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709律師抓捕案中第一個被捕的王宇獲得美國政府頒發的」國際婦女勇氣獎「。王宇因為承擔律師天經地義的職責而一度身陷囹圄，更使得她的兒子從少年時代開始，便受到監控和暴力的折磨。
包卓軒是王宇和維權人士包龍軍的獨子。他2015年16歲時，因為護照被沒收並失去自由，在朋友幫助下試圖逃離中國，但是行動失敗；後來父母向政府作出妥協，為他贏得准許出國的機會。他首先前往澳大利亞求學，後在不滿21周歲時從澳大利亞前來美國，期待擁抱身心自由。包卓軒目前落腳在美國加州，在當地一所社區學院就讀，等待獲得美國的政治庇護。他不久前接受了美國之音採訪，以下是採訪內容。
記者：您說被國保7天24小時輪班監控了兩年，那是一段怎樣的經歷？
包卓軒：那是我16歲時父母都被關進監獄一段時間之後開始的，就是2015年709事件發生幾個月之後。那時，政府把我送到內蒙古的烏蘭浩特，就是我的外祖母和小姨的居住地，而且她們倆互相住得很近。一開始政府並沒有對我嚴加看管，但是我試圖逃跑出境之後，他們把我抓回去，便開始了後來不間斷的監控。
從那以後，我仍然被允許在烏蘭浩特市一中上學。為了看住我，他們在學校廁所以外的所有地方都裝了攝影頭，包括教室、走廊、操場、飯堂，其中教室里有三個攝影頭，外面的就數不清了。監控的人在一個房間輪班盯著我。那個房間我也進去過，裡面有所有攝影頭的攝影。他們對我說，不管我做些什麼，一舉一動他們都能看到。一根鉛筆掉地上，我彎下身撿起來，他們都了如指掌。這樣的待遇一開始招來同學的白眼，他們都知道，突然安裝那麼多攝影頭都是針對我。而且，我的情況也被新聞報導了，當然是中共的說辭。那兩年，我根本不可能安心學習。好在學校老師們還比較樸實，相對照顧我，沒有對我提出過不合理的要求。
我上下學、平時出門進門，都固定有兩個國保在我左右」護駕「。他們開始是身著警服的，在我的要求下才改穿了便服。這些還不算。由於我在外祖母和小姨家換著住，她們兩家對面原來的正常鄰居都被遷走，改為國保入住，方便對兩家實施24小時監控。雖然屋子裡面沒有看到他們安裝攝影頭之類的，但是，每次只要我跟父母的某位朋友打電話，他們馬上就知道，立刻會來找我盤問。
我一直也不明白，即便我逃跑過一次，如果第二次逃跑，他們第二次再把我抓回來不就行了嗎？為什麼要花那麼多財力、人力和物力，每天雇一個班的警力來看住我這麼一個十多歲的孩子？
記者：您那次的逃跑事件過程如何？當時有怎樣的心理活動？
包卓軒：709大抓捕之後，我最終被政府送到內蒙古烏蘭浩特的外祖母那裡。他們可能認為，那個遙遠的小地方便於對我進行管理，外界也不容易接觸到我，所以並沒有把我看得太嚴。而且，我的護照也在709期間被沒收，理論上沒有可能離境。
一天，我熟悉的父母的朋友在社交媒體」電報「里告訴我，可能過幾天會見一面。後來，他們的兩位朋友出現在烏蘭浩特我的面前。他們把我帶出家門，在一片無人的地方，問了我幾句話，就是願不願意到美國念書之類的，我說願意。然後，他們跟我約定一個時間，讓我在十一放假期間的某一天，打個計程車到機場，他們會接應；除了帶一點現金，其他都不用帶，包括書包、身份證件等；我可以跟外祖母交待一下，但不要告訴任何其他人。那天我離開之前，跟外祖母說，父母的朋友可能要帶我走，到別地方去念書。她似乎馬上明白了這個意思。
我順利到達機場，這兩位朋友接應了我，給了我一個假身份證。他們胸有成竹，和我一起飛到了雲南，然後開車往南走。我們一路開過中緬邊境線，看到邊境也沒什麼人。這時，我才知道，我們是偷渡進入緬甸，然後將在人蛇幫助下經陸路偷渡到泰國。有人會在泰國用飛機把我送到美國。不過，更詳細的細節他們並沒有告訴我。
（記者註：《紐約時報》報導，當時在泰國等待，準備把包卓軒帶往美國的是人權組織」人道中國「創始人之一周鋒鎖。）
我知道是偷渡後確實很害怕，但是也不能反悔了，來不及後退。我們停在緬甸邊境城市猛拉，在那裡的一個酒店住下，後來為了安全，還換了酒店待了幾天。本來計劃在緬甸只待一天就離開，但事情不如我們所願，蛇頭拖延了時間。後來，我們三家人就被一些人逮捕了，那些人說普通話。
後來回想，兩位朋友的保密工作做得挺好的，連在電報上都沒有跟我說任何細節。我覺得，就算政府要監視的話，也是以我為監視重點，而不是他們兩人，並不會知道誰會把我帶走。而政府只用了幾天時間就知道是誰把我帶到哪裡了，至今我也想不出是怎麼回事。不知道哪裡出了問題，他們也不知道。（記者註：維權網說，中國政府潛藏在緬甸的眼線發現了包卓軒；勐拉當地的華僑和民間人士後來了解到，當地觀光局的局長是中國政府派去的內應。）
我們被抓後，我說我什麼都不知道，這也是事實，因為兩位朋友沒有過多透露細節。畢竟我很小，很恐慌。當時，我已經有創傷後遺症的表現了，我會坐立不安、惶恐、擔憂、懷疑，加上我還很害怕。（記者註：《洛杉磯時報》說，警察用棍子打他，威脅要打死他，說」就算打死你，把你扔到這裡的荒郊野外，也不會有人管的。誰也找不到你的屍體「。警察審問他，指控他受到」外國勢力」支持。他們經常半夜一點把他叫起來審問，強迫他在認罪書上簽字。）
那些人給我做筆錄，但筆錄上面寫的跟我說的完全不一樣。讓我簽字，我拒絕，他們就打我，於是我簽了。被抓回中國先軟禁了幾天，再被送回內蒙。從那以後，24小時監控就開始了。
記者：709事件中你經歷了什麼？
包卓軒：2015年7月9日那天，我父親帶著我到了首都國際機場，準備一路護送我到澳大利亞念書。我的護照、簽證和入學手續都是齊全的。在機場，一群人突然衝上來把我們摁住，我們被反綁雙手帶了出去。從此，我就和父母分別了兩年多。
我那天被抓後，被單獨軟禁了幾天。開始他們沒有對我動粗，因為抓捕不是針對我，跟我沒有關係。但是，軟禁期間我想逃跑，畢竟還小，想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於是遭到他們毆打。我被先送到天津我爺爺奶奶的家裡。後來我才知道，我的媽媽是當天在家裡被他們抓走的。（記者註：維權網報導，包卓軒被單獨關押了40個小時，二十多個小時沒有進食。他的姑姑從天津來接他時，他被告知護照沒收、北京的家不可以回，不能見任何人，包括記者和他父母的朋友，不能給父母請律師等。《洛杉磯時報》說，當天，包卓軒的媽媽王宇獨自在家，等待丈夫和兒子順利離開中國前往澳大利亞的消息。屋裡突然斷電，10多名男子用電鑽強行鑽開她家的門，衝進去把她推到在地，戴上手銬，用一隻套子罩住了她的頭。）
因為剛結束軟禁重獲自由，我在爺爺奶奶家開始瘋狂地給父母的朋友打電話，找了一大堆他們的律師朋友，才意識到可能事情沒有我想像的那麼簡單，因為發現很多律師的電話都打不通，原來都被捕了。這就是後來被人們所稱的709事件。
大概知道我給人打電話，可能會有很多人來跟我接觸，他們也許覺得天津這樣的大城市不便於管理，所以，不久後就把我帶出天津送到了內蒙。後來就發生了前面那些事情。
記者：您怎麼看自己的爸爸媽媽和他們為之獻身的理想？您有沒有後悔離開父母來到外國？
包卓軒：我的爸爸媽媽從來沒有給我直接灌輸過對中共的定義和判斷。他們會讓我看具體案例，比方誰家被強拆了，上訪被警察打了；新疆的被送到集中營，受到怎樣的迫害等等。他們從來不說教，只是順手給我看一些實例，讓我用自己的觀察和理解去判斷。
我們家裡也會使用翻牆軟體，我會上外網，看外邊的說法。對比之下，我發現中國的人權現狀確實很不堪，中共一些做法令人不齒。
有時候，我倒是覺得，作為父母，還不如直接明了地給孩子灌輸一些政治上的是非，因為並不是所有孩子都能自己悟到這些是非，從而輕而易舉走出中共的思維模式。
我感到很對不起父母。他們無論什麼折磨和虐待都不會妥協，但是，我是他們的軟肋。央視認罪99%的原因都是因為中共拿我做交換。我知道，我的父母不會因為酷刑，也不會因為別的原因退讓。我後來能離開中國到澳洲，是因為父母做出了重大犧牲，向中共做了很多妥協。而父母也覺得很對不起我，他們總這麼說。實際上，我認為，他們的事業高於我一個簡單的個體。
很多時候他們也是可以留在外國的，卻每次都回到中國，因為他們要把中國的人權事業堅持下去。他們的職業精神就是如此，願意犧牲自己換取人權的實現。那次父親送我去澳洲後還會回到中國，但是，中共可能以為他要逃往國外。
但是，我父母的立場和做法其實國內很多人都不理解的，普通百姓都會想，很多事情和自己沒有直接關係，幹嘛一定冒這麼大風險去對著幹？
現在，我在美國雖然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卻享受著前所未有的精神自由。我不會後悔自己選擇的這條道路
記者：感謝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並期待您在生活與學業上都如願以償，在自由的土地上實現自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