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書這種事兒聽得還少嗎？圖書館這種公益概念有什麼稀奇的呢？稀奇。我們在北京的民辦打工子女學校工作了10多年了，從來沒有見過一個真正的、活的圖書館，能夠持續開放，讓孩子去借書，而且有足夠多好書的圖書館，一個都沒有。
流動兒童圖書館
2020.09.26廣州
大家好，我叫岳毅樺，來自北京一個專注於流動兒童教育問題的民間公益機構——新公民計劃。
留守兒童的問題我們談過很多了，來之前我特意去數了一下，最近三年，光是一席就有超過五位老師分享過與留守兒童有關的內容。這麼多年過去，留守兒童的境況有改變嗎？確實，更多、更好的校舍被建起來了，很多孩子的住宿、餐飲條件也得到了改善。
那留守兒童的數量下降了嗎？從教育部、從政府的數據來看，農村留守兒童的數量是在大幅降低的，但是伴隨城鎮留守兒童數量的增加，留守兒童這個群體的總量並沒有大幅減少。
允許孩子和父母一起流動
流動這個話題離我們每個人都不遙遠，大家看這張圖最右邊的那個點，2019年在中國的城鎮常住人口裡面，有2.36億是沒有本地戶籍的，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
而這2.36億的流動人口，意味著9870萬的流動人口子女，9870萬是什麼概念？在中國，每100個兒童中，有超過35個是流動人口的孩子。
事實上，這些孩子成長過程中經常在流動和留守的身份之間切換。小時候在老家由爺爺奶奶照顧，叫做留守兒童。到了小學，接到城市讀書，就變成了流動兒童。快讀初中了，因為戶籍的原因，在城市裡沒法參加中考高考，又回到老家去讀寄宿學校，再次成為留守兒童。
作為一個公益機構，我們最關注的其實是在城市流動兒童群體裡，家庭收入相對較低的這群孩子。他們的父母在城市裡從事外賣、快遞、家政、保潔、保全、賣菜、小攤販等等，其實是維持一個城市正常運轉必不可少的工作，但他們的孩子在城市裡卻面臨教育困境。
留守和流動，區別就是能不能和父母在一起。和父母在一起這個事情重要嗎？歐美有一個概念，叫獨自在家年齡，通常會被劃定為12歲，也就是說12歲以下的孩子，他對父母的依戀以及依戀得到滿足以後帶來的安全感，是會伴隨一生的力量。
在一起，是每個兒童的權利，是不論戶籍，不論家庭收入的高低，都應該得到的權利。這9870萬的流動人口子女，有多少能夠和父母在一起呢？我們看這張圖。
2018年，在北京義務教育階段的流動人口子女里，只有22%能夠和父母在一起，廣州的比例稍高一些，但也不到50%。這些比例以外的孩子在哪兒？在做留守兒童。
那我們是不是要呼籲外來的務工者更愛自己的孩子？呼籲更多的社會支持、愛心幫助？我不是說這些沒有用，但是遠遠不夠，而且不是在回應這個真正的問題。留守兒童問題真正的出路，是允許這些孩子和父母一起流動，讓孩子和父母在一起。
流動兒童的教育困境
剛剛的數字大家還記得嗎？在北京，只有22%的流動人口子女，在義務教育階段能和父母在一起，為什麼？因為一個非京籍的孩子，其實在廣州也是一樣，非廣州戶籍的孩子，想在城市裡面找到一張屬於自己的課桌，太難了。
這個是2019年北京市海淀區非京籍的孩子幼升小需要的材料清單，「四證」。如果想入讀公立學校，要面臨一道不低的門檻。
這道門檻曾經是高昂的借讀費和贊助費，在政策禁止收費之後，這道門檻就變成了「四證」以及與之相關的一系列公章、證明、材料。但凡跑過政府辦手續的人應該都能想像，這是一張讓人如履薄冰，隨時會感到絕望的清單。
需要注意的是，我們在這裡談到的公立學校，不是那些熱門的學區，不是大家排隊去搶的學校。我們服務的孩子，他們大部分住在城市邊緣地區。
這些城鄉接合部的、村裡的公立小學是根本招不滿，甚至招不到本地生源的。這一方面是因為戶籍人口的減少，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村裡的孩子，家長會想盡辦法把他們送到城區去上學。
我自己曾經了解過，2016年，在北京東南四環外面有一所村裡的公立學校，當時他們六年級有兩個班，大約有70個孩子，只有一個是北京戶籍。他是北京郊區的，爸爸在城裡開計程車。
那年有兩個評選北京市三好學生的名額，要求其中至少一個是京籍。也是那一年9月份，他們學校的一年級開始招生，沒有一個本地的孩子來報名。最後勉強能夠符合「四證」，當年還叫「五證」，符合要求的非京籍孩子不到20個，勉強湊成了一個班。
所以這根本不是沒有學位或者不夠的問題，這些學校招不滿本地生源，他們仍然會用證件攔住非京籍的孩子，尤其是低收入家庭中非京籍的孩子，即使他們處於義務教育階段。
這些孩子即使能夠在北京上小學了，不管上的是公辦還是民辦，流動依然是他們無法避免的命運。這張表格是北京東五環的一所民辦打工子女學校這個學期的學生數量，兩周以前剛剛統計出來的。
大家能看到，三年級還有99個孩子，到六年級就只有47個了。對於沒有戶籍的外來務工人員的孩子來說，到了小學高年級段或者初中，為了學業的銜接，返回老家讀初中是很常見的現象。
我們必須要說，絕大部分這些孩子都是懷揣著高中夢，甚至大學夢踏上旅程的，但是他們當中有多少能夠實現自己的理想？數據告訴我們的情況很不樂觀。
2016年，北大的宋映泉老師和他的團隊，連續5年跟蹤了北京打工子女學校的1800多名初二學生，發現這些孩子到了高中的入學率只有40%，那個時候全國高中的入學率平均是88.4%。這個40%還是包括高職和普高的，其中普高不到1/3。
到了該讀大學的年齡，這群孩子中只有6%讀上了大學，而2015年全國高等學校的毛入學率是40%。這些數字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麼？是什麼東西攔住了他們的高中夢和大學夢呢？
返鄉追蹤：
流動對孩子意味著什麼？
為了了解這些數字背後的故事，我們機構從2018年4月份開始，選擇了北京一個打工子女學校六年級的畢業班，那個班上有43名孩子，我們對每一個孩子都做了詳細的追蹤，我們想了解他們在返回老家之後會發生什麼，流動對他們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的同事在追蹤過程中記錄的三個小故事，也許可以反映他們部分的困難。第一個孩子是蘇晴朗，今天用到的都是化名，蘇晴朗在小學畢業後用三個大行李箱和一個背包，裝走了她在北京生活12年的所有物品。
回到老家之後，她面臨的挑戰是從教學鬆散的北京民辦打工子女學校，到老家軍事化管理的、小鎮做題家的這種轉變。老家的公立初中要求每天早上5:30起床，晚上9點下課了還要寫作業，她每天都覺得不夠睡。
因為父母都在北京工作，是在批發市場賣菜的，所以她只能寄宿在學校的老師家，室友都是同學，她感覺日日夜夜都無法從學習的壓力中解脫出來。
蘇晴朗在北京的時候是個特別開朗的孩子，和媽媽的關係很親，所以初一的時候她還用電話手錶，保持跟媽媽每天通電話的習慣，甚至有時候沒時間吃晚飯，她也跟媽媽聊幾句來解壓。到了初二，學校連電話手錶都不讓用了。
老家和北京之間截然不同的學習方式，是很多孩子在返鄉後遇到的第一個下馬威。沒有家庭的支持，你必須靠自己獨自迅速地完成轉變，一旦沒有適應過來，掉下隊可能就再也追不上了。今年9月，蘇晴朗初三了，她還在努力。
第二個孩子叫李依依，這張圖片是她回老家，想考縣裡最好的一所私立初中，當時在門口等著要考試的人群。
但李依依最終沒有等來考試的機會，因為老家的學校認為她提供的小學學籍表不正規，在第一輪就篩掉了她。
為什麼不正規？因為她在北京讀的這所民辦打工子女學校是沒有辦學許可證的，辦學者為了解決學生的學籍問題，在自己的老家河南找了一所學校給孩子們掛靠。所以這些孩子上的是一個北京的學校，學籍表上蓋章的卻是一個河南的學校。學籍表上這些混亂的信息，把這個在北京班上成績很好的孩子，攔在了心儀的學校門外。
這個孩子叫路軍，是一個安徽的男生，他是在小學二年級的時候被父母從老家接到北京的，因為他以前身體不好，整天長痱子。
小升初的時候，路軍非常非常不想回老家。他整天在媽媽面前念叨，如果我這次考試成績好一點，是不是就可以不回去？是不是就可以晚一年才回去?但他媽媽非常堅定地想讓他早點進入學習狀態，還是把他送回去了。
回老家後，他沒有固定的看護人，不同的親戚會輪流到學校來接他，路軍說自己每周五都不知道等在校門口的會是誰。到了初二，他就開始不寫作業，屢次違反校規，帶手機進校，被老師退學了。
我們追蹤的這43個孩子，從2018年4月份到現在已經進入初三的第一個學期了，只有14個還保持著讀高中的理想。但看他們的成績，這14個孩子裡真的有希望讀上高中的應該不到8個。
清退
如果你沒有辦法入讀公立學校，就只能選擇城鄉接合部的民辦打工子女學校。這張圖片是北京大興南五環外面的一個學校，距離南苑機場很近，經常會有飛機這樣「嗚嗚嗚」的飛過操場上空。
可是，因為北京這幾年大規模的拆遷、拆違改造，越來越多的打工子女學校失去了容身之所。這張照片裡的學校位於北京的東南四環外，藏身在一個工廠的廠區里20年，也沒逃過被拆的命運。
這張照片是去年12月中旬拍的，拆卸的機器已經逼到了牆邊，就等兩個星期之後學校放寒假，就正式關閉了。不斷的清退，讓北京民辦打工子女學校的數量，從2008年奧運前最高峰的接近500所，下降到了現在的不到100所。
每消失一所民辦打工子女學校，就是這群孩子，尤其是低收入的流動兒童，與父母在一起的希望又泯滅一分。剛才我說「清退」，他們真的是用「清退」這個詞的，這不是我們或者媒體用的詞。我親眼看見他們用「清退」這個詞，就好像這不是一個人、一個孩子，而是一間違章建築、一間房子。
雖然過去20多年，北京的民辦打工子女學校為數百萬的流動兒童提供了一張父母身邊的課桌，但他們的教學質量跟公立學校的差距可能在10年以上，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我們用一些簡單的數據來理解這中間的差距。民辦打工子女學校沒有政府資助，所有的收入都來自於家長交的學費，從一個學期3000、5000，到今年開始出現8000的。而公立學校，北京小學的生均教育成本是一年3萬元，政府全額撥付。
你看，一個學期3000、一年6000的學費，和3萬之間的差距至少已經是5倍了。更別說這是民辦學校，老闆還要營利。這兩邊教育資源的差距會全方面地體現在學校的硬體、老師、開設的科目上。
北京的民辦打工子女學校基本都起源於90年代中，當時的外來務工者的孩子如果想讀公立，要交高昂的贊助費和借讀費，很多家庭交不起，就自己湊一湊，找一個在老家做過老師的鄉親來教孩子。後來學生人數越來越多，竟就成了學校。
我們從當時學校的一些校名，能推測出鄉親們從事的行業，像河北菜農小學。
或者能推測出鄉親們來自哪裡，河北小學分校。
叫分校也很有意思，當時出現了這種學校以後，市場極端的旺盛，供不應求，太多的外來務工者想把孩子留在身邊上學了。我們知道的當時學生最多的一個學校同時有八個校區，有上萬的孩子。但沒有辦學許可證，是以一種半地下的方式存在。錢也是，怎麼省錢怎麼來，你看圖上這個就是當時的校車。
學校的教育資源不足，辦學者為了節約成本就儘量少請人，老師的課時數每周在25到30節之間。大家可以看到這張課表，一個老師，三年級、五年級的語文、科學、寫字，平均每天5節，你可以想像這個老師能有多少時間用來備課。
打工子女學校老師的課時負擔，基本是公立學校老師的兩倍以上，但工資只有1/2到1/3，沒有體制內的培訓、晉升，完全是體制外的一個打工者。所以老師的流動性非常高，基本上是剛剛畢業經驗不足的年輕教師為主，或者是鄉村下崗的代課教師。
我們曾經在北京一個學校讓300名四年級的孩子，寫出最想看的三本書和最喜歡的三本書。大家看，想看的三本書裡面有很多答案是空白的，填不出來。
我們團隊曾經有一個同事，一個老太太，是從公立學校退休的老師，負責在打工子女學校裡面做培訓。有一次我跟她在等公共交通去學校的路上，她痛心疾首地跟我說，每次去學校翻看孩子們的作業本都感覺到心痛、焦急，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多挽救一個文盲是一個。
我們不知道這兩類學校真實的教學水平差距有多大，只能從一些細節去看。這是新年之前，我們收到很多孩子送過來的賀卡，卡片上寫著甜甜的新年祝福。但從一年級到六年級，沒有一個孩子能把「阿姨」的「姨」字寫對，志願者忍不住就寫了正確的貼在牆上。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流動兒童想通過體制內教育，實現階層躍升、改變命運的難度無異於中彩票。很多流動兒童從高年級就開始厭學，直到放棄學業。但這种放棄不是一種真正的個人選擇，它是在機會不平等影響下的個人選擇。
在這種不平等的條件下，弱勢群體獲得機會的可能被系統性的排斥。這些孩子沒有機會接受公平優質的教育，成績不行，引發對自我的否定，進而加劇對學業的放棄，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打工子女這個群體，高中和大學的入學率如此之低，我們需要意識到這不是一個群體的素質問題，這是一個不平等的社會政策問題。
那怎麼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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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真正的、活的圖書館
我們機構，新公民計劃成立於2007年，這13年來一直都在流動兒童教育這個領域工作，嘗試過各種各樣的方法，挫折感、無力感也是非常多的。
現在我們機構有八個同事，一個在做基礎數據的研究分析，就是大家前面看到的圖表，還有一個在做這43個孩子的返鄉追蹤，記錄下他們的故事。剩下的人都在參與直接的行動，也就是我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微瀾圖書館。
我是一個16年的全職公益人，應該算是公益圈的OG，老炮，雖然看起來沒有很老。我可以很坦蕩地告訴大家，微瀾圖書館是我做公益這麼多年以來，做過的最喜歡、最認同的事情。不管新公民計劃這個機構未來能存在多久，能不能活下去，我和我的同事們都會把微瀾圖書館永遠永遠地做下去。
為什麼是圖書館呢？首先是因為閱讀，以及圖書館所支持的自由閱讀，它會帶來自主學習能力的提升，是可以超越高考，超越應試教育，對於這個群體的孩子來說是受益一生的能力。
中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可以從學校和家庭獲得很多課外書的資源，低收入的家庭只能靠學校的圖書館，因為我們城市的公共服務資源，遠遠觸及不到這些城市邊緣地區。
《閱讀的力量》的作者史蒂芬·克拉生，他們的團隊做過一個全球40個國家學生閱讀能力的研究。他們發現影響學生閱讀能力的只有兩個因素，第一是學生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第二就是學校是否有圖書館。
這個研究有很大的振奮意義，因為它告訴我們，至少從一定程度上，學校的圖書館是可以抵消家庭貧窮、社會經濟地位低帶來的負面影響的。
但是，捐書這種事兒聽得還少嗎？圖書館這種公益概念有什麼稀奇的呢？
稀奇。我們在北京的民辦打工子女學校工作了10多年了，從來沒有見過一個真正的、活的圖書館，能夠持續開放，讓孩子去借書，而且有足夠多好書的圖書館，一個都沒有。
為什麼這些學校沒有圖書館？第一個現狀比較容易理解，根本沒有書，民辦的打工子女學校老闆不願意在這種事情上花錢。我在2017年曾經採訪過一個辦學者，當時舊的校區因為拆遷被關閉了，他就去一個職校租了一棟教學樓，繼續辦學，而且提高了學費，打算吸引打工家庭中的高收入一族，走高端路線。
但他們學校也沒有圖書館，他當時聽我問到這，一拍大腿說，對，我打算趁寒假去廢品站淘一些書，放到班裡面當圖書角。沒有書，真的沒有書。我舉例的這個老闆，已經是比較重視閱讀的一個辦學者了。
現狀二，大部分的學校都是這樣，多年來接受社會捐贈，收到了之後就往倉庫裡面一放，門鎖起來。比如說這張圖，是北京昌平的一個學校，2005年的時候就接受過姚明，以及隨姚明而來的NBA聯盟、方中信等等的捐贈。
他們蓋了一個獨立的彩鋼板房當圖書館，配了書架。捐來的書也是好書，什麼德國兒童百科，獲獎的兒童文學，很多。但是2017年我們去到圖書館的時候，就是打開了一個塵封12年的倉庫，地上的灰塵厚得，當時我們的志願者從家裡拿了兩台吸塵器，搞衛生都搞了一個月。好多書放在窗邊，因為漏雨被泡了，發霉了。
還有這種情況，常年不開放的學校圖書館，堆放了不要的桌椅，捨不得扔的沙發，發不出去的教材，這些房間根本不配叫圖書館，它最多只是一個倉庫。
第三種情況比例很低，有一些學校會配一個兼職的老師來管圖書館。但是像我前面說過的，打工子女學校老師的課時任務是非常重的。一個要給全校上課的美術老師，下午放學了要跟校車，中午要在食堂執勤，讓他來管圖書館，根本不可能。老師的精力，連從二手圖書里篩選出適宜的圖書都做不到。
我們在很多不開放的圖書館書架裡面，見到了這種社會捐來的二手圖書，《猶太人惹了誰》《季羨林病榻雜記》。
一邊是想看書卻沒有書看的孩子，一邊是書被鎖在房間裡，鎖在倉庫里，這怎麼辦呢？
我們來開吧。從2017年10月開始，我們在北京開了第一批的兩個分館，分別位於朝陽的東八間房村和昌平的水屯村。我們選擇第一批合作學校的標準很簡單，就是去做接盤俠，你有圖書館開不了，我來幫你。
學校非常歡迎我們，因為我們是去接盤的，學校只需要開個門，其他都不用做了。我們管圖書館前期的準備工作叫開荒，特別形象。從書裡面篩選出合適的圖書，改變書架的位置，設計出一條還書借書的圖書館的動線。
然後為每一本書貼碼，錄入，分類上架，寫索書號，完成一個現代化的、具備可持續開放能力的圖書館的基本條件。
從2018年4月份北京的第6個分館開始，我們也去到了一窮二白的學校，什麼都沒有，只給我們一個空房間。我們開始籌款買書、買書架，受限於學校的條件，我們的書架和大部分的桌椅都是因陋就簡、因地制宜。
北京的很多分館冬天沒有暖氣，夏天沒有空調，條件是挺艱苦的，但是從骨子裡，從靈魂上，這些房間不一樣了，它們有資格掛上「開館啦」的牌子。
在公益領域，圖書館確實不是一個新鮮的概念，捐書的事大家都聽過，但是打工子女學校圖書館開放不了的本質原因，是沒有人。把書往學校一捐，期待學校就能夠負責地開放營運起來，只是忽視現實的一種一廂情願。
所以我們採取的就是最直接、最麻煩、甚至看起來最笨的方式——捐人，而且是持續地、沒有終點地捐人。
從2017年10月到2019年12月，在北京和廣州我們已經開了47個圖書館，其中39個進入了開館營運的狀態，所有的開荒和開館工作都是由志願者完成的。
進入開館階段，每周一次，每周三次，甚至每周五次，每個分館每次都需要兩到三名志願者，擔任圖書館管理員。這些志願者，我們管他們叫館員志願者。
上崗之前要先通過考試，我們有一套上萬字的培訓教材，線上的測試必須高於80分才能上崗，不過可以反覆地考。能在工作日到圖書館去服務的，大部分是自由業者、全職媽媽、退休人士，還有大學生。
但如果你是一個上班族，你也想參與，我們還有另一個崗位，叫做館東。聽起來也很簡單，圖書館的股東，圖書館的東家，你可以選擇一個分館成為館東，門檻只有一元，持續地月捐，每個月超過一塊錢，你就是這個分館的館東。
館東們會召開館東大會，從中選舉出理事，來承擔這個圖書館組織協調的營運工作，大部分都是可以在線上完成的。
還有一些自帶流量的人士，這位大家可能認不出來，想參與得比館東多一些，就可以來做我們的一日館員。分享你們的體驗，傳播微瀾的故事，讓更多人有機會參與進來。
我一直覺得微瀾志願者是圖書館的脊樑，47個圖書館如果只靠我們個位數的全職人員，是根本不可能的，它靠的是上千名志願者過去兩年持續的付出。
在北京，服務時間最長的是紅姐，我們管她叫「服務之星」。紅姐是北京本地人，她在微瀾度過了自己60歲的生日。
從2018年4月到現在，她的服務次數已經有190次，累計1400多小時。190次是什麼概念？除了寒暑假，一周7天她可能有5天都在圖書館。她常去的有三個分館，近的她坐公共汽車大概半小時，遠的她需要倒三趟車，單程兩個小時，這都是她的射程範圍。
我特別喜歡分享紅姐的故事，是因為我在微瀾真的見證和陪伴了她的成長。紅姐退休前是一個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她很擔心自己只能做一做搬書的工作，電腦她也不太敢操作，還不好意思問我們。一開始她也不知道該如何跟孩子溝通，常常忍不住就大嗓門吼起來。
但是現在，一個分館大大小小的繁瑣業務，借閱系統，她全部都能獨立操作。一年前我發現她開始看我們推薦給孩子的好書，在去圖書館的公共汽車上，她在看《窗邊的小豆豆》。最近這個學期能耐又長了，她從圖書館拿幾本繪本故事，跑到低年級的班裡面去跟老師說，我要來講故事。我問她，你怎麼會講的？她說我看過你講，有樣學樣，孩子愛聽。
微瀾有一個核心的思路，叫做「微小的行動帶來改變」。志願者在圖書館從事的工作大部分是很簡單、很容易上手的。借閱登記，書架整理，這些看似重複繁瑣的工作中，微小蘊含著特別的意義。
第一個原因，微小意味著服務質量的保障，我們從事的是兒童服務工作，我們希望我們的服務是可靠的、可信的。第二，微小意味著更廣泛的參與，更低的門檻。
流動兒童問題其實也是一個社會融合問題，當城市公眾走進城鄉接合部的打工子女學校，你會意識到留守兒童、流動兒童不再是新聞裡面的詞彙，不再是某個群體身上的標籤。
他們是遠遠地在操場上看見你，就會喊「阿姨，圖書館今天開不開？」的孩子；他們是放學了以後，會拿自己做的很無聊的小玩具來跟你分享快樂的孩子；他們可能是在班裡受了排擠，來圖書館聽你講一個故事，就能從憤怒中平靜下來的孩子；他們也是期末了會突然來告訴你，「阿姨，我下個學期要回老家了」的孩子。
外來務工人員子女能不能在城市裡享有受教育的權利？民辦打工子女學校能不能有生存發展的空間？——在微瀾圖書館做過服務的城市公眾都會得出自己的答案。也許2018年發生在蘇州那個公立學校里，「家長要求跟借用校舍的民辦打工子女學校學生之間建一道隔離牆」那樣的事件，在未來會有不同的走向。
卑微吶喊
可能有人會擔憂，在這樣的學校建圖書館，會有孩子來嗎？畢竟在很多城市家庭，孩子是有書也不愛看的。可是我們在學校里實地感受到的，是一波高過一波、一浪高過一浪的對閱讀的渴望。
這張圖是北京的西南五環角落裡，大興的一個打工子女學校，我們叫微瀾8分館。當時志願者還在開荒，錄入圖書的階段，門口就已經有孩子來圍觀了。
當天的志願者在值班日記裡面寫，「不用抬頭，我也知道他們還隔著門在圍觀。我每拿起一本書掃描，朝外的封面正對著他們，有個女孩報出書名，『西遊記——『，引發一陣歡呼雀躍。有個老師為了緩解我們的壓力，來驅散他們回班，他們不肯走，繼續留在門外。我聽到一個女孩說，他們好辛苦，比農民工伯伯還辛苦。」
每個分館開館後都會經歷排隊借書的場面。
圖書館的條件有限，跟大家去過的國圖、廣圖是截然不同的環境，看書入迷的孩子們有蹲著的、坐著的，甚至趴著的。
學校有了圖書館，原本午休時站在角落裡執勤的孩子也變換了姿勢。
我們想做的是用足夠長、足夠多的開館時間，讓圖書館成為一種像呼吸一樣自然的、理所應當的存在。沒有什麼喧譁的活動，我們所堅持的就是圖書館的本分，穩定持續地開館，給孩子們時間去感受圖書館是什麼，去體會閱讀。我們的一位志願者說，當這些孩子有了閱讀的力量，他們也就擁有了對抗世界的力量。
所以請大家記住我們，微瀾圖書館，可以關注我們的微信公眾號。北京和廣州在工作日有空的朋友可以來做館員，沒有空的朋友也可以做館東，各種崗位任選。
「微瀾」是什麼呢？字面的意思是微小的波紋，就像浪成於微瀾之間，我們相信微小的行動也可以帶來改變。
還有一個詞叫「死水微瀾」，流動兒童、留守兒童問題，本質上是一個戶籍制度問題。大家肯定都能理解，作為一個民間的草根公益機構，想要撬動這個問題的改變，無異於面對一潭死水，但是死水又何妨？死水也會有浪成於微瀾之間的一天。
我們機構的公眾號上曾經有一個專欄，叫「卑微吶喊」，用來分享我們的服務群體，也就是民辦打工子女學校里孩子們的文字。因為楊絳先生曾經說，「唯有身處卑微的人，最有機緣看到世態人情的真相」。
我選了很久，想跟大家分享這樣一段話，來自北京的12分館，就是那個去年底被拆掉了的學校，一個五年級的男生寫給圖書館的一封信。
他說，我最愛看的是《查理九世》，但這個學校下學期就要拆了，所以我怕再也看不見你們了，有時候我就自己偷偷地哭，圖書館阿姨，你們辛苦了，你們歇歇吧，新年快樂。
從這個孩子的信里，我們第一次知道這個學校要拆了。從去年12月，經歷了疫情，到今年的暑假，微瀾在北京合作的打工子女學校已經被拆了6個。
作為一個服務流動兒童的民間公益機構，在這裡也發出一聲我們的卑微吶喊：人口流入地的城市管理者，承擔流動兒童的教育責任，城市責無旁貸。
希望每個孩子都有機會享有公平、優質、適宜的教育，每個兒童都能和父母在一起，希望每個流動兒童都能成為「新公民」。
最後，我分享的是我們團隊的工作，特別感謝我們機構的每一位同事，特別是左樵，左老師。
好，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