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是2016年8月23日發布，作者為程兆奇）去年中秋後《近代史研究》召開了「中國近代史研究三十年——過去的經驗與未來的可能走向」研討會，因為會議的主旨是回顧過去，展望未來，討論的問題不宜太專太細，而我對中國近代史除了南京大屠殺和東京審判兩個邊緣的「點」之外並沒有深入的研究，所以會前我就選題是否合適徵詢了主辦方的徐秀麗先生。徐先生以為兩個「點」都有足夠的重要性；對我所說的在中國以外東京審判大於南京大屠殺，徐先生則以為：比較起來，對中國人來說還是南京大屠殺大於東京審判。當時我和會議的召集人之一謝維先生也通了一個電話，說及會議，謝先生說：主要是想通過回顧找差距。我也覺得作為一個帶有總結性的會議，提出存在的問題比展示成果更有意義。這樣我就從回顧和展望兩個方面擬了個粗綱發給了會議。沒有按會議要求寫成文章，主要是考慮南京大屠殺研究存在的問題在相當程度上來自學術以外的束縛，限於研討會的範圍但言無妨，落筆成文是否相宜則不能不看時機。日前接到會議組來信，表示會議要出論集，再次敦促與會者提交論文。我在寫這篇文章時特別交代一下緣起，是為了說明今天來談這一話題難免求全責備之嫌，因此動筆的理由並不是「適逢其時」，條件已經成熟，而只是外界的促成。
本文在原提綱基礎上增寫，未作結構變動，以存當時所想。
一、研究史的簡要回顧
我向會議提交的提綱中這一節分了三個部分。第二部分談中國研究情況，題目是「沒有『不同』意義上的爭論的中國研究界」。之所以突出沒有爭論，主要是和日本的激烈爭論相對照。這一部分共分三點，一是簡括上世紀八十年代前的寂寞狀況和八十年代中期以後蜂擁而起的著述和資料編輯，二是介紹作為最重要業績的已出版五十五卷仍在續出中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三是略述近年開始的以南京中生代學者為主的反思。國內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情況因不少綜述性文字已有較詳介紹，可為參考，所以此處不另寫。日本的相關情況，近年我在一些專論中多有論及，但沒有做過總體的介紹，本文擬以幾個重要節點作一粗線條的概括。西方學者研究南京大屠殺起步較晚，尚未受到國內學界注意，本文也將略作介紹，限於所知，難免掛一漏萬，算是聊備一格吧。
（一）日本屠殺、虛構、中間三派爭論的由來和現狀
日本南京大屠殺的爭論始於東京審判的法庭之內，以後的重要爭點幾乎都可以在東京審判的庭辯中找到源頭，但因當時日本百廢待興，戰敗國的弱勢立場使日本只能在維持天皇制那樣關係國本的最大關節上與戰勝國一爭，所以南京大屠殺的爭論沒有越出法庭之外。南京大屠殺在日本的爭論起於上世紀七十年代。談到日本的南京大屠殺研究，有一人不能不提，我們就從這位先生開始。
全世界第一位研究者洞富雄
洞富雄，自1931年從早稻田大學史學科畢業至1977年退休，一直在母校任職。洞富雄的學術生命很長，直到1995年九十歲高齡還出版了《幕末維新的異文化交流》。洞富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史方面，但影響最大的工作還是南京大屠殺研究。洞富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文字第一篇發表於1967年（《近代戰史之謎》之一章），這也是全世界第一篇在研究基礎上寫成的南京大屠殺的文字；洞富雄的《南京事件》出版於1972年，是第一本研究性的專書[1]。如果列數洞富雄對南京大屠殺研究的貢獻，「拓荒」無疑是最重要的一點。第二，洞富雄對南京大屠殺的相關問題進行了相當廣泛的探討，從洞富雄的代表作《決定版·南京大屠殺》《南京大屠殺的證明》看，洞富雄提出的問題和對日本虛構派的辯駁基本構建了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框架、確立了回應虛構派挑戰的方向。第三，洞富雄早在1973年即編輯出版了第一部迄今仍被日本學者不斷徵引的兩卷本的南京大屠殺資料集《南京事件》（上卷為東京審判「速記錄」中有關「南京事件」的摘錄，下卷為田伯烈、徐淑希、斯邁思、德丁編寫的早期文獻）。所以，雖然隨著南京大屠殺研究在廣度和深度上的推進，洞富雄的一些具體結論已被超越或修正，但從總體上說洞富雄奠立的基本格局並未動搖。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引發爭論的《中國之旅》
南京大屠殺研究的先聲雖由洞富雄所發，但南京大屠殺在日本形成爭論則由一篇報導文字引起。日本《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1971年獲准來華，6至7月份連續四十天，先後訪問了廣州、長沙、北京、瀋陽、撫順、鞍山、唐山、濟南、南京、上海等地，尋訪日軍暴行的舊跡和倖存的受害人。本多勝一將此行的記錄以《中國之旅》之名從1971年8月末起至12月在《朝日新聞》連載發表。文章在《朝日新聞》連載的同時，又在《朝日專刊》《周刊朝日》連載，部分照片還在《朝日畫報》刊載。第二年《中國之旅》單行本由朝日新聞社出版。單行本在原來「平頂山」、「萬人坑」（虎石溝）、「南京」、「三光政策」之外，又增加了「中國人的『軍國日本』像」、「在舊『住友』的工場」、「矯正院」、「人的細菌實驗和活體解剖」、「撫順」、「防疫慘殺事件」、「鞍山和舊『久保田鑄造』」、「蘆溝橋的周邊」、「強制押解的日本之旅」、「上海」、「港」、「『討伐』和『轟炸』的實態」等篇章。從篇題可見，「南京」只是《中國之旅》中的一篇，也就是說《中國之旅》對日軍暴行的批判本來不限於南京大屠殺，但引發爭論的卻只有南京大屠殺。其中原因此處不能細論。由於本多勝一的嚴厲批判，加上《朝日新聞》的特別影響力，「南京大屠殺」成了日本大眾不得不面對的一個現實。這個「現實」引起的是反省還是反感，非一言可以輕斷。但它的影響本身使持反對所謂「東京審判史觀」者不能自安，由此為推動力，形成了一波強於一波的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洶湧浪潮。
第一本否定專書《南京大屠殺之謎》
第一個站出來「批駁」本多勝一的是鈴木明。鈴木明曾在民營電台工作，後為自由撰稿人。1972年，他在日本右翼重鎮《諸君！》4月號發表了《「南京大屠殺」之謎》。次年鈴木明的論集也以此為題名。題名「謎」有一個插曲。「謎」的日文是「まぼろし」。因《謎》對南京大屠殺的否定立場，所以《謎》文出後，「まぼろし」即被與日文漢字「虛構」同觀，作為日本「虛構派」的標籤。長期以來國內對鈴木明此書的譯名除了「虛幻」「虛偽」「虛妄」，更多的也是「虛構」。但鈴木明在時隔近三十年後出版的《新「南京大屠殺」之謎》中特地說明舊譯是「明顯的誤譯」：「現在日本人使用的『まぼろし』，除了『虛』『實』『秀』等各種各樣的漢字（指對應的漢字——引者）外，還有想捕捉也無法捕捉的恍惚的意味，這一極其日本化的、『情緒的』題名，以正確的中國語譯出，我想大概是不可能的。」鈴木明舉《文兿春秋》1951年7月號坂口安吾《飛鳥の幻》的「幻」為「難解之歷史之謎」之例，說：「我取『まぼろし』為題名，正是這樣的理由。」[2]對鈴木明的這一解釋我曾批評是「面對鐵的事實的不能不」[3]，其實不夠平允，因為鈴木明雖開虛構派先河，但多為提出疑問，語氣較為平緩，而且從來不提具體數字，也不自認是虛構派。《「南京大屠殺」之謎》涉及第十六師團諸如屍體橋等等的疑問，但主要是對「百人斬」的質疑。在七十年代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爭論全面展開之前，此案是最主要的爭點。雙方的代表性人物一方是洞富雄、本多勝一，一方是鈴木明、山本七平[4]。
八十年代屠殺派的突出成績和主要對手
進入八十年代，南京大屠殺的爭論全面展開。當時教科書事件引起軒然大波，成了激化爭論的外部觸機。1984年屠殺派成立了「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除了洞富雄和本多勝一，成員還有前輩學者藤原彰，中生代學者吉田裕、笠原十九司等教師、新聞工作者、律師等二十人。這一時期是屠殺派取得最大成績、也是在和虛構派爭論中最占上風的時期。除了前已提及的洞富雄的《決定版·南京大屠殺》《南京大屠殺的證明》，當時屠殺派的重要著作還有藤原彰的《南京大屠殺》、吉田裕的《天皇的軍隊和南京事件》、本多勝一的《通往南京之路》、《被審判的南京大屠殺》以及洞、藤原、本多編輯的《思考南京大屠殺》《南京大屠殺的現場》等。日本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推進和虛構派的挑戰密不可分，同樣虛構派的愈演愈烈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屠殺派的刺激所致。八十年代屠殺派的最主要論敵是戰時在大東亞協會跟隨過松井石根的田中正明。田中正明對軍國日本的回護並不始於八十年代，早在1963年他就出版過一本後來加印了二十餘次的《帕爾博士的日本無罪論》。田中正明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論述主要集中在《「南京屠殺」的虛構》和《南京事件的總括》兩部書中。兩書從所謂南京人口、戰後難民的急速增加、進入南京的日本人未見屍體、國際委員會報告的虛與實、難民區的安泰和感謝信、大量屠殺俘虜的虛構、崇善堂埋屍的不實、斯邁思調查可證沒有大規模暴行、事發時中國軍事會議未提及、中共沒有記錄、國聯沒有成為議題、美英法等國沒有抗議、美英媒體幾乎沒有報導、沒有鉗口令、沒有目擊者以及史料都是所謂「傳聞材料」、照片出自偽造等等廣泛方面否定日軍有過大屠殺和其他暴行。如果問田中正明與之前的虛構論者有什麼不同，最大的一點就是從對南京大屠殺的某一點的質疑到對整體的徹底否定。田中正明不僅和屠殺派辯難不已，和「中間派」也勢同水火，有激烈交鋒（中間派情況下節介紹）。雖然從虛構派那裡看到的永遠是勝利宣言[5]，但在這一輪的攻防中至少在聲勢上虛構派是被壓了下去。除了上引著作，這一時期屠殺派的更重要貢獻是通過廣泛搜求，全面建立了支撐以屠殺為代表的日軍暴行為實有的史料基礎。1973年出版的洞富雄編輯的史料集《南京事件》此時以《日中戰爭南京大殘虐事件資料集》之名再次出版，九十年代初出版的《南京事件資料集》最重要的上卷「美國關係資料編」也成之於這一時期。
中間派的兩面論爭和與虛構派的逐漸合流
日本「中間派」是認為屠殺人數在數萬到一萬的寬泛表述，近年又有人將其中主張被殺一萬左右的稱為「小屠殺派」，被殺四萬的稱為「中屠殺派」[6]。中間派只是對屠殺數的認定介於兩者之間，其「政治」立場則遠為複雜多樣，不像虛構、屠殺兩派那樣單一明了。如在日本有大名的櫻井よしこ在被殺人數的認定上屬於小屠殺派，但長期以來一直是一面反中的旗幟，和虛構派沒有分別；而中屠殺派的秦郁彥的基本看法[7]則接近於屠殺派。中間派長期以來與虛構派、屠殺派兩線作戰，總的來說，在八十年代中間派對虛構派的批駁力度還是更大一些。比如田中正明編輯的《松井石根大將陣中日誌》出版後，小屠殺派的板倉由明經過逐一核對指出田中「改篡」松井原文達九百處[8]。秦郁彥回憶1985年春《諸君！》召集三派代表人物討論南京大屠殺，那天到會的有洞富雄、秦郁彥、鈴木明、田中正明，「在八小時只有咖啡的討論中」，「洞、秦、鈴木不論屠殺規模，在有相當數量被屠殺這一點上看法一致，因此可以感到否定派的田中陷於了孤立。」[9]這天的討論作為八十年代中間派作用的縮影大概雖不中也不太遠。八十年代中間派在資料上也有建樹，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舊軍人團體偕行社編輯出版的《南京戰史資料集》和九十年代初出版的《南京戰史資料集》Ⅱ。「戰史資料集」，嚴格說不是「大屠殺」或「事件」的資料集，但因戰時文獻多已被焚，即使戰史方面的零散文獻對從更廣泛方面了解日軍的所作所為還是有價值。《南京戰史資料集》對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最大的意義是：殘存的日本軍方文獻仍可證明日軍曾大規模屠殺俘虜[10]。《南京戰史資料集》所收日軍官兵日記的特點是包括最高長官以下的各個層級，與屠殺派所編資料集悉為士兵和下級軍官不同。進入九十年代後，中間派中雖然仍有偏重「技術」的傾向，如防衛研究所研究員原剛通過重新研究幕府山屠殺俘虜等個案，將屠殺數從一萬提高到二到三萬。但大體上說九十年代後中間派整體是在右轉。如小屠殺派的畝本正己自稱他著作的目的就是「洗刷」日軍的「冤罪」[11]，八十年代曾批駁田中正明「改篡」史料的板倉由明的遺著《真相是這樣的南京事件》所附追思篇題名即稱板倉為屠殺派的「天敵」[12]，即使秦郁彥也多次說「正確的數字只有上帝才知道」[13]。在虛構派甚囂塵上的今天，中間派的「中間」意義已十分弱化。
九十年代中期以後虛構派的後來居上
九十年代以後特別是近年虛構派聲勢日益煊赫和冷戰結束後日本保守勢力捲土重來的大背景有很大關係。這一時期虛構派有這樣幾方面的變化。一是右翼「學者」成為主流。九十年代中期前，除了曾從事媒體、出版工作的鈴木明、阿羅健一（畠中秀夫），虛構派主要是戰時的一輩人，如田中正明曾隨從松井石根，山本七平本身就是舊軍人，九十年代中期以後的代表性人物無論是「意識形態」味濃厚的東中野修道、藤岡信勝，還是基本算是專業型學者的北村稔，都是長期在大學執教的大學教授。二是「組織」化。和屠殺派八十年代即成立了「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不同，虛構派九十年代前完全是散兵游勇，近年則頻有聚合，2000還成立了「南京學會」。三是和政界互通聲息。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政界人物偶有對歷史問題的「失言」，但並未直接介入虛構派的活動，近年自民黨「日本前途和歷史教育思考會」的「南京問題小委員會」及參眾兩院超黨派「檢證南京事件的真實之會」[14]都與虛構派時相過從，互動密切[15]。四是主流電視台的推波助瀾。長期以來日本主流電視台間或有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議論，如渡部昇一（上智大學名譽教授）主持的東京電視台（十二頻道）的談話節目，但從未以南京大屠殺作為專題，以南京大屠殺為專門節目近年始見。這些節目因屠殺派從不參與[16]（在電視中「拋頭露面」揭日本傷疤的壓力可以想見），而虛構派總是有備而來，這樣的不對等造成了看似有正反兩方的相爭總是虛構派以「證據」獲勝。因此，對虛構派來說，這種節目其實比單方面宣傳更有效果。五是虛構觀點的全面深化。虛構派在鈴木明時期還只是提出幾點疑問的初型，到了田中正明的全盤否定始具規模，這一時期虛構派上窮下索，對以往的主張全面強化。如田中正明在《總括》的結尾說到照片「偽造」，東中野修道等人接過衣缽號稱檢查了全部照片：「對『證據照片』143張首次進行總括的檢證」，證明「作為證據的照片一張也沒有」。[17]鈴木明「發現」田伯烈是國民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誤書為「情報部」）「顧問」，北村稔以此為線索寫了一本在虛構派中備受推崇、號稱從源頭上抓到了所謂「南京事件」與「國民黨的國際宣傳和對外戰略」有「密切關係」的「把柄」的專書[18]。六是新著連篇累牘的問世。七是第一次拍攝電影《南京的真實》（三部曲，第一部已完成）。八是開始向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輸出[19]。這樣多方面的活動，使虛構觀點的影響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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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殺派的艱難抵抗
面對虛構派的全面進攻，屠殺派仍在頑強抗爭。與八十年代屠殺派給人的「眾志成城」的印象不同，九十年代中期以後除了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出版了《南京大屠殺的13個謊言》，屠殺派基本上是單槍匹馬在不同方向上各自為戰。這一時期在實證研究上成績最為突出的是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調查會成員中石田勇治編譯的《德國外交官所看到的南京事件》是德文官方文獻資料的第一次結集。小野賢二編輯的《記錄南京大屠殺的皇軍士兵們》的最大意義在於證明了戰時報導的「兩角部隊」[20]在幕府山俘虜的一萬四千名中國官兵大部分遭到了槍殺。「調查會」之外，松岡環編輯的《南京戰·尋找被封閉的記憶》採訪第十六師團為主的老兵達一百零二名，為迄今搶救當事者記憶的人數之最。這一時期在笠原十九司著述以外的寥寥屠殺派著作中，我覺得有一本書應該一提，即津田道夫的《南京大屠殺和日本人的精神構造》。津田此書的中譯本在兩岸三地都已出版，不算僻書，之所以說「應該一提」，是因為此書在日本連屠殺派也「視而不見」。被無視的原因當是由於此書以南京大屠殺「實有」為「不言而喻」的前提而諸派所爭本在史實，但我覺得之所以被無視多少也和此書尖銳批判的對象是日本民眾的責任有關。日本各派「黨同伐異」由來已久，八十年代屠殺派占據上風和九十年代虛構派甚囂塵上可以說都是拜同派之間聲應氣求「一致對外」之賜，屠殺派在這一時期的影響力下降不能說沒有整個風氣右轉的大環境原因，但和屠殺派「各自為政」過於孤高也不能說全然無關。[21]
日本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歷史是一部不斷爭論的歷史，可以說諸派論爭是推動研究的最主要原動力。目前虛構派雖然氣盛一時，但沒有也不可能籠罩一切[22]。由於南京大屠殺的主要史料已接近窮盡，所以各派影響力雖會有消長起伏，在看得到的將來，不可能由哪一派定於一尊取得壓倒性勝利則當無可疑。
（二）西方南京大屠殺研究簡況
歐美學者近年的介入
歐美學者研究南京大屠殺起步較晚，但也有自己的特色。1997年亞洲研究年會大會上楊大慶（喬治·華盛頓大學）組織的南京小組會是西方學界第一次討論南京大屠殺，此次討論後結集的《歷史學中的南京大屠殺》[23]主要從歷史和記憶、政治和道德以及方法論等方面著力，與中日已有著述的關注點和角度都有相當的不同，在眾多南京大屠殺研究著作中可謂別開生面。近年有三位日裔學者的著作較值得的注意，一是2001年出版的山本昌宏（懷俄明大學）《南京——一個暴行的剖析》、二是2006年吉田俊（西密西根大學）《「南京大屠殺」是如何構建的——日中美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和記憶》、三是2007年若林正（約克大學）《南京暴行——讓圖像複雜化》，這些著作試圖通過精細化的實證手段，重新檢驗現存文獻，以重建南京大屠殺的史實。這一企圖是否如預期可以見仁見智，但確實使以往中國研究存在的問題更加凸顯。
暢銷書《南京暴行》的兩極反響
在西方第一次討論南京大屠殺的同年稍後，張純如的《南京暴行》在美國出版。《南京暴行》不僅是西方第一部全面反映「南京暴行」的著作，出版不久便高居暢銷書排行榜，也是迄今包括中日兩國相關著作中銷量最大的一本書。同時，《南京暴行》歧見之大也迄無前例。國內「好評如潮」和日本虛構派極盡挑剔之能事事在意料之中，讓人始料未及的是《歷史學中的南京大屠殺》（同名論集《歷史學中的南京大屠殺》中的一篇）作者Joshua.A.Fogel的嚴厲批評，尤其出人意外的是日本屠殺派的濃重挫傷感。從事後日本《諸君！》的問卷看，屠殺派的主要成員中藤原彰、笠原十九司、高崎隆治雖然給予了有限肯定，但都認為史實上「錯誤很多」，而江口圭一、井上久士、姬田光義、吉田裕則做了負面評價。[24]因屠殺派主流和作者為是否附加刊誤意見不一，致使日譯本遲遲未能出版。所以相當一段時間此書在日本是但聞批判，不見原書。日文版終於出版已是英文版首發的十年以後。配合日文版出版，譯者巫召鴻的《讀〈南京暴行〉》同時出版。巫召鴻和出生在美國以英語為母語的張純如一樣，是出生在日本以日語為母語的華裔。不是翻譯也不是研究者的他之所以攬下譯事，和他「與生俱來」處於「祖國」和寄居國「周邊」和「外部」（《讀〈南京暴行〉》「解說」者大坂教育大學教授山田正行語）的特殊感受有關。從巫召鴻自述的心路歷程看，他對日本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突出受害掩蓋加害的「戰爭記憶」有強烈抗拒，不能容忍南京暴行這樣「殘酷」「無道」的歷史被「遺忘」。他認為《南京暴行》的疏誤瑕不掩瑜，不能和它的重大意義相提並論。巫召鴻在講到翻譯經緯時有這樣一段說明，他說：「語言表現的信息，不單是傳遞事實，它還包括人的熱情、情感、希望、正義感」；翻譯此書的「基本要求」是「認同作者通過本書傳達的訴求」和「認同作者的人格」，「如果不具備這一點，我認為完成此書的翻譯是不可能的」。[25]這種重「大義」輕「小節」和以實證為主要特色的日本屠殺派確實有很大不同。[26]我在介紹張著的同時之所以附帶提及在日本並未產生影響的日譯本譯者的看法，有一個特別考慮。多年前我寫過一篇短文《〈南京暴行〉引來的異議和給人的省思》[27]，文章主要是介紹日美學者對《南京暴行》的批評，其中當然也有如何對待情感和史實的我的看法，但只是就事論事，完全沒有料想到它會成為批評《南京暴行》作者和國內某些學者的人每加援引的根據。藉此我想慎重表示：正如我對屠殺派學者對《南京暴行》批評的肯定並不等於我會否定巫召鴻、山田正行對《南京暴行》的高度稱讚一樣，對拙文不宜「舉一反三」，過度解讀，在張純如去世後尤當如此。
二、南京大屠殺研究的幾個問題
（一）尚未走入「歷史」帶來的困惑
日本有所謂「同時代史」的說法，以區別於與今天無關的「歷史」。南京大屠殺距今雖已七十餘年，但至今仍沒有走出和我們情感相連的「同時代史」。由種族、宗教、「階級」以及權和利等的相爭造成的暴行和因此給受害一方留下深刻的印記，在人類史上並不少見。其中尤以「異族」傷害帶來的記憶最為經久不滅。「徽欽北狩」後朱熹有二句很有代表性的話，一句是「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仇。」[28]另一句叫「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29]這種「萬世必報」「不共戴天」的立場不僅在朱熹時代的「臣子」中相當普遍，「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記憶時隱時現一直持續到清亡也是不遠不近的一例。我在此提及傳統時代的事例並不是要和南京大屠殺畫上等號，在「公理」「公法」主導的今天，將「一小撮軍國主義者」和「廣大日本人民」分開已是一個大度而不失原則的方便立場，「紀念」南京大屠殺的正面說法也無例外的總是珍惜和平而非記取仇恨；問題是南京大屠殺——其它暴行也一樣，雖然可以引出珍惜和平等等的理性意識，但慘痛回想更直接或者說更容易勾起的還是「痛憤怨疾」，這從網絡相關話題中仇恨「小日本」「永遠」（不是預測未來，而是用「每每」不足以表現強烈程度）占壓倒多數可以見一斑。[30]如果說南京大屠殺研究確實有學術以外的束縛，這種影響著朝野承受力、比狹義的政治正確更難超越的「情感」（常常和「民族大義」混為一談），是一個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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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京大屠殺與東京審判
東京審判在審理過程中實際未採用「對人道之罪」的罪名、雖如此日本虛構派仍聲稱南京大屠殺是為符「對人道之罪」的「編造」以及以普通戰爭罪（通例的戰爭犯罪）審理南京大屠殺使甲級和乙丙級戰犯的區別不易分別等問題我在另文中已詳[31]，此處不贅。縱觀東京審判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審理，法理是一問題，「後遺症」更大的則是證據問題。日本右翼在日軍所有暴行中之所以集矢於南京大屠殺，東京審判的所謂證據「不實」[32]是一個遠因。虛構派帶著有色眼鏡自不待言，但不是因此可以說檢方提供的證據已無可挑剔。今天冷靜地看，不能不說檢方的證據確實存在著「過」的問題。在此謹舉一個顯例。檢方文書（書證）第1702號記：
依魯甦向南京地方法院檢察官提供的證言：
敵軍入城後將退卻國軍及難民男女老幼五萬七千四百十八人……用機槍悉於掃射後，復用刺刀亂戳，最後澆以煤油縱火焚燒，殘餘骸骨悉投入江中。
魯甦稱其「匿於上元門大茅洞內，相距咫尺，目睹慘狀，故得以證明」[33]。藏匿中能精確計出如此龐大的數字，即使對受害者深寄同情，只要稍有理性，也不能不生出疑問。「過」的方面的最大問題是埋屍最多的崇善堂的統計[34]。東京審判之所以未對檢方的控告照單全收，在暴行的量上沒有作出和南京審判相若的裁斷，很大程度上就是證據不能服人。而東京審判判決本身的不一致[35]更能說明粗枝大葉的證據給法官帶來的困惑。從這點上說，「虛構」觀點濫觴於東京審判的法庭之內並非偶然。另一方面，除了「過」，對我們而言，「不及」尤是遺憾至今的一個方面。在此也舉一例。率軍攻占南京的南京大屠殺第一責任人松井石根，不僅是開戰之初日軍高級將領中最積極的主戰派，攻占中國首都也由他最先提出，「實行對華侵略罪」（訴因第二十七項）對松井而言本來避無可避，但因檢方舉證不力[36]而被法庭宣判為無罪（松井石根最終僅以訴因第五十五普通戰爭罪的「怠於防止」一項消極罪名被處以最高量刑絞刑，反而使鳴冤叫屈顯得不無理由）。東京審判時許多戰犯被無罪開脫或重罪輕罰，主要就是證據的不足。所以，從「過」和「不及」兩方面看，雖然東京審判確立的南京大屠殺為實有的國際法根據具有不容忽視的重大意義，但東京審判審理南京大屠殺案遺留的問題同樣十分嚴重。
（三）對日本虛構派針鋒不接的批判
走進日本的書店很容易發現，沒有一個與中國有關的歷史事件有「南京事件」那麼多的著述，在中國，不僅有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那樣兼有研究功能的機構，還有南京大屠殺研究所（南大）、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南師大）那樣的專門研究機構，江蘇社科院歷史所長期以來也一直有專人從事研究，南京大屠殺之所以在中日雙方都受到高度關注，不是因為它是眾多歷史事件中的一件，而是因為它是日軍暴行的特別的標誌，日本學者稱為「象徵」[37]意思也是一樣的。如果南京大屠殺只是普通的歷史事件，中國和日本大概都不會投入那麼多的精力來研究。所以，雖然我們不必將東京審判尤其是南京審判的結論圖騰化，但對日本虛構派的挑戰還是應該爭所當爭。長期以來我們對虛構派長於「觀念」的批判，而疏於材料的辯駁。虛構派確實有濃厚的意識形態傾向，但虛構派不是只有口號。前文中提到田伯烈的中方「顧問」，是鈴木明幾經周折後在《曼徹斯特衛報》查到田伯烈的訃告才「坐實」的。而東中野修道的《南京事件——從國民黨極秘文書解讀》則是依據在國民黨黨史館「發掘」出的《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工作概要》寫成。虛構派的重要著作幾乎每一部在材料上都有新發現，雖然曲解史文、強詞奪理在虛構派著作中司空見慣，但如果我們在對待時徒發空論，不辨根據，也起不到「駁倒」的作用。虛構派一直以論從史出自我標榜，因此我覺得對付虛構派的最有效辦法還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這點上正反兩方面的例子很多，這裡我舉一個曾在一篇隨筆中舉過的現成例子。東中野修道等人編輯的《檢證南京事件「證據照片」》出版後，曾在某次會議上聽人駁斥，當時既感到其理甚正，其心可嘉，又覺得此案用「說理」偵辦，終是針鋒不接。後來看到日本一位中學教師渡辺久志寫的長文《照相機目擊的日中戰爭》[38]。該文對《檢證》逐一「檢證」，檢證的辦法十分樸素，就是追尋母本的史源，參以相關文字影象資料，以求還其本來面目。謹舉一例。《檢證》稱某照片為中國「偽造」，理由是照片中的日軍軍裝沒有肩章。渡辺搜尋事發時照片，發現大坂每日新聞社1937年10月21日出版的《支那事變畫報》中「舉杯祝賀占領無線電台的田中部隊長」為題的一張同樣沒有肩章。有此一照，《檢證》所說已可不攻自破。但渡辺並未止步於此。他又在文獻中查到陸軍省次官梅津美治郎曾在同年8月29日下達通知，通知明言：各部隊為了「防諜」可以摘除肩章。有了梅津此件，此案定讞再無疑義。渡辺文既無高亢的聲勢，也無滔滔的辯辭，但一氣讀完後不由感到的就是塌實的力量。正如俗語所說「事實勝於雄辯」，我覺得對日本右翼挑戰的最有力也最有效的回應就是用可靠的證據說話。
（四）定量研究問題
定量研究不足也是南京大屠殺研究的一個較大問題。造成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認為這是性質問題，無關乎「量」。這樣拒之門外並不能取消問題。我就不止一次遇到「既然不是量的問題，為什麼還要堅持量？」的發問。問者不僅是虛構派，甚至不僅是日本人。我覺得長久以來我們在強調性質時確實有爭量，甚至貪多務大的傾向，其實沒有必要。因為南京大屠殺固然是日本的恥辱，但也不是我們的光榮。第二，定量研究確實有文獻不足征的困難。除了不同觀點解讀差別極大的斯邁思的有限調查，事發時沒有也不可能有對日軍暴行的全面普查，而有關日軍暴行的所有早期記錄，包括最有價值的紅卍字會的埋屍報告，都無法導出兩大審判的數量結論。其它第一手證據，比如理論上有可能全部掘出的「鐵證」遺骸（其實也有甄別問題），對證明標誌性數字也沒有統計學上的意義。不僅是屠殺，「量」的問題還包括強姦、搶劫等各種的暴行。暴行的量的另一個方面是日軍暴行是不是一個無限行為。多年來日本虛構派在為日軍暴行洗刷時還提出日軍受到「感謝」、難民區「安泰」等等的「積極」的「反證」，對此我曾多次嚴辭批駁。比如對寶塔街看守所主任陳漢森給日軍比良號艦長土井申二接濟食品的感謝信，我在《日本右翼南京大屠殺論著平議》中說：
日軍比良號炮艦艦長土井申二中佐「自告奮勇確保該地區（指下關附近的寶塔橋街——引者）的整頓」[39]，寶塔橋街在土井治下被改為日式名「平和」，陳主任不僅明奉「昭和」為正朔，而且所謂「賞賜」，所謂「恩典隆渥異常」，不獨毫無自尊可言，讓人看到的只是亡國之民的辛酸。雖然我們不能要求難民們不食嗟來之食，我們也沒有必要指責陳漢森們被髮左衽，我們甚至可以不論土井——日軍的縮影——的動機和行為只是為了建立「滿州國」式的殖民地，但「平和街」看守所以至整個南京的難民之成為饑民以至餓殍完全是由日軍造成的事實，總不能忽略不顧吧。[40]
我在這裡引述舊文不是為了再次辯誣。而是想提請注意：以往我們論及南京大屠殺，只有見人就殺的向井敏明、野田毅那樣的食人生番，土井申二式的軟性徵服者長期以來未納入我們的視野。從最大處著眼，我們當然可以說日本軍隊不請自來，不論何種作為都是侵略行徑。但土井及類似土井的表現與窮凶極惡的罪犯畢竟不同。如果承認這一點，我們就不能不面臨一個的挑戰：日本軍隊在南京的暴行有沒有量的「邊界」？換言之日軍暴行是所有部隊在所有時間地點的無限行為，還是也有範圍？雖然我們可以說即使日軍暴行有量的限度也無法改變違反國際法和違反人道的實質，但南京大屠殺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的改觀也許因此而難以避免。
（五）不同「常識」問題
日本對「南京事件」的爭論熱點和我們對南京大屠殺的關注點有很大不同，比如死者是軍人還是平民，軍人是死於作戰中的戰鬥員還是已放下武器的俘虜，被「處決」的俘虜是否遵守了國際法規定的俘虜義務、有沒有經過「合法」審判，甚至被殺平民是否參與了抵抗因而能否算中立的「平民」，等等，這些問題不僅不在我們的視野之內，這些問題的提法本身也很難為我們的情感所接受。造成這一不同的原因和對國際法的認識不同有關。在我們看來，反侵略是天賦權利，所以「全民抗戰」天經地義，日本軍隊任何殺人都是犯罪。日本除了完全和我們持同調的津田道夫等極少數人，屠殺派的主流也還是強調日本軍隊「違法」殺人，如吉田裕認為不論是對著裝軍人還是「便衣兵」的「處罰」都「必須經過軍事法庭審判」，而日軍「未經審判」，所以「違法」[41]。吉田裕的問題是針對虛構派而發，但津田道夫曾表示擔憂：「違法」的另一面是「合法」，但在侵略戰爭中「合法」殺人是不存在的！（私下談話）中日之間看法的不同其實還涉及對近代歷史認知等更廣泛方面。比如中間派的秦郁彥著有《盧溝橋事件研究》[42]一厚冊，考證「第一槍」甚詳。但按照我們的慣性思路，這樣的考證再精密也是徒費口舌，因為盧溝橋是我們的家園，日本強行駐軍本身即已理虧。日本看法的不同在於他們認為《關於北清事變的最終議定書》（《辛丑條約》）是民國政府也承認的「合法」國際條約，駐軍有條約所本無可非議；至於《辛丑條約》在我們眼裡只是聲名狼藉的不平等條約他們是不考慮的。所以，在這樣的不同語境中，即使是屠殺派，在問題意識、持論根據以至於話語方式上都與我們有所不同。我覺得這種「常識」的不同遲早我們也要面對。東京審判在「懲罰」氣氛濃厚的戰爭結束初期進行卻不能不讓被告方在許多看似荒唐的問題上糾纏，就是因為文明社會即使是「正義」的「勝者」，也不能不證自明，更不能以牙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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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獻和口傳資料問題
近年南京一些學者開始反思我們以前的研究，但同時也有人說「南京大屠殺問題不是史料所能解決的」。這個話的意涵應該不是指史料不夠充分，因為史料不夠充分是個普遍問題。這樣說當和所謂「感情記憶」有關。我的提綱本有「感情記憶」一節，因考慮這是較易誤解的話題，不宜化繁就簡地附帶談論，所以留待他日再談。我覺得南京大屠殺是有其特殊性，但作為歷史事件它和一切歷史事件一樣，還原它的本來面貌最終還是離不開以文獻為中心的史料（包括文字、口述、影象、實物等一切方面）。在這點上日本各派眾口一詞，都強調自己對史料的重視，而指責他派曲解、篡改甚至編造史料。總體上看，日本各派辯難的一個「好處」是在著力發掘史料的同時對史料的使用逐漸謹慎。但因各派立場相差太遠，所以在解讀和取用上還是不能沒有傾向。本來各取所需是人所難免的常態，日本各派的所偏是對於己有利的史料充分發揮而對於己不利的史料視而不見。我們在「為我所需」上更為突出的問題是對史料缺乏基本的甄別，比如有些文獻的確切含義，能證明什麼？能證明到什麼程度？通篇的意義如何？摘出的某段與全篇精神是否吻合？材料本身是否可靠？特別是有些口傳記錄的真實性，比如訪談的環境是否有持疑的可能？採訪者對被訪者是否有導向或暗示？被訪者所談是否合於實際？如以歷史學的尺度來衡量，多未得到嚴格檢查。所以即使道義感昂揚，在局外人（比如西方學者）眼中仍不免認為兩造所說各有見仁見智的餘地。
（七）照片問題
把照片單列一節是因為虛構派在連篇累牘的「成果」中對照片的「檢證」最為得意，以至於大言炎炎，聲言「可作為證據的照片一張也沒有」（見前引）。照片作為史料，對復原歷史的某些原貌有特殊價值。因為照片的複寫性質對「精神」以外的具象內容有文字無法比擬的最精確傳達。照片這一最直觀、最「一目了然」的特點，也最易使不明真相的局外讀者為「眼見為實」所感染或誤導。所以在顛覆議論已甚囂塵上（雖然僅僅是日本）的今天，捍衛真實有了比捍衛是非更為優先的理由。日本虛構派提出的照片問題，總傾向是「政治」化的，前文所舉無肩章照片即為一例。同時不少照片確實存在著隨意解讀的問題。比如1938年出版的《日寇暴行錄》中一張說明為：「江南農村婦女被一批一批的押送到寇軍司令部去凌辱、輪姦、槍殺」的照片，相當一段時間一直陳列在我們的一些紀念館中。其實這張照片源出1937年11月10日出版的《朝日畫報》，是一組照片中的一張，原解說為「受我士兵保護的從農田勞作回村莊的婦女和孩子們」。同時刊出的另幾張照片為采棉花、回村後和日軍合影等內容。日軍拍攝這些照片意在宣傳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在抗戰最艱困的時候為了喚起抵抗不惜借用也情有可原，但這不等於說因此就有了將錯就錯的理由。所以，為了還原本來面貌，或者哪怕僅僅為了避免授人以柄，對所謂「偽造」照片的每一張，我覺得都有從來歷、內容以至於「釋義」徹底檢討的必要。前幾年我曾擬對今傳照片作一探源，後因故未能完成，就粗略的了解而言，照片大致可分為以下四種情況：一是來歷明確，也反映了日軍在南京的各種暴行的照片，這類照片主要由在寧西方人、日本記者和日本軍人拍攝和傳布；二是確係日軍暴行的照片，但地點不在南京，或不在南京暴行期間；三是當年國民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等部門為了宣傳需要移花接木的照片；四是尚待考證真偽不明的照片。在暴行照片之外，近年日方提出的所謂「沒有暴行」的「反證」照片也應引起注意。這類照片主要有日軍和南京民眾「親善」、南京氣氛「祥和」等內容。我們當然可以說這只是遠離事實的「宣傳」，而且即便有些照片是當時的「實景」，也只是「某處」的實景，既不可能等同於其他許許多多的某處，更不可能等同於全局。所以此類照片不可能成為推翻暴行的「證據」。但反過來說這些照片因出於事發當時，我們也不能不聞不問，至少查清它是完全由導演安排的反事實的演出還是某處（即便是極小的某處）的寫實，對我們全面認識事件的面貌還是有幫助。總之，照片問題虛構派已「捷足先登」，收復這一陣地應該是我們的一個責任。
三、簡短的結語
會議按鑑往知來之意在主題中列入了另一關鍵詞：「可能走向」，我的提綱在其後括注了「也許是不得不」。限於篇幅現將提綱中的三點抄在這裡，作為本文的結語：（一）在時隔七十餘年後的今天，史學工作者應該有權把南京大屠殺作為一個不必和「情感」糾纏的「歷史事件」來研究；（二）對日本否定派提出的「證據」不能只以「大義」來回應；（三）重建南京大屠殺史實不能只在於己有利的材料中尋章摘句，必須處理相反證據。若非如此，與不同觀點無法至少是很難有真正意義上的交流和交鋒，也不可能真正達到復原歷史真相的目的。
（載《「中國近代史研究三十年」討論會論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又載《史林》2010年第4期）
[1]新島良淳的《南京大屠殺》，雖早一年印出，但是團體自印的通俗小冊子。
[2]鈴木明著《新「南京大虐殺」のまぼろし》，東京，飛鳥新社1999年6月3日第1版，第31－32頁
[3]《對〈真相·南京事件——檢證拉貝日記〉的檢證》，《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166頁。
[4]「百人斬」的論爭持續到今天，七十年代山本七平論之最詳，見其著《私の中の日本軍》下，東京，文兿春秋社1975年12月15日第1版。
[5]如《「南京屠殺」的虛構》出版時長期以來在日本十分活躍的右翼學者渡部昇一在薦詞中說：「讀了此書，今後如仍繼續說南京大屠殺，就只能被打上反日鼓動的左翼烙印。」田中正明《「南京虐殺」の虛構——松井大將の日記をめぐって》腰封，東京，日本教文社1984年6月25日第1版。
[6]「小屠殺派」「中屠殺派」之名見石川水穗著《徹底検證「南京論點整理學」》，《諸君！》，東京，文藝春秋，2001年2月號，第147頁。
[7]秦郁彥在他不斷重印的代表作《南京事件》中始終沒有修改如下的表示：「對中國的侵略，包括南京事件給予中國國民的巨大痛苦和損失」，「筆者作為日本人的一員，對中國人民從內心表示道歉」。見秦郁彥著《南京事件——虐殺の構造》，東京，中央公論新社1986年2月25日第1版，第244頁。
[8]《松井石根大將〈陣中日誌〉改篡の怪》，《歷史と人物》，東京，中央公論社，1985年12月號。
[9]秦郁彥著《南京事件——虐殺の構造》增補版第九章《南京事件論爭史》上，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7年7月25日增補版，第274頁。
[10]有關現地日軍文獻中的「敵人棄屍」是被屠戮的俘虜的考辨，請參拙文《日軍屠殺令研究》，《歷史研究》2002年第6期。
[11]拙文《對〈真相·南京事件——檢證拉貝日記〉的檢證》。
[12]上杉千年著《南京大虐殺派の天敵板倉由明先生を偲ぶ》，板倉由明著《本當はこぅだった南京事件》，東京，日本図書刊行會2000年1月20日第2次印刷版，第506頁。此著封面明書：「這一著作……表明『南京事件』不是『南京大屠殺』」。
[13]如《南京事件の真実》，《產経新聞》，東京，產経新聞社，1994年7月1日。
[14]2007年2月26日「檢證南京事件的真實之會」第一次「學習會」即有自民、民主兩黨議員和議員代表四十八參加，由虛構派急先鋒藤岡信勝主講。
[15]笠原十九司稱此時起為「『論爭』的政治變質」時期。笠原十九司著《南京事件論爭史》，東京，平凡社2007年12月10日第1版，第226－227頁。
[16]一個叫「日本文化頻道櫻」的收費電視台，不斷以「南京事件」為話題，主持人屢屢在節目中發出和屠殺派公開辯論的「邀請」。
[17]東中野修道、小林進、福永慎次郎著《南京事件「證拠寫真」を檢證する》腰封，東京，草思社2005年2月8日第1版。
[18]北村稔著《「南京事件」の探究——その実像をもとめて》第一部「國民黨國際宣傳処と戦時対外戦略」，東京，文藝春秋社2001年11月20日第1版，第25-64頁。
[19]2000年「日本會議」出版的《再審「南京大屠殺」》為英日雙語，副題為「向世界傾訴日本的冤罪」。以後日本頻有英譯，如田中正明、東中野修道等的英譯書都向美國政治家、媒體人、大學和社區圖書館、政治團體廣泛免費贈送。
[20]第十三師團第六十五聯隊（聯隊長為兩角業作大佐）。
[21]笠原十九司的《南京事件論爭史》近三百頁，卻隻字不提津田道夫、松岡環等人的工作。相互間不僅「視而不見」，在相當程度上也互不認可。如松岡環編輯的《南京戰·尋找被封閉的記憶》出版後，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的成員即曾嚴厲批評，本多勝一稱此書「空洞無物」「不負責任」，是「利敵行為」；小野賢二則詳列證據，說「錯誤和不可思議處如此之多實屬罕見。人不可能無過，但這本書超出了底線。」（見《南京大虐殺をめぐる二つの空しい書物》、《「南京戦」何が問題か》，《金曜日周刊》，東京，株式會社金曜日，2002年12月20日）
[22]中日歷史共同研究日方報告基本採用秦郁彥的觀點可見一斑。
[23]此書由下文構成：《前言》（哈佛大學教授［時任，下同］Charles Maler）、《序論——歷史學中的南京大屠殺》（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教授Joshua A.Fogel）、《與侵略、加害及南京大屠殺有關的中國的歷史學》（麻省理工學院教授Mark S.Eykholt）、《圍繞歷史的鬥爭——南京大屠殺在日本是被怎麼看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生吉田俊）、《南京大屠殺的課題——關於歷史研究的考察》（華盛頓大學教授楊大慶）。ジョシュア·A·フォ—ゲル編《歷史學のなかの南京大虐殺》，東京，柏書房2000年5月25日第1版。
[24]《まぼろし派、中間派、大虐殺派三派合同大アンヶ—ト》，《諸君！》，東京，文藝春秋，2001年2月號，第164-203頁。中譯見上引拙著附錄之四第511－553。
[25]巫召鴻著《〈ザ·レイプ·オブ·南京〉を読む》，同時代社2007年12月10日第1版，第14－15頁。
[26]為巫著作「解說」的山田正行也說，翻譯出版《南京暴行》日文版是「抵抗忘卻」和「良知的責任」。見山田正行解說《忘卻への抵抗と良知の責務》，巫召鴻著《〈ザ·レイプ·オブ·南京〉を読む》，第151－189頁。
[27]《史林》2002年第3期，又收入拙著《南京大屠殺研究》，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264－270頁。
[28]《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戊午黨議序》，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縮本」，第7冊，第1385頁。
[29]「不共戴天」也是朱熹說過的話，《朱文公文集》卷十三《垂拱奏札二》，第1冊，第188頁。
[30]「網絡民意」未必代表實際的多數，但因網貼是迄今自由度最大的表達手段，作為可信的根據當不會比宣布的民意離事實更遠。至於網絡民意是否受到各種誘導，則是另外的問題。
[31]見《從〈東京審判〉到東京審判》「東京審判的幾個問題」之一「罪行法定主義問題」、之二「共同謀議罪問題」、之三「對人道之罪問題」，《史林》2007年第5期；《松井石根戰爭責任的再檢討——東京審判有關南京暴行罪被告方證詞檢證之一》第一節「問題的提出」，《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6期。
[32]田中正明說東京審判檢方提出的證據無外乎「傳聞、臆測、誇張」。（田中正明《東京裁判とは何か》，東京，日本工業新聞社1983年5月20日第1版，第195頁）曾擔任東京法庭工作人員自稱旁聽了大部分審判的冨士信夫說：「作為一個具有常識的日本人在閱讀檢察和辯護雙方的證據時，深感檢察方提出的證據包含了極多的歪曲、誇張、虛構，同時感到辯護方提出的證據合理的較多。」（冨士信夫著《「南京大虐殺」はこうして作られた——東京裁判的欺瞞》，東京，展転社1995年4月29日第1版，第348頁）
[33]新田滿夫編集《極東國際軍事裁判速記錄》第一卷，東京，雄松堂書店1968年1月25日第1版，第751頁。
[34]崇善堂人均日埋屍150具，而紅卍字會以埋屍最多日計人均也僅11人，相差過於懸殊。更由於紅卍字會的埋屍統計作於事發之時（因向日軍特務班計件領酬，當無少報的可能），而崇善堂埋屍統計作於事發近十年後的南京審判時，不能不讓人生出疑問。詳細統計見拙著《日本現存南京大屠殺史料研究》「本論·下篇日本史料的價值」注2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110頁。
[35]如屠殺人數，判決書第八章「普通戰爭罪」中的「南京暴虐事件」稱「二十萬以上」；第十章「判決」之「松井石根」的判決稱「十萬以上」，「廣田弘毅」的判決則稱「數百人」的被殺「每天都在發生」。（新田滿夫編集《極東國際軍事裁判速記錄》第十卷，第768、797、800頁）張效林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之廣田弘毅判決作「每天」「成千的殺人」（群眾出版社1986年2月第1版，第578頁），不知何故，但作為同一時段（五、六周），無論每天以「數百」還是「成千」計，三者還是不同。
[36]判決稱：「為使訴因第二十七項判定有罪合理，作為檢察方的義務，必須提出能推導出松井知道戰爭的犯罪性質的合理證據，但檢察方並未提出。」（新田滿夫編集《極東國際軍事裁判速記錄》第十卷，第800頁）
[37]如秦郁彥說：「日本作為加害者的事件，南京屠殺事件是象徵性的存在。」（秦郁彥、佐藤昌盛、常石敬一《戦爭犯罪ワ—スト20を選んだ——いまなお続く「戦爭と虐殺の世紀」を徹底検證》，《文藝春秋》，東京，文藝春秋社，2002年8月號，第160頁）
[38]渡辺久志著《カメラが目撃した日中戦爭》，季刊《中帰連》，2006年10月－2007年7月，第38－41期。
[39]《南京事件の総括——虐殺否定十五の論拠》，第179頁。
[40]《南京大屠殺研究》，第304頁。
[41]吉田裕《國際法の解釈で事件を正當化できるか》，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編《南京大虐殺否定論13のウソ》，東京，柏書房1999年10月25日第1版，第160－176頁。
[42]《盧溝橋事件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6年12月10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