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以愚為貴」乃是從娘胎帶出來的先天症，「無產階級先鋒隊」——越窮者越革命越高貴。而以窮反富，本就是逆歷史理性的真正「反動」。管子曰：「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史記·管晏列傳》）。窮者雖應予憐，但豈能因貧而貴，成了擁有「合法」奪取富人財產的天然資本？同時，窮者自忙衣食不暇，大多不識字不讀書，少知缺識，而無知者勢必厭恨有知者，這才演繹了毛澤東的「知識越多越反動」。毛氏這一觀點，得到毛粉胡喬木的確認。[1]
毛氏早期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1925-12）——
反動派的知識階級……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的學生、大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一個階級與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兼容，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乃極端的反革命派。[2]
北伐軍興，共產黨喊出「打倒知識階級」。1927年1月《現代評論》，張奚若（1889-1973）撰文《中國今日之所謂智識階級》：
這個新危機是什麼？就是近來所常聽見一部分共產黨人在湘粵一帶所標榜的「打倒知識階級」政策。[3]
一、階級路線
1928年6～7月莫斯科中共「六大」，全面貫徹階級路線，刻意提拔工農，無知少識的向忠發因「產業工人」當上總書記，赤區出現口號「打倒知識分子」。[4]海陸豐赤區開會，工農幹部坐前排，知識幹部在後排。[5]1930年代初湘鄂贛蘇區，「一個是文盲的僱農當省蘇維埃政府的教育部長。那時學生出身的知識分子是吃不開的。」[6]
1932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一批幹部進入中央蘇區，剛性推動工農路線。李志民（1906～1987，上將）：
在幹部路線上大搞唯成分論，過分強調紅軍領導骨幹必須是無產階級成分、無產階級分子，向各地區各部隊派遣大批「欽差大臣」，去進行所謂「改造和充實各級領導機關」，搞亂了幹部隊伍。當時部隊絕大多數同志是農民出身，而他們卻只提拔工人出身的人。不問其是否具備幹部條件，只要是無產階級成分的就提拔。[7]
1933年夏，江西中央蘇區16個縣419名縣級幹部——
受過中小學教育的25個，可寫普通信件的129個，共占37%弱。此外略識文字而不能寫東西的181個，占43%，完全不識字84個，占20%強。[8]
二、出盡洋相
福建長汀有些區委書記匯報工作時，「漲紅臉，什麼也報告不出。」問他們如何開展工作，「只答覆『我不識字』，『決議又看不懂』就完了。」[9]
紅色宣傳員去宣傳「李卜克內西及盧森堡紀念日」，群眾問宣傳員：「李……盧……在哪裡？」他說：「在團部。」[10]
1931年，紅三師搞了一場政治測試——
在三師全師黨的代表大會中，舉行了一次政治訓練，受測驗的人都是黨內活動分子，測驗的結果是：有把羅章龍認為現在中國革命重要領袖的，有把蘇聯和英國當為殖民地的，有把反帝大同盟當為反革命組織的，有主張反對游擊戰爭的，有不知道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三省的。最驚人的有好幾個連政委都把國際聯盟當作全世界革命的參謀部。[11]
三、蘇區赤吏
以這樣的階級路線、以這樣的無知者從事「改天換地」的地革命，結果當可想見。1931年7月7日，中央蘇區《蘇維埃》（中革軍委機關報）第2期：
鄉蘇羅主席、賴秘書總是打人。他們威風很大，拿到政府內就打屁股！還有一個姓丘的現當赤衛隊長，他過去當過兵，非常惡，專門打人……羅主席穿得很好，專偷別人的老婆。[12]
另一篇赤區文章——
不到操不上政治課不識字不做壁報，宿娼爭風打架上酒館。
各部隊都有許多嫖娼的、賭錢的、抽鴉片煙的。[13]
寧化縣獨立游擊支隊營——
內容腐敗，吃大煙、嫖姑娘的很多，紀律鬆弛。[14]
四、識字者為目標的「肅反」
知識分子幹部有一蔑稱：白腳杆。[15]
1932年初，蘇區開始大肅反，以知識分子為主要目標。中共閩浙贛省委報告：
黨的幹部已大大的撤換了……全省的知識分子已去十分之九還要多一點。[16]
紅四方面軍仇視與亂殺知識分子最為嚴重。1937年進入延安中央黨校的原紅四方面軍幹部，許多人明明識字卻硬裝文盲，惟恐因識字而遭清洗。[17]
一位逃出湘鄂西大殺「改組派」的紅軍老戰士晚年自述：
當時，凡是稍有點文化的同志，大都被「肅反委員會」定成了「改組派」。像我們這些大老粗，當時還為自己不識字而感到慶幸。[18]
1934年，川陝赤區竟出現這樣的肅反邏輯——
知識分子必然是地主富農，地主富農必然是國民黨，國民黨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殺。[19]
起點本就歪斜的小知黨還反智，以落後反對先進，以愚昧反對文明，還能折騰出什麼？還能將國家拽往哪兒？1949年後的寰內赤難，實為不幸而必到的「車站」矣！
25～27/10/2018
Princeton
【注釋】
[1]《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211。
[2]國民革命命第二方面軍司令部：《革命》半月刊（1925-12-1）。轉載《中國青年》（廣州）第116～117期（1926-3）。收入《毛選》刪幅近半。參見王來棣：《中共創始人訪談錄》，明鏡出版社（紐約）2008年，頁306。
[3]《張奚若文集》，清華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347。
[4]王元化：《清園近思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98年，頁211。
[5]高華：《身份和差異》，香港亞太研究所2004年，頁6。
[6]鍾期光：《堅持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回憶湘鄂贛邊區史實之二），載《中共黨史資料》第八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北京）1983年，頁199。
[7]《李志民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頁221～222。
[8]中共江西省委：《黨的組織狀況》（1933-9-22），載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687～688。
[9]榮光：《掩蓋消極怠工的好辦法》，原載《青年實話》（團中央機關刊物）第16號（1932-4-25）。轉引自黃道炫：《中央蘇區的革命》，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2011年，頁103。
[10]《丘泮林閩北巡視報告》（1930-10），《閩浙皖贛革命根據地》（上），頁217。轉引自黃道炫：《中央蘇區的革命》，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2011年，頁103。
[11]《巡視三師的零零碎碎》，載《武庫》（紅三軍團政治部主辦）第7期（1931-12-31）。參見黃道炫：《中央蘇區的革命》，頁335。
[12]黃道炫：《中央蘇區的革命》，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2011年，頁110。
[13]國平：《轉變中的三師的黨》，載《武庫》第7期（1931-12-31）；《反對腐化》，載《武庫》第9期（1932-1-21）。參見黃道炫：《中央蘇區的革命》，頁335。
[14]《霍步青給稼祥同志信》（1932-11-8），中央檔案館：《閩粵贛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32～1933）》，中央檔案館印製1984年，頁273。參見黃道炫：《中央蘇區的革命》，頁336。
[15]黃火青：《一個平凡共產黨員的經歷》，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26。
[16]中共福建省委黨史研究室：《閩浙皖贛革命根據地》（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頁561。轉引自黃道炫：《中央蘇區的革命》，頁102。
[17]《成仿吾傳》，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年，頁111。
[18]彭小蓮：《他們的歲月》，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1年，頁87。
[19]張國燾：《關於川陝革命根據地肅反的情況》，載《川陝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246。
史海漫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