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安法本地立法之前，兩間跨國會計師樓——德勤（Deloitte）和畢馬威（KPMG），據報導都要求外地人員來港上班時帶備用完即棄的手機，也有跨國律師行限制香港公司的人員使用其國際資料庫，他們的目的顯然是避免員工誤墮法網，成為國家安全的罪人。
經過一個月公開諮詢，立即以一星期完成立法程序，新國安法已成法律。這些國際專業服務機構可否安心放下這些防備措施嗎？恐怕不可以。較一個月前唯一肯定的，只有一點：他們與香港特區官員之間根本是雞同鴨講。
他們的想法和感受，今時今日當然沒有公開表達，但從西方傳媒的報導和評論，可見一斑。本地國安立法通過後，歐美日澳傳媒的批評不絕於耳，主要從兩方面著眼，一是指立法進一步摧毀香港的自治、法治、權利和基本自由，另一些則聚焦於國際投資者揮不去的疑慮，以至香港營商環境的新風險。
特區當局國安掛帥，對人權喪落的批評嗤之以鼻，這裡暫且不論。但聲言「拼經濟謀發展」，卻無法釋除投資者的營商疑慮，反而顧左右而言他，結果更加深投資者的不安，便不能不深究。
外商首先考慮是新國安法對企業及員工所提高的風險。《金融時報》及《華爾街日報》都指出，外商擔心國安法罪行涉及「國家秘密」及「境外干預」，兩者觀念廣闊，如「國家秘密」包括香港或大陸的經濟、科技、科學發展資料，而外國政府或組織與香港人的交往，也可視作「境外干預」處理，最高刑罰達到10年監禁。
因此，由核數師負責盡職審查，財經分析員評估上市公司風險，到投資者了解商業機會、記者揭露財經黑幕等，都可能接觸官方內部資料或境外提供的消息，而不幸牴觸法律。即使最後沒有告上法庭，新法例授權下，警方可以拘留疑犯十六日，不許會見指定律師，一間商業機構遇上員工因工被捕，不要說公司隨時會受牽連，也不要說被捕者要化險為夷，實在頗費氣力，單是國安執法人員無限期沒收被捕者的手提電話，以作進一步調查，已經對個人及機構造成很大的困擾。
更何況這些憂慮不是無中生有。去年以來，中國大陸出現警方突擊搜查外國管理公司，檢走電腦及手機，又有在大陸的美國審計公司多名員工被捕，早令外商心存戒懼。再者，新國安法的內容，由國家安全觀念到具體罪行，由削弱公民自由到警方手握大權，都緊跟中國法律。同時，法案在北京一聲號令下香港快速通過，立法會齊聲支持，連異議的一點聲氣都沒有，更不要說制衡了。他們憂心的不僅是香港的國家安全執法體制與大陸看齊，更在於主政者可以隨時通過法例，改變現狀，商界面對的營商環境，更是身不由己，無法預知。
過去一兩年，香港股市減值近半，至今低迷不起，經濟復甦亦欠缺推動力，除了移民者眾，不少跨國公司不是遷離香港，調走員工，就是縮減規模。以日資為例，在新加坡投資增加三成，在香港則不升反降，但經濟下行無礙北京進一步收緊香港政策，正如《華盛頓郵報》指出，反映香港正仿效中國模式改造自己，施政以政治掛帥，偏重國家安全多於自由開放、經濟繁榮。一個政府不怕經濟搞爛，也要加強國安立法、嚴防民間活動，外商今日無法改變它的決心，誰有信心日後有好日子過嗎？
特區政府的解釋是立法維護國家安全乃天經地義，待法案通過之後便全力「拼經濟謀發展」，並強調立法並非針對外商，只有極少數國安破壞者受到打擊，外商不必過慮。其實外商的卑微要求不外是明確罪行的含意，最好儘量收窄觀念，避免誤墮法網，同時希望得到法治的保障，包括政府權力，不論是立法還是執法，都受到有效制衡，以至不論從商以至日常行為，也不論被捕還是沒有被捕，都享有法律權利以確保執法者公平對待每個人。
很不幸，特區官員不是牛頭不搭馬嘴，也是捉錯用神表錯情，因為反對國安法案不等於反對國安立法，日後「拼經濟謀發展」不等於今日不用計較立法內容，而主觀上並非針對外商不等於客觀上不會妨礙正常的商業行為。如此離題萬丈，不管是智商問題還是偏執所致，外商又怎會不明白香港在迎賓還是趕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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