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發生了車禍，就目前公開的官方通報來看，已有學生不幸離世。
砂石車出現在了它不應該出現的時段和行駛區域，責任很大。事實上，剛看到這則信息時，下意識，我的腦子裡就蹦出平日經常遇到的呼嘯而過的砂石車。每每看到這樣的車輛，心中不免罵娘——你們TM早晚得出事。
然而，昨晚睡前看到新華社發布的通稿，其中對事故與責任的描述：
初步查明，事發前大巴與砂石車均在直行車道，大巴由北向南通過路口時，直行信號燈因故障不亮，司機未仔細觀察路口情況，以30多公里時速通過，此時砂石車從西向東以50多公里時速直行，撞到大巴右前部。涉事砂石車涉嫌違反規定在限行區域內行駛，目前砂石車司機已被控制。南通市政府已於事故當日成立事故調查組，並在省相關部門和有關專家指導下進行事故責任認定，後續將依法依規嚴肅追究相關責任人責任。
新華社明確了幾個細節：
1、信號燈「故障不亮」。2、雙方均在直行車道；3、司機未仔細觀察路口情況；4、客車時速30、砂石車時速50；5、砂石車出現在限行區域；6、砂石車司機被控制；7、後續將追究相關責任人。
第一個問題，新華社通稿沒有解釋「故障不亮」是徹底「黑燈」了，還是「光亮度不足」。從微博上流傳的照片來看，大部分人認為信號燈壓根就壞掉了，不亮。但也有人說，老舊信號燈在強光照射下，拍攝出來的效果同樣會近似「黑燈」。
「銀柿財經」在11日刊發了一篇《南通交通事故疑與信號燈故障有關，誰是交通設施養護方？》，文中提及：
銀柿財經留意到，多名南通市民反映，事故發生時，砂石車行駛方向的道路交通信號燈是綠燈，而大巴車行駛方向的直行信號燈不亮。
銀柿財經獲得的一段記錄事發過程的視頻顯示，在大巴直行方向一共有三個交通信號燈。從視頻中看，事故發生前，前方最左邊的交通燈隱隱可見是紅燈，因此有車輛停在左轉車道上等待。但是中間和右側的兩個信號燈並沒有看見有信號。大巴車經過這個路口時車速沒有變化，徑直向前開了過去，在信號燈附近被右側駛來的砂石車從側方撞擊。
如果「銀柿財經」的報導是真實的，那麼綜合新華社與「銀柿財經」的稿件，現場情況應該是，砂石車直行方向綠燈，客車方向信號燈的左轉指示燈正常工作、直行指示燈「黑燈」。
第二個問題，砂石車出現在限行時段和區域，肯定是最大的問題。一個簡單的道理——只要你不出現，一切都不會發生。因此，如果就案件談案件，我認為本案中控制砂石車司機，沒有問題，法律適用正確。
然而，然而，然而
新華社的官方通稿發出，很明顯，微博上的留言，絕大部分都在追問兩個問題：一是平日為什麼沒人查禁砂石車；二是為什麼對信號燈問題一帶而過。
對於第一個問題，依然是「銀柿財經」的《南通交通事故疑與信號燈故障有關，誰是交通設施養護方？》一文，也提到：
南通網友「小狐狸」告訴銀柿財經，自己上下班常開車走洪江路，經常能遇到砂石車經過，「這些砂石車無論空車與否車速普遍較快，目測時速高於80公里，偶爾還要『逼』一下小車，如果是兩輛砂石車有時還會互相飆車。」亦有多名網友證實，砂石車在該路段不受工作日尖峰時段區域限行。
新華社通稿明確事發路段屬於「限行區域」，而接受「銀柿財經」採訪的當地居民又反應事發路段常有砂石車。於是，問題就來了，為什麼限行區域會如此頻繁地出現砂石車？平時沒人管？
對於第二個問題，事發時，如果信號燈正常工作，客車司機及時制動，也許就能避免悲劇。可遺憾的是，信號燈壞了。通稿對信號燈等問題也說得最少。
如果留心，會發現近年來已經多次發生一種現象——官方通報往往刺激出二次輿情，甚至因官方通稿所引發的質疑遠遠超越事件本身，比如我昨天也寫過《看完教育局的致歉，才真的讓我害怕》。著名的「長安街知事」也專文討論過《官方通報為什麼每每推高輿情》，提出如下一些問題：
姍姍來遲。「謠言已經跑遍半個地球了，真相還在穿鞋。」第一時間不發聲，錯過了回應窗口期，喪失了第一定義權，遲到的解釋在沸反盈天的輿論面前，顯得被動又羸弱。
避重就輕。或分不清主次，或顧左右而言他，總給人遮遮掩掩、答非所問之感。提供的信息增量拉不直外界心中的問號，反而在大家反感的內容上過多著墨，無異於自引炮火。
論據不足。對調查過程語焉不詳，對論證過程含糊帶過，通報結論自然顯得不夠給力，而「情緒穩定」「妥善解決」「達成和解」等粗線條表述，則免不了招致懷疑甚至陰謀論。
措辭欠妥。明明談的是社會悲劇，卻態度冷漠、言語生硬；明明講的是嚴肅問題，卻抖了機靈、夾雜網語；有的甚至違背人情常理，搞出「低級紅，高級黑」的鬧劇。
急於求成。忽視傳播規律，總想通過「一次性答覆」讓熱度散去，通過定性的話語給事件蓋棺定論。但公眾並不會聽一個結論就自動畫上句號，越想儘快平事越有可能招事。
我簡單搜集了一下南通事件的微博信息，近乎一邊倒地在關注信號燈問題。可惜，情理之外，又是意料之中，信號燈問題在通稿里果然「惜字如金」。
我在《看完教育局的致歉，才真的讓我害怕》中寫過的，作為曾經的記者，我至今還保持著「媒體屬性的職業觀察」，依然習慣性地去關注傳播現象。同時，作為今天的律師，除了傳播現象，當下的我更希望了解——問題的出路在哪裡。
趙宏老師的新書《權力的邊界》記錄一段趙、陳、羅、李四位老師的讀書小組：
吵歸吵，我們依然是朋友。我還擔心過，如果我們所有觀點都一致，會不會相看兩厭啊?目前看來那不可能發生。我們自己都在變化，年輕時我們讀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二十年後已經開始交流《貪婪已死:個人主義之後的政治》。我們也在琢磨另一個問題:公共權力除了守住邊界，它還能為身在其中的國民為人類福祉做點什麼呢?有些事情不管，會讓一部分人痛苦，管了又會讓另一部分人痛苦。當民眾既要求合格的產品質量又不能容忍職業打假人從中牟利，既要求生育自由又不能容忍傳統的婚姻家庭受到衝擊，當「權利」這個概念被無限延展……，政府權力到底要如何自我調適?這個問題，哈耶克可沒有給出答案，但社群主義的想法又讓自由主義者心生警惕。哪裡才有不負如來不負卿的兩全法?
當年我看姜明安老師的書，非常認同姜老師說：「公法就是限制公權力的法」。但隨著年齡的增長，當然，我依然打心眼裡認同和佩服姜老師的觀點，唯一的變化是——如何定義「限制」？
年輕時的我，對於「限制」的理解，就是不斷地說：「不能做，不能做，不能做」。
但今天的我，更願意把「限制」理解為「劃清楚權力的清單，不能越權而為，也不能怠權不為」。作為法律人，我們應該以何種方式去解決」越權而為「與「怠權不為」這兩個問題。就像趙老師書中說的：
公共權力除了守住邊界，它還能為身在其中的國民為人類福祉做點什麼呢?
當然，我知道有」行政不作為之訴「。但是，以南通事件等為例，法律人如何去發起一個訴？
平時砂石車亂跑，怎麼訴？誰來訴？
信號燈長期損壞，怎麼訴？誰來訴？
假設有熱心人真地訴了信號燈問題，如果恰好是一位南通附近的行政法學者或律師，成本尚不成為問題。如果北上廣的熱心人想訴一下，原告是誰？成本如何分擔？為了理想自行埋單？
此外，新華社通稿在最後也提到了「追究相關責任人」。那麼後續如何追究？是刑事責任還是行政責任？相關責任人是否包括行政人員？如果民眾不滿意處理結果，法律人和法律程序如何提出異議？還是法律程序根本無能為力？
我很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