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停戰距今(1997年)已44年（本文寫於1997年——編者注），至於1952年轟動全世界，美帝國主義有口難辯的細菌戰的真相如何?
答案是一場虛驚。
當年黨中央是確實(至少開始的時候)認為美軍是進行了細菌戰，我們動員了全軍和全國，花了大量人力和物力進行反細菌戰運動，美帝國主義也是一時臭名掃地，原駐朝美軍司令李奇微，1952年末調任歐洲盟軍司令，到達機場時，群眾罵他是瘟神，一時下不了台。他說憑上帝之名發誓，美軍沒有進行細菌戰，才讓他走。
事件的緣起是冬季的雪地上出現大量蒼蠅和跳蚤。後來知道是雪蚤，不是人蚤，朝鮮語稱oguli，是冬季雪地自然現象。雪蚤是彈尾目(Collembola)黑跳蟲屬(Isotomapalustris)。我東北也有雪蚤的報告及那時我們以為雪地上不可能有蒼蠅和跳蚤，加上外國報紙報導日本細菌戰犯石井來朝鮮前線調查美軍不明死亡，於是中央判定美軍進行了細菌戰。
事件的主要經過如下：1952年1月29日，志願軍衛生部和志願軍司令部收到42軍電報稱：美機於1952年1月28日飛過平康郡該軍駐地，戰壕雪地上發現多種昆蟲，有內蚤、蠅和類似蜘蛛的昆蟲。42軍送來23個跳蚤(雪蚤)，33個蒼蠅和類似植株的昆蟲標本。我們化驗室進行培養，沒有發現致病菌。42軍衛生部部長是高良，是我在三師時衛校的教育長，一個很細心和有水平的衛生幹部。他一定對細菌戰有所警惕，才發這個電報。42軍的電報同時報志司，引起彭德懷司令員的高度重視，轉報黨中央，又電告各部隊警惕和要及時報告類似情況。一時幾乎所有部隊都有類似發現的電報(兩個月中有近乎千次報告)，報告敵投的東西是五花八門，有死鼠、有蒼蠅，還有大蚊子，有昆蟲容器(是美軍撒宣傳品用的鐵四格彈殼和帶降落傘的紙筒)，有樹葉和蛇，還有一兩個單位報告有朝鮮居民突然死亡，報告河中漂來大量死魚，並送來10餘條小死魚(鯽魚)標本，經細菌學培養出是純沙門氏桿菌。《人民日報》又報導美機多次侵東北投撒細菌，死鼠和其他東西，恰巧此時，美軍前線發現不明死亡，美軍派日本細菌戰犯，原731部隊的頭頭石井來朝鮮調查此事，並公布此消息。黨中央根據以上情況判斷美軍進行了細菌戰。不幾天，1952年2月2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醒目消息，發表以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政府的名義，譴責美帝在朝鮮和我東北進行大規模細菌戰並附有投撒物和細菌抹片的照片，在全世界引起震動和紛紛譴責。事先我們並不知《人民日報》這麼快公布。公布後，我對衛生部朱直光副部長(現已故世)說，這下我們要被動了。
朱說今後只有做文章。中央衛生部是賀誠副部長當家，他在東北工作過，知道日本的731部隊是搞細菌戰的部隊，知道石井其人其事，是他的錯誤判斷，黨中央同意了。他派昆蟲學家何琦教授和細菌學家魏曦教授(二人現均故世)來朝鮮調查。他們來前，我們已多次派員(包括我本人)到報告單位，去核實情況，結果是雪地上有昆蟲和其他投撒物，但未發現突然死人和可疑病人，前報死人的單位說是道聽途說的事。至於蒼蠅，幾乎家家灶前灶後都有，它們可隨時飛到門口雪地上。
我個人分析：
(1)帝國主義是什麼壞事都能幹得出來的，細菌戰也不例外。
(2)但嚴冬不是進行細菌戰的好季節，天冷昆蟲活動能力弱，也不利於細菌繁殖。
(3)在前線戰壕一帶投，人煙少，有病也難傳染，而且離美軍戰壕不過數十米，還有反彈的可能。
(4)朝鮮本有虱媒傳染病流行，城鎮房舍多被炸毀，百姓都住防空洞中，生活很困難，朝鮮民族極頑強，再來個細菌戰也不會有更大災難迫使他們投降。
(5)我們的初步調查尚不能證實美軍進行細菌戰。我向洪副司令匯報我的看法，他同意我將意見發報報告彭總和中央，我並建議暫勿大事宣傳，以免將來被動和浪費人力和物力。(這是何、魏二教授尚未來到前的事。)中央即來電批評我警惕性不高，說就是敵未進行細菌戰，也可能乘此加強衛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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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何、魏二教授下去作了調查，並看了昆蟲標本和細菌抹片。何發現所謂跳蚤和雪蚤，魏發現雪蚤染色抹片是有形如鼠疫桿菌的細菌，但呈格蘭氏陽性(鼠疫桿菌是陰性)，也培養不出鼠疫菌。我問他們的看法，何琦說(原話)，「我看是false alarm(震驚)。」彭總看到我的電報後，要我當面匯報。洪副司令要我如實地向彭總說說我的看法。恰巧朝鮮人民軍防疫局的金局長奉命來找我摸摸底和商量如何辦，因為他們也拿不出證據。我帶他一同去見彭總，希望金能作個找不到細菌戰證據的旁證。當晚到了檜倉郡志司所在地。(我們住成川郡，離志司大約兩小時的汽車路程。)彭總、鄧華、宋時輪副司令等十餘人在座。我匯報了我們調查的結果和上述看法。彭總嚴厲地說(大意)：我們的衛生部長是美帝國主義的特務，替敵人說話，志願軍的健康能有保障嗎?他接著說，還有人反映你們對傷病員不關心，戰場上死一千死一萬都可以，下來後死一個，我都找你算帳。我說，我可以不當衛生部長，我別無所求，但請讓我留在朝鮮打仗。彭總宣布臨時休會，常委討論。復會後，彭總說，常委還要你當衛生部長，好好干，成立總防疫辦公室，你當副主任(鄧華當主任)。和金局長回志後的路上，他說他當時嚇得發抖，以為真要殺頭了。又說你們彭總真好，他愛兵，對你又教育又器重，你們有好黨，好司令。回到志後，向洪副司令匯報，包括彭總和我個人的談話內容。洪不吭氣，說你好好干吧，不幾天後，東北軍區衛生部戴正華部長(現已故世)受軍委衛生部之託，來檢查反細菌戰工作，我向他匯報彭總的指示，戴說，你不要怕，就按彭總說的去做。當日半夜，我接到駐志司的蘇軍參謀團長的翻譯的電話，說史達林問細菌戰是否真有其事。我答，你去問彭總，掛了電話。我心想，真難辦!搞不好真會殺頭，要有個殺頭的精神準備。
過不幾天，賀誠和宮乃泉組織一個連何琦和魏曦在內有30餘人陣容強大的防疫檢查隊來朝協助反細菌戰，他們之中有：
昆蟲學家何琦、跳蚤專家柳支英、寄生蟲專家吳光、包鼎丞細菌學家魏曦、陳文貴(鼠疫菌專家，抗戰時證明過日軍投撒鼠疫)、方亮(朝鮮族)、謝知母、郭時欽、程知義病毒學家郭成周流行病學專家何觀清、俞煥文立克茲小體專家劉維通(也是流行病學專家)、青年科學家10人左右(任民峰、吳滋霖、胡介堂、李義民、李振瓊、高韻調、劉育京等)、攝影師和技術員10餘人
我令他們組成4個組，最大的組放在衛生部附近，另3個組放到東、中、西三條線的兵團衛生處。這3個分組擔任從基層送來的標本的初檢，並負責到現場指導防疫工作。初檢有問題的標本，送到成川大隊本部作二檢。標本是收到不少，有好幾百份，也培養出病菌，但都是沙門氏菌之類，未出現鼠疫桿菌和霍亂弧菌。有1-2次在樹葉標本中，查到炭疽菌。所謂大投撒物，形形色色都有，但很難和細菌戰掛上鉤。
我很快擬定了反細菌戰的措施(加強個人衛生措施，注射多種疫苗，每人要扎褲腿和袖口，毛巾圍頸，設對空監視哨，采標本送檢方法，就地扑打空投昆蟲，撒消毒藥，發現可疑患者先隔離後報告等)，頒發全軍，並取得彭總的同意，可以對死者屍解(由志軍和志政聯合通知全軍)，對後來研究傷死原因，開了綠燈。
整個一年中，沒有發現一名和細菌戰有關的患者和死者。由於講究衛生，病號減少不少。當時一些部隊領導幹部，1987年遇見我的時候說，美帝搞這麼大的細菌戰，我方竟沒有一名死者，那時就覺得不可思議。
這一年我們忙於接待調查團，李德全和廖承志領的國內名人的調查團，國際民主法律調查團和國際科學家調查團。後者團長是英國科學院院士李約瑟(Joseph Needham，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副團長是蘇聯科學院院士茹科夫·維勒斯尼科夫院士，他很有這方面經驗，曾任伯力審判日本細菌戰犯的醫學專家。他帶一名青年英文翻譯可華斯基先生。團員有巴西生物學蝙蝠專家貝索亞教授，法國獸醫專家馬戴爾教授，瑞典臨床化驗家安德琳博士(女)，義大利生物學家奧利佛教授。我國錢三強博士擔任聯絡員，陳述醫師擔任俄文翻譯，熱帶病學專家鍾惠蘭博士和(婦科)嚴仁英教授(女)擔任英文翻譯。前兩個調查團，一個全是中國人，當然全力合作。國際民主法律調查團員，不是自然科學家，我們講什麼他們都認真記下，都罵美帝國主義。國際科學家調查團就不一樣，雖然他們是相信美帝進行了細菌戰，但我們不能在證據上出一點問題。蘇聯茹科夫院士是受託於史達林。他真行。他們來朝鮮的時候，正是美軍對平壤進行大轟炸之後，平壤一片瓦礫。調查團先在東北調查美機在那裡投撒細菌的證據(7月12日至7月25日)。入朝之前，茹科夫院士對他們說，朝鮮是戰場，很危險，我們不妨對東北調查結果作個結論，簽個字，免得萬一有意外，我們勞而無功。其餘的團員認為有道理，於是寫了美軍在中國東北進行細菌戰的初步結論。在朝鮮(7月28日至8月1日)，他們被安置在深深的地下旅館，夜晚還受到美機的騷擾。開公聽會那天，朝方先作兩個案件報告，一個是霍亂病死亡例，說是美機在平壤大同投下草包，內有帶霍亂菌的蚌(文蛤)，患者吃了蚌，得霍亂死亡。朝鮮多年沒有霍亂了。另一個案例是鼠疫死亡，說是這家人某天在水缸表面發現了跳蚤，很奇怪，過了幾天，家中有人病故。屍解是鼠疫。朝鮮從來沒有鼠疫。(這是朝方請教陳文貴教授準備的案情，和他40年代日本在常德投撒帶菌的跳蚤，在水缸中發現的情況相似。)志願軍拿出的是20兵團駐地兩名中尉在砍柴時發現秘密的跳蚤群，他們收集了不少，送來培養出鼠疫桿菌的案例。由於我們在反細菌戰時，要求每人都要束緊褲腿和袖口，及時對投撒現場消毒，故該軍無患者和死亡。此事件很順利地被科學家接受，通過了證詞。這個案件的真實情況是，跳蚤是在森林裡的小茅屋裡發現的，小屋裡有柴草和雜物，適合跳蚤的繁殖。這就很難說是美帝投的。他們上報的時候，沒有提到小茅屋。這次要他們出場作證時，他們中一人說，毛主席教導他不要說謊。僵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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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辦?只有說服他服從當前的對敵鬥爭，把發現跳蚤的地點說成是露天。蚤標本都是人蚤(Pulexirritans)。
至於鼠疫桿菌，那好辦，我們使它出現了。大約在5月間，陳文貴在我們檢驗隊的細菌室打電話告訴我說，方亮把「敵投的鼠疫桿菌菌種」丟了(原來是方亮負責細菌室，實際是從來沒有過鼠疫桿菌菌種)。陳文貴在印度索克教授那裡專門學過鼠疫，一下子就發現了。我意識到是大問題，馬上發報給北京的賀誠部長和東北的王斌部長，說即派門新同志來取鼠疫菌種，一定要給，不然一切都不好辦。門新(後來在遼陽203軍醫院當院長，已離休)去瀋陽，再回，5天，取回兩管鼠疫菌種(裝在密封的鐵管里)。我把一管交陳文貴，一管當我們防疫隊副隊長李哲范的面交朝鮮保健副相魯振漢。他向我要過菌種，這時他心中有數為何我給他菌種。事後我對李哲范說，萬一到時難證明細菌戰，你給我注射鼠疫菌讓我死，就說衛生部長染上美軍投撒的鼠疫，不怕不是鐵證。他說，那不行，總有辦法可想。可見當時壓力之大。李是朝鮮族，解放前和蘇聯專家在東北一起搞過防鼠疫工作，已是出色的專家了。早幾年我問他記不記得此事，他說記不太清了。
這一年裡，我跑了三次北京，匯報有關反細菌戰問題。每次都見到周總理。周總理雖日理萬機，對此事過問非常之細。一次，朝方保健副相和我同去北京，向總理匯報對國際科學家調查團的準備工作，總理問朝方有何困難，我插了嘴，總理馬上問魯副相對我的意見是何看法，使我非常感動總理尊重別人的高貴品格，同時使我感到我不該隨便插嘴。一次，晚上8點多鐘，總理一面吃飯一面和我們談問題。他就吃一小碗飯，兩小碟菜，一葷一素，一小碗湯。多簡樸的生活。調查團回東北前，去朝鮮北邊碧潼戰俘營會見美空軍幾名飛行員，他們早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他們投細菌戰的經過。這次他們又自由地向調查團談他們聽過投細菌武器的課和投「不爆炸的炸彈」經過。停戰後，他們被交換回國，美軍審問他們為何亂說莫須有的細菌戰之事。他們回答說，中方答應很快放他們回國。聽說他們都為此受了處分。
我真佩服戰俘營我方人員的說服工作。
調查團回到北京，簽了字，發表了500頁厚的黑皮書《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報告書及附件》。毛主席接見了他們。國際科學家向毛主席匯報後，毛主席說，我看美帝國主義是實驗性的搞細菌戰。他們異口同聲贊同這樣的說法。
茹科夫院士回蘇聯向史達林匯報後，蘇共中央來電說，細菌戰是一場虛驚。周總理馬上找黃克誠總參謀長和洪學智副司令問，你們做了手腳沒有。洪答，做了，不然那時沒法交差。當時，我國正派人在歐洲作反細菌戰宣傳，總理即下令撤回。之後我國再不提此事，但下面並不知道。一些編書的人老要把美帝國主義搞細菌戰寫進去。我總是建議用我們受到細菌戰的「威脅」的口氣，把文章做在「防」的方面。黃克誠病中要我向軍事科學院編百科全書的同志轉達他的意見，說美帝沒有在朝鮮搞細菌戰，現在兩國關係也不壞，不宜再說這個問題。他們聽到之後，派人來問我究竟有沒有細菌戰。我只說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
這事是我幾十年的心病，沒有別的，只覺得對不起中外科學家，讓他們都簽了名。也許我還是太天真，因為他們可能知道真相，但服從政治鬥爭需要。如是這樣倒罷了，如不是這樣，他們是受我們騙了。我曾不止一次向黃克誠說對不起他們。黃說你不用這麼想，搞政治鬥爭嘛，而且一開始你就表示了你對細菌戰的看法，是很不容易的事，你已盡到責任了。
我想這件事在歷史上總有一天要說清，現在由我這不在職的知情的83歲的老人說出來比較合適：1952年的細菌戰是一場虛驚。
《炎黃春秋》（2013年第11期）
編後語：這指控出來後，美國政府要求由國際紅十字會調查，但中國和朝鮮不願意。國際紅十字會多次跟中國政府、朝鮮政府聯繫，都不讓他們去。聯合國秘書長要求由世界衛生組織調查，中國和朝鮮也不願意。美國政府在安理會提出由國際紅十字會來調查這件事。這個決議10票贊成、1票反對，反對的是蘇聯。雖然只有1票反對，但蘇聯是常務理事國，有否決權。安理會走不通，美國就改走聯合國大會，這樣常務理事國就沒法否決了。美國提出由5個中立的國家來調查這件事，這個決議壓倒性地通過。但是，這5個中立國家去跟中國、朝鮮聯繫，它們同樣不予理睬，這事就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