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7歲。一天放學回家，我看見家門口站著民兵，身穿藍制服，斜挎帆布子彈帶，肩背步槍。他們來幹什麼？原來是鄉下老家來人抓「地主婆」外婆回去批鬥。舅父和母親通過華僑事務委員會，多方交涉，營救大半年，外婆才平安回來。外婆在香港住40年，一直委託鄉下親戚打理那裡的田產，並未親身參與「剝削」。
我的父親是普通知識分子，國民黨時期做過廣州火車站、佛山火車站站長。1949年後，父親被視作階級異己分子，無端被撤職降薪。文革期間，我的父母雙雙被隔離審查批鬥，父親被罰跪和毆打。每當想起無辜父母所受到的屈辱，至今仍然心有餘痛。在每個民主、正義的國家，個人的生命和尊嚴都是至高無上的，任何人不得侵犯，為什麼我們中國就要例外？
我的伯父也是留用的舊職員，1949年至1952年曾任廣州機務段副主任，後改任廣州鐵路第一職工學校副校長和廣東交通學院總務主任。1956年肅反時，因莫須有的罪名被處分，以致影響到女兒的入黨和留學蘇聯。1961年至1963年，伯父被送到三水農場勞動改造。文革期，在海南島生產建設兵團插隊設籍的兒子不慎溺水身亡，伯父趕去辦理後事，哭昏在兒子的墳前。因是刑滿釋放的勞改犯，大伯不但沒有拿到分毫撫恤金，還備受軍隊幹部野蠻無禮的對待。
我的舅父本在香港一家大機構做事，因誤信馬列，秘密參加中共地下黨，1938年曾發起組織香港華員會，並首任會長。在中共指揮下，舅父領導了九龍海關起義，並以接收大員的身份接管廣州海關。只因他是地方地下黨，又是知識分子，不獲北方信任，備受岐視。
三年大饑荒時期，我們學校食堂讓學生吃甘蔗渣做的「蔗渣包子」，吃用稻草做的「人造肉精」，吃用米糠做的「糠餅」，甚至吃用尿培養出來的小球藻。我的年近六旬的姑母，每次從香港回廣州，都要帶一大鋁鍋紅燒肉。
1967年夏天，我的中學母校，著名的廣州廣雅中學，發生一起血案。那天，參加學校造反派組織「四一〇」的學生丘成昆（我的一位高中同學的弟弟），在廣雅河邊被主要由高幹、軍乾子弟組成的另一派造反組織「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人從背後開槍射殺，屍體跌落河裡，年僅17歲。作家秦牧先生有一篇回憶文革的文章，其中寫道：「人們咬著匕首，抬屍遊行，在一些中學門口，看到因武鬥而死的學生的訃告，上面大書：『享年十七歲，永垂不朽』等等字眼。」秦文所寫的，大約就是廣雅中學的丘成昆。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我是上海同濟大學城市建設系四年級學生。清隊期間，同濟大學40多人自殺，我親見的就有五六個，如同濟大學副校長蔣梯雲、數學教授孫國楹等。同濟大學學生宿舍西北一樓後面的小路上，我親眼看見一個二年級高個子學生跳樓而死，腦漿流入水泥地磚縫。我班班長周文德，是1962年江西省高考狀元，階級鬥爭的毒中得太深，把穿衣戴帽等生活細節都上綱為資產階級思想，整天以整人為樂。1968年清隊時，周文德因說了幾句對毛不敬的話，最後被逼得跳樓自殺，半途身體翻個身，落地沒有摔死，摔個終生殘廢。我們28個人的小班，揪出4個反動學生。上海第一醫學院學生張潔華，23歲，也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跳樓自殺，未遂，遭到極其殘忍的折磨。
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西南大山區。當地人告訴我，不久前，廣西「聯指」派得到軍隊支持，將邕江水灌入下水道和防空洞，超過千名「四二二」派的人被活活淹死。屍體腐爛發臭，整個城市的自來水都帶腐屍味。有一次，我隨車路經賓陽縣，司機告訴我，不久前這裡是一個殺人屠場。當時賓陽縣被殺的五類分子達5000多人，很多地主富農家庭被滅門，連七八十歲的老人和吃奶的嬰兒都不得倖免，許多人被石頭活活砸死，屍體沿西江一直流到珠江口的廣州和香港。
文革期間，香港不但接納了數以萬計的大陸偷渡來港躲避政治迫害的人，還安葬了數以萬計沿珠江漂流下來的浮屍。當年在賓陽縣指揮大屠殺的一個解放軍副師長，後來升任廣州警備區副司令，雖經賓陽縣政府代表全縣人民數次向中央要求追究其責任，卻仍然在廣州逍遙法外。據說在北京郊區大興縣，大莘莊公社中心大隊貧協主席一個人獨鍘十六條命，直至刀刃卷口，最後自己癱倒在地上。活埋奶奶和孫子兩人時，兇手揚起第一鍬土，黃髮稚孫不知死之將至，哭著說：「奶奶，眯眼睛。」白髮老人悽愴無力地哄他：「好乖乖，一會兒就不眯了。」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十一期，2011-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