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利比亞作家與藝術家協會的名譽主席，在近四十個年頭裡，卡扎菲逮捕、暗殺了數不清的獨立作家和藝術家；出版了一套三卷本的政治理論集《綠皮書》以及一本沒幾篇小說的小說集。
卡扎菲的綠皮書
「人在集體暴虐起來時，是多麼兇狠啊！那簡直就是洶湧的洪水，對擋在它面前的人毫不憐憫，毫不留情……個人的暴虐是暴虐中最容易對付的一種，因為無論如何，他畢竟只是一個人，集體可以除掉他，甚至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個人用某種手段也可以除掉他。至於集體的暴虐，那可是最厲害的一種暴虐——誰能阻擋滾滾的洪流？」
上校卡扎菲似乎早就做好了被滾滾洪流「除掉」的準備，1990年代初，他在自己的小說《逃往火獄》的開頭這樣寫道。
至於整篇小說，則幾乎預言了正在利比亞發生的那場革命——一個貝都因人曾被群眾「扛在肩上」，就像他們曾經扛起羅伯斯庇爾和墨索里尼那樣；後來又被這些人窮追不捨，他們向他伸出密密麻麻的手：「給我們修一條越海道路！」「為我們主一次婚！」「為我們殺死一條狗！」貝都因人給不了，不得不丟下代表著權勢的金盔，一邊抱怨著「你們為什麼不發給我護照」，一邊逃往不需要護照的火獄，任誰也找不到。
作為利比亞作家與藝術家協會(以下簡稱「作協」)的名譽主席，在近四十個年頭裡，卡扎菲將作協演化為自己的文學俱樂部；逮捕、暗殺了數不清的獨立作家和藝術家；出版了一套三卷本的政治理論集《綠皮書》——利比亞的「紅寶書」，以及一本沒幾篇小說的小說集。
2011年5月，《北京文學》雜誌刊登了包括《逃往火獄》在內的幾篇卡扎菲作品。同一個月，一個新的作協在班加西成立。
獨裁者卡扎菲和文學界的愛恨情仇，就這麼進入人們的視線。
「迷人先生」
在卡扎菲1969年發動「九一政變」以前的十幾年裡，利比亞作家們一直期望能夠組建起一個文學家聯盟。
那正是利比亞文學的好時候。文壇老將阿里·米斯拉提結束了在外漂泊的生涯回國創作，青年作家艾哈邁德·法格海、尤素夫·謝里夫正冉冉升起。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精英主義，各種觀念正在利比亞大地錯綜生長。作家們想有一個自己的組織，雖然也許他們並不屬於同一陣營。
這個想法在伊德里斯一世脆弱的政權下一直無法實現：自從石油經濟興起，商人們組織的貿易協會便與當局開始了永無休止的扯皮。舊政府不願在貿易協會之外再添一個別的什麼協會，給自己帶來麻煩。
卡扎菲在這時來了，帶來了創建作家協會的新希望。
新政權看起來對文學充滿熱情。1970年，政府創辦了一個嶄新的文藝節：的黎波里知識節。在第一屆知識節授獎大會上，卡扎菲親自頒發了短篇小說獎的榮譽證書，獲獎者是法格海。
1972年，法格海牽頭在班加西舉行了一個作家、文學家大會，商討組建作協的事，卡扎菲也列席其中。會議成立了以法格海為首的預備委員會。預備委員會隨即起草了新作協的組織章程。作家們都已準備就緒，政府卻直到三年後才給作協頒布了成立許可證。拿到許可證，法格海覺得心頭釋然，於是前往倫敦工作、求學。
剛剛成立的作協於是由作家阿里·米斯拉提擔任主席，卡扎菲則是永久名譽主席。作協由總人民委員會文化部負責營運，每年可以從政府得到一筆不小的撥款，用以維持機構的正常營運。
作協從組建開始就一直維持著十幾個人的工作班子，主要功能是聯繫作家，組織各類文學活動，開展沙龍、評論會，以及營運一份文學刊物《四季》。作協的正式會員有一千多人，只要不批評政府，不違犯獨裁政府的其他言論禁忌，他們的日常寫作並不受打擾，但有時難免要被迫接受一些宣傳任務——譬如，為利比亞最高領導人、文學愛好者卡扎菲撰寫書評，或者歌頌這個並不自由的國度。
事實上，作協一直受到革命委員會的嚴重控制。革命委員會負責整個國家的出版審查工作，它在卡扎菲執政的四十二年間造成了許多利比亞作家的受迫害與流亡。
在這樣的情況下，當1982年法格海求學歸來就任作協主席的時候，這個自己親手創辦機構對他而言已變得十分陌生。法格海意識到，自己的初衷已經落空——想通過這個處處受到掣肘甚至要向當權者獻媚的協會獲得一些有價值的東西都是不可能的，更別說指望它去改變利比亞作家們的生存狀況了。
卡扎菲一直是作協的名譽主席，雖然不必實際管理作協，但會常常參加作協召開的會議。有時候他會召集幾個作家去見他，有時他則會把作家們請到家裡吃飯。在那些場合，卡扎菲總能表現得友好、好客。「他是一個多重人格的人，很容易化身『迷人先生』。」法格海評價說，「但這並不能掩飾一個事實，因為他四十二年來所犯下的暴行，他真正的外號是『殺人上校』。」
「迷人先生」的絕招不僅僅是「請客吃飯」。武漢大學阿拉伯研究中心主任李榮建曾在利比亞工作多年，與作家阿里·米斯拉提、法格海等人曾有著頻繁的交往。米斯拉提曾在國王政權下流亡多年，卡扎菲上台後，他對這位作風強硬的新統治者也並無好感，但後來，他的態度突然發生變化，不但對卡扎菲的一些行為表示讚賞，甚至還會為卡扎菲出謀劃策。米斯拉提曾向李榮建表述自己態度轉變的原因：一天深夜，卡扎菲突然造訪阿里·米斯拉提的家，感謝他「為利比亞文學做出的突出貢獻」。米斯拉提深受感動，就這樣被卡扎菲俘虜，自此改變了對這個獨裁者的看法。
1980年代的利比亞，政治氛圍愈發令人窒息。法格海無法在一個實際上不能有任何作為的作協工作，他開始不斷尋找駐外工作的機會，逃離利比亞。在此之後，作協主席由文學評論家艾米·馬仁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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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遠離了利比亞瘋狂的人群，遠離利比亞人民委員會和人民會議的日日叫囂，遠離讚美獨裁者的口號，繼續從事我的文學寫作。」法格海對南方周末(微博)記者說，「我不知道『四人幫』支持下的文化大革命有多少年，但在利比亞，連續四十多年同樣甚至是更槽的狀況。」
「殺人上校」
生活在卡扎菲時代，利比亞作家似乎必須面臨選擇：「迷人先生」和「殺人上校」，你總得面對一個。
卡扎菲真正展露自己「殺人上校」的一面，是在1973年。那年，卡扎菲在祖瓦拉發表了一番演說，呼告他的人民繼續「捍衛革命」——用伊斯蘭法規來取代法律；把共產主義者、穆斯林兄弟會和復興黨人趕出利比亞去；發動一場文化革命，把那些從西洋舶來的理論、思潮統統送回去。
「大眾社會無明星」是這場文化革命中重要的一環。卡扎菲認為作家、藝術家應該無償地為社會思考和寫作，不應索取任何回報。為此，他安排安全部門來查禁各種民間文藝獎項，僅保留少數官方設置的文藝獎項。
為了「捍衛革命」，卡扎菲對國內的出版業進行整頓，頒布了出版審查令，對每一部出版物進行重重地嚴密審核；對異見分子進行全國追捕。秘密警察無處不在，罪名被隨意羅織，許多人直至被判刑都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
詩人格魯瑪·布可在1977年的一天被莫名奇妙地以「陰謀顛覆政府罪」抓捕。那時他正和十幾位青年作家圍坐一起討論文學。革命委員會的人突然降臨，將他們帶走。他被判處無期徒刑，十年後被特赦遠赴英倫，再未回國。法格海說，像這樣被莫名投獄的作家數不勝數：「他們的名單可以從班加西鋪到的黎波里：詩人薩利赫、他伊比，劇作家塞納夫、文學評論家米斯馬利……」
幾年前，一個曾為卡扎菲工作過的年輕作家格札爾暴屍班加西郊區。被發現時，他的屍體已被損壞。這位作家年輕時供職於為卡扎菲做吹鼓手的革命媒體。法格海說，當格札爾意識到自己每天去宣傳的那些口號、革命術語有多麼虛偽的時候，他離開了報社，並在博客上批判那些自己曾經參與過的行為。對於卡扎菲和他的追隨者來說，這當然是不可容忍的。
雖然政治氣壓從未緩和，1990年代初，年輕一代的文學家們還是尋來了新的突破，一部分人迎合出版審查的要求，不談禁忌；另一部分人則在國外進行大膽的創作。流亡作家馬他爾是其中一位。
1970年，馬他爾出生在紐約。1979年，他的父親、當時的利比亞駐聯合國代表，被指控為反動革命政府成員，一家人隨後避難開羅。1990年，馬他爾的父親在利比亞和開羅安全機關的合力之下「神秘失蹤」，他的家人也因之流亡海外，至今21年。父親的遭遇對馬他爾的童年造成極大陰影，2006年，他半自傳體的小說《在人之國度》入圍曼布克小說獎。2011年，在反政府軍向著的黎波里一路高歌猛進的時候，馬他爾根據父親真實經歷寫成的小說《失蹤的剖析》由企鵝出版社出版。
從班加西燃起的革命火焰很快燃燒到了的黎波里，流亡作家、反對派作家們紛紛聲援。他們在班加西，在埃及，陸續成立了新的作家協會和記者、媒體人協會。流亡作家們正在等待重返利比亞的一刻。馬他爾對此感到激動：「反政府軍已經到達的黎波里，我們用自己的雙手和鮮血又重新奪回了自由，現在，我敢說，沒有誰比我們更渴望去保護它。」
卡扎菲「啊啊體」
1987年，德國伊瑟隆冰球隊突然成了媒體矚目的焦點。這家瀕臨破產的冰球隊在賽季開始前對外宣布：球隊已經找到了新賽季的贊助者——利比亞世界綠皮書研究中心，這意味著，卡扎菲政治宣言《綠皮書》的廣告將被搬上伊瑟隆隊的球衣，球迷們將會在隊員們奔跑的後背上看到這位獨裁者的自我宣傳。為此，利比亞人要支付的價碼是90萬美元。
這事讓德國冰球聯盟和西德的政治家們急得跳腳：「這是對體育運動政治中立原則的嚴重破壞。」他們說道，然後努力拆散了伊瑟隆冰球隊與《綠皮書》的這段姻緣。
法格海說，這部急於「走出國門」的《綠皮書》，在利比亞家喻戶曉，人手一冊。
卡扎菲在《綠皮書》中對自己的政治理念進行了集中表述。從1976年1月到1979年3月，三卷本《綠皮書》陸續推出，分別從民主、經濟、社會三個方面來闡述「世界第三理論」——西方有資本主義，東方有共產主義，而伊斯蘭世界需要的是他的「第三理論」。
在「世界第三理論」的框架下，議會是靠不住的(所以由議會制定的法律也是靠不住的)，政黨是靠不住的，組織和個人都是靠不住的，因而民主是絕對靠不住的，人民不能由任何別的人來代表，他們只能自己代表自己。所以，利比亞沒有任何代議機構，只有一個為全體人民辦事的「總人民委員會」。在經濟上，卡扎菲認為人只要滿足了基本需求，其他的追求都是沒必要的；從社會角度，他堅信只要協調了民族主義和宗教問題，就能世界和平。
寫作《綠皮書》的時候，卡扎菲常把世界各地的作家們、思想家們邀請到利比亞，從他們的討論中抓取隻言片語，成為自己寫作的靈感。更多的時候，他從那些影響過他的著作中吸取養分，因而《綠皮書》中有著明顯的《古蘭經》、納賽爾《革命哲學》的影子。
與《古蘭經》、納賽爾同樣重要的另一個思想根源，是他童年時代的貝都因生活。作為遊牧民族貝都因人的後代，卡扎菲從小隨著家人生活在沙漠，住著帳篷吃著駝奶長大。和這個部落里眾多的其他人一樣，卡扎菲的家庭並不寬裕，但基本可以自足。當部落內部發生爭執的時候，他們向酋長尋求調解，除此外不遵循任何法律，也不承認任何政治制度。這一切，與他在《綠皮書》中設想的烏托邦——一種順從自然法則行事的社會制度——都極其相似。
卡扎菲一直頑固地堅守著他貝都因人的生活方式。他帶著駱駝和帳篷出訪他國，無法適應沒有駱駝低吼的生活。在《綠皮書》中，這種固執還只是被抽象地表達；到了1990年代初，在他創作的所謂「小說」里，這種固執則直接被「咆哮」出來。
這批卡扎菲花了三年時間寫成的短篇故事結集成一本冊子，書名古怪——《鄉村啊鄉村大地啊大地太空飛行員自殺以及其它小說》。
在這些分別叫做《鄉村啊鄉村》、《大地啊大地》、《太空飛行員自殺》的文章中，卡扎菲極盡一切能事地痛斥城市生活：「城市生活純粹是一種蛆蟲式的生活。」「城市就是趕時髦、追新潮、花里胡哨、東施效顰、紙醉金迷，沒有什麼有益的奉獻卻有不少的要求，是毫無意義的存在。」與之相比，鄉村則「寧靜、乾淨、人與人聯為一體」，是「良知、理想和典範」。
雖然在卡扎菲的要求下，法格海為這本書中的兩個小故事做了推薦，但他認為卡扎菲本人在文學上其實沒有任何成績，所謂的小說集不過是一本水平非常低的文學小冊子。
「一個人不可能僅憑兩篇短篇小說就能在文學界獲得極高的聲譽。」法格海說，「但在卡扎菲控制的媒體上，他的才華和他天才般的藝術和文學成就得到了廣泛的討論。」
「中國翻譯兄弟」
《綠皮書》和卡扎菲「小說」的結集後來都在中國大陸出版。
1982年，卡扎菲訪華，當時在外交部做翻譯的時延春陪同全程。時延春曾長期在阿拉伯國家從事外交工作，同阿拉法特、巴沙爾、穆巴拉克、薩達姆、巴沙爾等一批阿拉伯世界的風雲人物多有往來，卡扎菲也是其中之一。
私下交流中，卡扎菲自稱為時延春的「領導人兄弟」。相談甚歡時，「領導人兄弟」送給他的「翻譯兄弟」一套阿拉伯文的《綠皮書》，並且簽上大名，請時延春「好好研究」。
沒過多久，利比亞大使館找到時延春，請他幫忙翻譯《綠皮書》，並聯繫此書在中國的出版。當時時延春正在國外訪問，便將工作移交給國內的同事。外交部翻譯室的幾位阿拉伯語翻譯專家分工合作，很快譯完了三卷本六萬字的《綠皮書》。出版工作則由外交部轄下的世界知識出版社(微博)完成。
作為利比亞國內一個官方出版機構，世界綠皮書研究中心「不差錢」，所以從翻譯，到編輯、到出版，一切都按高標準完成。「高標準」作業的一個有力證據是：在利比亞，《綠皮書》僅以軟皮書的裝幀發行；而在中國，三卷《綠皮書》都是硬皮精裝。
後來上市的1984年版《綠皮書》上，除了註明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外，沒有任何關於中國翻譯、編輯方面的信息。這也是花了錢的世界綠皮書研究中心的要求：突出卡扎菲，淡化其他。這未嘗不是合了中國編輯和翻譯們的心意——「老實說，我們當初對《綠皮書》都是有些看法的。」時延春說。
1999年，由於阿拉伯版《綠皮書》的增訂，世界知識出版社重版了中文版的《綠皮書》——也是利比亞人埋單。
世界綠皮書研究中心想推往世界的不僅僅是《綠皮書》。2001年，長江文藝出版社社長周百義張羅出版卡扎菲小說的時候，他們一樣傾囊相助。
周百義出版《卡扎菲小說選》，是緣於法格海的引薦。此前長江文藝剛出版了法格海的小說《一個女人照亮的隧道》，譯者是武漢大學教授李榮建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李琛研究員。在新書交流會上，法格海向大家提起了卡扎菲寫小說的事。周百義當即請李榮建幫忙聯繫此書版權。
經過利比亞方面的嚴格審核與授權後，李榮建用業餘時間翻譯了這本卡扎菲作品集，並請北大教授仲躋昆進行校對，利比亞方面對譯本沒提出任何意見，因為「都不怎麼懂中文」。
在北京，周百義發現和利比亞大使館難以溝通。大使館堅持要求書名、封面與利比亞版本保持一致，因為那是「利比亞最高領導人卡扎菲上校」的作品。這讓周百義十分苦惱：「按照原來的小說名——《鄉村啊鄉村大地啊大地太空飛行員自殺以及其它小說》，圖書館編目都沒法編。更何況也根本不符合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雖然再三和利比亞大使館磋商，卻完全不能撼動他們固執的腦袋。
並非只有中國遇到這個情況，在英國，這本小說出版的時候採用了一個明顯折中的名字——《逃往火獄及其它》。
回出版社，周百義找人設計了兩個封面，一個完全按照利比亞方面的要求，把幾篇小說的名字放大字號全部擺上封面，「忽悠他們」；另一個起名《卡扎菲小說選》，具體小說篇目用小字附在下面。印刷的時候，第一個版本印了一二百冊，全部給了大使館；第二個版本印了5000冊，推向市場銷售——當然，也賣得不好。「後來清庫的時候，那些書全部銷毀了。」周百義想起來稍稍覺得有些可惜——卡扎菲政權倒台後，這本書一度在舊書網上售價180元。
拿著一百多本「特別製作」的《鄉村啊鄉村大地啊大地太空飛行員自殺及其它小說》，利比亞大使館特地為此舉辦了一場作品研討會。研討會陣容強大，從中宣部、新聞出版署、社科院和中國作協請來了不少人，大家齊聚一堂討論卡扎菲思想。「比一般的新書發布會都隆重，有一種政治的意味在裡面。」《卡扎菲小說選》的責任編輯王宏回憶說。
綠皮書研究中心的業務顯然是多元的。從2007年起，李榮建帶頭的武漢大學阿拉伯研究中心和世界綠皮書研究中心有過三年的合作，其中一項，就是2007年4月召開的「卡扎菲思想學術研討會」。
如果不是2011年8月反政府軍攻進的黎波里，「卡扎菲思想學術研討會」也許不會為人矚目；《卡扎菲小說選》也不會洛陽紙貴；《綠皮書》則更可能被當作一本環境保護手冊——雖然揮金如土，「世界綠皮書研究中心」還是沒能把領袖的思想和文學成功地推銷給世界。
但在二十年前那本小冊子裡，卡扎菲確實曾經寫過一個好故事。二十年後，他正如自己曾經料想的那樣，逃往了「火獄」——一個不需要國際護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