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上海，驕陽似火，紅塵滾滾，衡山路上法國梧桐樹綠葉成蔭。一夥革命群眾，在串聯來上海的北京紅衛兵帶領下，闖進國際禮拜堂的院子。眾人高呼：打到美帝國主義！揪出美帝走狗特務！
一頓打砸搶後，這夥人逼禮拜堂主任牧師李儲文，交出進行特務活動的電台。開始，李牧師還耐心地解釋：「禮拜堂是基督徒進行宗教活動的場所，我們與美國沒有任何關係，更沒有什麼電台」。「胡說！電影裡的特務都有電台！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焚燒聖經和宗教書籍的熊熊火光，映照在李儲文流著墨汁和鮮血的臉上。他料定，今天這一關是過不去了，於是開口哀求：「小將們，你們誤會了，我不是美國特務，請打電話向中共中央統戰部核實」。還是北京來的紅衛兵有見識，立即聯繫了有關方面。得到答覆：「李儲文是1938年入黨的老同志，馬上放人」。眾人驚愕，作鳥獸散。
從此，李儲文消失在了上海國際禮拜堂里，和信徒們的視線中。直至1972年，上海市革委會公布了他外事辦公室主任的任命。
1918年，李儲文出生在寧波慈谿的一個基督徒家庭。自小受宗教信仰的薰陶，他立志要以傳揚福音，拯救靈魂為終身奮鬥目標。在就讀教會中學期間，積極參與基督徒青年團契活動，努力研讀聖經，還跟從外籍傳教士練習英文，取了個英文名Sherwood。做船運生意的大哥，將他引薦給了上海灘的寧波籍大亨，上海總商會會長虞洽卿。李儲文1937年考取上海著名的教會學校滬江大學，虞洽卿資助他每年150塊大洋的高額學費，並允諾學成畢業後，可進他的公司任職。
1937年，是上海多災多難的一年。
八月，日軍轟炸上海市區，攻占華界。十二月，淞滬抗戰全面爆發。以基督教青年會幹事劉良模為首的一群基督徒，與上海各界一起，支援前線，奮勇抗敵。滬江大學首任華人校長劉湛恩，因堅決主張抗日，1938年4月被日寇唆使的漢奸槍殺，滬江大學師生悲憤萬分，紛紛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上海戰雲密布，李儲文匆匆讀完了大學課程，據他自己說，畢業論文還是別人代寫的。李儲文進入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任職。
「西安事變」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再次獲得合法地位的中共，向國統區投身抗日救亡的熱血青年，伸出誘惑的手。鼓吹共產主義理想，挑唆民眾對政府的仇恨。情報高手周恩來，在他當年主持中共特科的老地方，招募從事地下工作的人才。此時，基督教青年會幹事李儲文，被中共吸收，成為秘密戰線的一員。上級指示李儲文繼續留在基督教界，吸收和發展擁共反蔣的力量。多年以後，李儲文回憶道：「恩來同志是很有眼光的。因為在當時的中國，青年會接觸面廣，中共要鞏固民族統一戰線，要進一步發展壯大，必須團結更多的人，青年會肯定在這方面有幫助。其實，那時候的青年會是依託基督教，但並不以宣教為主旨，而是一個服務社會的社團，在社會上有很大的影響力」。
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占上海公共租界，基督教青年會總部撤到西南大後方。李儲文等一批青年會幹事，奉命在雲南等地從事，對戰地軍人和流亡學生的服務工作。
西南聯大校長梅貽琦，將學校的一塊荒地，交給基督教青年會。青年會屬下的學生公社，辦起了學生服務處，設有閱覽室、禮堂、娛樂活動室、茶室、淋浴房和理髮室等。他們還向背井離鄉、貧困飢餓的大學生，提供一碗豆漿和兩個饅頭的早餐。數十年後，西南聯大校友仍念念不忘這頓救命的早餐。
抗戰期間，李儲文和基督教青年會的同工們在昆明的工作，李儲文在昆明的那幾年，常借用英國聖公會港澳教區主教何明華（Bishop R.Q.Hall）的住所，邀請在滇美國第十四航空隊（人稱：飛虎隊）官兵，和西南聯大教授，華羅庚、吳晗、聞一多、潘光旦、曾昭掄、葉企蓀等著名學者聚會。飛虎隊成員中有一些思想左傾的軍人，經常造訪青年會學生服務處，他們可以在閱覽室中接觸到《新華日報》，及其他中共宣傳抗戰的資料。李儲文就是通過這樣的方式，實現周恩來交給他的任務：壯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使這些人在政治上向中國共產黨靠攏。
中共從建立到發展，一直對基督教採取利用的策略。1941年9月，中共城工委《關於敵後大城市群眾工作的指示》明確指出：要利用基督教來組織群眾。要把部分黨的宣傳工作和文化工作「隱藏」在宗教活動中，在宗教機關內應有「特殊組織」。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累力量，以待時機。是中共地下黨的工作方針。昔日在國共鬥爭時，發揮了關鍵作用。基督教中的地下黨員有兩類：一類是從外部「打進去」的；另一種是從裡面「拉出來」的。所謂「打進去」，就是中共派人滲透至教會及基督教團體，以基督徒身份作掩飾，從事對敵鬥爭，甚至是反基督教的活動。另一類「拉出來」者，指的是中共在教會內部物色那些，同情革命，對現實不滿的基督教人士，感化、拉攏他們為中共工作，進而發展成地下黨員。
二戰結束後，世界基督教青年會為培養中國骨幹力量，計劃從中國各地青年會中，遴選一批優秀人才，赴美國著名大學深造。入選的有丁光訓、李儲文、黃培永、王以敦等。已經在日內瓦青年會工作的李儲文，既按此計劃，前往美國耶魯大學攻讀神學。
這一批青年會幹事在美國各大學讀書期間，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所支持的國民黨政權被驅逐出大陸地區。加入了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國共產黨，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地下黨李儲文等人的理想，得以實現了。他得到了組織上的指示，回國參加建設新中國。
李儲文等人回到中國大陸，馬上面臨的就是，如何處理他們的基督教信仰，和奉無神論立場的共產黨員身份問題。當年入黨後，繼續在基督教機構工作的十幾年裡，他還從來沒有面對這個矛盾。
周恩來出來解決問題。中共中央做了一個規定：凡在情報戰線、宗教系統里，和統戰工作需要的中共黨員，不必履行一般黨員責任義務，即不必遵守《黨章》規定：參加基層黨支部活動，按月交黨費。其黨員身份，屬國家機密，嚴格控制在中央統戰部，甚至周恩來本人手中。周恩來在臨終前，才對秘書說出：「當年擁護袁世凱稱帝的籌安會六君子中，第一名的楊度，他最後參加了共產黨，為黨做了大量工作。是我介紹並直接領導他的。請王冶秋（國家文物局局長）將此情況轉告上海辭書出版社《辭海》修訂編輯委員會，在編寫楊度這一人物條目時，要將這一史實寫入，以免日後湮沒無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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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條特殊政策，從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學成歸國的李儲文，沒有公開他的中共黨員身份。他繼續回到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擔任宗教教育部幹事。而後，他被派往上海國際禮拜堂，作美籍主任牧師畢范宇（Rev Francis Wilson Prices）的助手。
上海國際禮拜堂Shanghai Community Church。原名是上海協和禮拜堂，出自《尚書》「協和萬邦」，寓意：協調各國間關係，和諧合作。國際禮拜堂位于衡山路53號。1923年由在滬美國僑民，及其他外國僑民集資建造。這座建築內可容700人禮拜，為當時上海最大的基督教堂。上海國際禮拜堂不分宗派，會友包括來自世界各國的基督教信徒，也是訪滬外賓的必到之處。1950年，國際禮拜堂推選馮家聲擔任管理堂務的理事長，他是擔任此職的第一位華人基督徒。
1951年，上海基督教各個團體，召開「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會議上，李儲文出面控訴帝國主義分子畢范宇。隨後，畢范宇牧師被驅逐出境，由李儲文擔任上海國際禮拜堂主任牧師，兼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秘書長。全國三自主席、原青年會幹事吳耀宗，這樣評價李儲文：他在任何兇險的環境下，都能為中共打開局面。
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委員會主席吳耀宗（中）與秘書長李儲文
自小熟讀聖經的背景，又有青年會幹事的活動能力，和美國神學院嚴格訓練的經歷，加之純熟的英文水平，李儲文捕手上海國際禮拜堂主任牧師後，做的有聲有色。信徒們熱衷於李牧師每個星期天主日崇拜的講道，還認真收集李牧師發表在各個教會刊物上的靈修文章。
但是時間長了，大家發現李牧師很少為禮拜堂的慕道友施行洗禮，也不答應信徒請他主持婚禮的要求。國際禮拜堂的這些聖禮，大部分都是由副牧楊安鼎牧師施行的。這個疑問，到李儲文黨員身份曝光後，大家才恍然大悟。原來，李儲文擔心，如果有一天真像大白，信徒們會有受騙上當的感覺。我們從中，看到李儲文內心的糾結，因為他明白，使徒統緒在他的手中是斷了的。所謂使徒統緒（Apostolic succession）是基督教教義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即神職人員手中的權力和能力，傳承自使徒彼得，而使徒彼得的權柄來自上帝。
打下了江山了的中共，要開始整頓共產黨員信仰宗教的「大是大非」的立場問題了。早在1940年，毛澤東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共產黨員可以和某些唯心論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動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但是決不能贊同他們的唯心論或宗教教義」。就是說，凡成為中共黨員了，就不許有宗教信仰，非黑即白，漢賊不兩立。八十年後，國家宗教事務局王作安局長，依然重申：「黨員幹部不僅不能信仰宗教，還要做執行黨的宗教政策的模範，嚴守宗教政策法規紅線」。
李儲文入黨以來，一直是在踩這條「紅線」。他們那批先有宗教信仰，而後加入中共的人，原以為兩者可兼而有之，相益得彰。然而，1966年的那場風暴，無情地擊碎了李儲文的夢想。李牧師的雙面人生，也讓許多人迷惘：聖經不是說，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嗎？
1983至1988年，正值中英關於香港主權移交的談判時期，李儲文奉調香港工作。作為中共在香港的代表機構，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的助手，李儲文具備良好的溝通能力和行政管理經驗，獲得香港各界人士普遍認可。昔日反帝青年，如今參與從英國人手裡收回香港主權。
中國駐港機構人員的醫療保健，都是在廣州的中山醫學院附屬醫院做。這天，為李副社長檢查身體的，是歐陽醫生。歐陽是上海國際禮拜堂長大的孩子，從小聽李牧師講道，上主日學課程。他籍口支開了隨從，當年的師徒在醫院的走廊里相認。李儲文向歐陽醫生了解，文革後國際禮拜堂重新開放的情況，詢問那些老信徒們的近況。以後，李副社長每次來廣州身體檢查，都是交換「情報」的機會。
一位原上海國際禮拜堂的老信徒，想為重新開放的禮拜堂奉獻一部電子管風琴，無奈中國海關不放行。他找到人稱「地下港督」許家屯的助手李儲文。當年的李牧師，協調解決了這個難題。自此以後，凡有國際禮拜堂人士訪問或途徑香港，李儲文都會請吃飯，關切教會各項活動情況。這在當時，還是犯忌的舉動。
2000年的一天，大雨滂沱，李儲文在歐陽醫生的陪同下，來到國際禮拜堂。他緩步走在禮拜堂的各個角落，還登上那個五十多年前站過的講台，並拍照留念。
（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