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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洛杉磯時報》10月14日報導，當李雅琴（音）16歲的時候，她吃家裡人能找到的東西：蒲公英葉、紫花苜蓿、稻芽，把玉米殼碾碎壓成餅。
她正在上大學的孫女悄悄地用數位相機拍攝這位73歲老人講她如何看著她的父親餓死。
「他睡在床上，動都不動，因為他太餓了」，李說，劉海下是揮之不去絕望的表情。「他叫我把他拉起來，但是當我試圖把他拉起來時，他只是在床上滾，爬不起來。後來，他就不動了。」
中國政府希望這樣的故事被遺忘。吳文光不願讓這種情形發生。
59歲的吳文光常被認為是中國獨立電影的教父。他稱這是記憶工程：一次草根行動來建立在中共統治下最黑暗時期第一手的歷史檔案故事。
自2010年以來，該工程大約200名志願者在全國各地拍攝了1300多個對老年村民的訪談，希望在他們去世前錄下他們的聲音。
該工程錄製的是原始性和個人性的訪談，就在受訪人的前廊、客廳或是廚房裡進行。
「59，58......59，60......在那三年裡沒有一天的好日子。餓死了很多人」，在湖北省，70歲的雷賢珍（音）說。
「這項記憶工程極大地影響了我，甚至改變了我」，吳先生在他位於北京農村邊緣上寬敞的家裡對記者說。「現在，當我談論起大饑荒時期，我不再談數字，比如有多少人死亡。這些人的個人生活真正打動了我——他們是如何依賴極少的食物生存下來，他們如何竭盡全力不被餓死。」
在中國，歷史可能是一個危險的話題。在毛澤東的大躍進（1958年至1961年）和文革（1966年至1976年）時期，中國一片混亂；數百萬人死於飢餓或政治暴力。直至今天，中共還嚴厲審查這兩個時期的陳述，擔心公開討論其起因和後果可能削弱該黨鐵拳統治的合法性。在官方的歷史敘述中，前者被稱作「三年自然災害」。
該記憶工程的焦點是災難性的大躍進，在此期間，自然災害和政策失誤合在一起，導致數百萬人餓死；官方的陳述聲稱有1500萬人死亡，但獨立的歷史學家們認為死亡人數超過4000萬。
在過去兩年裡，專家們稱中國出現了幾十年來對言論自由和公民社會最嚴厲的打壓：當局關閉了許多非政府組織，拘捕了數百名批評者和活動人士，並進一步收緊了已很有限的言論自由空間。
中國的獨立電影尤其遭到重創。去年，當局關閉了中國最知名的北京獨立電影節，這是舉辦該電影節11年來首次被關閉。
然而，當記者問他是否害怕官方騷擾時，吳聳聳肩。「在這個國家，到處都是紅線，你只需要找出你可以做什麼」，他說。「這是一種非常個人化的工作方式。」
曾與中國一些獨立電影人緊密合作的美國西北大學電影學教授J.P. Sniadecki說，這項記憶工程的規模小，而且是分散性的，這可能使該工程免受官方的報復。
2005年，一家歐盟基金會招募吳文光去錄製一部關於北京支持在中國廣大的貧困農村舉行地方選舉的影片。吳決定他要嘗試一些新的東西：他會把攝影機交到村民們的手中。
他在廣州的一家報紙上登了一則招募廣告，並從來自全國各地應徵的農民和農民工當中選了10名志願者。在歐盟的支持下，他交給他們便宜的數碼攝影機、簡單的錄製技巧，並告訴他們回到他們的村子裡，拍攝任何他們覺得值得拍的東西。
「那些村民拍攝了一些很有趣的東西；他們的技術，他們的對話，他們選擇將要拍攝什麼，與我們所謂的專業電影製作人會做的完全不同」，他說。「此外，他們非常熟悉當地的村民。他們可以拍攝人們去參加會議，或是爭論……所以他們拍攝的很多材料，你會覺得一切都很怪，但很新鮮。」
記憶工程脫胎於這個想法。大饑荒發生在很久以前，它幾乎成為中國境內歷史健忘症的犧牲品，已經被減少到歷史教科書里的幾行字。吳想要更好地了解這些數字背後的個人故事。
2010年，吳在北京的一所大學教書，並與一些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同行做了一項試驗。他指示他的12名學生和6名助手回到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自己的家鄉，採訪長輩們的成長經歷。
28歲的舞蹈演員張夢琦（音）於2010年開始在她父親的家鄉採訪老年居民。
她回憶說，他們故事裡的複雜細節讓她震撼。一位老年村民告訴她說：她在街上經過一個快餓死的人，注意到他穿的是嶄新的鞋子；但不久之後她又經過那人身旁時，他的鞋子不見了。
張6次回到那個村莊，錄製了40多次訪談。
那些故事「真的改變了我，它們改變了我所認為的歷史」，她說。「最打動我的是這些細節。歷史不是大的數字和統計數據。它讓我覺得歷史是關於這些細節。」
自2010年以來，該項目一直在持續增長。吳已與美國杜克大學形成合作夥伴關係，從亞洲研究組織那裡獲得了4萬美元的資金，對他的檔案進行整理、重新格式化及最終數位化。
至於近期當局對活動人士和電影節組織者的打壓，吳不為所動。「你不能簡單地說現在情況更糟了，以前要好一些」，他說。「什麼時候情況更好過？我不認為有這樣的時候。」
（譯文有刪節）
原文Survivors tell the camera the hidden tale of China's Great Fam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