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這次毛左狀告莫言事件，在網絡引起轟動。幾乎所有自由知識分子，或稍有良知和正義感的人都站在莫言一邊，紛紛指責毛左，譴責造成這種現象的社會環境。
但後來劇情出現反轉。有人挖出莫言吹毛捧習的視頻和講話，事情變得複雜詭異。原來莫言本人也是毛左！大水沖了龍王廟，原告和被告都是一家子。
許多人開始掉頭就罵莫言。其實事情並非那麼簡單。只能說是人性之複雜，中國知識分子之複雜，的確讓人難於想像。
莫言是否真的反共？任何一個讀過莫言小說、散文或其他文章的人都不難作出判斷。他那幾個著名的長篇，《生死疲勞》、《豐乳肥臀》、《酒國》、《蛙》等等，內容涉及土改、反右、大躍進、文革及計劃生育等歷次政治運動。其對黑暗極權制度的批判、揭露、鞭笞，全面、形象生動而深刻。至今很少有中國作家能超越他。
他有些回憶文章寫到大饑荒時農村的慘狀，寫他的親身經歷和感受，寫飢餓的痛苦。他寫到在小學時因為貧窮，全班男孩赤條條一絲不掛，嚇哭了新來的女老師。也寫到在學校里實在餓得不行了，與同學們偷吃灶房的媒塊。等等。這些描寫都很直裸，毫不掩飾，用事實說話。就只差沒有寫人相食了。
那麼他是不是毛粉？下面是真正的毛左張宏良在讀了莫言的文章《毛主席老那天》後對莫言的批判：
當今中國象莫言這樣極端仇恨毛主席的文人雖然有一些，但是象莫言這樣把仇恨表達得壯如此淋漓盡致的，卻並不多見。他在《主席老的那天》中寫到：「原來我想，自己不過是個草民，誰當官我也是為民，毛主席死了與我有什麼關係？現在我不這樣想了。現在我想，毛主席的死與我大有關係。不但與我有關係，甚至與我家的牛有關係。毛主席不死，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就不大可能改變，階級鬥爭不可能取消，如果有文學，也不會是現在這樣子的文學，而那樣子的文學我是不會寫的，如果毛主席活到現在，我肯定不會當上所謂的『作家』。毛主席不死，人民公社決不會解散，人民公社不解散，社員家就不會自己養牛。所以說，如果毛主席活著，就不可能有我家那頭牛」。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莫言為什麼會對毛主席如此仇恨，這種仇恨又是從哪裡來的？
應該說，莫言是個思想深刻、聰明睿智的作家。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對是非黑白善惡，他不可能認識不到。如果連這種認知能力都沒有，他就不可能寫出思想那麼深刻、如此厚重的文學作品。
莫言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時說，「我認為講真話是一個作家寶貴的素質。如果一個作家不講真話，就勢必要講假話。」
莫言類似的講話，還可以找到很多。
毫無疑問，莫言是個明白人。
同樣明白的中國作家很多。但能寫出莫言那樣作品的人不多。這取決於作家個人的良知和道德勇氣。當然要求所有作家都做到這樣很難。
他寫出那些優秀作品的年代，是中國政治相對寬鬆的江、胡時代。在當時的環境下，他的確有勇氣有膽量，筆走龍蛇，文思泉湧，寫出了堪與諾貝爾文學獎匹配的作品。
但莫言畢竟是個體制內的作家。他始終沒有忘記這一點。
改革開放以後，中共給了知識分子相當優厚的待遇，知名作家與中共體制內官員一樣成為利益群體。在這方面，連西方知識分子都自嘆不如。
可以想像，這對小時候窮得連褲子都穿不上的莫言和莫言們會是多麼大的誘惑。他們拿著高工資，享受特權和福利，錦衣玉食，遊山玩水，日子過得極其滋潤。他們每月的工資，約等於普通農民20多年的社保金（養老金）。
許多知識分子已經對體制形成依賴，與體制是一種依附關係。而有些知識分子更加看重的是象徵權力和身份地位的特權。許多人口口聲聲反特權，而一旦享有特權，就不出聲了。
平心而論，莫言本身還算比較自律，對名利，對權力比較看淡。莫言即使離開體制，在經濟上應該也能夠自立。他的某些行為方式，說的違心話應該主要是基於政治安全的考量。別看他寫得如此大膽，現實中的他膽小如鼠。
2009年在法蘭克福書展期間，莫言因異見作家貝嶺和戴晴出席而選擇退場。
2012年作家出版社為紀念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邀請百名作家抄寫該「講話」，莫言欣然參加。而有些作家如王安憶、閆連科等卻能潔身自好，藉口拒絕。
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聰明過人的莫言已經聞出了不祥的氣息。
習近平在2014年10月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有一段講話，被普遍認為是在不點名的批判莫言。習近平說：
「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醜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惡不辨、以丑為美，過度渲染社會陰暗面；有的搜奇獵艷、一味媚俗、低級趣味，把作品當作追逐利益的「搖錢樹」，當作感官刺激的「搖頭丸」；有的胡編亂寫、粗製濫造、牽強附會，製造了一些文化「垃圾」。」
莫言本人更是聽得心驚肉跳，不寒而慄。他知道，嚴冬已經到來了。
這並非牽強附會。在此之前，毛左們對莫言的攻擊謾罵就一直未停止過。批判莫言的罪名與習近平說的基本也差不多。
就在這次座談會的分組討論會上，莫言在發言中開始肉麻吹捧習近平：「習總書記關於文藝的談話能夠讓很多文藝工作者感覺到：讀到會心處想拍案而起，有心領神會之感，感覺到很多我們心裡還沒來得及說的話，就被他用非常精闢的話語概括出來了。我想，這都是因為他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一個博覽群書的人，一個具有很高的藝術鑑賞力的人，是一個內行。習總書記是我們的讀者，也是我們的朋友，當然也是我們思想的指引者。」
這已經不再是以前的莫言了。
這其實是一種農民式的奸狡和見風使舵。說白了就是想方設法尋求自保。這有錯嗎？沒有錯。求生是人的本能。然而，他已從道德高台上跌下。已不再是讀者心目中那個有良知的，情操高尚的作家。
事情其實也還沒有那麼糟糕。他不那樣做，至少在目前還不會有殺身之禍，不至坐牢。但如果風向變了，文革再現，他那點表現完全無濟於事，該怎樣就會怎樣。不光是他，許多人都將在劫難逃。國家民族也難逃一劫。
選擇沉默，是每一個作家都能守住的底線。越過這條底線，就卑鄙了。
莫言性格軟弱，出於自保，還是可以理解的。而文藝界有些大腕，如大導演張藝謀、陳凱歌，為了名利，完全背棄了曾經的原則立場，出買了靈魂與良知，拍出了歌頌專制，美化戰爭的令人作嘔的爛片。他們已經站在了文明的對立面。
二
現在看來，這次毛左狀告莫言是一出鬧劇。但並不表示事情會就此結束。
在整個事件中，雖然有許多人都在網絡上支持、聲援莫言，然而來自國內作家的聲音幾乎沒有。這是很可悲的。畢竟，國內作家們更應該關心此事，這是保護莫言的權益，同時也是保護全體中國作家們，包括他們自己的權益。中國有陣容強大的作家群體，有遍布全國的作家協會，面臨這樣重大的事，國內作家們居然可以裝聾作啞，若無其事。想想真令人心寒齒冷！
幸虧有個李承鵬先生出來，寫了篇犀利潑辣、嘻笑怒罵的雄文，為中國作家挽回一點面子，不至集體蒙羞。
聯想起三年前武漢封城期間，中國之大，只有女作家方方一人敢於拿起筆來，記錄下疫情的真實現實，記錄疫情中的人性，民眾的悽苦。方方為此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但能站出來支持方方，為民眾發聲的作家少之又少。而在疫情封控更慘烈，時間更長的上海，號稱作家實力最強的文化之都上海，更無一個作家是男兒。
好像後來網絡出現過一篇冒名作家陳村的短文，陳村羞答答的出來闢謠，像躲避愛滋病那樣撇清關係，對文中談及的實質問題隻字不提。
在這場歷時三年多的大災難中，中國作家和知識分子們整體失去判斷力，失去尋找真相的勇氣。這麼說吧，甚至不如一個在窗口敲鑼的街道婦女。
由此上溯，中共建政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中國作家、中國知識分子的表現和作為，都令人面紅耳赤，無地自容！
例如反胡風運動。幾乎所有文藝界的名人都參與了對胡風的批判。有些名字現在說出來都讓人難於接受。郭沫若、周揚就不用說了。就連老舍、冰心、茅盾、曹禺、馮友蘭、錢偉長、王若望、王元化、丁玲、秦少陽、李希凡等人都參與其中，都寫了措辭激烈的批判文章，對胡風口誅筆伐，落井下石。
在其後不久的反右鬥爭中，又將反胡風那一幕重演了一次。不過，這一次名單有了變化，許多上一次的整人者如今成為批判對象。一樣的口誅筆伐，一樣的落井下石，一樣的狗血！
到了文革，就是一鍋端了。幾乎所有上述人等，無論是鬥人者還是被鬥者，都被鬥得一塌糊塗，其中許多人沒有挺過來，或自殺，或被殺，或致殘。總之幾乎無一倖免！
可以預期，如果現在開一場莫言的批判會，慷慨激昂、義憤填膺發言的作家，絕不會比當年反胡風、反右時少。
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
從文革算起，五十多年過去了。中國知識分子站起來了嗎？進步了嗎？覺醒了嗎？從這次起訴莫言事件看，中國知識分子不但沒有覺醒，反而更麻木了。
知識分子是國家民族的精英，是民族的靈魂。知識分子的脊樑斷了，民族的靈魂沒有了，中國何去何從？
中國知識分子變成這樣，當然與他們所處政治環境有關。一次次的政治運動，長期的洗腦，越來越嚴密的管控，的確讓他們壓力山大，無所適從。
歷經元、明、清以來的文字獄和各種思想清剿，中國知識分子傳統上即缺乏獨立人格意識。這導致中國知識分子變得懦弱，骨頭太軟，在強權面前只知服從，唯唯諾諾。
但也不能否認中國知識分子貪圖功利的一面。他們過分追求名利。有些人為追名逐利而喪失良知。如果不是為了名利，有些話他們本可不說；有些事也本可不做。至少在目前，還沒有人因沉默而治罪。
這也是問題的本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