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撒母耳
2022年3月26日，美國總統喬·拜登在波蘭華沙皇家城堡發表演講
分析家喜歡歷史類比，經常以此來試圖理解當代事件。而當今充滿暴力和複雜的世界不乏此種類比，有人問，當前的地緣政治格局是否類似於1910年代帝國之間的競爭、1930年代侵略性獨裁政權的崛起，或者1950年代冷戰的開始。
1910年代，全球各帝國之間的衝突從地區衝突開始，預示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自由民主國家與獨裁政權展開了一場可怕的血戰。正如當時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1917年所說的，美國介入這場持續了三年的戰爭，對於「確保世界的民主安全」是有必要的，因為「文明本身正處於危險之中」。
1930年代與我們這個時代有更多的共同點。這十年見證了復仇主義國家的一系列侵略，這些國家拒絕接受他們所認為的盎格魯-撒克遜列強的統治地位。在經濟危機、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抬頭的背景下，通過虛假的公投為非法吞併進行辯護。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政權得到鞏固或上台掌權，而他們不能被視為正義的敵人（justi hostis）或值得尊敬的對手。
不過，這兩者也不應太過分地類比。今天，自由社會已經失去了對戰爭的興趣。國際體系並沒有在修正主義勢力的衝擊下崩潰。核武器的陰影為全球衝突的風險蒙上了一層特殊的色彩。當代的俄羅斯和中共國並沒有像二戰前的軸心國和二戰後的蘇聯那樣，尋求用武力強加一種普世意識形態。
然而，與1950年代初的相似之處卻越來越明顯。在世界各地，政治和經濟裂痕反映在民意調查中。在過去10年中，民主社會越來越接近美國，而在發展中經濟體的國家中，俄羅斯和中共國則受到歡迎。
烏克蘭戰爭是否會成為這個新時期的奠基性衝突，相當於催生冷戰的可怕的朝鮮戰爭？自歐巴馬政府以來，美國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一直在減弱，現在正在斷絕。而與中共國的系統性競爭正在形成。2018年，時任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發表的講話，與溫斯頓·邱吉爾1946年喚起歐洲「鐵幕」落下的講話，正相呼應。2019年，亨利·基辛格指出，世界已進入「冷戰的山腳」。
最近發生的事件只會強化這些相似之處。2023年初，當一個中共國間諜氣球飛越美國大陸時，年長的美國人不禁將其與1957年人造衛星飛越美國大陸時所產生的震撼相提並論。過去與現在的對比幾乎令人毛骨悚然：被派去觀察和監視熱氣球的飛機是 U2，一種在冷戰期間聞名於世的偵察機。在北京的軍事博物館，遊客可以現場參觀到其中一架於1962年被擊落的飛機殘骸。
在聯盟和夥伴關係網絡方面，21世紀初與20世紀有一個不同之處：它是不對稱的。
美國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努力使歐洲與俄羅斯天然氣供應脫鉤，這在冷戰時期也有先例，當時美國試圖說服歐洲人不要通過跨西伯利亞輸氣管道進口俄羅斯天然氣。美國在2022年10月做出的旨在阻止中共國獲得先進半導體的決定，與1987年導致美國與日本關係緊張的東芝-康斯伯格醜聞（Toshiba-Kongsberg scandal），也有著冷戰的相似之處。隨著一場新的登月競賽，競爭也在重返外太空，並進入人工智慧等尖端技術新領域。
現在的競爭也是不同政治模式之間的競爭。俄羅斯聲稱自己是歐洲傳統價值觀的維護者，同時又宣揚非自由主義。它違反了1975年通過的歐洲和平共處準則，似乎希望按照二戰時期雅爾達會議的路線進行新的妥協，那次會議將戰後歐洲劃分為不同的勢力範圍。而中共則堅稱「共產主義的優越性」，並認為其最終勝利是必然的。過去10年來，它一直在挑起兩種模式的「偉大斗爭」，強調必須改造世界，使「資本主義滅亡，社會主義勝利」。隨著中共國擁抱國家資本主義，這場競爭也許更準確地應被視為北京的沒有自由的市場模式與華盛頓的市場和自由模式之間的競爭。
但只有能夠定義兩個集團之間的對立，冷戰類比才真正有意義。
我們目前是否正在見證全球西方（Global West）的整合？處於經濟和政治的不完美十字路口，莫斯科所謂的「集體西方」（collective West）是否符合某種現實？近年來，北約和歐盟確實重新獲得了吸引力。芬蘭、瑞典和烏克蘭已尋求儘快加入前者，烏克蘭和摩爾多瓦已申請加入後者，丹麥也加入其防務活動。2022年，澳大利亞、紐西蘭、日本和韓國首次受邀參加北約峰會。在印太地區，由美國、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亞組成的「四方安全對話」——被廣泛稱為「Quad」——正在得到加強，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之間的「AUKUS」防務合作模式也正在形成。
與此同時，全球東方（Global East）似乎也在鞏固。除了俄羅斯和中共國之間的「無限制友誼」之外，白俄羅斯還受到克里姆林宮的控制，而朝鮮則無法承受與北京決裂的後果。敘利亞和厄利垂亞也不遑多讓，它們在聯合國大會就譴責入侵烏克蘭的決議進行的幾次投票時都站在莫斯科一邊，委內瑞拉的情況也差不多。與此同時，中共國、俄羅斯和伊朗似乎正在形成新的「三皇同盟」（League of Three Emperors），其經濟和軍事一體化不斷深化。所有這些都為鮑里斯·葉爾欽總統時期的俄羅斯外交部長葉夫根尼·普里馬科夫（Yevgeny Primakov）在1990年代所呼籲的反霸權聯盟提供了一些實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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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21日，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和中共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俄羅斯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舉行會談後舉行的簽字儀式上向媒體發表講話後握手（Sputnik photo by Mikhail Tereshchenko via AP Images）。
但仔細考察就會發現，這並不是冷戰意義上的兩個集團。21世紀初的聯盟和夥伴關係網絡與20世紀的有一個不同之處：它是不對稱的。莫斯科有5個正式盟友，而華盛頓則有近50個。俄羅斯自己的聯盟網絡——「集體安全條約組織」（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CSTO），現已被削弱，而其提出的歐亞經濟聯盟倡議僅贏得了4個鄰國的支持，未能在其周邊重新形成一個經濟集團。如今也不存在與共產國際相當的組織。
同時，中共國不願意與任何國家簽署正式的防務協定。北京更願意與柬埔寨、朝鮮、衣索比亞、莫三比克、巴基斯坦和塞爾維亞等接受「一帶一路」的國家編織一個附庸國網絡。無論一些觀察家怎麼說，上海合作組織（SCO）絕不是「新的華沙條約組織或東方北約」。
至於美國，其在擴大聯盟網絡方面取得的明顯進展可能會產生誤導。「四方安全對話」並不是「印太北約」，因為它不包括任何防務合作。AUKUS鞏固的是現有的聯盟，而不是建立新的聯盟。甚至一些與美國正式結盟的國家，如土耳其和匈牙利，或與美國關係密切的國家，如沙特阿拉伯和密切程度更小的印度，也表現出了與莫斯科和北京保持友好關係的願望，從而破壞了西方集團一體的想法。
談論「西方與其他國家」或「全球西方與全球南方」也沒有任何意義。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後一個概念很難確定，有時被用作一個包羅萬象的範疇，而不是一個連貫的整體。沒有一個多邊組織——無論是「上海合作組織」還是由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共國和南非組成的「金磚國家集團」——體現了這一概念。在經濟方面，「77國集團」的134個國家加上中共國——中共國被列為該集團成員，但並不認為自己是其中一員——在政治方面，「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的120個成員國，表面上是為了協調它們在聯合國的立場而組織起來的。但事實上，它們的投票往往是分散的。例如，在聯合國就烏克蘭問題譴責俄羅斯的決議進行表決時，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都投票支持西方，一些國家採取了中立立場，只有極少數國家站在了莫斯科一邊。
在聯合國的投票幾乎總是與77國集團一致的中共國政府，現在它和美國都在尋求吸引這些國家，作為自己爭奪全球領導力和影響力的戰略競爭的一部分。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根本不想選邊站。
儘管如此，在地理上，尤其是在政治和文化上，還是存在著一種確實的差異，將這兩類國家或者說「世界」分隔開來。
雖然冷戰意義上的兩個集團並不存在，但我們可以從地理上，尤其是從政治和文化上，區分出兩類國家或「世界」。
中俄關係的加強和西方的整合，正在恢復「陸權國家」（tellurocracies）和「海權國家」（thalassocracies）——即陸上強國和海上強國——之間的舊有區別，前者體現為俄羅斯的歐亞計劃和中共國的21世紀絲綢之路倡議，後者體現為歐洲—大西洋集團，現在還有希望其海域保持「自由和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國家。
將主張民族自決的自由主義類群與主張勢力範圍概念的反自由主義類群對立起來，並不為過。他們同樣提出了兩種資本主義模式，一種是選賢與能（meritocratic），另一種是國家主義，經濟學家布蘭科·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稱之為「資本主義的衝突」。在過去10年中，這種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分歧在公眾輿論中也日益明顯。因此，在自由民主國家的12億居民中，87%的人對俄羅斯持負面看法，75%的人對中共國持負面看法；而在世界其他地區的63億居民中，66%的人對俄羅斯有正面印象，70%的人對中共國有正面印象。在意見最強烈的國家——對一個大國與另一個大國的印象之間至少有15個百分點的差距——其中的64個國家（代表25億人口和70萬億美元的GDP）傾向於美國，而15個國家（代表23億人口和35萬億美元的GDP）站在中俄一邊。
這場不同世界的鬥爭還讓具有不同人類學特徵的國家相互對立。一方是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其特點是雙邊——父系和母系——親緣關係、個人權利至上和文化進步主義。另一方是更傳統的社會，主要特點是父系親緣關係、集體高於個人權利和文化保守主義。40年前強調政治制度的人類學起源的法國人類學家埃馬紐埃爾·托德（Emmanuel Todd）認為，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的衝突符合這一框架：一個更具西方特色的社會正在遠離另一個更具傳統特色的社會。
綜上所述，在當今世界，我們發現一邊是相當自由的歐洲—大西洋和印度洋—太平洋類群，其支柱仍然是英語海洋強國聯盟；另一邊是相當專制的歐亞類群，由中俄大陸強國軸心主導。需要強調的是，這些區別仍然是近似的。就像冷戰時期一樣，一個國家可以在戰略上屬於西方陣營，而在政治上屬於威權陣營。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總統喬·拜登的「專制對民主」的說法充其量是簡單化的，正如受邀參加拜登民主峰會的國家中，有些國家並不完全能稱為民主典範——如安哥拉、剛果民主共和國和伊拉克——而匈牙利和土耳其這兩個條約盟友卻受到冷落，就說明了這一點。
然而，在這兩個類群之間，一場政治—軍事對決正在形成，這是一場借鑑了20世紀上半葉民族主義和下半葉冷戰的混合戰略衝突。這場戰爭有時會在新帝國的進軍中變得激烈，就像今天在歐亞大陸的西部那樣。有時會是冷戰，目前在東亞仍然如此。簡而言之，這將是一場充滿地區危機和有限衝突的「不冷不熱的戰爭」（lukewarm war），但這場戰爭很可能會繼續受到遏制，哪怕只是依靠核威懾這一最終的生命線。
這兩個世界之間的對抗可能會持續數十年，期間不時會出現戰略衝擊和重組。在尋找類比時，斯巴達與雅典之間的對抗可能與冷戰時期的東西方衝突一樣貼切。如果幸運的話，我們將避免羅馬與波斯之間持續幾個世紀的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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