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眼看著大家的生活正在準備步入正軌了，我們聊個有啟發性的事兒——
未來我們的機會在那裡。
回顧人類歷史，你會發現，歷史上那些能打的悍將，還真都是一批一批出現的。從唐太宗繡像凌煙閣的二十四功臣，成吉思汗的四弟四子四傑四勇，再到拿皇的二十六位元帥……
感覺真的是應了龔自珍的那句話「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老天爺不降人才則已，一降人才就會頓時群英薈萃，把之前幾十上百年「萬馬齊喑」所虧欠的精彩全給補上。
其實，如果你把眼光跳出軍事，會發現在其他行業里，這種人才扎堆出現的現象也非常常見。最典型的例子，比如15-16世紀的佛羅倫斯：
從「新時代的第一位詩人」、寫作《神曲》的但丁，
到美術史上文藝復興三傑達文西、拉斐爾、米開朗基羅，
到現代政治哲學之父《君主論》和《論李維》的創作者馬基雅維利，再到「天空少倫布」，開啟人類革命的伽利略。
這些文藝復興史最頂尖的精英們，要麼成名於佛羅倫斯，要麼在這裡曾經求學，再要不然乾脆自己就出生在佛羅倫斯。幾乎是以一城之力，單獨「支棱」起了當時歐洲文藝復興的半邊天——
而且還是長夜漫漫中先出現曙光的那半邊天。
這就太讓人感到匪夷所思了——
怎麼歐洲人在「黑暗」的中世紀裡沉淪了快一千年了，一直都沒什麼特別讓人眼前一亮的創新。可突然曙光點亮，卻也不是多城、多點開花，反而就是佛羅倫斯，這麼一個當時人口也就六萬來人的小城，突然跟開了掛似的，在短短一個世紀內發生了創新爆炸呢？
這個難解的問題，就是所謂「佛羅倫斯現象」。
歷來史學家都不乏有趣的解釋。我看過其中最離奇的莫過於遊戲公司育碧出品的《刺客信條2》，裡面講了個故事，說這都是上古外星人的鍋——他們留下了一個「金蘋果」，傻x碰了它會被催眠、對持有者唯命是從，而聰明人碰觸它則智商飛升腦洞大開，然後那段日子金蘋果剛好在佛羅倫斯那旮沓，被一個名叫艾吉奧的年輕刺客怎麼著了……
當然這顯然是育碧為了增強遊戲性搞出來的「奇葩說」。
其實在真正歷史上，「佛羅倫斯現象」非常好理解，無非是幾隻蝴蝶煽動翅膀，意外引發了我們中國古人常說的一場「風雲際會」而已。
公元1453年，沉寂已久的歐洲大陸上出了三點「小變動」：
第一，肆虐百年的，已在15世紀中葉後開始減弱，從之前一波來襲就殺滅大量人口，家家閉戶的大流行，逐步轉向零星而散碎的流行、傳播。
第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終於用烏爾班巨炮，砸碎了君士坦丁堡的城牆，東羅馬帝國正式宣告滅亡，羅馬帝國的正統斷絕。
城破了！蘇丹出陣了！城破了！蘇丹出陣了！
第三，是英國駐波爾多的守軍，正式向城外圍困已久的法國軍隊投降。這座要塞的陷落，標誌著法國終於在聖女貞德遺志的感召下，收復了除加來外所有的領土，英法百年戰爭也結束了。
而這些事情的影響，其實都非常深遠。
一方面，隨著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大量東羅馬帝國的遺民，跨過亞得里亞海來到義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地區，他們隨身帶來了大量古典時代遺留的希臘文、拉丁文典籍。這些東西讓之前書架上只有聖經等寥寥幾本書的西歐蠻子大開眼界，發現古典時代的「文藝」原來如此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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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隨著英法百年戰爭的正式結束，從那不勒斯到英吉利海峽的西歐陸上，商貿之路又開始復甦。大量的商人開始帶著東羅馬帝國保存的古典文化北上，沿途的市場開始越來越繁榮，西歐開始從百年瘟疫（黑死病）與戰爭的侵襲中復甦。
這兩件事，都促使斷絕近千年的東西歐文化，開始重新碰撞、融合。而再次的這種碰撞與融合又必然有一個碰撞點。那麼攤開地圖，從那不勒斯向北找，你先會找到羅馬和以其為中心的教宗國——教皇親自管著的地方，教皇自己想搞氣氛也活躍不起來。
而再往北，你就會發現佛羅倫斯，這裡註定就是文藝復興爆發的天選之地。
是的，最晚到13世紀初時，佛羅倫斯還是一個附屬於羅馬的，主業是負責鑄幣的小城，以其自鑄貨幣「佛羅林」流通歐洲，但正是因為變相掌握了整個西歐的「鑄幣權」，佛羅倫斯才開始逐步走向興盛、發展。
到了14世紀中葉，佛羅倫斯已經建起了200多家呢絨紡織工場，擁有了包括羊毛商、絲綢商、呢絨場主、毛皮商、銀錢商、律師、醫生等7個大行會（肥人）和鐵匠、泥瓦匠、鞋匠等手工業者組成的14個小行會（瘦人）。大行會、大商人成了最早的資本家，而小行會、小商人，則成了最初的城市中產。師匠、幫工、學徒及失掉土地後湧入城市的農民則成為城市底層。到15世紀初期的時候，雖然人口仍只有六萬多，但一個現代城市應有的城市架構，在這座小城裡搭建起來了。
而在此基礎上，君士坦丁堡淪陷和百年戰爭結束這兩個事件，又給佛羅倫斯的發展做了最後一次助推，達成前所未有繁榮富裕的佛羅倫斯開始有了創新的需求，而後創新就來了。
這座城市先是誕生了寫出《十日談》的薄伽丘和「佛羅倫斯畫派」的波提切利等人才，為文化的興盛帶來的初曙。
而後由於這些人才的創作供不應求，就近學習佛羅倫斯城內手工業作坊的模式，他們開始成立自己的「工坊」「工作室」。
而從這些工坊或工作室內走出來的幫工或學徒，又成為了新一代的大家，進一步去填補越擴越大的市場需求。人才與人才、工坊與工坊之間又彼此競爭、互相學習（像達文西與米開朗基羅之間）。於是在短時間內，佛羅倫斯既發生類似核裂變一樣「傳幫帶」的鏈式反應，又發生了人才聚集、互相啟發的「核聚變」。
最終，人類近代史上第一次偉大的「創新爆炸」，居然就像核反應一樣，在這座小城裡發生了。
這可能就是「佛羅倫斯現象」的真相——沒有什麼外星人、金蘋果的啟發。但與我們所想像中的人的聚集創造城市不同，是先有了佛羅倫斯這樣一座領時代風氣之先的城，而後才誕生那一大批天才成為了可能。
02
對人才而言，城市是什麼？是人才的氧氣。
其實在同時代，與但丁、達文西、伽利略同樣有才華的人肯定也在世界其他角落裡誕生了，但因為沒有佛羅倫斯這座城市的「助燃」，他們無法將自己的才能點燃，只能默默無聞的出生，而後死去，這就是歷史的真相。
而遍觀人類史冊，你會發現人類上的一切創新幾乎都是「佛羅倫斯現象」的變種。
公元前的雅典，18世紀的巴黎，19世紀的倫敦，20世紀初的紐約，20世紀中後期的矽谷……幾乎每個時代，都會有且只有幾座城市在創新中獨領風騷，且越接近現代，這種現象越明顯。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的矽谷。
這片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北部的彈丸之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還僅僅是一片剛剛通上鐵路的果園。
而矽谷的最初創業，也得益於一次「時代重啟」。
二戰結束後，由於退役的美國大兵紛紛進入大學上學，外加大批大學生的回流和畢業，美國不少大學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
為了給畢業生提供就業機會，史丹福大學最早在此處開闢了工業園，允許高科技公司租用其地作為辦公用地。
很快，矽谷就迎來了點燃該地「奇點爆炸」的「仙童八叛逆」。
「八叛逆」里的諾伊斯和摩爾後來創辦了英特爾（Intel）公司，傑里·桑德斯則創辦了AMD公司。這些公司最重要的作用，其實是像波提切利和達文西的「畫工作坊」一樣，為矽谷的創新產業爆炸提供了一種「裂變範式」，而他們的聚集又產生了與佛羅倫斯相似的「聚變效應」。最終，矽谷的創新爆炸也被點燃了，直接將人類送入了資訊技術時代。
時至今日，矽谷仍然是世界高科技創新和發展的開創者和中心，該地區的風險投資占全美風險投資總額的三分之一，矽谷的計算機公司已經發展到大約1500家。
矽谷的奇蹟讓人艷羨，所以時間進入21世紀以後，複製這種「佛羅倫斯效應」，已經不再是過去機緣巧合「撞大運」的行為，而成為了各國爭相在搞的有意行為——各國其實都是在花重金「種植」自己的佛羅倫斯和矽谷。
因為大家都知道，誰能夠創造這樣一座創新之城，或者說城市帶，誰才能真正實現自己的科技崛起。比如正在舉辦世界盃的卡達。
大家都在說卡達為舉辦本屆世界盃耗費了2290億美元，之前歷屆世界盃的花費總和與之相比都只是個零頭，光足球場就建了八個，總計388萬個座位，但卡達的人口只有200多萬，
就算你是中東天然氣-石油土豪，這麼燒錢真的合適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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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卡達這麼燒錢的真正動機，就在於它也看到了這種趨勢。卡達就是想借著世界盃這個由頭，把自己這個彈丸小國，打造成下一個世界的「佛羅倫斯」或「矽谷」，讓頂級的人才都在這裡聚集，讓創新都在這裡發生。這樣，即便自己的能源挖完了，後代也有好日子過。
所以卡達燒的那2290億美元，真正用於修築體育場館的，只有70億美元，而用於城市建設的經費1190億元，占總支出的一半以上。卡達幾乎是在借世界盃的「東風」，試圖用錢在沙漠裡憑空燒出一個創新城市帶。
21世紀什麼最貴？人才。而一個時代的人才只會在一兩座創新之城裡扎堆誕生、聚集。
如果能掙到這張「創新之城」的門票，他們砸再多的錢，當然也是值得的。
由此，不由得想到了我們自己。
03
這兩天，隨著疫情防控措施的逐步解禁，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期待回歸正常的生活。很多人開始重新追問——中國下一步該怎麼發展，我們還能重複之前的經濟高增長、產業大繁榮的盛景麼？
我覺得這個問題，可以代換為，我們未來是否有能力再打造出一個甚至幾個，有著超高創新力的「創新之城」——當然我們不能也無法像土豪卡達那樣使蠻力燒錢。但中國也有自己的優勢，我們人多，有長三角、珠三角這樣已經發展相對成熟的城市帶。最近這幾十年，我們也誕生了一批成功的高科技企業。藉助這些優勢詳加謀劃，我們未必無法在這場全世界參與的「創新之城爭奪戰」中得勝。
這個問題也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昨天正好看到一份綜合開發研究院發布的報告，就提出了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指標：「共享創新指數」。
這個共享創新指數所試圖量化衡量的，其實就是我們之前所提到「佛羅倫斯現象」「矽谷現象」。探究一座城市、一個城市群，究竟應該怎樣營造環境、聚集人才，才能夠產生像佛羅倫斯、矽谷那樣的「創新爆炸」。
報告認為，長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在共享創新的綜合指數上明顯領先。其中，長三角在科研基地產業鏈布局等方面表現突出，粵港澳大灣區則更依賴龍頭企業帶動形成創新生態。而其中我覺得，大灣區目前的「城市生態」，慭慭然其實有些當年佛羅倫斯和矽谷的感覺——一方面，由於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存在，大灣區附近天然就是多元文化的匯聚之地。幾座城市的不同發展機制，存在彼此借鑑，互相啟發互通的空間。而疫情結束，人們的經濟生活回歸正常之後，珠江流域這條經濟動脈復甦，也會帶動當地創新的再度啟動。
另外，就如同佛羅倫斯曾經星羅棋布的行業工會一樣，大灣區附近目前也聚集了一批中國頂尖的成功企業。一批優秀企業已經在這裡產生了聚集效應。
下一步大灣區所面臨的考驗，是我們能不能克服自身存在的一些問題，把自身的「共享創新指數」提上去。等到突破某個臨界點時，就能迎來屬於我們自己的「創新爆炸」。
當然，這種創新爆炸，一定是有前提的。
就像鄭永年教授在最近的灣區科創峰會上所言。美國的發展經驗證明，營造這樣一個創新城市帶，需要至少三個系統：
第一，需要擁有一大批具有基礎科研能力的大學和研究機構；
第二，需要一大批能把這個基礎科學轉化成應用技術的企業或者機構；
第三，必須具有足夠強的金融系統來支撐這種轉化。
而這三個系統的建立，都是需要有合適的制度保障為其保駕護航。而這些條件，目前還不夠齊備。
所以鄭永年說中國需要「第三次開放」——第一次開放是鴉片戰爭，是被迫的開放。第二次開放是深圳特區的建立，是主動的開放。這兩次開放都發軔於大灣區，希望下一次開放也能發軔於這裡，為中國帶來新改革、新開放、新創新。
是的，500年前，佛羅倫斯的崛起，成就了歐洲在近代的領先地位，70多年前，矽谷的崛起，成就了美國的今天。
歷史一再告訴人們，每個時代「創新之城」的門票就那麼幾張，甚至有時只有一張。而能否搶到這張門票，決定了我們在下一個時代的潮流中站在哪個位置。
我想，這個問題，在未來，也許與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關。
未來的中國，能否抓準時機，打造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創新之城或創新城市帶，這絕不是幾家企業、一座城市、一個地區自己的事情。而關乎整個國家命運未來的走向，和每個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人，未來究竟會從事什麼樣的工作，享受什麼樣的生活。
遙想500多年前，當一場肆虐已久的瘟疫終於平息，當兩場遠方的戰火漸漸熄滅，當商隊的馬蹄聲、車輪聲，再次在亞平寧的石板路上隆隆作響。沒有人能想到，佛羅倫斯，這座小城的「創新爆炸」，會永久而徹底的改變全歐洲人的生活，讓他們從貧困的深淵中一路直上富裕之巔。
但這一切真的發生了，城市之於創新，創新之於你我的生活，就是這樣重要。
所以，當被疫情打斷的生活重回，當我們重新開始嘗試恢復社會的繁榮。我們不能不由衷的祈願：
願人類歷史上下一個群星璀璨的「創新之城」，那座給社會注入新活力的「希望之城」，這一次，能落在我們的身邊。
有一點可以肯定，每當苦難平息後，機會總是屬於先做好準備的那些人、那座城。
祝中國好運，祝我們每個人自己好運。
（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