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軍（執筆）王碧波（口述）
圖為回憶錄手稿，由王碧波女士口述，郭軍記述。（作者郭軍提供）
接上文：回憶錄：右派家屬母子的百年血淚（1）
回憶錄：右派家屬母子的百年血淚（2）
回憶錄：右派家屬母子的百年血淚（3）
回憶錄：右派家屬母子的百年血淚（4）
那時街上大概已有人被轟走，因為有好多空屋子。紅衛兵給我們帶進一間挺小的空屋子，我們有五六個「黑五類」，除了一對老夫婦外，其餘都是老太太。紅衛兵讓我們坐一圈，後邊的人打前邊的耳光，轉著圈自己打自己。我後邊坐的是那個老頭，自然打得特別疼。打完，紅衛兵挨個兒鉸頭髮，就是任意地揪著頭髮大把地剪掉。剪完腦袋就像狗啃似的。
輪到我，紅衛兵問我，我說婆家是中農，他們說：「你好成分，你鉸不鉸啊？」我怎麼敢說不，就鉸了。反正受了一夜罪，他們打我們一陣，歇一陣，然後找來什麼髒水，逼我們喝。倒是打得不太厲害。第二天天快亮時，紅衛兵找來很多紅顏色，給我們抹上，然後讓我們到街上掃街去。
第二天因為鉸禿了頭髮，在家呆了一天，也不敢出去，紅衛兵也告訴我們不許出去。到了晚上，紅衛兵又把我們帶走了，這次打人可來真的了，還是在那間屋子，先是繩子抽，後是壘球棒子打，幾乎一夜沒停歇。因為屋子小，他們不能同時打，就一個個輪流打，打了這個打那個，這樣每個人等於都可以停一會兒不挨打。打到天亮時，他們說：「叫你們都回老家，知道不？」
我和郭篤民在北京認識的，雖然聽說有老家，但是我從來沒有回去過一回，郭家又是七八輩單傳，村里早就沒有親戚了。可是紅衛兵打得那麼厲害，我也害怕了，想著不走也不行，就讓孩子們去銷戶口。孩子們就去銷戶口，他們問片兒警：「光銷我媽一個人行不行？」片兒警說：「你媽不是五類分子，也不是我們讓走的，你去問街道。」
孩子們一問街道組長，她說：「你們這是造無產階級的反，都滾蛋！」我想，紅衛兵把全家人包括大女兒的東西都封了，大女兒使什麼東西過冬啊，就把她叫回來，想讓她和紅衛兵說說，把她的棉衣拿走。她回來後，紅衛兵問是誰，我說是我大女兒，紅衛兵說：「都走，都滾蛋！」她說：「我是林場工人，我回來拿衣服來了。」紅衛兵說：「沒有好東西，都滾蛋。」我當時想，大女兒那麼年輕，有工作，更沒有罪，可以不走，可是我不敢張嘴，張嘴就挨打呀。這樣，全家都得走，我和小兒子先走，她們仨人想等等，等和紅衛兵要點東西再走。
我和9歲的兒子先走了。我脖子上掛了「反革命家屬王碧波」的大牌子。回到村里，一個人也不認識，找了半天才找到大隊辦公室。這時是吃午飯的時候了，大隊書記問我認識村里誰，我說認識一個姓周的，前些年到北京我們家去過。書記就派人給他家送信兒，讓他家做飯，呆會，周家就端來一鋁盆棒渣粥，這算吃了午飯。
村里本來還有我們家13間房，因為家裡沒人住，郭敬培就把它出租了，先是租給村外的飛機場，後是租給公社，公社自然不會給我們騰房。村里就一戶姓李的中農，因為主人有點聾，叫李聾子，租給我們一間房。這房子是李家放柴禾的，大小有7平方米，李家現抱出去了柴禾。那是1966年8月底，天很熱，我們夜裡睡下後，屋頂上趴著的蟲子都下來咬我們娘倆。雖然我已經好幾夜沒睡，可這夜也沒睡著，抓了一夜癢。孩子因為太小倒是睡著了，結果咬了一身大紅疙瘩。抓破了就感染，就爛，那時東西全讓紅衛兵扣在家裡，沒衣服穿，孩子的瘡口就和穿的那件破絨褲粘到了一起。儘管如此，第二天我也得出工。
過了幾天，幾個孩子也來了，他們拿著糧票到縣城裡買了些糧食，有小米，那還算是好糧食。把糧食鎖在家裡，小兒子去上學，我們娘幾個都去出工了。回來後，發現小米口袋有人動了，而且從屋裡一直灑到屋外，我就估計有人進屋偷過了。我猜是房東乾的，就跟隊長說了，他說：「他們家向來是愛偷東西，可是你還別說，因為你這種身份，說了後不但沒用，他們還得倒打一耙。」我也就不敢再言語。
我們家帶回去一個縫紉機，村里說：「這個機器算是大隊的，現在是借給你用。村里又缺做活的，你可以做活掙工分。」這樣，我在家做活，兩個女兒出工去。大女兒常在家哭，我就說：「誰讓你回來的？你是工人，還是先回林場去，想想辦法。」她就回了順義潮白河林場。林場領導還挺好，說我們也沒讓你走，你還是回來吧。她還留了個心眼兒，回村後沒上戶口，這樣拿著糧食關係又回了林場，回去之後，領導就幫她把戶口上了，又上班了。
那年二女兒17歲，三女兒15歲，她們倆出工，我在家做活掙工分。可我在家也看不住家，院子裡是房東曬的糧食，大秋分糧食後，我們只能把糧食曬在房頂上，可也不能總站在院子裡看著房頂，所有李家就還是偷。
我就覺得日子沒法過，雖然我做活計件，做一條褲子給4個工分，還給一毛錢線錢，一天做4條褲子，比整勞力掙得還多。可9歲的兒子不能上學，因為是轟回去的狗崽子，所以一上學就挨同學的打。有一天我看他滿身白花花的，一問是全班同學啐的吐沫。我聽了心裡真難受。本來村里學校都是土台子，沒桌子，上課趴了一身土，這回又是滿身吐沫，我就不讓孩子上學了。不上學在家撿柴禾，要過日子。大秋分的柴也不夠燒的。有一天，孩子撿了10筐茬子頭（玉米的根），最後一趟時，實在背不動了，坐在地上哭，一個農民見了，可憐他，幫他背回了家。
後來我想，孩子這么小就當文盲了，這可怎麼行？再說我也不是因為自己幹了壞事兒轟回家的，是家屬，這事太冤，就沒心做活兒了，想回去。後來聽說北京有平反的，就先去北京打聽了一下。回來就在1966年年底帶孩子們回北京了。
開始找到正義路市人大的院子，住在院子裡的大棚里，幾百人天天在地上睡覺，有時下雪，頂子不嚴實，雪花都落在了被子上。後來有人去了市委大樓的舞廳，那個樓每層都有一個，有幾百平方米大，其中一樓住的都是我們這號人。我們就去了那裡。那兒挺暖和，就是擠，往往是白天人們都去上訪，上街遛了，晚上回來就跟今天的火車站一樣了。在那兒呆著還有補助（其實是救濟——作者注），憑著糧食關係，每人每天4毛錢1斤糧票。這樣發了一個月，雖然在這裡也提心弔膽，因為紅衛兵有時也去打人。在那裡招了一身虱子。一個月後，這裡不再發補助了，讓回各區縣去解決問題。
我們就背著行李，拿著市里安置辦公室開的介紹信回了通縣。通縣可沒有專門負責接待轟走又回來的黑五類的部門。第一天我們東找西找，快天黑時找到黑五類辦公室，他們給開了一個讓房管局分一間房的證明。那時因為轟走了大批黑五類，幾乎條條胡同都有空房。可房管局也不打算給。到天黑時我們娘幾個就帶著行李到了房管局，把行李一打開，就睡在了大門口。等會兒，開會的人散了，一出門問我們是怎麼回事，我說是轟走又回來的。沒房住。他們說，躺在這裡影響也不好啊。我心想，躺在城外野地里影響好，可凍死了誰知道。就是想讓你們影響不好。問話的人扭頭回了房管局給派出所打電話去了。過了一會兒，他回來告訴我們：派出所讓你們住店去呢。我對他說：「你告訴派出所，我們沒有店錢。」我確實也沒有那麼多錢，娘四個住店，一天得花多少錢？他又回去了，再回來又說派出所讓你們先住下，沒錢也行。
這樣我們就住進了鄰近派出所的紅星客店。這是一家小店，我們住的是大通鋪，確切地說，是大通炕。那屋好幾家都是我們這樣轟走又回來的。在這兒住著等，可是等到快年了，房子還是不下來。我就跟二女兒商量了一下，回涿縣拉家具去。轟走時，村里派大車拉回去了紅衛兵抄剩下的東西。可是那些值錢的東西，幾身好一點的衣服，特別是郭篤民那一箱價格昂貴的畫帖都沒有。
我和二女兒找了一輛汽車回村里拉家具，三女兒和兒子在店裡等著。涿縣距離通縣至少180里地，拉家具回到通縣已是晚上9點多了。我們就把家具卸在原來我們住的那個院是大門口空地上。我和二女兒把鋪板放在地上，拿出被子，就在露天地里躺下了。那晚又是下雪，可累了一天，我們娘倆在雪地里也睡著了。
天亮起來之後，我讓二女兒看著家具，又去找房子，可還是不給。到了晚上，又下了雪。我就跟住街道的紅衛兵說：你看我們也不能老住在雪地里啊。這時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心眼兒還不錯，就給我們開了一個有兩間房屋子的門，讓我們住在外屋。裡屋還鎖著。住了幾天，一個姓於的街道辦事處幹部，怕我們這家黑五類住的房子太寬敞，還有向大些發展的可能，就叫我們又回到轟走前住的那個院子裡住。可是原來那間15平方米的房子被讓轟走又回來的房東先住上了。就給我們一間只有8米3的東耳房住下。這麼點兒的屋子放下家具後就沒地方支鋪了。我們就把幾個桌子拼在一起，那它當床，這也占了多半間屋子。儘管如此，當時也挺知足，畢竟有了一個窩。初步取得了允許回來的權利。不然整天住店，在小飯館買燒餅吃。不定哪天又會被他們趕走。可誰也沒想到，就是這樣一間小房子，我們娘兒五個，一直住到1986年。整整住了19年。
在這裡住下後，我們還是沒戶口，手裡攥著糧食關係。每月到派出所里的糧油辦公室去領。待遇自然是歧視性的：一般居民是每月20日左右領下月的糧票，我們只能在28日以後去領。而且沒有油票，只有糧票，更沒有副食供應。
那時我們這樣的人領糧票要過這樣的五關：先自己寫一個條子，到街道組長那裡蓋上她的章，她證明我們還沒被轟走。再拿這個條子到街道辦事處換一封去通州鎮安置辦公室的信。再由通州鎮安置辦公室開一張去縣安置辦公室的信。之後，由縣安置辦公室開一張到通州鎮派出所糧油的信。最後由糧油辦公室根據糧食關係核發糧票。我們的糧食關係是一張20幾開大小的紙，每領一次糧票都要在背面註上一行字：某年某月糧票已領，並在上面蓋一個章。我們就用這張紙領了整整6年的糧票，後來寫滿了字，再附上一張紙，又寫滿了又附上一張紙。直到第三張寫上一半的時候，才給上了戶口。而且應該按年齡長的定量從未長過，以至於兒子1972年15歲時還吃的是9歲的定量。
就是這樣，我們也是終日提心弔膽地過日子，因為縣裡的安置辦公室還一直努力著把我們往農村安置。那時候，縣裡被轟走又回來的有幾百家人。過些天，中央下了一個通知，上面詳細地規定了必須走和可以不走的條件，孩子們看了通知很高興，因為上面寫的都是四類分子應該走，而沒有說「右派家屬」也必須走。他們以為可以不走了。可是我知道，右派家屬也得再挨轟。果然，紅衛兵又來了。
這一年是1967年，紅衛兵小將們又開始穿上舊軍裝，系上武裝帶上街巡邏、跑步，高喊「紅八月（1966年8月的紀念日）萬歲」。又挨家挨戶地轟打我們這樣的人。
看了那個通知後，我就考慮怎麼樣好不被再轟回農村。有一夜，我躺在桌子搭成的床上苦苦地想這件事，忽然心裡一亮：通知上不是說凡是老家在沿海、軍事基地附近的，不管什麼人都可以不走嗎？涿縣西河村村外就有一個軍用飛機場，對！就用這條理由和他們鬥。我就讓大女兒回涿縣西河村去開介紹信，讓村里證明這裡是軍事基地，不能留黑五類，村支書就給開了介紹信。他還說：這可不是特別重要的軍事基地。我們心想，甭管它重要不重要吧。
這一天，紅衛兵終於到我們院來了。他們進院的時候，我正在屋，三女兒在院裡看見紅衛兵來了，趕緊進屋向我報信兒。我就忙做準備，那會兒正巧是大女兒工休，家裡買了點骨頭，剛燉得。我馬上蓋嚴藏在床底下，不然，紅衛兵一見保證得踹翻了。
一切準備好之後，可還不見紅衛兵進屋，我很納悶兒，原來大門口還住著一家我們這種人，紅衛兵去他家抄打轟了。過了一會兒，他們打完那家的人進了院裡面，把我叫出了屋。我一見，發現這一回比1966年那次還厲害，那次打人的都是女紅衛兵，這次來的十幾個都是男的，打起來肯定沒輕的。他們見了我第一句話就是「你走不走？」，我說「走」。「哪天走？」「明天。」「幾點？」「8點。」
問話的人一聽說我沒敢說半個「不」字，就從袖筒里抽出預備好的擀麵杖，一杵我的肩膀，從牙縫裡擠出一句話：「你要不走，我就打死你！」他們說完又去轟別的家去了。他們出門，我才稍微鬆了一口氣，心想：幸虧沒和紅衛兵小將直接做對。相反，臨近大門那家雖然是先回城的，早就上了戶口，可因為說「不走」，就挨了一頓好打，主婦的頭上都是擀麵杖打得大包。還有一家正在蒸饅頭，紅衛兵打完主婦後，順手把一罐子鹼面扣在了她頭上。
紅衛兵走後，我怕他們明天還會來打，就趕緊拿著村里開的介紹信，去了縣安置辦公室。那天正好是鎮裡派出所所長值班，他就對我說：「紅衛兵再來，你就把那個證明給他們看看。」我說，「我已經給他們看過了，可他們說那也不算，不走就打死我。我現在身體不好，不禁打，您還是給我找地方，讓我走吧。」那所長就在證明上寫了一行字：「目前正在聯繫。」然後蓋上了安置辦的公章。我出了大門之後，就見各個街道都跑來了剛挨完打的黑五類。有捂著臉的，有捂著頭的，還有哭著的。看來這些人的回答都沒有讓紅衛兵小將們順氣。黑五類們還以為縣安置辦公室是青天大老爺，其實禍根就是他們，就是他們指使紅衛兵到各家抄打的。不然，不知地址、底細的紅衛兵怎麼能一家不落地轟打一遍？
第二天，紅衛兵又到我們家來了，一定是安置辦公室的人先跟他們講了我家的情況，所以態度略微緩和了一些，看了看那個證明，就走了。從這以後，紅衛兵就不再來了。
（未完）
（執筆作者郭軍退休前為《中國青年報》主任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