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飛逝，物換星移。半個多世紀，歷經四代，還有必要回憶「苦藥社」？
近年來，它屢被提起，表明仍受關注。但，或不準確，或系妄說，或引出疑惑。
一位英國傳記作家，名菲利普·肖特，把它與偉大領袖聯繫起來。他在引述領袖的「釣魚論」（「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之後，寫道：「運動接下來擴展到北京大學校園裡……學生團體也組織起來了，取名如『苦藥方』、『低層之聲』、『野草』及『春雷』等……」（《毛澤東傳》374頁，中國青年版，2004年）。——菲利普先生說錯了名稱，說錯了學校。
重慶某刊有文章說：「北師大的校刊《苦藥》……是中央整黨整風期間的刊物之一」，「《苦藥》社聲震文壇，全國有近30個高等院校的學生組織申請成為苦藥社分支機構。」「全國許多著名作家和專家教授為它撰稿」（參見《重慶文藝》20007年第2期）。——此說不靠譜，與實際相距甚遠。
《炎黃春秋》（2010年第9期）所刊《沈巧珍當「右派」》提到，沈巧珍因為寫了一篇《李壯士打狗孝主》，「作為苦藥社《新今古奇觀》系列之一貼出」，後「收入油印的《苦藥特輯》。『苦藥社』定為反動黨團後，凡是在《苦藥特輯》發過文章者，均在劫難逃。」——讀者或生疑：「苦藥社」是什麼組織？它如何定為「反動黨（社）團」？《新今古奇觀》與《苦藥特輯》是怎麼回事？作為當事人，親歷者，苟活的「苦藥」人，有責任澄清事實，說明真相。
以下憶述，以當年北京師大真正校刊《師大教學》（下稱「校刊」）為線索與依據，並參考一度在網際網路上顯現的《北京師範大學大事記（徵求意見稿）》（下稱「《大事記》」）。
一、「並不是整黨外人士，而是為了給共產黨提意見」
「苦藥社」，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四年級（1957屆）4、5兩班（原乙班）部分學生，在那個「不平常的春天」里，即1957年5月下旬，為響應「幫助黨整風」號召，在黨團組織動員、支持下，自發形成的社團。
《新今古奇觀》是「苦藥社」幾名成員（同住男生宿舍西北樓418室）所寫章回體大字報，因模擬古代小說《今古奇觀》體式，故冠以「新」字。
《苦藥特輯》系《新今古奇觀》及《奇冤記》（「苦藥社」另一章回體大字報）等的油印合集。
至於，「苦藥社」如何從幫助黨整風的學生組織，而定為「反動社團」，這要從學校當局兩次傳達，以及一份中共中央文件說起。
1957年3月5日，北京師大召開全校師生大會，黨委書記傳達毛澤東主席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按，與「反右」開始後發表的文本有極大不同）。所傳達的講話內容，對於師生解放思想，在整風中大膽鳴放，極具鼓舞和推動作用。
5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要求在全党進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全國整風由此開始。
5月11日，「北京師大黨委召開全體教職員學生大會。黨委書記何錫麟傳達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和彭真在北京市委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動員開展學習《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大事記》）
在會上，黨委書記「談到了整風的對象」：「這次整風主要是整共產黨的風……並不是整黨外人士，而是為了給共產黨提意見，更好的幫助共產黨員整風。」「他代表黨委向大家保證：『不管大家提什麼意見，片斷的或系統的，正確的或錯誤的，都可以談，都是為了幫助黨更好的整風。黨委絕對禁止任何黨員對提意見的人有打擊報復行為，黨員對批評有不同意見不能壓。』」（5月17日校刊）
這是面向全校（包括當時新、北兩校區，各系教職員工學生）召開的整風動員大會。（此前，召開過民主黨派聯席會，教授、副教授座談會，「要大家幫助黨整風」。）但此後十多天，各系學生只是參加班組內的學習、討論，雖經黨團組織號召，並無更多「幫助黨整風」的實際行動。
5月19日，北京大學出現第一張大字報，迅即形成高潮。消息傳到北京師大。22日，北京師大中文系穆木天教授在《光明日報》發表《我的呼籲》，批評校內宗派主義，並提及學校某黨員領導幹部「違法亂紀亂搞男女關係之事」，師生聞知反響強烈。次日，在師大新校校園貼出首張大字報，題名「底層之聲」（《毛澤東傳》誤作「低層之聲」），它將師大整風開展遲緩與黨委書記（即「某黨員領導幹部」）聯繫起來，意指受到領導壓制。「底層之聲」點燃第一把火，激起師大學生參與整風的熱情，大字報很快貼滿校園。
「苦藥」第一張大字報也在此時貼出，是中四4班住同一寢室（西北樓423室）男同學（衛之祥、蕭敦煌等）所為。內容是，總務處對學生生活關心不夠，列了幾條意見，署名「苦藥」，寓意「良藥苦口利於病」。在他們帶動下，又經系、年級、班的黨團組織和學校團委動員、鼓勵，4、5兩班更多同學陸續有所行動。由於不了解校、系情況，有不少同學，就根據校團委周之良副書記的講話精神，採取訪問知情人，整理成訪問記的方式，寫大字報，反映學校存在問題。4班另一寢室（即西北樓418室）受所見北大學生《新儒林外史》啟發，馮三浩、汪智、周家駒等室友分工寫出一篇篇《新今古奇觀》，材料主要選自大字報的揭發。5班同學李授珊在「肅反」運動中曾蒙冤被鬥，感受深切，則專以「肅反」冤案為內容，據親見親聞，寫出章回體《奇冤記》。這些大字報，因系同班同學所寫，均援例同署「苦藥」，而且在宿舍區西北樓東側牆上，開闢了「苦藥」專欄。一時間，「苦藥」大字報，尤其《新今古奇觀》、《奇冤記》，因其形式新穎、語言幽默而備受關注，觀者眾多。不少人邊看邊笑，讀得津津有味，乃至嘖嘖稱讚。
「苦藥」之成為「社」，即「苦藥社」正式成立，以班級團幹部主持召開的班團會議為標誌。在會上，經提名與討論，推舉了社長（衛之祥）、副社長（谷興雲），以及總編輯（鄭景星）、訪問組長（胡家瑞）、編輯（馮三浩、李授珊）。嗣後，訪問，寫訪問記，《奇觀》、《奇冤》二「章回小說」，即以「苦藥社」名義，繼續進行。以4班男同學（西北樓416室，所謂副社長、總編輯、訪問組長等住此室）為主，且獲得學校教材科支持，負責將《奇觀》、《奇冤》等合編為兩輯《苦藥特輯》（油印本），在北飯廳（學生食堂）門外分發。（每冊收5分成本費，繳給教材科。）
此即「苦藥社」整風階段大致情況。分列其特點：1、成員多為共青團員，受黨團組織支持。2、具有一定群眾性，包括4班大部分同學，5班部分同學。3、組織鬆散，無須報名、申請、填表、登記，無證無牌，無花名冊，無準確成員人數；有參加「苦藥」訪問、或寫大字報署「苦藥」者，亦可說自己並非「苦藥社」成員。4、多是自願、自發活動，一人，三五人，一寢室，寫什麼，用何種形式，等等，均不受限制，無須請示、批准、匯報。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都是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經學校黨委動員與號召，為「幫助黨整風」而成為「苦藥社」成員，或積極參加其活動的。因為，黨委書記關於「整風的對象」的宣示，以及「代表黨委向大家保證」的內容，他們是聽得清楚，堅信不疑的。
二、「苦藥社」的言與行
「苦藥社」的「言」，主要是評論、訪問記與後來編印成冊的《苦藥特輯》。前兩種，校刊有所選登。
經查閱，校刊發表「苦藥社」3篇「社（短）論」：《擁護黨委領導大鳴大放——聽何副校長報告》（5月28日），《深入、細緻地開展整風運動》（6月2日），《既要幫助黨整風，就必須拿出全部熱情，行動起來！》（6月4日）。
首篇（谷興雲執筆）寫於5月27日。情況是，全校師生已發動起來，連日揭出許多問題，而領導似乎按兵不動，遲遲不表態。終於，在26日晚間，「何錫麟代表黨委就進一步開展整風運動問題向全體同學作報告。」（《大事記》）4班5班與「苦藥社」同學備受鼓舞，經座談討論，當即寫了這篇大字報，稱：「黨委會已從被動轉入主動，……領導起運動的開展，我們堅決擁護」，也對運動的「進一步展開」，提出幾項建議。
第二篇（衛之祥作）及第三篇，與第一篇內容相似，皆為關於整風運動深入開展的評論。對學校領導關於整風中的問題「還沒有作出具體措施」，「看不到師大黨委的堅決的行動」，等等，表示焦急和不理解。
這些青年學子太幼稚，太天真，他們哪裡知道其中玄機？哪裡知道，釣翁或漁夫是在耐心等待「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伺機收網呢！
校刊所載「苦藥社」寫的訪問記，有《訪問記》（5月28日）、《訪黎錦熙教授》（6月1日）、《訪人大代表馮亦代先生》（6月2日）、《訪我校前總務長張重一先生》（6月9日），共4篇。
第一篇內容較多，《訪問記》是總題，或是欄目名稱。實際含兩篇，各有標題。標題近似章回小說回目，實際內容是知情人的談話：其一為《系業務主任不得過問黨書記獨掌陰陽乾坤》，是對本系主任黃藥眠教授、副主任蕭璋教授的訪問；其二為《學術空氣何其淡薄級別評定秘密似謎》，是對本系李長之教授的訪問。後3篇，訪問對象已標明；馮亦代先生作為全國人大代表，曾至師大視察，所以也成為訪問對象。
包容《新今古奇觀》與《奇冤記》等的兩輯《苦藥特輯》，經過一場「文化大革命」，已難覓蹤影。（所幸，近日尋求到一冊第二輯。）在校刊批判文章中，作為罪證，批判者舉有其若干片段與回目。
以下《新今古奇觀》8篇回目，即校刊批判文章所舉出者：
《老教授蓋手印當場受辱小官僚問情況盛氣凌人》（第一回）
《怪客臨門，拍案擊桌主人肅坐，哆嗦無言》（第八回）
《夙夜辛勞，受『拉攏同學』之責自覺餵豬，得『不負責任』之名》（第九回）
《李女士臨陣先退卻系黨委徇私就妙齡》（第十回）
《智『一鳴』妙計護三害勇群眾全力保整風》（第十四回）
《李壯士盜狗孝主憤憤生為犬申冤》（第十七回）
《秘密校長秘密去師生員工皆不知》（第二十一回）
《滴淚滴血談宗派秉公秉理話官僚》（第二十七回）
據悉，第十七回《李壯士盜狗孝主》系馮三浩兄所作；沈巧珍之《李壯士打狗孝主》，乃同題材另一大字報。謹順及。對《奇冤記》，校刊批判文章只提到2篇的回目：
《王教授被誣反革命譚主任恢復紅黨員》（第一回）
《張書記鬥爭憑權威劉教授要求做公民》（第七回）
據考索當年資料，並撰寫者回憶，《新今古奇觀》寫了32回，《奇冤記》寫出11回（刊發7回）。《苦藥特輯》的三四十篇文章，雖長短不一，良莠不齊，卻均從校內（某系、某科室、某部門，等等）取材，一篇專寫一人一事。這些曾引起師生關注、產生相當影響的文字，在幾十年後重讀，人們可能作出各種不同評價，但首先應辨明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它們是否「反黨反社會主義」？是不是「毒草」？能不能據以從政治上定罪？
上面說了「言」，再說「行」。
菲利普先生評論道：「毛本人對這類指控（按，指『僅僅是由於自己的思想而受罰』）也很敏感。『這些人不但有言，而且有行。』他宣布說。『他們有罪。言者無罪的說法對他們不適用。』這是蒼白的辯護。」（《毛澤東傳》375頁）
根據偉大領袖「宣布」的精神，「苦藥社」也應該「有行」。最主要的「行」，即參加人數最多的，是訪問，以及連帶著的寫訪問記，張貼出去。訪問過的知情人，包括校、處、系若干領導人，本系、外系某些教授、副教授，原在本校工作後調出的幹部、教師，一些部門的職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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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行」，有播放某教授在「群眾論壇」上的講話錄音，在北校開會鼓動「鳴放」，參與去中共北京市委、共青團中央反映師大的問題，在廣播裡傳達訪問胡耀邦時胡的講話，與其他社團聯絡等。這些「行」，多系社長個人，或偕同若干成員所為。
從5月23日之後，「苦藥」在校園露面，至學校開始「反右」，「苦藥社」參與「幫助黨整風」有半月左右。隨後幾日是：自我檢查，接受批判，徹底瓦解。總的存活時間只是近20天。
三、揭露「苦藥」、聲討「苦藥」、清算「苦藥」
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根據偉大領袖戰略部署，一聲號令，從「整風」轉入「反右」。
6月19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經反覆修改，在《人民日報》發表。其基調，由「放」改為「收」，增加階級鬥爭、「辨別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標準」等內容，成為「反右」指導理論與戰鬥武器。
在北京師大，對「苦藥社」及其骨幹成員的批判鬥爭，經歷了「輿論準備——班內揪鬥——全校大批判」三階段。醞釀20餘天，實戰則歷時約一月。
輿論準備，就是掌握武器，提高認識，統一口徑。比如，「六條標準」只是原則，相當抽象。作為武器，在於持有者如何運用，即如何解釋，如何對號入座，包括武器指向什麼人的問題。
開初，「對『苦藥社』的問題頗有爭論」。（6月16日校刊）所爭論者，「苦藥社」是不是反動社團？《苦藥特輯》是不是毒草？即，是否違反「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
「苦藥社」的評論，針對的是黨委對本校整風運動的領導；「苦藥社」的《訪問記》，僅記述知情者言（被訪問者的談話）；其《新今古奇觀》與《奇冤記》（即《苦藥特輯》）是表現形式的轉換（採用章回小說體，材料主要取自大字報）。
這是反黨、反社會主義？
爭論在校刊有所反映。查閱校刊，最早評論「苦藥社」的，是兩篇同題文《評〈苦藥特輯〉》。一篇指責「《苦藥特輯》所載之事與事實的真相有不符之處，作者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歪曲了師大的現實，模糊了對某些同志的正確評價」。（6月14日，作者：杉條）另一篇說，「在《苦藥特輯》之中卻充滿著片面的，甚至於對現實歪曲和荒謬的言論，……其中的確是存在大量毒素，如果只從這兩本小冊子看師大那真是一團漆黑。」（6月16日，署名：「人民之聲」和教研一群）
要害在於「歪曲了師大的現實」，「只從這兩本小冊子看師大那真是一團漆黑」。由此推理延伸，自可得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結論。——根據批判者的創新「邏輯」（亦為「反右」運動的重要「邏輯」）：「右派」的手法是「（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抽象的肯定，具體的否定」。「肯定」是假，是手段；「否定」是真，是目的。「苦藥社」正是由「否定」師大黨委與社會主義大學，而達到「否定」黨和社會主義的罪惡目的。
認識統一了，即刻組織隊伍，投入戰鬥。7月初，開始在班內揪鬥「右派」。
7月4日，初揪3名「核心人物」。（7月9日校刊：《揭發「苦藥」社核心人物的右派言行》）按：第一名揪的是汪智，「肅反」時曾蒙冤錯鬥，後即向他「賠禮道歉」；這次再揪，據說他「對黨敵視是一貫的」。第二名揪叢鑒，因為「叢鑒筆下的黨委都是些尋歡作樂，不務正業的登徒子」，被指是「對黨的極大的侮辱」，等等。第三名揪的是社長衛之祥。只有衛稱得上「核心人物」，前2人只是一般成員，或可稱「活躍人物」。
7月6日，乘勝追擊，挖出「決定『苦藥』社方向的一個小集團」。（7月9日校刊：《決定「苦藥」社方向的一個小集團》）按：此所謂「小集團」，所謂「決定『苦藥』社方向」，純屬無稽之談。所謂「小集團」，指鄭景星、胡家瑞、薛若安3人，以及女同學胡同孫。鄭、胡、薛是4年同住一室的室友，胡同孫與鄭景星是1957年元旦剛結婚的夫妻，他們平日的接觸，自然多於其他同學。這就是「小集團」？「『苦藥』社方向」是「幫助黨整風」，這是黨委書記在動員大會上就「決定」過的，他們4人「決定」得了？若強加「反黨反社會主義」方向，作為「苦藥」主要罪證的《奇觀》與《奇冤》，那亦與他們無直接關係，因為他們事先不知情，更沒有參與兩者的撰寫。
4日、6日兩場下來，已揪出7人，占乙班總人數（70幾人）約十分之一。繼續奮戰，經一次再次揭批，又有11名「右派」（谷興雲、馮三浩、李授珊等，其「罪行」不再分述）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揪斗方告結束。
經充分備戰，7月底8月初，舉行對「苦藥社」的全校大批判。接連兩場，一場是「論壇」，一場是「大會」。均以「群眾」名義（學生會、班級與社團）發起、組織並主持，藉以說明批判「苦藥」是「群眾」要求，是「群眾運動」。如此興師動眾，連番猛攻，只因「苦藥社」的文字，尤其「章回小說」《新今古奇觀》、《奇冤記》，影響大，「流毒」廣。
7月30日，「學生會、中四（4、5班）與大家放、山鷹等社聯合舉辦群眾論壇」：《揭露『苦藥』、聲討『苦藥』、清算『苦藥』》。「先後有8位同志發言，他們揭露了決定『苦藥』性質和方向的骨幹分子們的罪惡活動」。（8月1日校刊）
8月3日，擴大規模。「學生會、中四（4、5班）、大路、望遠鏡、大家放、求是、山鷹等社又於8月3日上午聯合舉辦了批判『苦藥』大會。大會進行了4小時，同學們的情緒一直都很高，發言的同志們都以極憤怒的心情揭露和批判了《苦藥特輯》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本質，徹底的粉碎了《奇冤記》《新今古奇觀》這兩支向党進攻的毒箭。」（8月5日校刊：《徹底粉碎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社團——「苦藥社」》。）據報導，「與會群眾無不義憤填膺，紛紛向大會主席團提出要求，要右派分子向人民低頭請罪」。於是，「苦藥社」11名「右派分子」被點名上台示眾。長長一排，集體亮相，一個個灰頭土臉，尊嚴盡失。
兩場全校批鬥，達到預期效果：消除了影響，肅清了「流毒」，同仇敵愾，輿論一律。值得一說者，真是時代不同了，新舊社會不一樣。過去，校長、教授保護和藏匿被迫害、被搜捕的學生，有的為抗議學生被捕、被害，憤而辭職。如今，面臨政治運動，學校當局竟然領導起對學生的鬥爭與整肅，教授（也許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亦對弟子口誅筆伐。教授表態，增加了批判的權威性和力度。學問高深的教授先生都發話了，還不該批、不該整？
先看師大教授對「苦藥」的筆伐。承擔此任的，是本系副主任蕭璋教授，也是此班學生的業師。這位教授兼業師撰寫《聲討「苦藥社」》一文，指「苦藥社」為「積極向党進攻的反動社團」，「犯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嚴重罪行」。文稱：「這個社團的反動言論，集中地表現在他們所出的《苦藥特輯》裡面」，「向党進攻是有計劃，有策略，是非常惡毒的」，「他們的目的是……打倒黨，推翻黨。」（8月1日校刊）
有兩位教授，本系和外系各一位，在8月3日「徹底粉碎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社團——『苦藥社』」大會上，實施口誅。
本系的一位（啟功教授），從文藝形式上，「撕碎了《苦藥特輯》的迷人的外衣」，說「專就形式而論……也不能給它及格，加上反動內容，則要負上若干分了。」（8月5日校刊）
外系的一位（王真教授），更是「帶病在會上作了發言」。這位教授「從階級觀點出發來看青年」，說「苦藥社的右派分子是流氓成性的、剝削人、壓迫人慣了的分子」，「他們就是狗，只能得到狗的地位」；而且預言「將來」：「右派分子成了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將來不管是什麼時候，右派分子都是抬不起頭來的！」（8月5日校刊）
在政治鬥爭的緊要關頭，師長推弟子一把；「師兄」（亦稱「大學長」）也不能落後，爭向井底投石塊。「師兄」者，本系研究進修班學員之謂也，大致相當於在讀碩士生，可能已達博士水平。他們學精業深、閱歷豐富，擅長深文巧詆之術，故充當討伐「苦藥」主力軍。
「師兄」批「苦藥」的力作（也是「反右」文章代表作）有二，皆為長篇高論（同載8月5日校刊），極有價值，研究「苦藥」一案及北京師大「反右」歷史者，不可不讀。——其實，結論是既定的，共同的，兩文只是選擇的材料、批判的高度、採用的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其一，三社（大路社、望遠鏡社、大家放社）代表宋肖平「在清算『苦藥社』反黨罪行大會上的發言」（全文）：《〈苦藥特輯〉——一支向黨射出的毒箭》。
此篇專批《苦藥特輯》，從其中選材料，批判高度（即語言暴力）屬「次高」等級。所用則為「想像」法。
以想像開鑼：《苦藥特輯》「在國外的影響，我們還沒有材料。但是我們可以想像得出，帝國主義、蔣介石集團、間諜特務們會怎樣歡迎它。他們會利用這些材料大肆污衊我們的國家，挑撥一些國家同我們國家的關係。」——這是雖然「沒有材料」，但「可以想像得出」。
以想像收場：「本刊以造謠文字為攻擊武器，以進攻共產黨為基本任務，以搞垮社會主義社會為最終目的，希有助於資產階級之復辟焉！」（偽《苦藥特輯·序言》）——這是有「材料」而「可以想像得出」，即將《苦藥特輯》原序言（「本刊以辛辣文字為批評武器，以懲毖治救為最終目的，希望有助於解決人民內部之矛盾焉。」）「改正過來」。
文中想像，可謂俯拾皆是。如：「右派分子們（按，指『苦藥社』）所攻擊的『三害』（按，即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我們所說的『三害』不同。他們所攻擊的『三害』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本身，是人民民主制度。」「這位馮三浩在寫這幾回時，有點飄飄然起來了。他把自己想像成為一個為『紅顏薄命』的女子打抱不平的『騎士』『英雄』。」「『苦藥』的骨幹分子和章、羅、儲、葛是一個腦袋——資產階級腦袋」……為節省篇幅，不再列舉了吧。
「反右」指導理論有云：「同毒草作鬥爭」，「要有科學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說服力。」試問：「想像」是不是「科學的分析」？是否「有充分的說服力」？
其二，《從苦藥社的社論、訪問記看它的反黨實質》，署名「望遠鏡」，即「三社」之一的望遠鏡社；此文當系社中諸君子集體智慧的結晶。
此篇批判《苦藥特輯》以外全部文字。開章是精細統計：「苦藥社」「除反動透頂的《苦藥特輯》之外，還發表了55篇文章（包括社論、訪問記、打油詩等一切在內）。」進而將《苦藥特輯》從「一支向黨射出的毒箭」，升格為「向黨集中發射出的一隻震撼彈」，其餘的，「這50多篇文章就是向黨放出的一支支毒箭」。據此計算，共「向黨放出」：「一隻震撼彈」，再加「55」「支毒箭」，得數56。語稱罪大惡極者為「十惡不赦」，「苦藥社」則另增46「惡」，則為「56惡不赦」。可見罪孽之深，之重，之無與倫比，之無法形容矣。因而，此篇批判的高度，達「最高」、「至高」等級，即將話語霸權發揮到極致。
「望遠鏡」其實也是「望深鏡」、「顯微鏡」，具有「從字縫裡看出字」的功能。此「功能」即其批判「苦藥」社論的方法。表現為，連續以「在他們看來」（兩處）、「也許有人說」、「他們主張」、「言外之意是說」，等等，豎起靶子，即以「被看來」、「被主張」之類，代「苦藥」立言，再一通猛射，箭箭（「紅箭」？）中靶。
批「苦藥」的訪問記，用「排除法」。既說「苦藥社先後訪問過不少教師、職工、校外人士等」，卻專「拿被訪的我校教師來說，計有11人，其中右派分子3人，對黨有不滿情緒的4人，這兩種人占百分之七十左右。」進而，根據這臆造的百分比，證明「苦藥社」與「這兩種人」是「臭氣相投」，「徹頭徹尾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為什麼將「職工、校外人士等」排除在外？——如果不排除，能證明所謂「臭氣相投」、「徹頭徹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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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黨委書記在總結「反右」勝利的報告中說：「我們對右派分子的鬥爭，是採取了說理鬥爭、以理服人的方法。」（《北京師大反右派鬥爭獲重大勝利》，1957年8月10日《人民日報》）「望遠鏡」所用「從字縫裡看出字」法，以及排除法，不知是不是「說理鬥爭、以理服人的方法」？
在所有聲討「苦藥」的文章、發言中，此篇最誇張，最唬人，最「徹頭徹尾」，因而，距離「苦藥」實際也最遙遠。此亦「望遠鏡」之所以必需也。
這篇「望遠」高論，也是批判「苦藥」的壓卷作品，終場戲目。北京師大撻伐「苦藥社」之役，至此鳴金收兵；在校刊上，「苦藥」此後銷聲匿跡。
四、罪與罰
北京師大「整風反右」的大規模「群眾運動」（按，應讀作「運動群眾」），即大鳴、大放與大批、大斗，於8月初告一段落。之後，進入關鍵性的個案審查、組織處理時期。對應屆畢業生「右派」的審查處理工作，因涉案人數多，耗時約3月。
在近3個月時間裡，被揪鬥的「苦藥」人，與本系同級其他班被揪者，組成一支不大不小的隊伍，約合正規軍半個連。他們按照運動領導者的命令，以戴罪之身，在同級同班一位「革命群眾」代表（即「左派」）指揮、監督下，日日服勞役，以示先期在校內接受懲罰。「十一」國慶期間，被剝奪參與集會慶祝與遊行的權利，且不許「亂說亂動」，只能由「革命群眾」派人看管，集中收聽實況轉播。
10月31日（或11月1日），召開「宣判」大會。中文系總支書記李筠代表學校黨委，公布本系畢業班「右派分子」審查處理名單。據宣布，全年級學生約220人，共劃「右派分子」50餘人，分「一般右派分子」與「極右分子」兩種。所給懲處分別是：勞動改造，勞動教養，勞動考查，分配工作考查（考查期有2年、1年半、1年幾種），等等。是黨團員的，開除黨籍、團籍。
總支書記還宣布：對所有參加「右派」社團（「苦藥社」、「底層之聲」等）的學生而言，這項「參加」是一歷史污點；以後如填寫登記表，此即「參加反動黨（社）團」之實例。
「苦藥社」所在的乙班（4、5班），劃「右派分子」18人，占全班人數約四分之一。其中16人是「苦藥」成員。這16人里，有「極右分子」3人，其餘是「一般右派分子」。懲處是：勞動教養1人，勞動考查1人，其他人分配工作，考查2年、1年半、1年不等。（具體情況，見後附《「苦藥社」「右派分子」名錄》）
「苦藥社」成員大約有30多人，劃「右派」者接近一半。還有定為「中右分子」的，因是內部控制，未宣布，不知其詳。所劃「右派」16人中，共青團員14人，中共預備黨員1人，一律開除團籍、黨籍。其餘未劃「右派」的共青團員，幾乎全都受到留團察看、嚴重警告、警告等團紀處分；是中共預備黨員的，取消預備黨員資格。從性別看，男同學劃「右派」14人，女同學劃「右派」2人。男同學中，以副社長、總編輯、訪問組長等所在的西北樓416室（住8人）「右派」最多，劃6人。其次是「苦藥」起源地西北樓423室（住7人），劃「右派」4人。撰寫《新今古奇觀》的西北樓418室，雖然只劃2人為「右派」，但其餘參與寫稿的共青團員，一律受到留團察看、嚴重警告等團紀處分；其中，中共預備黨員1人，取消預備黨員資格。
至此，「苦藥社」的「主將」、「骨幹分子」、「核心人物」、「小集團」、「英雄們」，等等，這些所謂「流氓成性的、剝削人、壓迫人慣了的分子」，這些所謂「自己浮到水面上來」的「大批的魚」，終於被釣翁或漁夫一網打盡。
嗣後，即11月初，中文系黨總支負責人分別召見「右派」畢業生，教訓幾句話後，出示一張「判決書」，即《結論及處理意見》。上面寫著該生「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事實」，定性，以及處理意見，由中共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總支委員會審查人、總支書記分別簽名。其下是中共北京師範大學委員會簽署「同意總支意見」與日期，審查人簽名蓋章。最下是北京師範大學簽署「同意」，蓋校印，副校長何錫麟蓋章，註明日期。
這一份經過「系總支——學校黨委——學校副校長」（按，校長是民主人士、著名歷史學家陳垣，實際領導和主持學校工作的是黨委書記兼副校長）三級黨政組織與領導人審查同意，並分別簽字蓋印的《處理意見》，就是這些「右派」畢業生，在母校學習4年，「幫助黨整風」十幾天，最後獲得的畢業鑑定及政治結論。按照要求，這些被剝奪了話語權、申辯權的學生，還要當場在《處理意見》下方，寫上自己的姓名，表示接受。
在北京師大受到的教育，與母校領導、老師、同學的親密接觸，到此結束。
16名「苦藥」「右派」，在領受了「判決」後，一如其他難友，迅速捲起鋪蓋走人。欲哭無淚出校門，何堪回首。有的暗自思忖：什麼母校，如此無情，怎能再回這傷心之地！
他們在初嘗學校懲罰後，接著是，或被送農場，繼續服苦役，而且更加殘酷，或走向四方，承受更大的社會懲罰，肉體的，精神的，政治的，經濟的，甚至家庭親人的。在「苦藥」人中，沈巧珍是唯一為因「反右」而殉難者，她遭受的摧殘、磨難，卻是難友們共同的，相似的，時間長達20餘年。
五、未了「苦藥」案
1957年11月，寒冬早早降臨古都。
北京師大對「苦藥社」「右派」個人的「判決」處理，隨著這些「右派」學生離校，似已結束。真的結束了嗎？另外，「反動社團苦藥社」案結束了嗎？還有其他類似「案」，全都結束了？渺茫的答案，長久的等待，等待……
22年，漫漫長夜與白晝，糾結著，延伸著。其間，經歷「文化大革命」，又一場難熬的人類浩劫，空前絕後，持續10年。過了10年，又等3年。1979年，春天終於來了，晚來的春天，而且又是「早春」，寒春。不由得令人想起《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右派」名作，作者費孝通，社會學家）。早春，未必陽光燦爛，惠風和暢，感覺還是涼颼颼，冷冰冰。
《大事記》記載：「1979年4月本月，我校改正錯劃右派分子工作已接近完成。有354位被錯劃為右派的同志得到改正，占1957年全校劃右派數的90%以上。有12位被錯劃為右派的正副教授，已經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復其原有級別職稱。……」
正是在此前，「右派」學生也等來一紙《改正通知書》，文稱：「根據中央〈1978年〉55號文件精神，你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問題已經中共北京師範大學委員會1979年2月×日討論，決定予以改正。撤銷對你開除××的處分……」云云。落款是「北京師大落實55號文件辦公室」，蓋「中國共產黨北京師範大學委員會政治部」紅印。
面對這張不帶感情、沒有溫度的《通知書》，默念「決定予以改正」，真不知說什麼好。
20多年，政治的，經濟的，精神的，肉體的，以及家庭的，生命的……種種傷害、損失、犧牲，就由「決定予以改正」6字，統統「改正」了？6個字，22年，1字約抵3年7個月。
既是「改正」，必有錯誤。什麼錯？誰之錯？如何錯？為何錯？怎樣彌補？
當初，三級黨政組織與領導人審查同意，分別簽字蓋印，如此「慎重」、「負責」，「嚴格把關」。如今，為什麼只是落款與紅印不一致的兩個臨時機構：某「辦公室」，某「政治部」？為什麼審查處理者與當初不一樣？前後迥然不同，如此不相稱！再有，一旦兩個臨時機構撤銷，再找哪個機構、哪位領導人反映情況，或請示問題，或匯報思想？這是不是預留伏筆，等待以後對「改正」進行「再改正」？這年頭，變化多端，理論與「邏輯」不斷創新，實在難以預料。
個人「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問題」，就算已作「改正」，那麼，「反動社團『苦藥社』」呢？所謂「反動社團」，有沒有《改正通知書》？「苦藥社」如繼續「反動」，永遠「反動」，其成員是否依舊「反動」，永留「污點」？「改正」與「反動」並存，豈不荒唐！
當年，宣布「苦藥社」是「反動社團」的，不僅有校內「革命群眾」，如某教授的文章，某社團及其代表的發言，他們是「民間」聲音；再就是，除代表中層領導的黨總支書記外，更有代表「官方」高層（學校）的領導人，這才是「權威」發布，一錘定音。
「師大反動社團『苦藥』社」——這是學校黨政領導人（黨委書記兼第一副校長），在首都立法機關，即北京市人大會議的莊嚴會場，對「苦藥社」的定性，並向社會宣布。（據《徹底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努力辦好社會主義的師範大學——在北京市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的發言》，署「北京師範大學第一副校長何錫麟」，見《首都高校反右派鬥爭的偉大勝利！》33頁，北京出版社，1957年）
黨委書記兼第一副校長代表的是北京師範大學。那麼，北京師範大學對「反動社團『苦藥社』」的定性及向社會宣布，經20餘年的歷史檢驗，實踐檢驗，到底是正確，還是錯誤？有沒有「改正」的必要？
從1979年春，至2011年春，又是30多年過去了。關於個人的所謂「改正」問題，關於所謂「反動社團『苦藥社』」的問題，一直期盼北京師大給一個合理的、明確的說法。
苟活的「苦藥」人，已故的「苦藥」人（他們是：沈巧珍，叢鑒，蕭敦煌，黃家榜，胡家瑞等）如地下有知，都在期盼著，期盼著。遙望雲天，翹首期盼。
要將「師大反動社團『苦藥』社」，牢牢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反右」遺案終需了結，繞不過去，掩蓋不了，拖也不是辦法。當年的黨政負責人，早已離開領導崗位，負責任的繼任者，在位者，難辭其責。
六、無盡的思念
回憶「苦藥社」，自然包含著對辭世難友的深情思念，尤其是慘死的沈巧珍。由難友沈巧珍，又聯想起烈士劉和珍。不是和珍、巧珍都有「珍」，而是她們有共同的性別、身份，相似的遭際：都是師範大學的女學生，劉和珍就讀的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是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之一，可謂隔代校友；都是為自己的熱愛而罹難，而惹禍，一位因所愛之國，抗議帝國主義侵略；一位因所愛之黨，響應號召，「幫助黨整風」。
但是，不同也是明顯的。
劉和珍死於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即1926年「三一八慘案」。那是北洋政府統治的舊中國，黑暗時代，被段祺瑞執政的衛隊，用「文明人所發明的槍彈」（魯迅語）射殺，是勇毅的死。年僅22歲，未及享受婚姻家庭的溫馨。
沈巧珍死於1966年7月25日，即「文化大革命」（按，應讀作「大革文化命」）中。是偉大領袖創建與領導的新中國，光明時代，被「革命群眾」野蠻批鬥、精神折磨致死，是慘烈而亡。有關情況是，「於四川自貢的釜溪河投水自盡，時年三十有二。撇下一兒一女，女兒兩歲不到，剛會走路；兒子才四個月，還在吃奶。」（見《沈巧珍當「右派」》）
北洋政府統治的舊中國，容不得愛國學生。偉大領袖領導的新中國，為什麼要逼死愛黨青年？
沈巧珍悲劇的根源是什麼？起因在哪裡？
說到起因，應該追溯至1957年。「沈巧珍當『右派』」，這是點睛之筆：是北京師大將其打入另冊，貶為賤民，加以「反黨反社會主義」罪名。這才引起後續的一次次批鬥、圍攻、折磨，以及種種不堪忍受的劫難，直至以死抗爭。
據披露，「三一八慘案」發生時，段祺瑞不在執政府，也不知道誰下令開的槍，聽說政府衛隊打死了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並即刻命令嚴懲兇手。之後，又宣布自己決定終身食素，以示對這場殺戳的懺悔。（網際網路資料）
對沈巧珍之死，不說「長跪」、「食素」、「懺悔」，那麼，誰應有所擔當？作為「苦藥」人，巧珍悲劇與「苦藥社」有關，但不是「苦藥社」造成的。而悲劇源頭的北京師大及其領導人、負責人，是不是應從中有所反思與感悟，有所承當與銘記，乃至有所表示？
此時此刻，「苦藥」苟活者要訴說自己的心語：沈巧珍，常常微笑著，態度溫和的好同學，為你熱愛的黨而殉難的「苦藥」人：我們，你苟活著的老同學，「苦藥」難友，向你奉獻無盡的悲哀，永恆的思念。期盼你的冤魂，早一天得到撫慰，永遠的撫慰！
回憶與思念就要結束，不妨回到本文開頭的第一問：還有必要回憶「苦藥社」？在文章末尾，或可再補一句。
佛祖說：一粒沙含三千大千世界。
詩人威廉·布萊克吟詠道：「從一粒沙子看到一個世界，從一朵野花看到一個天堂。」
那麼，從一個小小「苦藥社」，能否折射出一場政治運動，一段不應忘卻的共和國歷史？
「三一八慘案」發生時，置身於「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的環境，魯迅先生感嘆道：「忘卻的救主快要降臨了罷」！（《記念劉和珍君》）
「文革」之後，巴金老人說：「我們的古人也懂得『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天卻有人反覆地在我們耳邊說：『忘記，忘記！』為什麼不吸取過去的教訓？難道我們還沒有吃夠『健忘』的虧？」（巴金：《隨想錄》102頁，三聯版，1987年）
一介「苦藥」老朽，絮叨幾句不得不說的「苦藥」話語，聊以備忘吧。惟願可供後人了解，史家、識者研究云爾。
2011年「三一八」之後10日初稿
「三一八」之後又1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