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變成『使喚丫頭拿鑰匙，當家不做主』的局面是黨魁獨裁、中共走向滅亡的必然。」「越是要通過極權挽救這個『黨』，中共亡得就越快。」「習只能在持續不斷地清洗和加大的敵對勢力中惡性循環，開啟了中共的自毀模式。」對於中共通過「修法」削權國務院的做法，專家們如是說。
在對於此次中共兩會上總理記者會被取消的議論餘音尚存之時，又傳出李強將不會在本月下旬在北京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與全球CEO們會面。該論壇自2000年以來，每年都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是全球CEO們和中共政策制定者討論外國投資的機會。而中共國務院總理與外國企業代表們交流是該論壇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
「消息是否屬實還有待觀察，但能有此種消息傳出，說明要麼李強想『躺平』，要麼是習不讓他參加，不能讓總理代替了黨魁的『親自指揮，親自部署』。而把總理變成『使喚丫頭拿鑰匙，當家不做主』的局面是黨魁獨裁、中共走向滅亡的必然。」獨立撰稿人諸葛明陽分析說。
習當局對國務院開刀的最大動作是修訂實施了42年未變的《國務院組織法》，進一步將權力從國務院轉移到黨中央的手中，確保「政府」聽「黨」的。修訂案明確規定要「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
大會現場記者發現，當兩會對該法進行表決時，習近平搶先去按表決器，李強就愣在那裡冷眼看習近平，其表情可謂五味雜陳。
原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教授李元華分析指出，習近平的這種攬權，把國務院的一切權力都集中在自己手裡，看似保證了他的權利安全，但他越集權，中共體制內的人就越不能有所作為，而這部專制機器的良性運轉的動力就越不存在。
他說：「所以習越集權，就越加速中共的滅亡；或者說中共越是要滅亡，要想所謂的挽救中共的滅亡，習就必然要更加集權，這是一個相互促進，最後導致中共徹底滅亡的一個必經之路。」
雖然國務院是中共的，但其辦公地點在中南海里與中共中央的辦公地點是分開的。中共中央在南院，國務院在北院，兩院之間還有一條警戒線相隔。
公開資料顯示，自1949年中共建政到1954年，中共國務院的前身為「政務院」。而政務院的法律地位是「中央政府領導下」的「國家政務的最高執行機關」，所以政務院本身不是中央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一個組成機構。1954年，中共國務院成立，被中共憲法定義為「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共最高行政機關」，獲得了相對獨立於中共中央的某種存在價值。
「雖然這幾年習近平在不斷地削弱『北院』的權利，但直到李克強任總理時期，國務院的獨立性還是有的。」諸葛明陽說，「但次《國務院組織法》的修訂，使『北院』連形式上的獨立性也失去了。這個形式上的中央政府，其實質上又回到了政務院的角色，使習近平成了黨、政、軍大權獨攬的唯一人物，甚至超過了毛澤東。」
時政評論員唐靖遠也認為，現在的國務院實質上成了政務院，「此次習近平借兩會把國務院又變成了實質上的政務院，是對89年之後鄧小平經濟開放路線的徹底放棄。」
中共黨魁對國務院「奪權」是漸進式的。這些年他成立了多個經濟、外交、軍事等方面的工作小組，把本屬於國務院的工作和職權握在了自己手裡。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網絡安全和資訊化領導小組、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等。其中，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以前多由總理擔任，現在由習近平親自兼任。另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席也由習近平擔任。習不斷走向極權的初衷，是想要保黨保權，同時也成就他所謂『男兒』的功績，包括在他的執政期拿下台灣。但這種做法恰恰適得其反，反而大大加速了中共的衰亡和解體。所以外界稱其為解體中共的「總加速師」。
習近平越專權，對中共及其本人的風險就越大。唐靖遠對此分析說，習的高度集權使其不得不廢棄鄧小平路線。「鄧的經濟開放路線的本質就是放權，最起碼是在經濟領域的放權，才有了部分市場經濟的寬鬆與活力。但鄧的跛腳鴨式改革帶來的惡果，就是政治體制不改革，只會造就政商結合的利益共同體，形成事實上的隱形權力割據。習近平要想保黨，必然就是大幅集權。其結果必然走向國進民退，大幅打壓民營經濟，使原本畸形發展的經濟在高增長的浪潮褪去之後，讓所有人都看到了中國經濟在裸泳的底牌。換句話說，習近平親手摧毀了中共近40年來的經濟發展。」
「習的高度集權，在中共意識形態下必然重蹈毛的覆轍。」他說，「把自己變成孤家寡人，無人可以相信，這是他反覆強調政治安全第一位的最根本原因。這種模式表面上看去似乎超穩定，但實際上在製造壓力鍋。習自己一手提拔的李尚福和秦剛被拿下，反映的就是他的這種困境——只能在持續不斷地清洗和加大的敵對勢力中惡性循環，開啟了中共的自毀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