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農民就像麥子一樣，太普通了，割了就割了，長了就長了
第一集：人類最大饑荒的起源
2013年，作家依娃在美國出版了口述史《尋找大饑荒倖存者》。她在為這本書搜集1958年至1962年大饑荒的「口述史」時，從母親那裡聽到了自己的家族的悲慘遭遇，
「你妹妹怎麼死的？」（依娃問）
「餓死了嘛！這個娃叫佛黛，是在岷縣生的。我弟弟叫祥娃。他是餓死的，他的胳膊就這麼粗，他走路向前走兩步，往後退兩步，後來他生病了，妹妹和弟弟都死了。我們嚇得不敢晚上在家裡睡覺。」
難以接受的遺忘
對依娃來說，這項口述史的意義是一種紀念，
「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下接）這麼多人的一場大饑荒，沒有任何的紀念形式，沒有一個紀念館，沒有一個紀念碑，沒有一個紀念日。這個作為一個普通人，我是不能接受的。」
對這場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大饑荒，中國政府不但沒有紀念活動，對外發布的官方記載對這場大饑荒的描述與解釋也都模糊不清。
人民教育出版社發行的高中歷史教科書，對這段歷史的敘述是，
「那時候，自然災害嚴重，蘇聯政府又背信棄義地撕毀兩國經濟技術合作協議。這一切造成國民經濟自1959年至1961年的嚴重困難。」
但若把這段文字放在真實的大饑荒歷史中，卻倍顯謬誤。
到底餓死了多少人？
中共官方對大饑荒認定的時間是1959年至1961年，但研究大饑荒的中外學者普遍認為，大饑荒延續的時間不止三年。
美國學者阿仕頓（Basil Ashton）和美國華裔學者文貫中認為是1958至1961年，中國學者楊繼繩和荷蘭學者馮客（Frank Dikötter）則認可是1958至1962年。
而教科書上所謂的三年「嚴重困難」，實際上是指數以千萬計的人口不正常死亡。中國政府至今不肯透露真實的死亡人數，但中外學者依據各種官方檔案，估計大饑荒時期餓死的人數是1500萬至4000萬。史學家楊繼繩在有關大饑荒的專著《墓碑》中指出，餓死的人數達3600萬，這相當於今天加拿大全國的人口。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宋永毅教授以中共官方的原始檔案為依據，認同3000萬的數字，
「就是四川到61年為止，大概就有1200萬人非正常死亡。（下接）再說當時的信陽事件，有名有姓餓死的是100多萬人，而整個河南是200多萬人。你想想，兩個省就差不多是1400多萬人了。」
研究者一般認為，這一慘絕人寰的大饑荒，真正的原因並非中共官方強調的自然災害，而是人禍。這場人禍的起源卻早在中國共產黨建政初期就奠定了。
饑荒早就開始了
1950年代初開始，為了彌補朝鮮戰爭帶來的物資匱乏，同時為了支持國家導向的重工業發展，中國政府在全國農村推行以「統購統銷」為標誌的戰時經濟體制。這種體制以「農業合作化」為手段，對農民進行高額徵購，農民的糧食全部上繳，只能吃國家發還的返銷糧。
在實際中，這種高徵購是以暴力向農民搶奪糧食。宋永毅認為，此時的毛澤東、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已經把對糧食的爭奪等同於一場戰爭。
這種做法在1953年冬，就導致四川、山東、甘肅等省形成嚴重的饑荒，餓死人的數量不斷上升。這些地區恰好也是1958至1962年大饑荒時期饑荒最嚴重的地區。
但中國政府發起的這場「糧食戰爭」，並沒有因局部饑荒而停止，而是一直延續，直到1958年發生全國範圍的大饑荒。
「大戰」陰影下的糧食戰爭
宋永毅認為，大饑荒發生在1958年，首要原因還是中共最高領導層對世界局勢的過激判斷，
「我覺得第一個是毛澤東的戰爭思維，毛澤東在1958年的時候認為，世界大戰會在十年之內打起來。他就採取一系列措施，在全國搞軍事共產主義。」
在世界冷戰格局的陰影下，毛澤東在1950年代曾多次談及第三次世界大戰。受戰爭思維的驅使，毛澤東提出了「超英趕美」的口號。
1958年5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全會，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提出了「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目的就是在經濟上儘快趕超英美等毛澤東視為敵國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央政府由此發動了「工農業生產大躍進」，同時在全國農村推行「人民公社制度」。
但正是這幾個違反經濟規律和現實的政策疊加起來，把中國的農村和農民進一步推向了深淵。
第二集：餓殍遍野
在大躍進的指揮棒下，農村虛報糧食的現象非常嚴重。各地報告的糧食產量從畝產千斤，到畝產萬斤，最高數字是畝產12萬斤。當年有一個聞名全國的口號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荒誕的糧食報告
異議人士賈一群在各省收集了數百位大饑荒倖存者的口述視頻。其中，四川省眉山縣廣濟鄉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大饑荒倖存在2002年回憶說，
「主要就是刮共產風、搞大躍進，不講事實。如果你是個幹部、隊長，逼著你要完成多少。完不成，你就要挨打，下你的職。所以就搞假，每畝只產了三、四百斤，對外宣稱畝產上萬斤。」
荒誕離奇的糧食報告成為了政府從農民手中徵購糧食的依據，在原有高額徵購的基礎上，進一步惡化了對農民糧食的搶奪。
四川省眉山縣廣濟鄉另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大饑荒倖存者在2002年回憶說，
「當幹部的要升官，要做好表面工作，就是這樣搞成的。你上報產多少，那就按照你紙面上的來決定交多少糧。」
與此同時，農業生產本身也出現了問題。農村共產主義運動研究者、原四川省中學教師顏智華認為，
「就是生產技術上的瞎指揮，比如搞密植、搞大兵團作戰，搞少種高產多收，導致1959年糧食大減產，但這種情況下，政府仍然是高徵購。政府高徵購之後，農民就沒有剩下糧食了。」
「農民把糧食藏了起來」
但災難性的決策並沒有就此止步。在高徵購下，農民被剝削殆盡，交不出糧食，但被大躍進沖昏頭腦的高層領導卻不相信這是事實。毛澤東在1959年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是農民把糧食藏了起來。於是，中共中央在全國開展「反瞞產」運動，逼迫農民交出所謂「瞞產私分」的糧食。
顏智華指出，「反瞞產」運動非常野蠻、殘酷，
「就是捆、綁、吊、打和批鬥，甚至當場打死人。這個殘酷性，並不亞於土改鬥地主。很多基層幹部和社員，就是在反瞞產運動中被打死的。」
四川省自貢市五寶鎮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大饑荒倖存者在2002年回憶說，
「那個地方打人厲害得很！打人的是縣委書記，打區委書記，區委書記又一路打下來。（為什麼打你們呢？為什麼打老百姓呢？）任務完不成嘛。」
糧食戰爭的打手
在這場「糧食戰爭」中，執行這些殘酷任務的便是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合併了原有的農業合作社，大小相當於一個鄉。在組織上，它具備了從稅收到治安等地方政府的所有功能，並被當地黨組織全面控制。
中共中央還下達指令，在人民公社推行準軍事化管理體制。在各省收集了300多位大饑荒倖存者口述視頻的賈一群，對此深有體會，
「整個的農村就變成一個大軍營，大的集中營，男女是分開的，丈夫和妻子沒有住在一起，男的住在男營，他們的管理單位都叫營和連等軍事單位。」
顏智華則認為，人民公社並沒有真正的軍事化特徵，而是一種類似於勞改農場的監獄制度，
「它限制、剝奪人身自由，剝奪財產。人民公社制度就是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剝奪了農民的生產資料，也就是耕地之後，進一步剝奪了農民的生活資料。」
從敞開吃到沒飯吃
農民變得一無所有，被驅趕著參加集體勞動，還必須到公共食堂吃飯。公共食堂最初是讓農民敞開肚皮吃的，
四川省自貢市五寶鎮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大饑荒倖存者在2002年接受採訪時，還能回憶起當年頌揚「公共食堂」的歌謠，
「吃飯喲不要錢。鄉裡面有了共產黨，那裡的人民喲吃飯，就是那個不要錢。嘿，吃飯不要錢。」
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楊大利認為，這種任由吃喝的公共食堂是造成大饑荒的關鍵原因，
「公共食堂的這個體制，讓大家在一起吃喝，才開始的時候，不太計較，說我們糧食太多了，就猛吃猛喝吧。所以這種情況下，比較短的時間裡，糧食的消費就大幅度增加。」
持類似觀點的美國三一學院教授文貫中等人找到的數據表明，1958年一些農村地區在三個月、甚至更短時間裡，消費了正常時期6個月的糧食需求量。
農村糧食庫存很快耗盡，又無返銷糧補充。1958年冬，秋收後僅兩個月，農村地區就出現了饑荒，餓死人的現象四處蔓延。四川省當時是重災區，
四川省眉山縣廣濟鄉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大饑荒倖存者在2002年回憶說，
「我們附近，曾經達到一天抬3、4個人出去。他們那些屋裡的老人，走著走著就倒了。」
2013年，顏智華採訪到大饑荒倖存者，原四川省涪陵縣永安公社白雲大隊6隊原隊長何國勝。他說，
「1958年公社化之前，大隊有人口230人，（1961年夏）撤銷伙食團的時候，只剩下97個人（餓死133人）。」
人吃人
出於求生的本能，絕望的農民開始吃草根、啃樹皮，甚至吃一種並非食物的白善泥（觀音土）。
顏智華2014年訪問到一位大饑荒倖存者，原四川省銅梁縣躍進人民公社西郭管區1隊的龍太良。他還能回憶起白善泥的「滋味」，
「（我們）去挖些麻頭（植物麻的根）來吃，還有棕樹子，哪樣沒有吃過？黃泥巴也吃過，黃泥巴吃了拉不出來。（你是吃的黃泥巴，還是白善泥？）應該是白泥巴。」
白善泥口感細膩，給人帶來飽腹感，卻無法消化、排泄困難，很多饑民被這種所謂的「食物」脹死。與此同時，很多地區發生了人與人相食的慘劇。
作家依娃認為，根據現有的研究，全國範圍內人吃人的事例數以萬計。在饑荒重災區，村村均有人相食。
四川省樂山市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大饑荒倖存者在2002年回憶說，
「（畫外音：餓得人吃人嗎？）就是有那種餓昏的，就被煮著來吃了。還事先把水燒著，還沒有死的，就弄起來吃了（就是還沒有死，就剁著來吃了？）（她當時把誰煮著來吃了）她就是把自己家孩子煮著來吃了。」
餓殍遍野的故鄉已經不是故鄉，逃亡「似乎」才是生路。
第三集：逃無可逃
大饑荒在當時是全國的現象，但各省各地又有差別。作家依娃母親的家鄉甘肅的饑荒就比鄰省陝西嚴重得多。為了保留家族的血脈，依娃的外婆以赴死的決心帶著依娃的母親和舅舅逃到了陝西，
「在甘肅那邊的路是不平的，那個翻山越嶺不是我們所想像的，我去的時候，那個路就是一本書那麼寬，那要掉下去也是沒有命的。而且我的外婆是一個小腳，我的外婆真的是要下多大的決心，要把這兩個孩子帶出來，讓他們活下來。」
無處可逃
多數逃荒者都沒有依娃的外婆那樣幸運。1958年開始實行的戶籍制度，使農民向外遷徙變成非法。隨著逃荒饑民增多，中央政府又在1959年初下令嚴禁農民外流，各地政府出動民兵圍堵通往外鄉的路口。
大饑荒口述史收集者賈一群記載了當時的情況，
「被抓到以後，除了暴打，還有不給飯吃的種種懲罰。即使有個別逃出了村莊，來到了碼頭、車站，也要查你的證件、查你的票。如果發現是盲流，也要立即交給收容站，然後遣送給原籍。」
唯一的生路被切斷，這意味著，農民甚至沒有逃生權，只有在家裡等死。
無路可退的饑民被迫揭竿而起，以血肉之軀爭取最後一絲生的希望。根據楊繼繩在《墓碑》裡的記載，從1958年到1962年的每一年都有眾多因饑荒發生的農民騷亂或暴動。但這些事件很快被強權的槍桿子鎮壓。
向深淵狂奔的「列車」
在這場政府對農民發動的「糧食戰爭」中，農民處於絕對的弱勢，而他們所面對的極權政府，在最高領導的裹挾之下，已經失去了糾錯機制，正如脫軌的列車向深淵奔去。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宋永毅教授宋永毅指出，由於反右運動，政府的錯誤決策無法被及時糾正，
「1957年沒有反右的話，58年的慘劇發生的機率就要小很多。57年的反右把幾百萬敢講話的黨內幹部和知識分子全部打下去了。」
反右運動最常被人提起的一件事情是，1959年夏，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因為向毛澤東指出大躍進中的浮誇風和左傾錯誤，被打成反黨集團首領，斷送了政治前程。
安徽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大饑荒倖存者在2001年回憶說，當時基層幹部的情況也相似，
「那時候誰敢講話，講錯一個字就被打成右派！（畫外音：餓死那麼多人，也沒人敢說？）哎！（也沒人敢統計，死了多少人？）誰能統計是誰？一般幹部都被打成右派！說你日記上有說不好的地方，查出來之後，就給你記錄一塊，最後送到勞改營。」
在反右與大饑荒的雙重夾擊之下，1957年至1961年，被關押在甘肅省酒泉市夾邊溝勞教農場的三千名「右派分子」大部分被餓死，是為「夾邊溝慘案」。
反右運動與大躍進互相推動，背後潛藏著一條政治激進主義的線索。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楊大利用這條線索來解釋「公共食堂」對大饑荒的作用，
「我認為『公共食堂』是當時大躍進過程中激進主義的一種代表。但有些地方的官員特別特別的激進，總想比別人做得更極端一些，比如把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要做得多一些。有些地方的損失就特別特別的慘重。」
依娃母親的家鄉甘肅省當時就深受激進主義之害，與鄰省陝西判然有別。依娃認為，這也是當時甘肅和陝西饑荒程度不同的重要原因，
「當時，陝西省的省委書記張德生，他不是一個非常左的人，他人比較厚道（下接）比起甘肅的張仲良，工作作風要踏實很多。如果他是很左的話，即便有糧食，農民也會餓死很多。」
象麥子一樣卑賤
大饑荒中被餓死的絕大多數是農民。當時，中國人口中農村人口的比例超過80%。憲法（1954年憲法）也清楚地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但農民在這個政權中的地位卻並沒有得到承認。
宋永毅認為中國共產黨歷來自視為一個工人階級的黨，
「按照中共的革命理論，長期以來，它就把農民放在對立面。要利用的時候，是它的基本群眾，但是，和它發生衝突的時候，又是它教育和改造的對象。所以，這個意識形態就決定了，它不可能代表農民。」
農民不但被教育、被改造，更被剝奪。中國共產黨從早期的解放區開始，就基於戰爭的需要對農民進行殘酷的掠奪。1949年之後，中共政府又繼續向農民超額索取工業化的原始積累。
農村共產主義運動研究者顏智華認為，這是由國情決定的，
「除了向農民要，還向誰要呢？沒有對象了。農業人口占90%啊！」
依娃對此感嘆說，
「中國的農民就像麥子一樣，太普通了，割了就割了，長了就長了，我覺得他們那種地位是最卑微、最卑賤的。死了就死了，死了幾千萬人，根本就不算什麼。」
不放手的極權
直接導致大饑荒的大躍進和公共食堂等制度，直到1961年才相繼中止。但全國性的大饑荒直到1962年才逐步結束。
此後的六十年，中國政府一直對大饑荒的真相遮遮掩掩。楊繼繩2012年在美國《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認為，對大饑荒的徹底曝光可能有損一個抓著毛澤東政治遺產不放的執政黨的合法性。這個遺產就是一個極權主義的共產主義體制。
這個判斷在7年後的今天，似乎並不過時。中國政府正試圖貫徹以高科技為特徵的極權主義：社會受到全面監控，異議的聲音也被空前打壓。中國在美中貿易戰中進退失據，國內媒體上卻鮮少對政府的批評和問責聲。在大饑荒中，因為缺少監督和制約而陷入瘋狂的政治格局似乎又重回中國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