他們如同東漢末年「十常侍」的存在本身，將福山的政治衰敗，雖然是非民主體制的政治衰敗，演繹出來。
而在中共歷史上，上一次「四人幫」的出現也是中國政治最為衰敗的時期，即文革後期毛的力量下降，當他在蘇聯壓力下被迫調整對外路線、對美緩和的同時，不得不讓曾經被他打倒的革命戰友重新出山收拾局面，也在此種情形下以江青為中心扶持了一個年輕的「四人幫」毛派小集團，後者只有吹鼓手之力，繼續拖延著中美間的緩和進程，企圖繼續革命。
但今天中共政治高層「新四人幫」的出現及其意義，而非表面的所謂「三人組」，占據高位，卻無對等力量集團可牽制，所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掌握幾乎所有重要權力和政策，如同全鬥煥政變成功後重用的「一心會」骨幹。或者說，中共很大程度上已經被一個私人團體把持，共和國也因此淪為類似普京領導下的西羅維基集團控制的私人國家。
「新四人幫」的無能和私慾膨脹，當然要為 中共領導人所面臨的信息孤島負責，也須為中共黨內其他派系尤其是團派的悲慘命運、為外交內政的混亂無能、為經濟的蕭條和人民福祉的下降負責。不過，尚可慶幸的，他們好歹還是從儒家官僚集團當中產生出來的，而非克格勃與官僚主體的隔離，也不像上一代「四人幫」那般激進；雖然自身無能，卻還能從經歷了大規模、無限次清洗後的專業官僚中選擇一些勝任的倖存專業官僚繼續治理這個國家，例如最新任命的證監會主席。而後者的價值，以及類似專業官僚群體的存在本身，或許就是「三中全會」難產的根源。畢竟，他們不可能人人都是馮道。
無論如何，中共政治的衰敗已經呈現，哀嘆無力回天的不僅是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還有北京躺平的諸多權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