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的美國哲學家、文學家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是一位特立獨行的人。
他與許多其他哲學家或文學家的不同之處在於，他不僅在智識上思考更加「自由」的生活，在現實中也實驗了自己的哲學思想。
他將自己在瓦爾登湖兩年多的隱居經歷寫成《瓦爾登湖》，一度成為「躺平分子」的典範。
但那些看起來躺得最平的人，往往是最不服從的。
梭羅一方面激進廢奴，另一方面又批評美國對墨西哥發動的戰爭不正義，1846年，他甚至因為抗議政府的行為而入獄。
為了表達對政府的不滿，梭羅寫下了著名的《論公民的不服從》，這篇文章提出的非暴力反抗理念，對之後的民權運動家產生了重要影響。
梭羅曾說道：
「你們要儘可能長久地生活得自由，生活得並不執著才好。執迷於一座田園，和關在縣政府的監獄中，簡直沒有分別。」
瓦爾登湖圖片來源：Lonely Planet
美國哲學家亨利·大衛·梭羅圖片來源：Biography
梭羅為何會過上一種看似矛盾且「分裂」的生活？
他的兩本著述在內容上又是否存在一致性？
01
「自然能通向更高的現實」
1817年，梭羅出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康科德鎮。
他父親是一名鉛筆製造商，家裡還有三個兄弟姐妹，但幾個孩子都因為肺結核、破傷風等疾病早逝。
與同時代的哲學家克爾凱郭爾一樣，梭羅一生的知識分子生涯幾乎都在自己出生的小鎮上度過。
他早年在哈佛大學學習修辭學、古典文學、哲學、科學和數學，還曾因為無法忍受刻板的學業而休學一年。
從哈佛畢業後，梭羅便與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從愛默生那裡，梭羅了解了關於「自然」的超實驗主義理念，這在他後來的「社會實驗」——瓦爾登湖生活經歷中扮演了思想上的指導作用。
愛默生是確立美國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也是新英格蘭超驗主義的代表思想家。其代表作《論自然》被認為是新英格蘭超驗主義的聖經，而《美國學者》被譽為「美國思想文化領域的獨立宣言」。
圖片來源：Wikipedia
作為一個超驗主義者，梭羅認為大自然是莊嚴而高尚的。
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可以通過超越自然找到某種「更高的現實」。
在他看來，物質世界與精神領域相通，自然中存在可以直接感知的神聖意義。
因此，梭羅試圖在自然界中找到上帝。
他將宇宙理解為一個有機整體，精神和物質是不可分割的。
我們是沉浸在感官世界中的有情眾生，只有當我們浸透進周圍的現實，比如用感官感知視覺、聲音和紋理時，我們才能學習生活的基本事實。
梭羅將人類的發展潛力和種子成熟體現的神性相對比，在他看來，在自然經濟中，種子比鑽石更珍貴，因為它包含生長或生命的原理。
種子能長成樹或其他植物，證明了大自然充滿了創造性天才；而人類本性中最好的品質，也需要像大自然對待花朵一樣精心保存。
不像理性主義者，梭羅認為感官在獲取知識的過程中很重要，人的直接感知是人與所認識之物重要的聯繫。
機械地對事物規則進行歸納、推演，只能發現事物表面的意義。
因此，他認為科學家研究的是一種「死」的語言——他們寧願研究保存在罐子裡的死魚，也不願研究自然界中的活魚。
儘管他也欽佩科學的精確，但他總是認為科學傳遞的精確信息比「含糊」要少一些詩意。
梭羅想要更親密地接近自然這一真理的來源，於是，他觀察日出日落、紅螞蟻和黑螞蟻之間的戰鬥，令日常的生活細節成為感官和智力上的雙重訓練。
瓦爾登湖鳥瞰圖圖片來源：Pinterest
對於梭羅來說，培養對宇宙之美的接受能力是畢生的工作。
他相信對美的感知是一種道德考驗。有多少美麗的顏色和事物，因為我們忙於俗事而沒有見到。
梭羅常常感嘆，大自然沒有欣賞它的人類。
02
《瓦爾登湖》：一場哲學實驗
對於自然本身的這種推崇，讓梭羅很難滿足於生活在人聲鼎沸的城鎮。
1845年，梭羅從好友愛默生那裡得到了瓦爾登湖旁邊的一塊土地。他在那裡建造了3乘4.5米的小木屋。
他說，自己並非為了逃離，而只是去面對生活的基本事實。他在那裡種地、劈柴、釣魚、散步，一個人過起了自給自足的生活。
瓦爾登湖旁邊複製的小木屋圖片來源：the Irish Times
《瓦爾登湖》就是對這段「隱居」生活的記錄，這本書不是小說，也沒有什麼故事情節，梭羅以一種散文的方式敘述著在瓦爾登湖的一切。
他在書里絮絮叨叨地說著自己每天觀察到的小事，比如湖邊遊戲的蟲魚，初春解凍的湖水。
儘管《瓦爾登湖》一直在強調孤獨、沉思和親近自然的重要性，但它並不是一本普通的自傳，這本書里充滿了對當代西方文化中的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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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上半葉，美國正處於工業化和現代化迅猛發展的時期。梭羅的家鄉新英格蘭地區正經歷著快速城市化的過程。
從1780年到1860年，麻薩諸塞州的商品經歷了從家庭生產模式到工廠生產模式的變化，1820年到1860年代美國爆發內戰期間，麻薩諸塞州的生產方式逐漸從農業轉向工業，從一開始大約有60%的人口從事農業，到1865年銳減為13%。
經濟方面的變化隨之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更多人沉迷於追求和享受越來越精緻奢侈的商品。
維多利亞時期的繁瑣衣著、住宅、家裝在富裕的市民階層中流行開來。
農民階層逐漸消失，樸素的生活方式也在消逝。
梭羅對文明帶來的新物質始終持懷疑態度，他在書里說道：
「我們的發明常常是漂亮的玩具，只是吸引我們的注意力，使我們離開了嚴肅的事物。」
關於財產，他得出結論，我們可以一周只工作一天。
這是因為，如果以步行30英里需要一天時間為例，通過工作賺到30英里的火車票錢，也需要一天多的時間，所以人們不停工作換來的報償早就已經潛藏在他們身邊。
在瓦爾登湖小木屋的兩年裡，梭羅面對資源豐富的大自然並沒有大力發掘，而是選擇過一種十分簡樸的生活。
梭羅總共花28.125美元就建造了自己的小房子，每周的開銷也只有27美分——他在瓦爾登湖生活一年所需的開銷，只用6周的時間便賺到了。
梭羅在瓦爾登湖始終過著獨居的生活，他偶爾會與附近的農民，路過的遊客交談。
梭羅說自己偶爾會寂寞，但大多數時候，寂寞有益於健康，他說：
「因為有了伴兒，即使是最好的伴兒，不久也要厭倦，弄得很糟糕。」
對於普通人，梭羅理解他們不時需要別人的陪伴，但他認為人們常常需要別人的陪伴是為了填補內心的空虛。
人們害怕獨自生活，不敢成為自己，為此他鼓勵普通人「堅持自己，永遠不要模仿」。
這種在城郊的生活「實驗」對梭羅來說是一種密集的考驗。因為他這場親近自然的實驗很有可能以失敗告終。
今天的瓦爾登湖圖片來源：Wild Swimming New England
梭羅這種存在主義式的哲學冒險是直通古希臘的，古希臘傳統中哲學就是一種實踐和思考的結合。
梭羅將對超驗主義的思考實踐於現實，對於梭羅來說，哲學不僅是一種智力上的鍛鍊，也應是一種生活方式。
03
一個躺平主義者的反叛
儘管梭羅批判消費主義、物質主義、技術的空洞，還搬到郊外過上了隱居的生活。
但梭羅在政治上卻奮進積極，這也是他最終離開瓦爾登湖的原因之一。
19世紀上半葉的美國，一方面奴隸制還沒有被廢除，建國後的奴隸人數甚至比建國初期還多。
根據統計，美國獨立戰爭前夕，北美殖民地的奴隸約有50多萬人，但到了1860年，南部黑奴竟有395.3萬人之多。
另一方面，19世紀40年代的美國「天定命運論」盛行一時，美國人認為自己是「天選之子」，積極對外擴張領土。
1846年到1848年期間，美國向墨西哥發動戰爭，導致墨西哥失去近一半的領土（230萬平方公里）。
梭羅一生公開反對奴隸制度，反對美國對墨西哥發動的戰爭。
作為一名積極的廢奴分子，他參加地下活動，抗議奴隸法，支持廢奴主義者約翰·布朗（John Brown）和他的政黨。
約翰·布朗是美國廢奴運動的領袖，他相信廢除奴隸制是一項「神聖的義務」。既然美國《獨立宣言》指出人人平等，那麼解放黑奴也是對這一最高原則的踐行。
約翰·布朗圖片來源：Wikipedia
於是，他在1859年率領21名白人和黑人起義，並逮捕一些種植園主，解放了許多奴隸，把廢奴運動推向高潮。
當時，大多數和梭羅一同生活在麻薩諸塞州的美國人都對奴隸制持默許態度。
他們雖然每天上教堂虔誠禱告，在街上遇到也會互相禮貌地問候，在道德上顯得無可指摘，但在維護和延續美國的奴隸制度問題上卻持默許態度。
這讓梭羅覺得憤怒，他譴責同時代人中普遍存在的對政治惡行的默許。
梭羅支持布朗的所有行為，他為布朗辯護，並認為，一個人不應該因為反對大多數人而被視為瘋子。
布朗的憤怒是因為他意識到了奴隸制度的不公平。
人權，這項人之為人的基本權利，在麻薩諸塞州的守法公民那裡卻有了雙重標準。
梭羅譴責同胞們默許惡的行為，認為被動地、悄悄地允許不公正的做法繼續下去，無異於與邪惡合作。
梭羅的政治觀點其實與他的自然主義思想一脈相承。
他對大自然的理解影響了他的社會政治思想：自然是城邦之外的一個參照點，它為人類提供寶貴的道德指導，提醒我們社會不是衡量一切的標準。
回歸自然讓我們能夠在更廣泛的背景下看待國家，並設想可以從根本上改善社會價值觀和政治結構的方法——這其中就包括對不公正法律的改革，對不公正政府的拒絕。
秋天的瓦爾登湖圖片來源：Like a Local Guide
04
政府不正義，公民應該怎麼辦？
為了抗議奴隸制、抗議美國在美墨戰爭和對印第安人戰爭中的暴行，梭羅常年拒絕繳納政府的人頭稅。
1846年，麻薩諸塞州康科德市的一位警員要求梭羅補全之前所欠稅款，梭羅拒絕了，還為此在監獄裡度過了一夜。
出獄後的梭羅於1848年發表題為「個人與政府的權利與義務」（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Individual in Relation to Government）的演講，於1849年將其整理成名為《論公民的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的文章。
梭羅在這篇文章開篇就寫道：
「我由衷地認可這句箴言：『最好的政府治理得最少』；我也希望見到它被更迅速而有條不紊地付諸實施。它得到貫徹後，最終就意味著這句話，也是我所相信的——『最好的政府一無所治』。」
梭羅認為最好的政府不存在，人們只能選擇次好的。政府至多只是權宜之策，大多數政府，有時候甚至是所有政府，常常都是失策的。
這在美國政府這裡就能得到證明，美國政府對墨西哥發動的戰爭是不正義的，人們有權利對國家發動的戰爭提出異議。
政府本身只是人民選擇用來執行其意志的工具，在人民依靠它的同時，政府的權力也有被濫用和腐蝕的危險。
儘管梭羅的觀點像是否定政府的存在，但他要求的其實是一個更好的政府。
他拒絕承認一個在道德上已經被腐蝕的政府，同樣他也拒絕承認一個已經失去民眾認同的政府。
在梭羅看來，一個真正自由開明的政府，應該承認個人擁有一種更高的獨立權力、政府的所有權力和權威都來源於此，並以恰當的方式來對待它的人民。
一個真正公正的政府，有比社會法律更神聖的法律去遵守，這個更高的法律便是「不與個人的道德良知相衝突」。
那麼，當面對不公正的政府時，人們應該怎麼做？
梭羅倡導非暴力形式的反抗。
如果「國家機器」做出了無視正義的行為，或制定了不公平的法律，人民可以通過不接受它、不履行義務來製造「反向摩擦」，讓「機器」停下來。
梭羅的公民不服從理論後來在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那裡得到了更清晰的定義：
「（公民不服從）是一種公開的、非暴力的行為，是出於良心的決定，但同時是政治性的，它與法律相違背，往往為了促成法律或政府政策的改變而開展。這樣做，是為了尊重社會中大多數人的正義感……」
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也有一篇《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的同名文章，她從法理的角度重新梳理了梭羅的公民不服從傳統。
阿倫特認為，個人可以基於良知和道德責任，拒絕履行公民義務，而美國的法律應該賦予公民「不服從」的權利。
無論哪種情況，公民不服從不等於放縱犯罪；它是以非暴力的形式進行的，在既定的權威框架和法律體系下展開。
19世紀後期的美國婦女選舉權運動和20世紀初期薩德·扎格魯（Saad Zaghloul）領導的埃及革命，以及甘地反抗英國殖民的抗爭和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均受到梭羅思想的影響。
不但如此，他還影響了20世紀60年代的嬉皮士運動和後來的極簡主義生活等，海子死的時候，身邊就帶著一本《瓦爾登湖》。
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被尊稱「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人。
圖片來源：Wikiwand
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說，梭羅同樣值得被閱讀。
就像美國生態批評家勞倫斯·布伊爾（Lawrence Buell）所說，梭羅為人們展現了一個人類之外的存在，一個超越了任何人類成員的存在。
梭羅超然世外的態度和親近自然的精神，提供了一種反思的路徑，不僅關乎自己，也關乎政府、國家。
梭羅雖然常常被當成一個陶淵明式的隱居者，但他從未真正躺平，畢竟一個人在人跡罕至的湖邊造一所房子，過獨居的生活，閱讀，思考，寫作，這遠遠超過躺平本身的含義。
梭羅本質上是一個行動者。
如哲學家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鼓勵的那樣，關鍵在於行動，思想的體現就是行動——從瓦爾登湖到康科德的監獄，梭羅從未停止行動，從未服從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