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導正，杜老，今年100歲了。杜老的女兒杜明明約我寫點東西，發給我一段視頻，只見杜老清瘦，戴著鼻胃管，坐在病床上寫字：吳思老弟……
我是得寫點什麼。我得準備我的答卷，回答早晚會出現的問題：杜導正是誰？
一，《炎黃春秋》創辦人
杜導正是我的老領導，《炎黃春秋》雜誌的創辦人。1991年創刊前，他是國務院新聞出版署署長，再往前曾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新華社國內部主任、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新華社隨軍記者、山西雁北青年抗日救國會主任，等等。不過，在百年人生的諸多身份中，他最認可的還是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
我們在同一間辦公室面對面工作十多年，但我很少聽他說過自己前半生的好話——除了談戀愛得手之外。我們聽他講怎麼上當受騙，下令鋤奸卻錯殺了老百姓；怎麼埋伏日軍反被包抄，年近九十還在夢中跳躍奔逃；怎麼在反右運動中被迫把新來的大學生打成右派，改正後登門道歉被人家黑著臉擋在門外；怎麼在吹捧大躍進之後說了幾句實話，被陶鑄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挨鬥17場；文革中怎麼挨鬥54場，女兒看著他受人侮辱，他看著女兒被人欺負；當了新聞出版署署長又怎麼反自由化，查封《新觀察》之類的報刊……等等。我聽到的不是走麥城，就是做錯事。
那麼，創辦《炎黃春秋》又有何不同？《炎黃春秋》儘量講真話，絕不主動說假話迎合什麼。用杜老經常念叨的蕭克書贈的話說：「譽人不增其美，毀人不益其惡」。如此堅持25年，以292期雜誌，六千多篇文章，巔峰時每期約19萬冊銷售量和331萬電子版訂閱量，單篇熱文上千萬的點擊量，重塑了漢語讀者有關現當代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記憶。
本來，官方塑造的歷史記憶，主色調是光榮偉大正確。至於土改、鎮反、反右運動、大躍進和大饑荒、四清和文革，以及眾多歷史事件的深層和背面，只有粗線條的寥寥幾筆。《炎黃春秋》發表了大量當事人的回憶反思和學者的研究探討，將一個民族的歷史記憶激活了，立體化了，全面化了，因果關係也更清晰了。這就好比過來人和專家一起畫了一張路線圖，可以提醒我們某處有深坑，某路其實是一條溝。在修訂精神地圖的意義上，數以百萬計關注國事的讀者，兩三代人，哪怕只在關鍵處訂正了幾筆，對中國的走向都可能發揮潛移默化的重大影響。
杜老不抽菸不喝酒，不講吃不講穿，不打牌不下棋，滿腦門子國家大事。除了寫幾筆板橋體的大字外，我不知道他還有什麼業餘愛好。上得班來，只見他盤腿一坐，便搖著大蒲扇招呼社委會各位同事過來「務虛」：「有什麼消息？來兜一兜，兜一兜。」「兜」到緊要處，哦哦連聲，眼睛能放出光來。很難想像如此純粹的「政治動物」離休後能安享晚年。創辦《炎黃春秋》，一再觸碰權力的中樞神經，風險大難度更大，卻是他最好也最有樂趣的人生選擇。
中國的出版市場呈品級形態，好像瑪雅金字塔。相應的媒體產權也可以叫品級產權。位置越高，權力越大，產權越「神聖」，可以隨意進出下邊的各級各種市場，還可以強制訂閱。權力稍小，只能在自己掌管的條條塊塊之內辦報辦刊。至於民辦報刊，如果無權無勢，根本無法存在。當然也有潛規則。杜老曾任新聞出版署署長，離休後權力交了，關係網或影響力還在。奉開國上將蕭克之命，在一級民間社團「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的招牌下，居然就利用各種關係找到刊號，改了刊名，辦成了一份事實上的民辦刊物。
在出版界的瑪雅金字塔里，最底層是官辦的縣報縣刊。《炎黃春秋》以民身冒充官辦，官帽在上，民身在下，正身的位置應該在地下室。杜老稱這種存在為「四不像」：無官方編制、無財政撥款、自己在市場上打拼、又戴了頂紅帽子註冊為「國有事業單位」。非官非民，非企業也非事業。前中宣部部長、《炎黃春秋》編委朱厚澤先生說，「四不像」體制就是過渡時期的最佳體制。當然，「四不像」的合法性不足，很容易被當作黑市私販打掉。確實也有打掉的先例，還上了《期刊出版工作法律法規選編》。
二，不成功便成仁
正身如此虛弱，竟敢修改官方發布的記憶版圖，杜老屢遭重手打壓。
我印象深刻的第一次打壓發生在2004年。官辦報刊必須有主辦單位和主管單位，好比小媳婦必有丈夫和婆婆。主辦單位好比丈夫，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即是。主管單位必須是直管丈夫的婆婆，文化部即是。但我們屢發觸碰底線的文章，闖了禍，高層找文化部領導問責，文化部便要求我們每期送目錄預審。這相當於上交終審權。杜老不從，婆婆就拒絕再當婆婆。沒了婆婆，每年的報刊年檢無主管單位蓋章，戶口作廢，沒戶口不能印刷、不能發行、不能運輸，雜誌就要死了。杜老四處找婆婆，求爺爺告奶奶，他自嘲說：「除了送女人送票子，我們什麼辦法都用上了。」最後，2004年那道坎，還是請炎黃文化研究會費孝通會長出面，給最高領導寫信求情，由主辦單位臨時兼任主管單位，才算暫時過關——十年後再次翻出舊案，到底由文化部出面把終審權收了。
2008年杜老第二次遭遇打壓。官方看出「四不像」的要害在前朝權貴，便要求杜老退休，不再擔任雜誌社社長。杜老辯稱「無法規依據」，官方立即修訂規則，出台文件禁止70歲以上的離退休幹部擔任媒體主要負責人，給出了「法規依據」。打壓不同思想和主張時，官方通常揚長避短，「以非意識形態手段處理意識形態問題」。面對這種手段，杜老的慣用打法是輿論造勢，硬頂硬扛，以「不成功便成仁」的姿態把事情鬧大，讓對方感到得不償失。但這次對方來頭大，堅韌不拔，寸步不讓。一拖再拖之後，杜老妥協，把法定代表人的帽子扣到我頭上，再加一個常務社長的頭銜。從法規角度說，杜老名義上不再是雜誌社主要負責人，對方可以交差了。《炎黃春秋》又得到六年時間平穩發展。
當然，平穩只是相對而言。小打壓年年有，恨不得期期有。中宣部報刊閱評小組每期都能挑出我們的毛病，每次年檢我們都通不過，聽訓喝茶寫檢查做整改方案成了我的家常便飯。但上述力度的打壓，鬧到要死要活的程度，我只見過四次。
2014年第三次打壓，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奉命交出主辦主管權，改由文化部藝術研究院主辦，文化部主管，藝術研究院派人參與目錄一議二議，終審權破防。2016年7月第四次打壓，換班子，讓杜老回家養老。
兩次打壓，杜老仍以「不成功便成仁」加適度妥協的策略應對。「成仁」的威脅是當真的。杜老多次揚言，如果讓我們改變方針，把《炎黃春秋》辦成《求是》第二，不用等他們來封我們，我們自己就會停辦。2014年的那次硬頂，動作很猛，內傷頗重，妥協之後活了下來。2016年7月已無妥協空間，藝術研究院動員身強力壯的行政後勤人員帶鋪蓋入住炎黃春秋雜誌社，占領辦公室，全面接管。杜老宣布《炎黃春秋》停刊。但官方根本不承認停刊。《炎黃春秋》至今仍由官方按時出版，儘管面目全非，發行量也跌去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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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老宣布停刊後，炎黃春秋雜誌社全體員工隨杜老撤出，無視提職加薪給事業編制的許諾，自謀生路，無一留任。我的同仁們，義無反顧，全體「成仁」了。
三，雙料企業家
改革開放之初，杜老在新華社有「杜大膽」之稱。其實我們知道，杜老深知官方底線，即使試探，不過越界一寸兩寸，每年還要限制次數，有張有弛。用杜老的話說：「我們只說了一點實話，兩點都沒有。」為了讓高層放心，杜老主動承諾「七不碰」，避開官方最痛之處。曾有離休高官建議我們加強與各地讀者閱讀小組的聯繫，建立讀者俱樂部，杜老堅決拒絕，認為那是發展組織，摸高壓線，離死不遠了。
憑著這種「四不像」體制，憑著這種分寸拿捏，創刊十幾年後，《炎黃春秋》儼然成為一面旗幟。本來就不多的競爭者被官方清除了，好文章好作者自然聚集在倖存者旗下。至於倖存的原因，從官方角度說，頂層的改革開放思維尚有餘溫，至少覺得我們可以裝點門面，只要別太「離譜」。頂層以下的官員則不敢出重手，畢竟站在第一線的杜老是本行前輩，隨後還有杜潤生、李銳、李昌、于光遠、朱厚澤、李慎之、吳像、李普等一批省部級大員，壓陣的有蕭克、周谷城、費孝通等一批副國級顧問，似乎還有一些若隱若現莫測高深的大佬。他們的身份特權，或多或少地轉化為雜誌的品級特權，給「四不像」刊物披上了鎧甲。
「鎧甲」確實管用。前邊說過費孝通寫信求情，還應該說說蕭克。胡耀邦去世五周年時，胡的名字還是敏感詞。《炎黃春秋》準備發紀念文章，內部發生激烈爭論，連胡耀邦的夫人都出面勸阻。杜老提議請蕭克決定，蕭克說：「發。誰有不同意見，告訴他我的電話號碼，我願意和他討論」。我還記得一個小會，顧問和部分編委商議如何應對打壓，在場的大概有杜潤生、李銳、于光遠、朱厚澤、吳像、何方和李普等人，只聽于光遠坐在輪椅上笑道：「他們敢封《炎黃春秋》，咱們就坐著輪椅，舉著小旗，到天安門廣場去。他們碰一個，咱們倒一個。」
杜老身後有這樣一批高官，左右還有一起創刊的老友老部下。方實，離休前是新華社機關黨委書記，他永遠帶一個黑皮包，永遠能從包里掏出好稿子。徐孔，離休前是中國食品報社長兼總編輯，他既編稿子又當總經理，鐵面無私，讓杜老和我們每個人經常自掏腰包，不敢輕易花雜誌社一分錢。雜誌社裡不乏才幹過人脾氣暴烈的業內高手，攏住這些人並不容易。我見過高手與杜老面對面拍桌子罵娘，過後就忘，連個小疙瘩也看不到，雙方的度量都讓人佩服。編輯部里的年輕人自由化傾向明顯，各種缺點也很明顯，杜老依然包容重用。
據說，企業家的主要功能，就是以創新的方式組合各種生產要素，發現並滿足潛在需求。「四不像」雜誌社的社長，同時在官場和市場上打拼，堪稱雙料企業家。杜老不僅要組合人才和資本等生產要素，還要組合權力要素，以走鋼絲的方式滿足讀者和官方的需求，罩著編輯部為各界作者和讀者搭建橋樑。這就是適應中國特色環境的創新。順便提一句：在中國特色濃重的環境裡，出版和言論自由之類的公民權利並不是公共物品，此時權力要素入伙就有了生產要素的作用，好比農民手中的農藥，工廠的圍牆和保全——生產者被迫自力更生抗害救災，抵禦外部權力入侵。
然而，機緣有合有散。秋葉飄零。餘溫散去。冬天來了。
四，他們是誰？從哪裡來？
杜老對自己這夥人的定性是「黨內民主派」，又稱改革派、開明派、改良派、溫和派、「兩頭真」。杜老最尊敬的老領導是趙紫陽，他是趙提名到出版署當署長的，因此又被劃為改革派中的「趙派」。實際上，2008年那次打壓，導火線就是雜誌上出現了趙紫陽的名字，闖了禁區，還連續發文講述趙在歷史上的功績。
在趙紫陽軟禁期間，杜老和幾位老友合作，為趙整理出版了轟動一時的口述回憶錄《改革歷程》，隨後又用採訪的剩餘材料寫了一本《趙紫陽還說了什麼》。官方派人去杜老家勸阻在香港出書，杜老一口回絕，說「我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只說了一點點實話，怎麼就容不下？如果為此停發我的養老金，取消離休待遇，我不怕。我孩子大了，可以養活我。我是老黨員，有七十多年黨齡，如果為此開除我的黨籍，我無尚光榮！」
這是我聽杜老說過的最強硬最決絕的話，由此可見他「派性」之強。但他對我們複述這番話的時候，又補了一句：「其實我怕。怕他們取消我的醫療待遇。」
這些自稱黨內民主派的人，核心訴求，就是建立一種民主法治體制，迫使官方向選民提供物美價廉的公共物品，保護好憲法承諾的公民權利。他們想利用權力的餘熱，推動中國轉型，改變權力至上的大一統格局。
從上到下，從趙紫陽到李銳到杜導正，再到方實和徐孔，年齡相差不過十歲，這一批人從何而來？我看是撞南牆撞出來的。前邊提到姓名的人，無一不是傷痕累累，人人栽過大跟頭。這是一代人的共性。往大了說，整個國家都是一個跟頭接一個跟頭一路摔過來的。再往大了說，半個世界都跟著蘇聯摔了幾十年跟頭。困而知之，窮則思變，改革開放其實是半個世界的歷史潮流。
五，他們能往哪裡去？
在半個世界的轉型史上，似乎可以提煉出一個兩方四派的互動模型。兩方即官方民方，四派即官民兩方內部的強硬派和溫和派。官民雙方的溫和派互動，溫和對溫和，構成溫和軸心，可以形成良性循環，轉型大體溫和平穩。波蘭、南非、西班牙、韓國和蒙古等國都是如此。台灣亦然。強硬對強硬，大抵是拳頭大者勝，例如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1989年的中國，還有1997年阿爾巴尼亞轉型之後的全國戰亂。強硬對溫和，通常是強硬派連連得手，步步緊逼，失利方的溫和派無奈下台，強硬派登場，回歸強硬對強硬的雙輸格局。中國轉型一百多年，從戊戌變法算起，大抵是強硬派得手，得手之後路徑依賴，持續強硬，掉進強硬陷阱百餘年難以自拔。
杜老這一撥黨內溫和派，與體制內外的溫和派改良派作者合作良好，良性循環前景隱約可見，奈何連遭重手打壓，黯然出局，又為中國百餘年轉型史增添了一小段悲劇。不過，作為悲劇的失敗方，將心比心，我猜杜老的內心是平靜坦然的。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盡心盡力即可俯仰無愧。即使有機會重活一次，我們，我，還能有更好的選擇嗎？微斯人，吾誰與歸？
2023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