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20日戒嚴之後，香港文匯報隔天以「開天窗」形式發表社論，只刊登「痛心疾首」四個大字。（網絡）
今年是「六四事件」35周年，也是香港《文匯報》發表開天窗社論「痛心疾首」的35周年。這個開天窗社論，是中國當代政治史和中國報業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共奪取全國政權75年來唯一一次有它的傳媒公開聲討中共的事件。1989年5月20日，中共宣布在北京戒嚴，準備屠殺和平請願的學生。針對此一血腥部署，《文匯報》當晚即發表這個四字社論，刊登在21日的報紙上。開天窗社論充分反映香港親共陣營的不滿和憤怒，也動員了香港百萬同胞走到街頭抗議中共，在當時起了足以比擬千軍萬馬的動員威力。社論發表時，我適逢在北京採訪學生運動，我拿報紙到天安門交給學生，學生們馬上複印了數千分分發給各方人士，對和平示威的學生產生積極的支持作用。「六四屠城」後不久，《文匯報》即遭到整肅。在面對整肅的壓力時，當年的四個當事人都有不同的反應，從這些不同反應可以看到人性與黨性的掙扎。
一，「開天窗」是報社內集體創造
「開天窗」社論的四個主要當事人及其在事件中的角色分別是：
1，曾敏之：他當時是《文匯報》副總編輯、代理總編輯。他主動提出開天窗、主張用「痛心疾首」這四個字。他有「原創」之功。
2，李子誦：他當時是《文匯報》社長。曾敏之向李子誦提出他的建議後，李遂與金堯如商量。
3，金堯如：他當時是《文匯報》董事，1984年前任《文匯報》總編輯。他既是李子誦的老拍檔，也是好朋友，兩人關係很好，李遇到重大問題時首先會找金商量。
李、金商量後，擔心「痛心疾首」太刺激，不容易為新華社（中共香港工委的外衣）通過，故建議改用一個措詞比較平和的成語「夫復何言」。曾敏之不同意，雙方決定把這兩個建議一同送新華社審批，由組織決定。
張浚生是「痛心疾首」的最後把關人
4，張浚生：他當時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主管宣傳、文教事務，是香港中共報章的總主管。他挑選了「痛心疾首」四字。他是「臨門一腳」的功臣，沒有他同意，社論是不可能出現的。
從這裡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個「痛心疾首」開天窗社論，是集體創作的結果。四個當事人中，除了李社長外，其他三人都是中共黨員：曾敏之倡議、金堯如贊成、張浚生拍板。
1989年的6月9日（即開槍後5天），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充分肯定他們的鎮壓成果。這次接見向全世界傳遞一個明確的資訊：鎮壓是鄧小平親自負責的，他是總後台。這個資訊對當時香港很多共產黨員以及長期追隨中共的左派人士來說，是對自己良心的考驗。「黨性」要求他們「歸隊」，但有良知的人卻很難作出這個決定。具體在《文匯報》「痛心疾首」社論問題上，四個當事人的反應都不同：
一，曾敏之：他痛苦地掙扎了好幾個月，終於向現實低頭，「歸隊」了。
二，李子誦：他義無反顧，勇往直前，在電視機鏡頭前宣布從此不再跟共產黨。
三，金堯如：他也是義無反顧，勇往直前，退出共產黨，遠走異鄉。
四，張浚生：他迅速「回到正確的路線來」，強硬整肅《文匯報》，以洗刷自己在「痛心疾首」問題上的錯誤（從中共立場看）決定。
二，人性與黨性的掙扎
幾個共產黨人為什麼會以「開天窗」的形式表達不滿？筆者認為，這是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共產黨人也偶爾會閃亮人性光輝的一面。但是當他們知道慘劇的總指揮是黨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之後，他們的「黨性」馬上湧現，掩蓋應有的「人性」，從而有曾敏之和張浚生的表現。下面筆者將以張浚生為例說明一些中共黨員是如何從「人性」回歸到「黨性」的。
筆者前文指出，「痛心疾首」社論是「集體創作」的成果，如果是功，張浚生絕對是「臨門一腳」的「功臣」，如果是過，則他絕對要背黑鍋。
張浚生先生在2011年發表回憶錄《親歷：回歸與合併》（見圖）。在他的回憶錄里，在他自詡「處變不驚、當機立斷」的第8章里，他矢口否認是他批准「開天窗」的社論，他說：「我一聽說『開天窗』的事，立刻就說，那不行，這麼大的事情鬧出來還了得！……我馬上拎起電話打給李子誦，我說：『李老，聽說《文匯報》明天要開天窗，這絕對不行。』……到了半夜兩點鐘左右，報社的幾個負責人陳伯堅、張雲楓、鄒平濤等到我家裡來，說那些人一定要『開天窗』，天窗上就是『痛心疾首』……他們說，不用『痛心疾首』，改用『夫復何言』是否可以。我說，不管用什麼字句，『開天窗』都不行，都是一樣的。大家僵持了一會，他們就回去了。」（《親歷﹕回歸與合併——張浚生訪談錄》第193頁）第二天《文匯報》社論出現了「痛心疾首」。張浚生說：「這件事政治影響非常惡劣，在新聞史上這類事件也是很罕見的。當天一早，我們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幾個領導碰面的時候，我就給他們講了昨天半夜發生的情況。社長許家屯和其他副社長都知道在這種情況下誰也沒辦法，控制不了局面，大家都沒有說什麼。」（同上第194頁）。
張浚生把參與及拍板事實抹得一乾二淨
張浚生把自己的參與及拍板決定採用「痛心疾首」的事實抹得一乾二淨。在他的筆下，他從一開始就是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反對《文匯報》開天窗的。
我們不妨看看許家屯的回憶錄是怎麼寫的。許家屯說：「李鵬下令北京市戒嚴後，5月20日，副社長張浚生告訴我，《文匯報》社同仁準備以社論開天窗的方式來反應，擬在兩個詞內擇一使用，一個是『痛心疾首』，另一個是『夫復何言』。報社同仁討論後，多數人主張用『夫復何言』，張浚生考慮用『痛心疾首』，徵求我的意見。我知道不可能阻擋，雖然這種處理方式，可能後果很嚴重，我還是點點頭，表示同意，說：『你去處理吧。』明確地示意我贊成他的意見。」（《許家屯香港回憶錄》第14章）。
許家屯證實張浚生選擇了「痛心疾首」四個字
在這裡許家屯清楚地指出，是張浚生選擇了「痛心疾首」四個字。對於許家屯這個紀錄，張浚生以許家屯記憶有誤作為解釋，他說：「許家屯在回憶錄中說，《文匯報》開天窗的這件事，是李子誦他們請示我，我同意了。後來又報告了許家屯，他也同意了。其實根本不是這回事。那天晚上因為我堅決反對，報社的人在我家裡沉默了一會兒就走了，究竟怎麼做也沒有說，所以我並沒有向許家屯報告。他在回憶錄中那樣寫，好像是在承擔責任，但事實並不是這樣的。在《文匯報》的有關問題上，他有好些地方都寫得不符合事實，不知記憶有誤還是有其他顧慮。」（《親歷﹕回歸與合併——張浚生訪談錄》第194頁）。
如果張浚生認為許家屯的紀錄有誤，那麼當時4個主角之一的曾敏之又是如何紀錄的呢？根據陸士清先生撰寫的《曾敏之評傳》（2011年），曾敏之回憶說，當他提出開天窗的建議獲得李子誦同意後，兩人又商議在天窗上寫上什麼字，他說：「他（指李子誦）提出『夫復何言』，我認為毫無抗爭意義。我提『痛心疾首』一詞，他同意了。我趁機向張浚生請示，他與許家屯當時是同情學生請願的，思想感情相通，在電話上贊同我的『痛心疾首』。於是我鄭重寫了這四個字，交王伯遙安排付印，當報紙大樣完成，由我簽字出版，《文匯報》的開天窗震動一時。這就是《文匯報》開天窗題詞的過程，有人證、物證可以證實歷史的真實。」（《曾敏之評傳》第312至313頁）
把許家屯和曾敏之這兩個發布時間相距十多年的回憶錄和傳記來互相印證，都可以看到張浚生的角色是非常清楚的。曾敏之更強調是有人證和物證，所以張浚生想不認帳是無論如何都做不到的。
再看看另一當事人李子誦是如何記憶這件事。根據金堯如的回憶錄﹕「李子誦說過『推動他一往無前的另一位共產黨員，是張浚生』。李子誦多次對我（筆者按：指金堯如）說：『張浚生很好，多次來我家慰問我。』張說：『李老，我和你心靈相通。看到愛國學生為爭取中國民主、改革，發揚忘我犧牲精神，我的地位，只好眼淚往心裡流。我希望你李老保重，等待我們黨內的健康力量出來。局勢一定會改變，學運的希望一定會實現。』社論開天窗的『痛心疾首』四字是經他批准的。。。。李子誦說：『新華社副社長、工委副書記張浚生是我們的領導，他和我心靈相通，鼓勵我堅持下去等候黨的健康力量上台，我敢不奮勇向前嗎？』（見金堯如《香江五十年憶往》第308頁）。
幾個當事人的證詞都非常清楚，張浚生的角色是無法抵賴的。為什麼張浚生當時會同情學生呢？我認為，在大是大非面前，正常心智的人都會有理性和義憤；在預感一場屠殺即將來臨的情況下，大多數人都會有惻隱之心，這些都是人性的光輝。在「六四」屠殺前夜，很多中共黨員都在一剎那閃爍了人性的共有光輝。其實我覺得，在那種環境下，張浚生有這種表現，才是一個正常的人。所以他實在沒有必要去掩瞞自己難得出現的人性。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張浚生實在不必介意當時自己曾經同情學生並支持過「痛心疾首」。當然，作為一個只講黨性不論人性的人來說，那就是另一回事。
三，回歸黨性後的惡行
為了洗脫自己在批准「痛心疾首」開天窗社論上的角色，張浚生事後更做出一些構陷李子誦和金堯如的事情，這可以從他自己的回憶錄中看出。
對於李子誦，張浚生的回憶錄說：「『六四』事件已經過去一個多月，我們那樣做工作還做不下來，看來最終還是要從組織上加以調整。所以，我就開始做準備。」（《親歷：回歸與合併》第202頁）
張浚生究竟做了什麼準備？他沒有直接說，但從他的回憶錄里可以看到，一是查核《文匯報》的股權結構，看看李子誦持有多少股，其他股東是誰等（第204頁），二是到廣州取回李子誦申請退休的報告（第202頁）。這些都是為了日後撤換社長時的依據。他著人去取這些資料時說：「你們趕快去廣州拿回來，最近可能會用到。後來，這些材料果然派上了大用處。」（同上，第202頁）。這就說明，張浚生早就有計劃、有預謀地準備撤換李子誦了。
對於金堯如，張浚生的回憶錄說：「7月14日上午，我去深圳，和事先約好的內地有關部門的同志談金堯如的問題……我帶去十份材料，每談到一個情況，就交給有關部門的同志一份材料，以便他們全面掌握金堯如的情況。」（同上第202頁）。熟知中共語言習慣的人都知道，張浚生筆下的「有關部門」，實際就是指國家安全部，是中共的一個專政部門。這就表明，張浚生已經在部署逮捕金堯如了。這是迫使金老總要在花甲之年遠走異鄉的一個原因。
除了構陷李、金之外，張浚生還強迫《文匯報》「限期轉彎」，終於激起報社40多名員工集體辭職。
從張浚生身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個共產黨員如果任由黨性凌駕人性時，他是可以作出很多傷天害理的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