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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李洪林:我的「理論工作者」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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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很欣賞這篇調查報告,因為那上面寫的都是他也親自看到的。我們回到北京以後,田把調查材料交上去了。我很高興,能讓毛直接看到這些第一手材料。誰知我又錯了。毛澤東看了調查報告以後大怒。田家英把毛的責備獨自承擔了,從而使我躲過一劫。但我的思想卻開始彷徨了,說實話倒是「犯錯誤」,究竟怎樣才算政治正確呢?換句話說,黨的政治究竟是什麼?要怎樣才能跟得上,怎樣才能不犯錯誤呢?

論述,仍然謹守馬克思主義的窠臼,可見它沒有什麼創見。

創見雖然沒有,這本書倒有三點新鮮之處:一是把毛澤東還原為人,直呼其名。二是介紹所選文章的寫作背景和所引發的明爭暗鬥。三是選了文化大革命前我寫的兩篇黨氣熏人的文章,以反省自己曾為毛的路線塗脂抹粉並曾充當黨棍蠻不講理批判別人的劣跡。

按照中國傳統,對人直呼其名為不敬,必須「避諱」。皇帝的名字尤其神聖,被稱為「聖諱」。這種傳統到了當代中國,多少有點變化,名字不必忌諱了,但身份的尊卑等級仍然照舊。毛澤東的名字只在「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選集》這兩個詞組中以樸素的形式出現。除此之外,再沒有誰敢於直呼其名,而只能以「毛主席」或「主席」稱之。實在不得已時也必須加上「同志」,以表尊敬。

一九八四年我編撰《理論風雲》時,打破了這種陳規,書中提到毛的地方,一律直呼其名。當然,對其他人也都一視同仁。為此,我在書的首頁特別印了一個「作者說明」:」書中人名,除引文外,不再加『同志』字樣。」

我不知道此前在國內是否有人在公開出版物中對毛直呼其名。不過我這是第一次在自己的著作中以直呼其名的方式,把他還原成「人」。直呼其名,只是破除迷信當中一個微小的步驟,還不曾涉及實質。《理論風雲》中有些文章的矛頭是直接指向毛澤東的,這應該是它遭到查禁的真正原因。

提出「現代迷信」

一九七八年春,我寫了一篇《科學和迷信》寄給人民日報,文章是批毛的。社長胡績偉和副總編王若水主張發表,但當時的總編輯不贊成,這篇文章就退給我了。正好,這一年夏天,文化大革命中停刊的《中國青年》雜誌準備復刊,找我約稿,我就把它改寫成《破除迷信,掌握科學》給了他們。文章批判了對毛澤東的迷信,我把它叫「現代迷信」。胡耀邦很欣賞這篇文章,要《中國青年》雜誌作為「本刊特約評論員」的文章發表了。

當時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很惱火,但又抓不住文章的辮子,所以就找些別的理由,什麼「沒有突出華主席」呀,等等,把這一期《中國青年》給查禁了。但這期雜誌已經發行了很多,還有人把它拆開,一頁一頁貼到「西單牆」,所以「現代迷信」就成為流行詞彙之一了。

這一期《中國青年》出版之後,不記得是哪一天了,忽然有一個身材矮小,十分瘦弱的青年人到中國歷史博物館來找我。他是從雲南來的,剛從監獄裡放出來,並給我看他的兩隻手腕。

天哪!他的兩個手腕整整一圈沒有完整的皮膚,因為在獄中長期戴著收得很緊的手銬,勒得手腕子整個潰爛了!潰爛治好之後,皮膚再也不能復生,就落下像手鐲一樣可怕的傷疤。說它像手鐲,因為是環形的,但那面積比手鐲還大。

我摸著他那沒有知覺的傷疤,問他為什麼被折磨成這樣。他告訴我:是「現行反革命罪」,因為他「攻擊毛主席」。

我又問他,現在怎麼又放出來呢?

他手裡拿著一本《中國青年》復刊號,告訴我說,他的「罪行」和《中國青年》上那篇「評論員文章」的觀點一樣。他在獄中讀到這篇文章,就據理申訴,他的罪名果然被推翻了,人也就放出來了。他一放出來就到北京找《中國青年》雜誌表示感謝,並要求見見文章作者。雜誌編輯部告訴他,那篇文章是我寫的,所以就找到歷史博物館來了。

可惜我當時實在是太忙了,沒能和他多談談心,他也還有別的事情,又匆匆走了。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他,不知他瘦弱的身體現在可健壯些?

多麼好的青年,居然被摧殘成這樣!

領袖和人民——誰應當忠於誰?

一九四三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做出決定:毛澤東有「最後決定權」。這是中共正式建立黨內獨裁體制的開始。一九四九年中共打下「天下」之後,毛澤東又正式登基「坐」了「天下」,成為全國人民的皇帝。和這種專制皇權主義相適應,忠君的道德標準又借屍還魂,逐漸流行起來。

到了文化大革命,林彪一個「五一八」講話,就正式確立了這個標準:誰要反對毛澤東,就「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於是一個「忠於毛主席」的狂熱一下子淹沒了整個中國。評論一個人,首要的優缺點是他是否「忠於毛主席」。隨便一個什麼舉動或話語,只要被認為「反對毛主席」便立刻成為「現行反革命」,可以判刑直至死罪。文化大革命中,不知有多少無辜者犧牲在這把屠刀之下。

一九七九年一月,理論工作務虛會給我提供了一個暢所欲言的機會,我在會上做了一個長篇發言,題目是《領袖和人民》,直言不諱地全面批判了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以及當時正在時興的對華國鋒的個人迷信。我著重批判了風行全國十幾年的最高價值標準「忠於毛主席」,並且針對這個腐朽道德標準提出一個新的標準:「不是人民應當忠於領袖,而是領袖必須忠於人民。」這個發言當時通過會議《簡報》發往各省,在黨內引起強烈共鳴。當時遼寧省委正在任仲夷主持下討論張志新是否平反的問題,雙方爭持不下。主張平反的人用務虛會的《簡報》做根據說:「李洪林這個發言,比張志新厲害多了。如果張志新不能平反,那麼李洪林就該槍斃;如果李洪林的發言是正確的,張志新就必須平反。」當時理論工作務虛會的影響極大,威信很高,一時成為全國思想解放的策源地。在這期簡報的支持下,張志新案件果然平反了。這是《中國婦女》雜誌編輯部從遼寧組稿回來後告訴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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