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時代對右派、地主富農等進行了大規模的平反，某種意義上，這確實是一次偉大的撥亂反正，結束了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就是結束了以階級鬥爭為綱(分裂人民)的路線。
鄧小平時代的進步是經濟領域裡回歸到常識，白貓黑貓不再分裂，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不再水火不融，一國也可以兩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一國之內可以和平共處)，香港問題和平解決，這一切都可以見出，鄧小平是政治實用主義者，只要經濟實用，且不損害黨國政制，就可以借鑑，一旦與黨國政制衝突，黨國利益則高於一切，其他均可以被廢止。
因此，鄧小平還是為自己的時代留下了紅色的尾巴。
結束了毛澤東的文革，鄧並沒有根除毛澤東的思想路線，而階級鬥爭在一定範圍內還存在，反對二個凡是，但鄧小平卻開始了自己的四個堅持(堅持黨的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等)，非法的專政方式還繼續推行。毛澤東思想戰無不勝、中共偉大光榮正確，仍然寫在中南海新華門牆上，它是中共政權永遠的「臉書」(把政治口號書寫在自己臉上)。既然自己永遠偉大光榮正確，那麼，異已者必然永遠卑賤、可恥、有罪錯。如果社會出現問題，有罪的必然不是中共或制度，而是敵對勢力搗亂。鄧時代「罪他律」仍然是中共意識形態第一定律。
鄧小平時代開始，階級鬥爭與階級敵人開始被虛化，也即，政治上對人民的分裂被虛化，而經濟上將人民分裂，則被實化。
政治上分裂人民怎樣的虛化呢?儘管沒有地主、右派了，但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學潮幕後黑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國內外敵對勢力等等政治帽子通過意識形態方式與刑事罪名，戴在異已者頭上，甚至宗教人士、公共知識分子、披露真相的媒體人、維權律師、維權人士也被泛政治化，成為被維穩的對象。
經濟領域人民被分裂的實化，既是毛時代的遺存，也有鄧時代的發展，毛時代人民在政治上被分為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對應的是城市人與農村人，城鄉二元體制，城市與工人階級享有一定的經濟保障，而農民對國家的貢獻是一樣的，卻沒有任何經濟保障。因政治原因造成的經濟分裂，現在仍然存在，農村人進入城市打工，叫農民工，幾乎沒有任何保障，孩子上學更是難以解決，城鄉被分裂造成數以千萬計的農村家庭被分裂(毛澤東時代上山下鄉與政治鬥爭，造成無數家庭分裂)，農村只有老年人口與未成年人留守，養育中國城市的鄉村被空心化。
鄧小平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這一部分人是誰呢，改革開放三十年後，大家都看清了，這一部分人從人民中分離開來富足起來的，是權貴階級，是紅二代官二代，鄧小平還認為，如果出現貧富巨大分化，那麼證明社會主義是失敗的。現在的中國，東部與西部經濟文化教育差距懸殊，城鄉差距懸殊、官民後代經濟與受教育差距懸殊，毛澤東的革命社會主義失敗了，鄧小平的權貴社會主義按鄧自己的標準，也是失敗的。
鄧小平的社會主義為什麼做成了權貴資本主義?因為沒有政治改革，沒有徹底否定毛澤東路線，沒有放棄專政思維與方式，經濟發展維護的是黨國利益，而不是國民權益。鄧小平自己也意識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但由於自己不願意放棄特權，加上家族貪腐，最後只能淪為一介鐵血屠夫。
從西單牆事件對魏京生的有罪化處罰，到對方勵之、劉曉波等知識分子的打壓與迫害，都是將政治異已有罪化，鄧小平對政治異已的打擊已完全沒有毛澤東時代那樣的威力了，為什麼?因為大量的知識分子與中高層幹部都經歷過文革，都不願意去以莫須有的罪名打擊他人，鄧小平對政治異已的打擊，完全是靠自己點名，然後地方單位迫於政治壓力，再行處理。當年毛澤東則是通過把人民分裂成不同的階級，人民之間殘酷鬥爭，毛澤東超然其上，鄧小平本人呢，則只能捲入其中，參與政鬥(鄧小平只能自己命令坦克鎮壓學生、市民，而不是軍人自發地與民主運動進行鬥爭)。
鄧小平親自參與策劃與指揮了對八九民運的鎮壓與屠城，他不將學生運動或民主運動看成是整個社會的覺醒，是人民對自己主權和平而合法的捍衛，而看成是敵對勢力發動的針對黨國政府的顛覆行為(將民主運動有罪化)，並說這樣的風波必然會來，遲來不如早來，早來我們這些老人還在(老人們敢下殺手)。
可以避免的政治災難，可能通過中央政府的改革與妥協來求得社會進步，化解學潮危機，但鄧小平將整個民運有罪化，為自己的鎮壓找到藉口(因為別人有罪，所以自己的鎮壓就是正義行為，為自己的屠殺洗白脫罪)。正是八九六四，鄧小平將自己釘在人類歷史的恥辱柱上，成為永遠的罪人，真正有罪的是他自己與他的政治同盟者，還有邪惡的專政制度。
政治改革是先有政治契約與規則，後有經濟發展，這樣的社會才有真正的和平繁榮，而經濟與社會發展核心價值是遵守憲法、保障人權，捍衛憲法底線、不侵犯人權應該是政治經濟發展的命脈，鄧小平為什麼會突然底線?因為他沒有確立人權的核心價值，而將經濟發展當成硬道理，人權屈從於經濟發展與穩定，本末倒置，直到現在還沒有真正得到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