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19日中午，我手機上突然接到一個朋友的簡訊，內容很簡單：「22日告別紫陽，參加悼念活動，請致電治喪電話：010-5XXXXXXX」。
兩年前，我聽一位老先生講過在一個高爾夫球場巧遇紫陽打球的情景：說開始遠遠望去，紫陽身形蒼老、頗顯佝僂；但他打了一會兒後，再看上去則腰挺背直、精神矍鑠。再往前幾年，我也不時聽到紫陽的消息。一次我去長白山天池，接待的人講，天池上很難看到晴空萬里的時刻；不久前紫陽來，陪同人員告訴他：您真幸運，江主席來了兩次都沒能看到晴天，紫陽聽了哈哈大笑，得意的說：「我是誰？」另一次聽人說，紫陽去四川遊覽參觀，接待的將軍都向他敬軍禮口稱「報告首長」。
此刻，這條簡訊讓我完全出乎意外。其實，這時距離紫陽出任總理已經25年，距離紫陽最後出現在國人視野里已經16年：他身體再好，畢竟不是金剛不壞之體，總有走掉的一天。但是在我心中，卻從來沒有預計過、設想過有這麼一天。一個公眾人物，他越是銷聲匿跡，你越是覺得他生命也會像聲名一樣凝固不動，從此靜止長存。我也和朋友聊起過紫陽的壽命，印象最深的是一個朋友輕鬆、自信、驕傲地說：「老趙是何許人也？什麼沒見過、什麼看不透？老趙且活呢！這幫人都死光了，老趙還將健在。」話雖玩笑，但我們心裡都深以為然：以紫陽的豁達通融、雲淡風輕、舉重若輕，生命似乎可以無限。
況且，我們心中都有一個歷史的榜樣，這就是社會主義偉大的改革先驅杜布切克。杜布切克47歲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發起「布拉格之春」，兩年後被蘇聯推翻罷黜，1970年6月開始在秘密警察的監視下於布拉提斯拉瓦附近的伐木所工作。相信連他自己都沒有想到，在有生之年還會看到共產黨一黨專政土崩瓦解，也還會再造共和。1989年捷克民主變革成功，杜布切克在眾望所歸中王者歸來，於1992年出任斯洛伐克社會民主黨主席與聯邦國會議長。因此，我們滿懷期望這一奇蹟會在紫陽身上重演。可是在這個時候，我們卻都忽略了杜布切克復出時才僅僅68歲，正是紫陽去職時的年齡。
發給我簡訊的朋友當時不到三十歲，對紫陽自然沒有直接的了解和情感。他知道我是那一代人，相信我必定對此心神激盪、刻骨銘心，所以收到簡訊後即刻轉發給了我。
接到這條簡訊應該說是偶然。如果沒有這條簡訊，我雖然對紫陽充滿感情和敬意，可也不會想到如何對紫陽逝世公開表達自己的哀思。有了這條簡訊則完全不同了，我再不會在行為上無動於衷。於是，我迅速按照電話號碼打了過去。電話一下就接通了，我本來自然以為這個電話是紫陽家裡的，接電話的人是紫陽的某位親屬，會語帶悲戚地聽完我的致意。然而，對方完全沒有興趣聽我低沉的表達，就簡單、職業、程序化的告訴我：紫陽的治喪辦公室設在金台飯店二層，如果想參加悼念活動，可以去辦公室詢問方法。顯然，接電話的不是紫陽的家人和親友，而是公事公辦的工作人員；而且，這個號碼本身應該就是治喪辦公室的對外電話，就設在金台飯店——這麼說，紫陽的治喪活動也不是其家庭的私下行為，而且由官方全程操作。
金台飯店位於平安大道和德勝門內大街交叉路口的西南角，和北大附屬第一醫院新樓隔街相對。我早就聽到過這個酒店是安全部下屬酒店的說法，此時聽電話里這麼一說，我頓時認為治喪辦公室設在這裡的目的自然是為了方便管制和監控。其實我之前聽到的傳聞並不準確，金台飯店的真正上屬是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事務局；負責紫陽後事的是中辦，當然要使用自己的賓館接待、辦公。
沒有對中國的政治恐怖生態有深刻了解和體會的人，也許根本想像不出來我後面的猶疑不決和苦思冥想。餘下的一天裡，我都在反覆權衡分析：
很顯然我最初的判斷是錯的，這個電話並不是紫陽家的，而是他去世後專門臨時安裝，應該屬於治喪辦公室；從數字上看的出能得到這個號碼的絕非等閒機構，最可能的是中辦，也不排除是安全部門，因此紫陽的治喪活動應該是由這兩個單位來負責控制；
當局對這一敏感的突發事件會如臨大敵，最嚴厲的封鎖消息，務使社會影響淡化到最低；但紫陽的家屬們絕不可能容許紫陽就這樣默默走掉、銷聲匿跡，他們一定希望利用這一最後的機會讓紫陽和人民真正地結成一體，所以就通過各種關係、途徑和渠道把紫陽逝世的消息連同這個號碼儘量擴散出去；但是，紫陽親屬為什麼不擴散自己家裡的電話、哪怕是暫時在家裡安裝的弔唁電話，而非要透露一個由官方控制的電話號碼呢？這不是讓想要悼念的群眾與虎謀皮嗎？
不過，我又自問自答地想，這倒也不難解釋：也許是紫陽家人不可能有那麼多時間親自接電話，也許是紫陽家明白，如果把自己家裡電話擴散出去勢必被懷疑別有用心，而把官方電話公布應屬無大過；當然也可能這個電話本身就設在紫陽家，但已經被有關部門接管。這個疑問解除了，又一個問題來了：治喪辦公室完全可以回答謝絕參加，為什麼要讓人親自去金台飯店呢？可能有兩個答案：一是想引蛇出洞、請君入甕，布設陷阱羅網；二是紫陽畢竟影響重大，逝世消息畢竟無法隱瞞，當局預計想參與者眾而且涉及極廣，一一拒絕反倒引起公憤，於是，索性讓欲參與者親自提出願望，也可便於審核、管理。
這一天的臨睡前，我做出決定：不論是何種情況，我都要去金台飯店，根據情況臨機而動，這也是一個難得的觀察和記錄一個歷史時刻的機會。我撥通了當時來往最多的中學同學Y的電話，告訴了他我一整天的經歷和想法，問他是否願意明天同去。Y的政治觀念並不鮮明，但他足智多謀、熱情好事，一口答應。
深夜上床，我久久不能入睡，腦海里放電影般以第一人稱角色回顧著紫陽的一生，又放電影般呈現了八九年六四的整個過程，再放電影般交叉比照重疊回憶十六年來我自己的人生和紫陽的歲月，眼裡的淚水和心裡的潮濕幾次交替湧上。
一月二十日上午，我接上Y，一起去金台飯店。進了飯店前院，我特意把車停在一個不引人注意的角落裡，然後和Y走下車，沒有逡巡猶豫的直奔酒店大門，同時不動聲色的左右觀察停車場裡、酒店周圍是否有閒散人等和監控攝影。
一月份是北京旅遊和飯店業最清淡的季節，如果不是紫陽治喪辦公室設在這裡，此地一定人跡罕至。但即便承擔了如此重任，金台飯店裡的情景也遠遠出乎我們想像的冷清，北方冬日黯淡昏晦的日光勉強投射進酒店大堂，陰鬱而蕭沉。六、七個百無聊賴枯坐一隅和偶爾走動出入的人，全都穿著臃腫、拖沓、令人沮喪和沉重的深色防寒服，看上去和我們來尋找的目標毫無關係的遊走在另一個生活里。
我們上到二樓，下邊絲毫看不出來的，這裡別有洞天，公共區域異常熙攘，各色人等來來往往，很顯然現在真正接近事件核心了。治喪辦公室接待處設在八樓一個大會議廳里。大廳里端一字排開七、八張條桌，條桌里側坐著十幾個工作人員，面對條桌外側七、八張椅子上坐的人，有的簽到，有的登記，有的查閱名單，有的回答問題，有的發放資料。來訪的人應該有三、四十個，散在廳內各處；我們剛要走進會議廳的時候，正好一個整潔儒雅的老人被兩個年輕人攙扶出來。
我們沒有直接去條桌擺成的接待台，而是很自然地坐到會議廳最外端的一排沙發里，躲在闌珊處隔岸觀火、好整以暇，仔細打量、觀察著接待者和被接待者——當然我們也懷疑沒準自己其實正在被別人仔細打量、觀察著——。作接待的工作人員以女性為主，穿著不一，和到處都能見到的吵吵嚷嚷、粗俗八卦的普通女公務員毫無區別，看不到任何肅穆莊重的表現，但也沒有警惕和審視的神色舉止；來的人絕大部分是衣冠楚楚、白髮蒼蒼、看上去身份教養都不錯的老人，很多都由青年人陪著，中年人不多。
在我們不動聲色的觀察、聆聽下，現場情況很快搞清楚了：紫陽的悼念活動就是二十二日——後天舉行遺體告別儀式，這裡的人都是已經預先報名而且通過了審查，被電話通知前來領取告別儀式入場卷的。於是，我們找到一個自認為是最不引人注意的亂鬨鬨時刻，走到接待台前，一句話都沒問，直接了當告訴要領告別儀式門票。接待人員問我們是否有提前申請預約，我們自然回答說有；接待人員隨即翻看厚厚一沓名冊，他們自然查不到，就告訴我們沒找到我們名字所以不能給票。我們還裝作不解和不滿的嚷嚷說：「這怎麼回事？哪能這樣？」工作人員估計見多這類人了，聽都懶得聽，早已經扭過頭去審問別人了。
這種結果不出意料，我們也沒期望能這麼兒戲般輕而易舉就混過去，所以並不灰心，就又回到沙發上坐下，繼續再觀察著尋找機會。一旦到了現場，其他如昨天的憂慮、忐忑、顧慮、擔心索性就沒有了，唯一的念頭就是如何想盡辦法達到目的。
坐著坐著，一群西裝領帶、深呢大衣、邋裡邋遢、臉龐粗黑、渾身土氣的人晃晃悠悠走進會議室，一看就是進城的鄉下人。他們叫叫嚷嚷、高談闊論、大大咧咧的來到接待台前，滿口濃重的河南話和工作人員談著。我立即猜到這肯定是紫陽家鄉來的人。京城大官故去，對家鄉人是一件天大的事，當地領導和群眾代表必然前來相送如同農村的送喪出殯，不管這個大官生前有沒有鄉土情、回沒回過家鄉、以前和當地人接觸過沒有、是否給家鄉做過貢獻。可是，如今紫陽是個敏感的麻煩人物，他去世的消息絕大部分北京人現在都還未必聽說，而這些遠在窮鄉僻壤的基層群眾卻居然早就到了現場——足見大人物、哪怕是失勢廢黜的大人物的家裡人和北京的聯繫多麼廣泛、信息多麼靈通。我們知道，家鄉人在這種時刻往往能夠決斷不少事情，對紫陽的感情也比局外人深，更較少顧忌。於是等他們和接待人員交涉完，我們就跟著他們走出會議室。在一層我們攔住一群人中領頭的矮個子，口氣謙恭地告訴他：我們當年正在讀大學，對紫陽的感情非常深，今天特別想有機會送紫陽最後一程；您們一看就是紫陽家裡的領導和親友，肯定有辦法幫我們實現這個願望。矮個子站定，雙手插在口袋裡，看著兩個突然出現、一臉誠懇求助的陌生北京人，愣了一下，很快顯出一副非常理解但愛莫能助的神態，然後居高臨下、老成深刻的用河南土調教育我們：「感情深，主要是思想政治上保持一致，不是要一定去追悼會。」當時我們正著急焦慮，哪有心思聽他瞎扯；但事後想想，這人話說的著實很有水平，再看那左右簇擁的鄉土派頭，足見是當地的一號人物。能和紫陽保持思想政治上一致又威風不倒，無疑是個奇蹟。
離開了矮個子一伙人，我們繼續在飯店裡上下逡巡遊走，尋找其他可能的機會。李敖概括過各國法治的不同：美國是除了法律規定不能做的你都能做，德國是除了法律規定能做的你都不能做，義大利是不論法律規定能做或者不能做的你都能做，蘇聯是不論法律規定能做或者不能做的你都不能做，國民黨是不論法律規定能做或者不能做的你都能做、也都不能做。在這個國家呆長了，我們很清楚沒有任何事可以順利做到、也沒有任何事一定做不到。
八層來訪者逐漸比剛才多了起來，總共差不多有七八十人。我們加入進三三兩兩交流議論的人群，旁邊一個人悄悄對我們說：去到隔壁休息室，找紫陽的親屬。
我們立即按照他的引指，敲開不遠處一個小休息廳的門。裡面只有幾張沙發、茶几和三、四個人。一個二十出頭的胖小伙子——應該是紫陽唯一的女兒趙亮（王雁南）的兒子——站起來接待我們。簡短的對話後，他告訴我們：「去我姥爺家吧，我二舅在。我姥爺家在王府井旁邊的富強胡同6號。」
出了飯店沒有耽擱，我們開車直奔王府井。路上我們分析、商量著去紫陽家可能的遭遇和對策。去紫陽家，肯定比僅僅來金台飯店風險大的多。如果遇到公安詢問，我們如何回答？如果被警察帶走，我們如何脫身？我們是編造一個身份，還是如實告訴？往後事情我還好，Y在部委工作，一旦鬧到單位後續會很麻煩。這些都應該在抵達富強胡同前想好。
臨近春節前的北京，路上已經不如平常擁堵；此刻時值中午，車流更為稀疏。我們很快就到了王府井，而且出意料順利地確定了富強胡同的位置；此時。我們要想的事情半件也沒想清楚。
進入富強胡同之前，我把車停在臨近的著名購物城世都百貨的停車場上，然後打電話給裡面的一個熟人。他是世都的內保，我們在朋友的酒局上無數次遇見，最近一直聽他興沖沖地通報自己已經被安全局吸收為外圍，大有妓女從良、強盜招安的驕傲和志得意滿。熟人聽我說就在外面，立即迎了出來。我一說出「富強胡同」四個字，他就明白了，問我：「你要去？」我問：「是呀，有事嗎？」他說：「這兩天盯得很嚴，不過正常去，應該問題不大。反正要小心、小心！」
富強胡同坐落在沙灘和王府井之間，是一條狹窄、破舊、擁擠的小巷。如果不說，誰都無法想像裡面還居住過前後兩位曾經的名義上共產黨最高領導人。在紫陽之前，胡耀邦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就住在富強胡同6號，一住就是二十九年，直到當了總書記幾年後才搬離。胡同兩邊沿著相連的院牆堆了不少亂七八糟亂的雜物。一輛車通過沒有問題，但如果恰恰雙向都有車就難辦了。但即使這樣，像北京大多數胡同一樣，還是有幾輛車長時間停在牆根下。時值冬日午後，胡同里幾乎不見行人車輛，我們兩人一進巷中就被一覽無餘。這真是一條便於監視的街道，即使在最好的季節里，也只會是住在其中的人過往，極少能有外人從此穿行，更不可能有人特意停留站立，只要裝幾個探頭，就沒有遺漏的死角。
從富強胡同西口往裡沒有多遠，路北一座院門上「富強胡同6號」的陳舊路牌就被我們看見。同時被我們看見的，是正對面的三四個攝影頭。院門斑駁陸離，院牆青灰剝落，我們在門口略站片刻，就按響門鈴。實話說，我們心中是忐忑不安、七上八下的，一是因為身處是非險境，二是我們貿然來訪，紫陽家屬是否歡迎、是否納入也在未知——當時我們還不知道之前的兩天，已經有大量北京市民自發來到這裡悼念紫陽。
很快有人來開門，是一個保姆樣子的中年婦女，非常痛快的讓我們進去，然後立即關上兩扇大門。
北京富強胡同6號
紫陽家的簡陋、蕭條、頹敗出乎我們的意想。一進去是一個很小的院子，或者只能算是一個過廳；進入過廳小門是第二進院子，先看見的是一個大的影壁，繞過影壁就是主院，東屋即紫陽的客廳兼書房。中年婦女引我們進去，讓我們稍等。於是，我們慢慢打量著紫陽生活了最後十六年的地方。
紫陽的客廳兼書房大約有六、七十平方米，有沙發、書架、書桌、椅子、藤椅等，是一個典型的不善收拾的老年人居室的零亂陳設。唯一的特點，是到處擺放的相框，裡面都是和孫子孫女們在各處的合影，可見晚年弄孫之樂給紫陽帶來多少欣喜快慰。屋子裡一切應該一如紫陽生前，只是臨時布置成靈堂，多了無數花圈、鮮花。紫陽那幅身穿滿是皺褶的灰色短袖稠衫、雙手叉腰、笑容可掬的著名遺照掛在東牆上，後來流傳很廣的兩幅對聯：「能做你的兒女是我們今生的榮幸，支持你的決定是我們不變的選擇」、「倡民主堅守良知兒女為你驕傲，今西去終獲自由風範永存人間」分掛照片兩側。我注意到遺像下面田紀雲的花圈，其他花圈落款我就基本上不知道是誰的了。
不多時候，從門外進來一個四十左右、個子不高，身體有些向前彎曲，走道左右搖晃，象極了北京小痞子的人。他走到我們身邊，向我們伸出手，自我介紹說：我是趙二軍。我早就知道紫陽有兒子叫趙大軍，在金台飯店紫陽外孫說二舅在家，這人又說自己叫二軍，我想他一定是大軍的弟弟。看二軍的舉止神態，地道的一個北京社會青年，怎麼也不像曾經的二皇子。最讓人想笑的是，他穿著一件幾乎可以用破舊形容的草綠色粗毛線衣，一望而知是八十年代初的產品，連我這樣從不講究的人都有十幾年不穿這種檔次，更別說損壞程度的衣服了。我們握住二軍的手，向他表示我們的沉痛，告訴他我們是當年北大的學生。然後，二軍站在我們身後，看我們向紫陽遺像深深地三鞠躬。
後來我看杜導正的女兒杜明明在《他尊嚴地走了——趙紫陽臨終紀實》裡寫到，好多人在紫陽家對著他的遺像失聲痛哭，包括和他素昧平生的普通百姓。此時此刻，我並沒有流淚的感覺，但是這十六年裡，當我想起紫陽，當我回味起在那個讓我一生一世魂牽夢繞的尖峰時刻紫陽的行至時，卻多少次為他淚濕襟懷。
十六年來，我在腦海里無數次浮現出紫陽，在心裡無數次回味著紫陽，今天我終於離紫陽如此的零距離。此刻，我時空穿越，努力地去想像、去描繪、去勾畫十六年前的歲月情景和風雨如晦。那夜北京城破淪陷，大軍攜坦克和裝甲車突入，京城四處火光沖天、彈林矢雨、硝煙瀰漫。長安街屠城和天安門血洗之後，學生領袖們四散逃亡，百萬市民如鳥獸盡。後面的幾天，北京城十幾萬墮胎亡，城空人絕跡，家家閉門杜戶，整個京城像地獄、鬼界和死域一般。與此同時，全國其他城市卻揭竿而起，圍困、臥軌、縱火、焚毀、搗砸，反抗方興未艾、舉目烽火連天。接下來是全國持續的大搜查、大逮捕、大處決。在那段風雨飄搖、肅殺恐怖、血雨腥風、「殺人如草不聞聲」的日子，人人性命難保、自顧不暇之際，誰也沒有去關注、去思忖過在不見天日的京城的另一個世界裡、在整個事件漩渦的最中心、在人們永遠無法看到的地方，同時發生的另一場驚心動魄的故事。鄧小平在公開對人民發動戰爭、鎮壓和屠戮的同一時刻，也在暗地裡開始了對內部的圍剿、清洗和整肅，紫陽做為最大的異己力量和內在威脅必定第一個遭到懲罰。這場不為人知的故事至今紫陽沒有透露過一個字，也沒有見過當年的身邊人或參與者的披露。紫陽如何被帶走？他最初被囚禁在哪裡？有著什麼樣的驚險經歷？遭到過怎樣的屈辱和虐待？當時的軍人已近瘋狂失控，誅殺紫陽以謝陣亡者之聲絕對存在。權勢瞬間崩塌，希望頓成泡影，自由突然喪失；生命的危如累卵、禍在旦夕，子女的離散飄零、不知所蹤，別時容易見時難的無限江山......面對個人兇險、山河淪喪和國破家亡，紫陽的心情是如何的沉重、慘痛和沮喪？他有沒有恐懼與忐忑、有沒有絕望和悔恨？這一切，深深地迷惑和吸引著我。
[page]鞠躬後，我們在二軍的引導下在書房門口簽到台的紫陽悼念薄上簽名留言。我在留言簿上寫：紫陽萬古不朽——獻給我最崇敬的共產黨員。
寫罷，二軍帶著我們參觀紫陽書房的每一個角落，在這不長的時間裡，我浮想聯翩，想像當年紫陽在這個空間裡的音容笑貌。我又想，紫陽生前獨坐凝思時，是否神悵過耀邦當年在此同一室內生活時的場景以及背後的冥冥天意？
隨即，我們把最重要的來意告訴二軍：非常渴望參加紫陽後天的遺體告別活動，但金台飯店不給我們入場券，紫陽的外孫介紹我們來，希望他能幫忙滿足我們的願望。二軍說可以擠出一張入場券給我們，但兩張實在給不了。在我們的一再懇求下，他告訴我們可以再去金台飯店，大軍下午過去，現在應該在那裡。
二軍轉身出去，片刻返回，遞給我們一個白色信封，裡面是一張請柬大小素白的入場券和一個車證。我們謝過他，在他的陪伴下走出來。當我們離開時才注意到這所院子還有第三進。後來才我知道，第三進院子裡住著紫陽的夫人梁伯琪。粱伯琪身體後來很差，而且沒有任何醫療待遇，每次看病都很艱難。紫陽去世後很長時間裡，孩子們都沒有敢把真實情況告訴她。丈夫的撒手人寰愴然離去、全家的悲傷忙碌、全國各地親友們的湧來奔喪、各界群眾紛至不斷的登門弔唁、數不清的人來人往嘈雜凌亂，十幾米開外的空間裡發生的一切驚天動地，她卻渾然不覺，一無所知的依舊平靜的游離在自己的生存世界。人生百態、世間萬物，是真是假、是夢是幻？難道的確是「無為有處有還無」？
從富強胡同出來，我們又立即驅車重回金台飯店。回到金台飯店，時間才剛過下午兩點——平日此時我剛剛起床，而今天卻已經發生了如此多前所未見的事情。
第二次去金台飯店我們輕車熟路，很快在同一間休息室里見到了紫陽的長子趙大軍。大軍尖臉，體型瘦消，一望而知就是二軍的一奶同胞，只是比二軍略大半號、老幾年。大軍也是有些身體向前彎曲，二軍吊兒郎當渾不吝，大軍則很明顯的看出滄桑與落魄。兩人最為相似的，是大軍居然也穿著一件和二軍質地一樣的老式粗線毛衣，只是大軍毛衣顏色是米黃，略微比二軍的新些。紫陽這兩個孩子長相都與他不同，人極其非常樸實、隨意，也完全不具做官的氣質。往高里說，和紫陽一樣都有著自由主義風格；往低里說，半點也沒有李小鵬李小琳那種紈絝子弟裝逼的扭捏作態。
在金台飯店八層那間專供紫陽家屬休息的小會議室昏暗的燈光里，我望著匆匆走進走出的趙大軍，有一種時間倒錯的感覺。十六年前趙大軍如雷貫耳，「倒彩電」的謠言風傳全國；北大左鬼、我的老冤家樑柱在鄧力群支使下還鄭重其事的向中紀委實名「舉報」。如今，他終於站在了我的面前。我很難想像這十幾年他是如何度過的，在八九年那段風雨飄搖、肅殺恐怖和血雨腥風的時間裡，紫陽的孩子們必定同樣經歷了無數驚險、慘酷和顛沛流離，演繹著幾千年循環往復、無止無休的「最是倉皇辭帝廟」王朝舊事的一部現代版。寫文章時，我再次上網查看，有關大軍的信息仍舊幾乎沒有，而二軍的卻有不少，這是因為他六四30周年前夕在廣州接受過《香港01》雜誌的專訪。在這次專訪里，二軍首次講述了那一段生命歲月曲折坎坷的經歷。六四屠城、紫陽被囚後，二軍用手中的赴香通行證過關去了香港避禍；不久全國大搜捕開始，一些參與民運的知識分子聯繫到他求助，他隨即參與了「黃雀行動」，由香港又返回內地，安排營救他們從不同的地方出境。很快，二軍夫妻和六歲的女兒被內部通緝；再之後二軍妻子和女兒也是通過「黃雀行動」到了香港，後輾轉到巴黎與他會合；在法國流亡數年後，二軍到了新加坡，還做過前副總理吳慶瑞的顧問；2005年紫陽逝世後二軍方始回國，與當局達成協議結束海外飄零、正式回歸併辦理了退休手續。
大軍比二軍沉穩和老成，他聽完我們敘述，立即取出一個同樣的信封，並感謝我們的參加。我們起身向他再次表示哀悼，然後握手告辭。整整大半天圓滿達成初衷的忙碌，當送走Y回到家裡時已經近四點半，路上逐漸繁忙，餘暉已現，天色將冥。
一月二十二日周六早晨，天氣寒冷，是夜颳了一宿的狂風。六點半，我和Y一同驅車延西三環到五棵松，上長安街西行往八寶山。周末加上清晨，從西四環到長安街，只有不多的車在疾駛。一路上我在想，這些車內，也許有同樣趕往八寶山送別紫陽的吧？
臨近八寶山，長安街西向最內側車道流速逐漸慢了下來，車也漸漸增多。我知道，這一天註定不同尋常的跡象開始顯現出來了。
在八寶山西側南北向路的南口，車流終於停滯下來。同時，大批警察和警車出現在眼前。我們看見，這條路已經被封鎖，車流停滯的原因是警察逐一核准進入的車輛。封鎖線外聚集了許多人，但被阻擋的視線讓我們無法看清聚集者的動態。
將近三十分鐘，我們的車來到封鎖口處。幾個警察示意我打開車窗。車窗開後，警察一句話不說，只是用兩個手指輕輕一捏我事先放到車窗左側的專用停車證左上角，即揮手讓我們進入封鎖口內。我之前一直想，如果私自複製一張車證或者入場券混進去，他們該如何發覺？這時我這才明白，原來專用車證左上角有一個凸起的記號是鑑定真偽的暗跡。
在大批警察看守的八寶山西門，車又停下，這次是真正查驗入場券。此次是如何識別的入場券真偽，我已經沒有了印象。通過查驗後，我在停車場停下車，然後來到紫陽告別儀式的廳外。院子裡可以用人山人海來形容，連我也沒有想到會有如此多人。如此規模的告別，恐怕官方也是出乎意料的不情願和萬不得已。入場告別時間還沒到，但看樣子又似乎已經在進行。旁邊有人說：賈慶林正在裡面。我聽了暗笑：在今天共產黨的心目中，最後紫陽既不是自己的一員，也不是反對勢力，而是一個被統戰的民主人士。
上千人在刺骨的瑟瑟寒風裡等待著進入告別廳。我注意看整個人群的氣氛，是沉默和壓抑。人群外側來回遊弋著無數穿制服的警察和明顯晃動著更多著便裝的工作人員，在維穩、控制著秩序。人群中不時一陣喊叫、一陣騷動，原來是有人拿出相機剛企圖拍照，結果一瞬間旁邊就衝出人來喝阻和制止。如此一來，所有人都清楚的知道人群里潛伏招數不清的便衣，而自己身邊最近的那個人可能就是。但即便如此，我仍然成功地照了好多照片。像在所有與大人物有關的場合一樣，不時有一輛甲A0幾軍牌車，橫衝直撞闖入人群，直接開到弔唁廳門口停下，走下一個滿臉驕橫、飛揚跋扈的青年，然後從後座扶出一個老人。我想，紫陽畢竟當過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樹大根深，即便早已反叛落魄的形同當局的敵人，也還是有些位高權重的特權者不避嫌疑地與他接近。
等待入場告別的人們
八點五十分，穿制服的警察和著便裝的工作人員開始用喊話和手式讓人群面對弔唁廳大門集中。從弔唁廳門口起，兩堵大約七、八米長的人牆已經排起，人牆均著黑色西裝，平頭、雙手後背，一望而知是來自哪裡，弔唁的人們必須以一行五六人的縱隊從這兩堵虎視眈眈的人牆中通過後，才可以進入弔唁廳，如同古代來使在敵方殺威的兩行刀斧手中間通過後方能進入大帳面見其主帥。兩堵人牆後更密密匝匝站立招數不清的同類，目光死死盯著墮胎中的每一個人。弔唁者被緊緊夾在兩排人牆裡，只能向前往弔唁廳里走，而無法退後或橫向邁出一步。在我臨近弔唁廳門口不到五、六米的時候，突然看見兩邊人牆中同時竄出三四個人，撲入弔唁墮胎，餓虎般抓向隊列中某人。墮胎頓時大亂，恐懼的爭相向前後左右躲閃。我急速望去，看到他們撲抓的對象是一個矮個黑衣女孩，女孩髮型衣著都很怪，左右雙臂外側各掛一個條幅，上面有字，長及地面。條幅肯定不是剛剛掛上，應該是此女原來穿一件大衣，罩住條幅，等到將近進門，這才脫去大衣，露出條幅，不想瞬間即被發現。左右虎抓的人並沒有拖走女孩，只是扯去條幅並嚴厲警告。因為速度太快，根本無法看清條幅上寫的內容。經此一驚嚇意外，人們更是噤若寒蟬，後面的時間裡尤其安靜、規矩，不敢稍微發聲和逾矩。
很快我這一隊人走進了弔唁廳。弔唁廳里異常擁擠。我有生以來參加過不多的幾次遺體告別，但即使是普通人的儀式，也鮮有這般擁擠的空間。空間如此狹窄，一是因為房間本身就不大，再是因為裡面站立著太多的人——除了紫陽遺體左側十幾個親屬之外，其它空間都站滿了各色「工作人員」。毫不誇張的說，在任一時刻中，弔唁廳內「工作人員」的數量比弔唁者的數量還要多。正面和兩側，無數監控頭對著大門、對著紫陽遺體、對著弔唁墮胎。弔唁廳里雖然響著哀樂，但沒有絲毫肅穆、沉重、莊嚴和悲傷的氣氛，只有明晃晃的燈光、密密麻麻的監視者和到處晃動的人影，嘈雜、慌亂、緊張、匆促、倉忙，亂鬨鬨一片。雖然尊享它的香火與殊榮未必是一件光彩的事，但如此侮辱和怠慢一個為自己出生入死、鞠躬盡瘁者，足見共產黨的忘恩負義和過河拆橋。
紫陽親屬在告別儀式上
我混合著其它弔唁者，幾乎是在此伏彼起、壓低了的「跟上、跟上」、「快走、快走」的催促聲和上百隻警惕仇視的眼睛的驅趕中向紫陽遺體三鞠躬，然後匆匆繞行紫陽遺體半周，儘量讓目光在他身上多停留一會，儘量仔細地把他最後的儀容攝進眼裡、銘記心中。
紫陽的遺體躺在玻璃罩里，瘦小干黃，已經絲毫看不出原來的樣子。我淚水此刻洶湧而出，紫陽紫陽，一代人傑，絕世良知，就這樣草草落幕、淒涼而去了。紫陽慢行，稍後歸來，中國人民會為你舉行一個真正來自人民的百年國葬的。
墮胎魚貫從弔唁廳出口出來，此處有一個工作檯，幾個人發給每人一張32開的紫陽遺照，遺照用一個白色信封裝著，信封右下角寫著「富強胡同6號」。
領完照片，人群立即被驅離，一律不得停留在八寶山院內。我本想在這裡多逗留一會，能再細緻的觀察、再深入的感受，但現在只能這樣匆忙離開了。
車再過八寶山西街，原來聚集的人群基本已散，警察也比來時少多了。
從八寶山回程的路上，我和Y談論著今天的見聞，Y說，今天沒事便罷，如果有什麼意外，來的人全在錄影里，「一個也跑不了」。
幾天後，我從外電得知，其實在一月十七日之後的幾天裡，富強胡同6號外抓走了好些人，也發生了多起衝突和毆打事件。
又幾天後，Y告訴我，聽說紫陽家鄉來了一百多人：「肯定包括咱們見過的那幫老冒兒」，這些人在北京飯店、金台飯店連吃帶住，最後拍拍屁股走人。中辦攔住讓買單，家鄉人陣陣有辭地說：「紫陽為黨貢獻了一輩子，俺們是黨中央的客人，單應該黨中央買。」黨中央搞的定紫陽，搞不定紫陽家鄉人，最後只能不了了之。
紫陽追悼會上那張署名「富強胡同6號」的家屬贈送遺照，這些年來一直擺放在我北京客廳壁爐側的格架上，是除了我自己和家人外唯一一張外人的照片。
直到寫這篇文章時上網查閱相關資料，我才知道，從紫陽逝世直到遺體告別儀式舉辦，北京如臨大敵，做好了所有防備和應急準備；出席紫陽遺體告別儀式的人，有兩千五百人；有許多人去過金台飯店，也見到趙大軍，但最終沒能領到入場券。我還知道，在我在八寶山公墓里排隊等侯紫陽遺體告別儀式開始和儀式進行的時候，八寶山封鎖線外想進入的市民和中外記者有上萬人，而且場面遠比裡面要熱鬧得多：
「八寶山革命公墓正門前聚集的民眾在九點鐘確認有數千至上萬人，據報還有大批的大學生被堵在地鐵裡面不得上來。公墓門前數百警察和數量不明的便衣警察在不斷的驅趕民眾遠離門口。現場幾十個中外攝影師也被警察不斷的驅趕，不時發生著衝突。
門前聚集的黑壓壓的悼念民眾、警察、便衣、記者人山人海。九點前後，坐著豪華轎車的要人不斷的進入門內。民眾不斷的被驅趕。
民眾:警察太多了，一層層的到處都是，最少有二百多人(8:50分)。我們六點半就到了。那時還沒有多少警察。
九點多鐘，民眾和記者不斷的被趕離門前50米以外。一名試圖拍照的人士馬上被20多名警察圍住要求出示有效證件。
八寶山公墓正門前聚集了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華盛頓郵報、京報等中外記者，許多攝影記者不斷的被驅趕。9:05時分，一名外國攝影記者被警察抓住攝影機推向遠處。9:12，警察在驅趕英國攝影記者時現場又發生了騷亂，現場目擊者報告說外國記者遭到毆打。還有的外國記者不斷的在電腦上打字，並對著麥克風播送現場實況。
9:15，現場又來了兩車增援的警察。民眾被越來越多的趕往外圍，訪民舉著的趙紫陽照片被警察奪走，外國記者紛紛拍照。」（作者：高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