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關於俄羅斯反對派領導人阿列克謝·納瓦爾尼的紀錄片《納瓦爾尼》(Navalny)後，一位中國女商人給我發消息說，「任志強就是中國的納瓦爾尼。」她說的是那位因批評領導人習近平而被判處18年徒刑的退休房地產大亨。
在納瓦爾尼於本月不幸去世後，一位住在柏林的年輕異見人士在X上發帖稱，「李老師是最接近中國納瓦爾尼的人。」他指的是一位被稱為「李老師」的反叛網絡紅人，他利用社交媒體分享有關中國抗議活動的信息，現在已經在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還有其他人：2017年在政府看管下去世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以及因顛覆罪被判入獄14年、正在服刑的法律學者許志永。
可悲的事實是，中國並沒有類似納瓦爾尼的人，因為中國沒有反對黨，因此也就沒有反對派領袖。
並不是因為沒有這方面的嘗試。許多勇敢的中國人挺身而出，反抗世界上最強大的威權政府。自2000年以來，非營利人道主義組織「對話」記錄了中國48699名政治犯的案件，其中7371人目前在押。他們在中國公眾中的知名度都不如納瓦爾尼在俄羅斯的知名度。
2010年，奧斯陸舉行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展示了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的影像，他於2017年在政府看管下去世。
在普京總統領導下，俄羅斯極度不容忍異見。普京把批評自己的人關進監獄，甚至追捕流亡人士。而在中國，像納瓦爾尼這樣的高知名度人物是不可能存在的。早在進入公眾視野之前，他們就已經遭到封口和監禁。
「你能想像中國允許著名政治犯像納瓦爾尼那樣，通過各種直接和間接的方式持續接觸公眾輿論嗎？」已退休的紐約大學法學教授孔傑榮(Jerome Cohen)在X上寫道。
這就是中國異見者群體在悲痛和震驚中看到納瓦爾尼去世消息時的想法。他的死亡是個悲劇，他的人生是英勇的。但令他們難以消化的是，納瓦爾尼能在監獄裡寄出數百封手寫信件這件事。人們給他寫信，只需每頁支付40美分，還可以收到他回信的掃描件。網上還發布了他最後一次出庭時身在柵欄後面的視頻。
「儘管條件越來越惡劣，包括多次遭到單獨監禁，」我的同事安東·特羅亞諾夫斯基寫道，「他仍然在社交媒體上出現，而他流亡的團隊成員繼續發表對俄羅斯上層腐敗的調查。」
這些在中國都是不可能的。大多數中國政治犯的名字在網上都受到審查。一旦被捕，就再也不會有他們的消息。沒有人可以去探望他們，只有直系親屬和律師除外，而他們的探訪也得不到保證。中國的政治犯不能與外界聯繫，只能在獄中自生自滅，即使正面臨健康問題的困擾——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就是在政府看管下因晚期肝癌逝世的。
任志強，2013年。這位退休的房地產大亨因批評習近平被判處18年監禁。
有人把退休的房地產大亨任志強稱為「中國的納瓦爾尼」。他可能一度是中國政治犯中最受公眾關注的人物。他也曾經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社交媒體博主之一，擁有近3800萬粉絲。2016年，在他批評習近平宣布中國所有新聞媒體都必須為黨服務之後，他的微博帳號被刪除。
去年，當我向一個年輕的中國人提起他時，那個人茫然地看了我一眼。任志強被封口時，這個年輕人只有15歲，根本不知道他是誰。
我從2010年就認識任志強了。但自他於2020年3月被捕以來，我就再也沒有同他直接聯繫。他的朋友們也沒有。我們都對他的獄中生活缺乏第一手的了解。
就在被捕前幾天，任志強告訴我，由於懷疑有前列腺癌，他已經定了要去做活檢。幾個月來，我從與他家人有聯繫的人那裡聽說，他的前列腺疾病沒有得到適當的治療，他每天晚上要起床十幾次上廁所。我不能聯繫他的家人，因為接受外國媒體採訪可能會給他們帶來麻煩。
高智晟是一名人權律師，在獄中被關押多年，遭受酷刑，隨後在2017年失蹤。從那以後，家人再也沒有聽到過他的消息。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甚至沒有人知道他是否還活著。如今，很少有中國人知道他的名字。
2022年，活動人士在中國駐洛杉磯領事館前集會，要求釋放人權律師高智晟。
「他們的失蹤是一種常態，」2012年曾幫助律師陳光誠在美國尋求庇護的活動人士郭玉閃曾經寫道。「（他們）被體制趕殺，被主流社會排斥與提防，被民間遺忘，」郭玉閃寫道。「而且往往反抗越徹底，失蹤地也越徹底。」
郭玉閃是在2013年，也就是習近平執政的第一年，為一個向政治犯家屬提供經濟援助的組織寫下這些文字的。這樣的項目在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可想像。郭玉閃本人在2015年被關押近一年後獲釋，自此從公眾視野中消失。
在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這樣一個受到嚴密控制的社會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擁有納瓦爾尼那樣的影響力。共產黨最害怕的就是可能挑戰其統治的組織和個人。正因如此，它不喜歡宗教團體或非政府組織。它害怕那些它認為擁有對黨構成威脅的經濟實力和組織能力的企業家。
它撲滅任何可能發展為燎原之勢的星火。
現在，它似乎又盯上了李老師，一個用貓做頭像的網紅。李穎是一名畫家，在2022年將自己的Twitter帳戶變成了個人新聞中心，向中國公眾通報他們從受到嚴格審查的媒體和網際網路上得不到的新聞。本周，他敦促他在中國的關注者取消關注，因為警方對他們中的一些人進行了訊問。一天之內，他的關注者人數從160萬減少到140萬。
去年，住在米蘭的李穎告訴我，他正在為自己可能被謀殺做心理準備。
俄羅斯一直在向中國學習如何在社交媒體時代對其人民施加控制。自兩年前入侵烏克蘭以來，俄羅斯封鎖了除YouTube以外的大多數主要西方平台。最著名的反對派人物納瓦爾尼去世後，其他反對派領導人可能很難像他那樣在全國範圍內吸引追隨者，他們大多流亡海外。
無論面對何種不同形式的威權主義，俄羅斯和中國的政治犯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那就是他們的國家並非註定如此，終會變得正常、民主和自由。
他們都是納瓦爾尼。
納瓦爾尼在明知會被捕的情況下仍選擇返回俄羅斯。正在獄中服刑14年的法律學者許志永也做出了類似的選擇。
去年在一個國會委員會展示在獄中的學者許志永和人權律師丁家喜的照片。 ALEX WONG/GETTY IMAGES
2013年，他在文章中寫道，在家庭和監獄之間，他選擇了後者。這對他來說是一個痛苦的選擇，但他覺得自己不能不做出這個決定。他說，2017年出獄後，他準備再次回去。
「在想，很多年，在獄中和在外面，哪個對我的祖國更有價值，」他在2020年1月1日寫道。
一個月後，他再次被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