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任何「新事物」都抱有似乎是本能的「警惕」甚至是「敵意」，確是中國一個根深蒂固的傳統。近代槍炮、機器、火車、輪船、電報……初入中國時，無一不被嚴責為「以夷變夏」、於國家不是有利而是大為有害的「奇技淫巧」。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這一傳統以新的面目更加「發揚光大」，不必說各種思想、學說，就是平民百姓日常的髮型、服飾，也只有極少幾種式樣是被允許的「無產階級髮型、服飾」，其餘都是「封、資、修」。對中國人聞所未聞的「電子音樂」，連聽都不聽就必然是必須抵制、批判的「資產階級沒落、腐朽、頹廢文化」。
我清楚地記得，第一次知道「電子音樂」這個詞是四十年前、小學還沒畢業時在當時的「樣板小說」《歐陽海之歌》中讀到的。雖然已經四十年未讀此書，但今天為寫此文從圖書館借出這本早被人遺忘的小說時，我還是馬上就翻到了這一段，足見印象之深。這一段說的是解放軍戰士歐陽海和他的戰友要修一段鐵路路基，但在墊路基以前，要把溝里、田裡的稀泥鬆土挖走，然後才能鋪上石頭。偏偏挖泥的鐵鍬不夠，歐陽海於是跳到水田裡，用自己的雙手在泥里刨起來。作者大發了一通感慨、議論：「今天，當有人妄想逼著我們跟他走，這雙手沒有合十作揖，而是深深地插到泥裡邊來，為了高舉無產階級的革命紅旗，它一把土，一捧水田勞動著！指甲縫裡塞滿了淤泥，手都泡腫了，他還在堅持著……論方式，當然落後一些，論思想，卻是人類最崇高、最先進的。因為這是為堅持真理，為了革命而勞動。那些十指尖尖、聽著電子音樂、跳搖擺舞的青年人，怎能和這一代風流人物相比！有人把安逸、享受當成幸福，為了活命，竟能夠認敵為友，出賣無產階級的利益……」（《歐陽海之歌》，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66年版，第211頁）
「電子音樂」最後能聯繫到「出賣無產階級利益」，是因為當時的「政治標準」對「電子音樂」、「抽象派」畫等一概否定。就是在「文革」結束後，文藝政策大為寬鬆的環境下，一段時間內「電子音樂」仍是批判對象。當時的標準政治教科書是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李達主編的《唯物辯證法大綱》，艾、李都是著名理論家，二人此時早已故去。這兩本書都成書於「文革」之前，在「講道理」方面比「文革」中那些幾近謾罵的「政治讀物」的水平確實高得多，但對「電子音樂」等，依然保留時代特色。艾書寫道：「反動的統治階級為了維護其統治，欺騙和麻痹勞動人民，也常常採用一些新辦法，玩弄一些新花樣，如反動的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法西斯化，新殖民主義，在哲學上的種種新流派，在藝術上的抽象派繪畫、搖擺舞、電子音樂甚至『無聲音樂』等等。這些『新』東西都是腐朽的舊事物的新表現，它們生根於腐朽的資產階級。」（《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5—126頁）而李著的觀點與艾著一樣，也認為電子音樂和抽象派繪畫等都是資產階級腐朽性在文化上的反映。（《唯物辯證法大綱》，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54頁）
「理論總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1978年畢竟是「解凍年代」，政治、文化生活畢竟較前大為寬鬆，而且，「盒式收錄音機」這種技術上的進步使流行音樂或長期以來更負面的說法「靡靡之音」，從鄧麗君到「電子音樂」，終於擺脫控制迅速普及，專業音樂工作者與普通百姓終於聽到了這頗有神秘色彩的「電子音樂」。影響更大的是外國電影，尤其是日本影片《追捕》，這部影片是「文革」後首批公映的「資本主義國家」影片之一，一時間萬人空巷，而街頭巷尾到處哼唱的「杜丘之歌」就是「電子音樂」。這時，非常「正統」的八一電影製片廠曾導演過電影《五更寒》、《英雄虎膽》、《哥倆好》的著名導演嚴寄洲受到外國電影的啟發，決心在新導的電影《獵字99號》中運用電子音樂。他聽說國內只有上海才有一台電子琴，而且這台電子琴還是日本友人送的，於是馬上找到曾經與他多次成功合作的上影樂團指揮陳傳熙商量此事。這時，他才知道這部電子琴根本不在上影樂團。歷盡周折，終於在上海音樂學院找到這台電子琴。但當時電子琴尚屬「禁忌」，還未獲得「意識形態合法性」，因此無人敢用，被扔在學校的倉庫里。他立即把這台中國惟一的電子琴搬進了錄音棚，開始了中國第一次「電子音樂」應用。「當錄音還差一天就結束時，指揮陳傳熙又找到了嚴寄洲，原來他想再用交響樂再錄一遍，這樣如果萬一電子音樂在審查時通不過，就可以替換電子音樂。但是嚴寄洲堅持不改，他說，就這樣吧，交響樂也是外國的，有什麼問題，是我一個人的……」（詳見《嚴寄洲和他的電影》，2007年5月20日《北京晚報》）
《獵字99號》公映後，觀眾趨之若鶩，其中相當一些人是衝著片中的「電子音樂」去的。不過總有人看不慣，認為「電子音樂」違反了「本本」、「理論」，堅持認為這種創作不能表現人們的感情和思想，充滿了噪音，的確是資本主義腐朽性的表現。一時間，對電子音樂的批評與支持兩種觀點在報刊激烈爭論起來。爭論中，批評者終於稍退一步，承認用電子樂器演奏「合法」，但仍強調利用電子計算機來進行「所謂的音樂創作」充滿了噪音，的確是資本主義腐朽性的表現。支持者則強調即便充滿「噪音」的電子計算機音樂在特殊情景下也能產生特殊的藝術效果，不能斥之為資產階級的東西；當然，他們承認這種藝術形式可以容納社會主義的內容，但如果利用電子音樂表現反動、頹廢的內容，無疑是應該否定的。
不過，生性喜歡求新的藝術家們在這「初春」年代似乎已等不及「爭論」誰是誰非的最後結果的出來，在很短時間內幾乎是「一窩蜂」地出現了一批運用電子音樂的電影：《苦惱人的笑》、《甜蜜的事業》、《黑三角》、《405謀殺案》等。不久，《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大綱》再版時在批判「資產階級腐朽文化」一段即將「電子音樂」去掉。艾、李確實是理論水平高深、深受崇敬的理論家，他們主編的教科書尚且要與時俱進不斷修改，遑論其他。教科書等各種「本本」，必然要被實踐、生活不斷修改；不是生活要削足適履地符合「理論」，而是「理論」要符合生活。如果一定要等到爭論的結果出來，電子音樂真不知何時才能在中國「設籍」。附提一句，「抽象派」藝術此時仍未從「教科書」中去掉，後來在1983的「清除精神污染」和1990年代初「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不是運動的運動」中，仍是清除、批判的重點。反觀今天「抽象派」藝術和「新」、「奇」遠遠超過「抽象藝術」的裝置藝術、行為藝術大行其道，並得到政府「文化創意」的支持，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本本」、「理論」終於又一次姍姍來遲地符合了「生活」，是今是昨非還是昨是今非？是讓人感嘆變化的迅速還是變化的緩慢？是進步的巨大還是進步的艱難？或許，種種感喟兼而有之罷。
嚴寄洲冒險開中國「電子音樂」之先河，確是有膽有識，值得敬佩。而在「電子音樂」還被嚴厲批判、遠未獲得「政治正確」的「許可證」時，此片居然能被審查通過，確實匪夷所思。審查該片的官員面臨的壓力、風險可能更大，也更要開明通達、有膽有識、無私無畏才敢通過此片，因此同樣令人敬佩。現在提倡的文化、科學、技術、制度的創新其實都離不開寬鬆的環境和氛圍，沒有寬鬆就沒有創新，只有枯萎、僵化。但願，我們的社會、民族能產生更多如此有見識、有擔當、敢於衝破不合理禁忌、創造寬鬆環境的「嚴寄洲」和這樣的審查官。
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