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蘇聯統治下的烏克蘭發生大饑荒，數百萬人餓死。一個名叫加雷斯·瓊斯（Gareth Jones）的年輕記者孤身犯險，勇敢地揭露了真相。然而，當時的很多知識分子對蘇維埃「偉大的社會實驗」懷著無比美好的理想。瓊斯冒犯了他們的理想，因此他們拒絕承認瓊斯的報導，並且發起聲勢浩大的口誅筆伐。
《紐約時報》駐莫斯科的記者華爾特·杜蘭迪（Walter Duranty），發表文章進行駁斥，暗示瓊斯是一個騙子：「這裡沒有饑荒，也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情。」杜蘭迪因此被蘇聯和知識界奉為座上賓，並獲得了普立茲獎。頒獎辭如此形容他的報導：「富於學識，深刻，判斷無偏見，也極為清晰」。而瓊斯先生因為拒絕妥協飽受迫害，並最終死於非命。
多年以後，人們逐漸意識到烏克蘭大饑荒是「真實存在的」。歷史檔案解密之時，瓊斯和杜蘭迪都已經作古。然而，普利茲委員會拒絕收回給予杜蘭迪的獎項和致敬辭，他們給出的解釋是：「沒有證據表明杜蘭迪是在刻意欺騙」……
電影《瓊斯先生》
這個真實且諷刺的故事，就是電影《瓊斯先生》的原型。最早讓這個故事廣為人知的，則是托馬斯·索維爾的名著《知識分子與社會》。索維爾是美國著名思想家，全憑他的道德堅守和一份「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勇氣，成為美國當代傑出的經濟學家、最具影響力的社會評論家。
索維爾的文筆優美且犀利。書中還記述了比電影更精彩的故事，堪稱「20世紀知識分子的翻車史」：1930年代，蕭伯納、羅曼·羅蘭訪問蘇聯後，為史達林大唱讚歌；薩特考察納粹德國後，評價希特勒統治的第三帝國「和法國差不多」，此時，猶太人已經被關進了集中營；二戰前夕，羅素極力推動英國單方面裁軍、削減軍備；喬姆斯基曾經為紅色高棉辯護……
索維爾得出的一個結論是——知識分子有一種讓人驚訝的特權，就是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極度愚蠢。
▌知識分子的形右實左
知識分子，通常被大眾視為「智力超群、富有擔當」的群體。但是，這些大名鼎鼎的知識分子，為什麼會在人類命運的關鍵時刻「全軍覆沒」、甚至判斷力還不如常人呢？
上個世紀的知識分子犯這樣的錯誤，或許還可以用「時代的局限」來為他們這種「集體左傾」的行為開脫。但是正如黑格爾所言，「人類從歷史中汲取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
在網際網路、全球化如此發達的今天，仍然存在眾多「形右實左」的知識分子——儘管他們多年來一貫以「右派」的形象示人，並且勇敢地抨擊最明顯的左派體制，但是在價值觀和分析方法上，他們卻又是標準的左派。
被索維爾批得體無完膚的羅斯福、羅爾斯，被很多中國「右派」引為知己
更令人無奈的是，在一個被毒害的語言環境中，他們所受到的批判，也往往不是訴諸邏輯分析和觀點辯駁，而是滑向動機揣測和道德綁架——即便是一些「批判左派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也難免會有「以左反左」的嫌疑。
以上種種匪夷所思的撕裂，不但使得知識分子群體聲譽掃地，也導致了大眾的困惑和對立。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知識分子「形右實左」？
▌知識分子的角色：人類左傾的代表
「左」的淵源，是人類的驕傲；左傾，是人類的天性。
任何人從出生開始，不用接受任何理論教育，都會自然而然產生左派的烏托邦構想：妄想知曉／掌控一切事物，期待盡善盡美的社會制度，渴望無微不至的保障……
一個人要接受「有限政府和自發市場」的右派價值觀，都必須先經過「從左到右」的觀念轉變，克服天然的左派的衝動，養成消極的政治觀——對世界保持謙卑、審慎，對人性保持警惕、悲憫。
說到底，知識分子也是人，是人就會有「左」的傾向。但是，知識分子作為掌握專門知識的群體，本身又擅長表達、傳播觀點，於是在他們身上，人的驕傲往往就來得更強烈、更明顯。
這也恰好可以解釋一個事實，即便有左派哲學的加持，知識分子的「左傾」在每一個時代都沒有什麼新意。索維爾總結，各時代左傾的知識分子，大多數都有以下特徵：
1.對於人性持樂觀態度；2.對現狀不滿，並將改造世界、拯救蒼生視為自己的職責；3.有烏托邦情結；4.支持價值相對主義、文化相對主義；5.迷戀理性至上和理性主義；6.迷戀科學和科學主義；7.迷戀進步和進步主義；8.迷戀物質和物質主義；9.迷戀民主；10.痴迷平等。
▌知識分子的迷信：輕視觀念的後果
「形右實左」的知識分子，通常迷信「制度和環境」，輕視「觀念和民情」。
因為迷信制度，他們拒絕相信「民主國家也可能發生選舉舞弊」、「自由媒體也可能不公正」。
因為迷信制度，他們固執的相信，一個國家只要有了人民主權、三權分立，限政法治就會水到渠成、永不褪色，人民自然就會趨善避惡、永享太平，永遠不會重複羅馬人的命運。
因為輕視觀念，他們只反對看得見的極權制度，卻對產生極權的觀念和民情視而不見。於是在不知不覺間，他們走向了自己極力反對的那一面。
因為輕視觀念，他們認為「適當比例的財富再分配不是道德綁架」，「不會傷害私有產權和權利平等」，而且「有利於形成互助互愛的社會氛圍」。
殊不知，人類是觀念的生物，觀念的後果是不可估量的。私產倫理和有限政府，無論以任何形式向權力或「社會」妥協，都是在向極權主義邁進。
知識分子的工作明明就是「處理觀念」，他們為什麼還會輕視觀念的後果呢？索維爾認為，這是知識分子的工作性質決定的——知識從觀念到觀念。
他們進行「生產」的原材料是觀念，「生產」過程是處理觀念，生產成果也是觀念；他們影響世界的方式，也是傳播觀念；最後，只要他們傳播的觀念足夠廣、接受的人足夠多，就會被視為成功。
▌知識分子的特權：犯錯無代價
索維爾尖銳地指出，由於輕視觀念的後果，知識分子在傳播「可能有害的觀念」時，可以毫無顧忌。在觀念的後果產生後，他們也心安理得——無論帶來多少災難，都不會影響他們繼續扮演「社會良心」。
《知識分子與社會》記載：蕭伯納公開主張獨裁體制，盛讚納粹和蘇聯
一個醫生如果出現嚴重「誤診」，一個工程師的設計如果出現嚴重誤差，通常都需要付出慘痛的代價，在職業上身敗名裂。
但是，當那些「社會工程師」在智識上出現嚴重「誤判」，導致成千上萬人死亡的後果時，他們卻無需付出任何代價，甚至照樣充當「知識教主」、「社會良心」——試問，羅素、薩特、蕭伯納、史沫特萊、喬姆斯基、海德格爾……這些知識分子，有誰主動對自己「專業上的嚴重誤判」承擔過責任？又有誰對「受害的大眾」表達過懺悔？
為此，索維爾一方面提醒大眾，不要以聖人的標準要求知識分子。少一些盲目崇拜和道德綁架，知識分子反而更能謙卑、清醒。另一方面，他還明確了知識分子的道德責任——知識分子不僅要敢盡言責，還要善盡言責，考慮和顧及到自己的言論和理念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和後果。
最後，在這個觀點撕裂、價值觀混亂的年代，作為普羅大眾的我們，區分出思想、知識分子的好壞，變得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