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文儀：東北失敗與西南撤退＊阿波羅新聞網

兩去東北視察大軍作戰

從民國三十七年的初春開始，除了山東戰場的惡戰苦鬥以外，國軍戡亂剿匪的軍事重心，逐漸移向東北，因為一方面中共匪黨林彪所部，以東北佳木斯為根據地，直接受到蘇俄帝國主義的庇護及裝備補給，有十二個縱隊（軍）相當於三十萬的匪軍，業已編練到成熟階段。國軍最好的美式裝備部隊，調集東北的將近十個軍，勢均力敵，東北戰爭四處漫延。這時國軍的政治工作與政治作戰思想作戰的整備，正配合著軍事發展而加強。我在十個月內曾先後三次往赴東北前線巡視，第一次是正當四平街戰役的時候，我先在瀋陽附近及長春，永吉一帶巡視之後，於四平街戰役勝利結束不到一周的時候，曾乘飛機到那裡停留一日，戰場慘狀，歷歷在目，死傷近萬軍民的屍體，大都猶未清除，我除督促部隊政工人員，發動軍民合作，迅速辦理救死扶傷，撫慰難民外，並曾憑弔戰場，訪問官兵，對保慰四平街的英勇將士，表示親切的敬意，這時見到國軍士氣仍極昂揚，人心亦均愛戴政府與國軍，深覺東北局勢，仍大有可為，不過匪軍猖狂，積極南進挑戰，我軍多陷於被動防守，未能採取迎頭痛擊或主動攻擊戰略，主客之勢在急激變化，和很多有識之士談話，莫不引為深憂。

第二次去東北是同年九月十九日，我和國防部第二廳廳長侯騰等，隨同最高統帥由南京搭飛機到瀋陽，這時林彪匪軍主力正在越過長春、瀋陽、圍攻錦州，守軍司令范漢傑將軍所部，苦戰旬日，終於失陷，東北情勢因此更趨危急。我會見了很多將領和中下級官兵，也和很多政工幹部及地方黨政人員交換意見，彼此認為軍心士氣都很好，大有集中兵力，不難殲滅林彪匪部的態勢，我向他們提出警告，必須提高警覺，由於錦州戰敗失陷，不如四平街戰勝固守，我軍必須迅速爭取主動，方可克敵致勝。這時地方政府及多數軍政人員警覺都不高，認為錦州雖然失陷，長春、瀋陽、營口幾處的兵力，雖稍嫌分散，但林彪匪軍的後方，也處處有被我軍截斷的可能，所以大家還是因循苟安，思想觀念上與精神意志方面，沒有堅定和進取的決心，政工的教育與宣傳，本身條件不夠，沒有新的內容，這是很沉重的局勢。

東北瀋陽淪陷的前一周，我隨東北剿匪總司令部杜副總司令聿明將軍，由北平第三次到東北，我們立刻到前線視察，先在新民住了一夜，我和當時的戰場高級指揮官廖耀湘在火車站的專車上談到深夜，他一再強調東北地方的富庶，軍需資源的充足，幾乎可以立國，他認為東北可以固守瀋陽兵工廠生產的大炮及輕武器，每月可以裝備一師以上的部隊，我對他的看法，認為是承平時期可以這樣做，目前局勢嚴重，成敗存亡決於最近的時候，應該集全力打通山海關，並準備必要時，由遼南營口，海道撤退，保全實力，以為中原及華北會戰之用。我同他說，目前的態勢相當險惡，我們如不能擊破林匪主力，或打下通山海關，沒有全師而退的準備，我們就將一無作為。他最初頗不以我的話為然，最後卻同意我的看法，並說時機已不許可，最壞的結果，也許要全軍覆沒。我聽到他的話甚是驚異，認為高級指揮官的信心業已動搖，我勸他發揮革命軍的傳統精神，英勇赴戰，挽救大局。第二天我們乘汽車到了剛收復的新立屯附近視察，附近五個軍師長都已來到戰場指揮所與杜副總司令晤見，檢討當面的敵情戰況，知道錦州方面的匪軍，大部已經後撤，準備和我軍會戰，如果我軍迅速進擊，以逸待勞，也許可以嚴重打擊匪軍。不料事隔二日，我們回到瀋陽不久，總司令部指揮未定，廖耀湘司令部行軍途中被匪襲擊，廖氏失蹤，十萬大軍因而陷於混亂，未經激烈戰爭即瀕於崩潰，瀋陽以北情況亦轉緊急，謠言紛起。我和國防部幾位同事商酌，想建議東北剿匪總部，迅將尚未作戰的部隊，向營口集中，還有近萬的軍官，兩萬多鐵路員工技術人員，及數千行政幹部，好幾萬的愛國青年學生，也應迅速集結，一面由軍隊掩護撤退，一面由營口海運到內地或台灣，為國家保存實力，以為他日收復東北之用，但以時機迫促，未能實現。匪諜早已滲透警備瀋陽的五十三軍，瀋陽市面很快就發現兵慌馬亂的情況，我們在瀋陽失陷前二日離開東北，回到北平，不到十天的時間，眼看東北大好河山，二十萬以上的優良戰士，被蘇俄與共匪囊括，關入鐵幕，真令人痛心疾首，也出中外人士的意外，這是我軍二十多年來第一次遇到最悲慘的失敗。

我回到北平，一面檢討東北失敗的教訓，一面籌商固守平津的對策，我和侯廳長曾到平津一帶考察兩周。我認為東北失敗，高級指揮官衛立煌指揮無方，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應負最大責任，建議統帥部應即予以審判，軍法處置，藉明賞罰，並勵士氣。可惜後來雖提交了軍法審判，但卻遲遲未決，不了了之，以致衛在香港流亡多年，終於逃奔大陸，降順共匪，哀莫大於心死，國家紀綱廢弛，那是敗亡的主要因素呢!

我們在華北視察之後，認為共匪林彪所部稍經整補後，即將入關，戰爭重點，不消三月，即將移來華北，我們曾和在那裡主持軍政的傅作義晤談多次，那時在華北的國軍合起來仍有二十多萬，士氣不壞，尚堪一戰。不過我們考察備戰的狀況，甚覺不夠積極，一般人心也都抱著因循苟安的觀念，認為敵人不會很快來攻，同時也發現共匪匪諜對平津一帶的軍政社會滲透煽惑，甚是普及，不能作戰，後來我們同傅作義一道到南京，統帥部提出三策，徵詢他的意見，上策是將華北的主力沿津浦路及海道撤到山東，協同國軍先肅清陳毅匪部，中策要他將軍隊西撤與山西太原閻錫山軍連繫作戰，下策在平津附近作戰，主力集中天津大沽一帶保持海口，以利接濟及必要時的後撤，他卻採取了下策，而又將主力移向綏遠，後來在平綏交界處，遭遇林彪部襲擊，損失慘重。如是他便倡導局部和平，實行投降共匪，共匪更將這種局部和平的陰謀詭計，向各地推廣，企圖應用於長江流域。國防部政工局那時代表政府為軍事發言人，曾一再發表新聞，指斥局部和平是假和平真投降，與共匪談和平，等於與虎謀皮，同時並以此方針，為當時對全國軍民的思想指導內容，這是政治工作從事政治作戰與心理作戰及宣傳作戰的重點，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

參加徐蚌會戰親嘗戰敗苦果

正當國軍在東北失敗不久，華北局勢日趨緊張之際，華東的共匪陳毅與華中的劉匪伯承接連緊急動員，向蘇魯豫皖的邊境集中。宣傳進行徐（州）海（州）會戰。政府為了挽救整個戰局，聲援華北，保衛長江流域，也已集中最大的兵力，準備在徐州蚌埠一帶與共匪會戰，由徐州剿匪總司令部，執行這次會戰的任務。除原來隴海路津浦路的邱清泉兵團，李彌兵團，黃百韜兵團，孫元良兵團，李延年兵團及馮治安，劉汝明兩部，合計不下十五個軍外，更急調在平漢路的黃維兵團參加會戰，戰場的形勢，敵我的兵力，最初是很利於國軍的。

三十七年十一月初間，戰事發動之前，由於馮治安部防守徐州外翼，棗莊和台兒莊的部隊，被滲透潛伏的匪諜劫持，發生異動，我當時曾去徐州視察，發現叛離的隊伍為數極少，我訪問了很多不願隨叛軍行動而逃回的官兵，他們都十分憤慨，對劫持叛變的少數敗類，深惡痛絕，而以他們上級司令部，不能事先防範引為奇恥大辱，我代表國防部對他們慰勉，劉司令官汝明主持部隊整編之後，即調到津浦南段蚌埠一帶駐防，這對我軍作戰部署不無影響，這證明共匪滲透，軍中潛伏匪諜，鼓動陣前叛變的狠毒。當時政工人員對此雖頗有發現，也曾報告，但職權所限，對於監察保防工作沒有得到授權，以致不能防患未然，這是很嚴重的教訓，我為此曾受到統帥嚴厲的責備，所以只有到徐州異動軍隊進行調查及說服，稍收補救於事後的效果。

十一月中旬徐州外圍的會戰逐漸激烈，我率同政工局少數同仁，先到蚌埠考察共匪對我後方的心理作戰，我們在那裡住了五天，初到時發現蚌埠的謠言很多，地方秩序很壞，共匪在北平的李匪德全等不斷對駐軍劉汝明司令部隊播講煽惑的言論，由於駐軍政治工作人員同地方黨政人員的共同努力，地方秩序很決就恢復了，逮捕了一些造謠生事的匪諜。我和劉汝明軍長同住一塊，並曾同乘鐵甲車巡視前線，由於劉部愛惜歷史，深明大義，匪軍雖已把蚌埠，徐州間的鐵路交通截斷，蚌埠的民心士氣仍很振奮，防守線亦很堅固。

我和政工局第二處處長常健及參謀科長數人，於十一月十六日由南京飛到徐州，在那裡組設一個政工局在前線的指揮所，主持蚌埠會戰的心理作戰，指揮各部隊政工人員努力政治作戰及戰地政治工作。黃兵團這時正和陳毅匪部主力在徐海之間，離徐州不到五十公里左右的碾莊墟八義集一帶，惡戰苦鬥。經過一個星期以上的激烈戰鬥，陳毅匪部傷亡雖過數萬，但仍繼續增援，我軍傷亡大半，卻增援不上。統帥部一再嚴令徐州剿匪總部，迅速救援黃兵團，並令黃兵團死守陣地待援。我因和黃百韜司令十分友好，對日抗戰時，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他任參謀長，我任政治部主任，同事三年，深知他為人英勇沉著，必能死守待援，為了鼓勵士氣，我於十九日曾乘飛機在空中視察戰況，並和他利用無線電通話，代表統帥慰問他及全軍將士，說他已建立最大的戰功。敵人傷亡重大，希望他用一切方法固守陣地，援軍可在二、三日內到達!徹底圍殲陳匪，希望他轉達英勇苦戰的將士，繼續努力。他在電話中答覆我，感謝最高統帥的關注，他們一定奮勇殺賊，死守待援，不過時勢已很迫切，希望援兵早到，方可得到戰果，不幸三日之後，國軍在徐州東部奉命增援的邱清泉與李彌兩兵團，未能到達。因受敵人阻擊，及徐州南部發生戰事，最高統帥雖有嚴令剿匪總部用一切力量救援黃百韜兵團，並指示救黃

亦即所以救徐州，黃兵團如損失，徐州亦難保存，限令援軍於二十二日前，到達碾莊墟。但由於高級司令官猶豫，深懼失去徐州，所以未盡全力，以致相距不到十公里，沒有增援得上，黃百韜兵團糧盡彈絕，戰至最後，誓死不屈，自殺成仁，與魯南死守孟良個的張旄??□L，同為反共救國英勇犧牲的革命軍人的模範。我看到當時軍事發展的事實。由於黃百韜的殺身成仁，真是無限感慨，痛苦萬狀，認為統帥平日訓示，大將以救大局為主，於今大局不救，從此國事將不堪設想。

徐州會戰到十一月下旬，由於黃百韜兵團的喪失，黃維兵團的增援，緩不濟急，以致徐州四面被圍，補給困難，官兵疲勞過甚，負擔沉重，所幸這時各軍的戰績還很好，士氣也還很旺盛，匪軍的疲敝殘破遠甚於國軍，各方都指望國軍得到勝利，當時確有打勝仗的可能。我和各級政工同志，這時對於鼓舞士氣，激勵軍心，安定地方，擴大對匪心理作戰宣傳工作，曾盡力使其加強擴大，頗收效果。我曾隨杜聿明副總司令到各軍師的陣地，從事戰地視察，想念到各級官兵艱苦作戰，忠勇愛國的精神，令人感奮萬分。這時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由南京派來了一個很大規模的慰勞團，由張道藩先生率領，帶來不少慰勞品及很多銀元到徐州犒勞三軍，振奮士氣，滿擬可以打一兩次大勝仗。不料統帥部改變戰略，徐州大軍奉命撤守，我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撤退前夕，離開徐州。當時總司令部計劃撤退的路線，原有向東向南向西三路，結果採取西路，避開正面，迂迴匪軍側翼，以謀便於黃維兵團會師，結果又同東北一樣，慘遭失敗。因適逢天寒大雪，道途泥濘，難民擁擠，交通阻塞，天時地利人和都已喪失。最重要的是我軍高級司令部的參謀通訊系統，都已被匪諜滲透，我軍行動及作戰命令，他們都了如指掌，何況各軍各自為戰，不能協同救援。匪軍洞悉我軍行動及弱點，我卻既不知彼，亦不知己，如此情勢，焉有不敗之理。我雖未能始終隨同部隊行動，因有任務於撤退徐州前夕飛到南京，但隨我前方工作的常處長以下十數同志，及隨我的參謀衛士，都未出來，戰役失敗之後，或死或傷，或被俘受盡折磨侮辱，每一念及，惶愧萬分，徐蚌戰敗，大局從此無法挽救。

觀察南京上海的退卻戰

正當李代總統宗仁倡導與北平朱毛共匪談判和平的時候，毛澤東曾在民國三十八年三月間，進攻長江流域之前，發表了一次談話，是對共匪幹部的指示，談話中對他們的指揮戰鬥員及政治工作人員說，要在這一次和平談判南渡長江中，徹底、根本、完全，乾淨殲滅中國國民黨及其軍隊。這是毛匪自始至終的作戰方針，我們黨政高級人員方面，尚有不少迷信和平侈談和平的人，殊不知共匪倡導和談與局部和平乃是爭取時間，掩護其作戰準備，及進行滲透與招降之用，我方談和除嚴重打擊人心士氣外，更把國軍作戰意志及戰鬥準備鬆懈了。當時南京上海一帶兵力，如在徐蚌會戰之後，早作積極部署，仍可一戰。國防部政工局即在這種艱難、矛盾、複雜的情況上，致力一面評斥和談與局部和平的錯誤與不可能，以維繫人心士氣之外。另一方面更兼承國民黨中央及國防部的意志，積極宣傳鼓勵加強戒備，準備作戰到底。

為了安定南京秩序，防止共匪滲透顛覆及武裝暴動，政治工作曾以南京衛戍司令部政治部為中心，協同軍警憲兵情報人員及地方黨政機關青年學生民眾團體等，共同致力防止匪諜活動及謠言惑眾，這時所謂民主黨派人士，正以共匪代理人或代言人出現，曾經有過不少公開或秘密的明爭暗鬥，人心都仍傾向國民黨，恐懼共產黨，厭惡民主熏派，所以在四月下旬南京撤退之前，社會很安定，秩序很良好，雖則撤退時間系倉促決定，一切都出乎意外，但國軍西向蕪湖，東退上海，南撤杭州都未發生大混亂。並且還導致了邇後的上海會戰，及由上海安全撤退到廣州、定海、台灣。這一方面固然是國軍為有思想、有歷史及訓練有素的部隊，不易被消滅或輕易投降屈服，另一方面政治工作代表國民黨在軍中及社會方面的工作與努力，特別是秉承國民黨，蔣總裁的指示，為中華民族正氣與中華民國歷史而發揚革命軍智仁勇大無畏的精神，不成功即成仁，這也有很大的關係。

上海會戰與上海撤退，是國民黨總裁蔣先生，於離開大陸播遷台灣之前，於四月底到上海，小住旬日，親自鼓勵一般軍人黨員所整備所組織的，因為當時南京中央政府及黨政高級機關，都已遷去廣州，事實上只有京滬衛戍司令長官湯恩伯將軍及所屬不到三、五個軍的部隊，在獨力進行上海會戰與整備上海撤退的工作。蔣總裁在上海期間，曾召見各軍政幹部同志多次，分別加以鼓勵安慰之餘，並指示協助策劃上海保衛戰的實施方法。同時對於必要時，使國軍從上海到舟山群島及台灣，也有很正確的指導。這是今日台灣成為反共抗俄與反攻復國基地的重要部署。

上海保衛戰是在五月中旬開始的。匪軍圍攻上海的兵力在十萬以上，戰役時間雖不到兩星期，但我海陸軍作戰的英勇，軍民合作一致反共的精神，卻充分發揮了。在這次戰役中，匪軍被殲滅的在五萬以上，國軍雖因在政略戰略方面，大勢早已失去主動，不易由一次戰役得到挽回或補救，但這次戰役終於發揚了國民革命的傳統精神，給共匪以嚴重打擊，使大陸億萬同胞不僅留下了去後思，並且給他們以國軍仍有力量，他日仍可以重回大陸的希望。尤其是國軍從容撤退上海，一切都照預定計晝實施，即使有不少滲透的匪諜與投降靠攏的敗類從中破壞，結果都無效用，而使國軍在勝利的戰場上安全撤退，這是一次有計劃與成功的退卻戰，為他日反攻大陸消滅共匪，重建三民主義新中國奠立了勝利的基礎。

隨政府播遷到廣東

南京撤退之前，我曾先到廣州香港一行，別了十多年的廣州，以及二十年前去過的香港，好像沒有什麼進步，都市表面的繁榮，幾乎都不能維持，值得遊玩的山水名勝也都凋零破敗，戰爭對於社會文化的破壞，真是難以估計，暮春時候的粵港，早已是夏天的氣候，春天的景色，已經很少見到，我這次到廣州香港的旅行，甚是匆促，戰局和時局一天嚴重一天，就是好游的人，心情也不甚舒暢。

四月底前，由廣州回到上海南京，政府各機關正陸續由陸海空各方面向廣州遷移，這同抗戰初期的情形差不多，人心慌亂，交通擁擠，因為這時的撤退，是先往東南閩粵台灣，然後再往西南，這比抗戰初期直向西南撤退的情況更壞，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事實，到處都有。我在上海看到這些現象，使我時常回憶到抗戰時期的難民流亡情景。我家裡的人，一部份回到湖南的老家，一部份回到四川成都，妻兒是在南京，總撤退的先一天晚上，才到上海，我們在上海停了兩個星期，看到上海的軍事部署很不錯，保衛戰將要開始了，我們才隨政府遷移，乘飛機到廣州。

因為中央政府與各省的軍政機關，大部份都遷來廣州（一部份遷往台灣四川），廣州市在很短期間內，增加十萬以上的人口，租賃房子很感困難，物價和金融都成了問題，上海的保衛戰在五月下旬就告一段落，共匪軍的主力渡過長江占領滬杭之後，進攻的方向，沿著浙贛路和粵漢路發展，劉伯承匪首所率領的第二野戰軍向著浙贛粵方面進攻，林彪匪首所統率的第四野戰軍，向著豫鄂湘贛方面侵犯，陳毅匪首所率的第三野戰軍，因為在上海作戰損失甚重，主力在蘇浙皖一帶作總預備隊，暫時成一個相持戰局。政府的計劃，在一面保衛華南和西南，一面經營台灣與福建，防衛兵力，也顯得很分散，戰事的形勢，十分惡劣，共匪的政治攻勢、謠言攻勢、以及和平攻勢，都極盡挑撥離間，分化煽惑的能事。我這時在廣州，除盡忠職務外，並常到各備戰地方走動，艱苦困難，非筆墨所能形容，期望政府改變戰略，集中力量，實行總體戰，選擇一兩個地方進行決戰，或準備長期戰爭。

冒險赴湖南戰地巡視

夏季快要過去了，江西和湖南前線的戰事接連著發生，華中長官公署在白崇禧將軍指揮之下，由武漢撤到衡陽附近，在湘贛邊區，有三個兵團，近二十萬人的軍隊實力，匪首林彪由東北華北進入這個區域作戰的部隊，最初也在二十萬人左右，但由於天氣炎熱，水土不服，匪軍患病的人數眾多，實力減損，湘贛的人民，並不歡迎共匪，所以他們不敢早日發動攻勢。但同時卻進行和平政治攻勢，想誘騙湖南綏靖公署主任程潛與兵團司令兼省政府主席的陳明仁投降。實行重抄北平局部和平，誘降傅作義的文章，進行十分積極。我在七月中旬，就知道了這種消息，很想早日到湖南衡陽長沙去視察，希望能夠打破共匪的陰謀詭計，因為這一著，關係整個華南戰局，但以各種原因，延至七月底方偕同國防部次長黃杰將軍成行。

我們原訂七月二十九日，由廣州乘飛機去衡陽，因為一點小原因，又延到卅日早上才起飛，這時長沙的情形已很緊張，前方來的情報，證明程潛已由邵陽去到長沙，可能發生突然的變化，我們到衡陽僅停三小時，和白長官晤面，並和長沙陳明仁通過電話之後，在正午之前，我們乘飛機在長沙城中臨時機場降落，和陳明仁在省政府談了幾個鐘頭的話。在廣州之時，我曾先一日將來自台灣的蔣總裁的電報轉交給他，當時總裁電報的指示，為他計劃，共有三策──上策為全師而退，即將部隊後撤，參加保衛大西南。中策為死守長沙，造成第二次四平街戰役的光榮，下策為實行大義滅親，將程潛劉斐等就地處決。並對他說明局部和平是共匪欺騙的詭計。北平局部和平的結果，是如何悲慘的結局，勸他無論如何，應以革命歷史，國家民族為重，甚至為個人的利害打算，也不能投匪，要他馬上將湘江東岸的軍隊撤退，向湘西集中。他表現出很痛苦的神色，有一個時候，幾乎要哭的樣子。他說他的長官師友，如程潛、劉斐、李明灝諸人，都再三寫信給他，勸他參加局部和平，他在鄭重的研究考慮，這時還沒有作最後決定。

我勸告他立刻召集軍官會議，立即命令軍隊開始向湘江西岸撤退，希望他本人即日離開長沙，或先過江到嶽麓山去，脫離共產黨的包圍環境，最好大義滅親，在離開長沙之前，把重要的匪諜，及共匪代表拘捕起來，因為這時他的左右親友，多已被共匪收買利用了，他只答應實行前一項，立即下令軍隊向湘江西岸後撤，後兩項耍等一天才能決定。五點鐘，他的副參謀長來說，前線打起來了，長沙城中有暴動謠言，要我們當天離開長沙，否則，明天恐怕飛機就不能飛了，我們便喚陳明仁告別，要他為國珍重。我到城裡走了好幾條街道，看了好幾個朋友，覺得情況十分嚴重緊張，在黃昏前我和黃將軍飛回了衡陽，離開了驚險的長沙。

為了策應長沙可能向湘江西岸撤退的部隊，一定要把邵陽的後方弄好，這時在邵陽的省保全部隊有通匪的消息，黃杰將軍想和我前往巡視，打電話告訴那裡的負責人，他們拒絕我們前去，並說不負安全責任。於是我們第二天就由衡陽飛往湘西的芷江，在那裡住了兩天，這時湘西地方還很安定，不過地方駐軍不多，顯得空虛一點，我們看了附近的駐軍及防衛形勢，訪問了很多地方人士，鼓勵他們起來協助國軍反共自衛，保衛家鄉，八月二日，我們又回到衡陽。

這時衡陽接到前方的消息，已很不好，但湘江東岸的軍隊，已大部份撤至湘江西岸，我們非常重視邵陽，終於八月三日冒險飛到邵陽。我們在城外飛機場和當地的軍政幹部見了面，勸他們曉以大義，要他們準備應變，我們在那裡吃午飯，知道長沙情況很不好，他們中間，有好幾個軍官準備附匪的人，已接到長沙的電報，準備扣留我們。我們在下午乘原機飛回衡陽，此次到邵陽的驚險，比去長沙還更危險。

我們回到衡陽的當天晚上，長沙程潛和陳明仁叛變通匪的電報發出來了，前線的軍隊，事前多不知道這種情形，有的痛哭流淚，有的不服從命令，有的自由行動，帶了部隊向衡陽國軍方面前進，經過了五天連絡，和用飛機散傳單，通知一般官兵不要附匪，棄暗投明，早將部隊向西向南和國軍密取連絡，陳明仁指揮的第一兵團四個軍，號稱十萬的部隊，有三分之二的隊伍，回到國軍方面來了，有些是突圍經過惡戰苦斗方出來的。不到十天的時間，長沙的變局，影響到整個戰局實在不小，政府沒有早為預防，我和黃杰將軍去得太遲了。我們雖然沒有完全達成任務，但總算是救回了一些部隊，協助了華中長官部，布署以後的戰局，我們一再深入匪穴，冒險犯難，終能履險如夷，在個人講，還是不幸中之大幸。我們一共耗費了十天時間，才結束了這次旅行。黃杰將軍不久就調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一兵團司令，得以維持湘局於一時，保全國軍一部份力量，以長期反共戰爭效命，也是這次我們視察長衡的一點成果。

華南戰局急轉直下

華南的局勢，由於長沙的變亂，湘贛方面國軍的陣容實力和士氣人心，都受到嚴重的打擊，共匪對於閩贛兩廣的進犯，遲早不可避免。這時國軍在川陝邊區及川湘鄂邊區還有數十萬大軍，可以在西南各省形成一個重點，政府對保衛西南的政策也很堅強，中國國民黨正在這時倡議改造，總裁蔣先生由台灣經過廣州去到四川，以黨的名義協助軍政當局。我因為有些公務，也有一點私事，在九月上旬由廣州到了重慶。

別了四年的重慶，依然是過去那種形態，山城的熱鬧，又因戰爭重作陪都，開始繁榮起來，我到海棠溪和長江南岸的黃山汪山去遊玩了一天，景物依舊，不過人事已非，有些落寞。我也到復興關，歌樂山和沙坪垻、礦器口去巡行過一次，這時的情緒，似乎沒有抗戰時候的興奮，一般朋友和我一樣，都感到國家大局非常嚴重。

由重慶到了成都，好像回了家鄉，因為我在抗戰時，曾在這裡住了六年之久，我的小孩子，有五個在半年前來到這裡，我的慈祥的岳父沈晉三先生，於最近在這裡逝世，我的內子已先到了華西垻參觀華西大學，到了南門外遊覽諸葛武侯祠、昭烈祠和劉湘墓，併到少城公園去遊覽，除開各街道的馬路破損失修之外，其他都與過去相差無幾。尤其是到了北較場，看到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仍舊有好幾千的軍官學生在受訓練，使我覺得十分欣慰。十年前的老朋友、老同事，老同學，見了許多，我真想在這裡多住一些日子。但事實上不許可，我在成都住了不到五天，又匆匆離去，原定搭中航公司飛機直飛廣州，因為飛機臨時改作軍用，在重慶又住了一天，然後才飛回廣州。

政府遷到廣州以後，共匪的政治謠言攻勢，接著就向廣州進行，一般輿論及新聞界，有很多人不明了戰爭的實際情況，常常易為謠言傳說所影響。共匪最初宣傳，說是五月下旬即可進攻廣州，而且指定日期侵占廣州，我在那時擔任政府的軍事發言人，時常被一般新聞記者詢問這類問題。我以軍事常識的判斷，分析敵我的軍事情勢，預言我們至少可以在廣州過中秋，他們都以將信將疑的神色，對我的答覆持保留的態度。

自從長沙事變發生後，華中湘贛的戰局，一天嚴重一天。政府在保衛華南方面，曾作很大的努力，同時也重視保衛西南的布署，及把政府主要的部門，遷往四川重慶。次要部門、遷移台灣。我在這時，除到四川一次外，曾去台灣，也曾去香港，觀察一般的情勢，覺得台灣的前途甚有希望，華南和西南的保衛戰甚為艱難，因為政府的政策既不堅定，軍事的指揮又不統一，兵力分散，各自為戰，到處都是被動和挨打的態勢。

廣州社會的風氣十分敗壞，軍政方面極不協和，貪污腐化，爭權奪利的事實，比比皆是，對軍事防衛的布署，多有名無實，人心搖動，士氣消沉，究竟是守湘桂路?還是守粵漢路?或者是廣州附近?都舉棋不定，這種種情勢，都說明大勢已去，無法挽救。

在中秋節以前，戰爭已發展到廣州近郊，我為實踐過去幾個月來，對新聞記者的諾言：「我們一定可以在廣州過中秋，吃月餅」。我於中秋夜晚，在珠江中心的遊艇上面，宴請中外新聞記者數十人，雖然月色不佳，但珠江中流的燈光，仍照耀得如同白天一樣，新聞記者的心情，固然不快樂，我的心情，尤其十分沉重，因為我知道廣州的保衛戰，不會有好成績，共匪如果長驅直入，我們軍隊只有撤退的一途，而退路也很艱險，不論東邊的珠江三角洲，或者西江南路，因為水路阻塞，大軍撤退是不容易的，聽說後來安全退到海南島去的不到三分之一，真是可惜。

再到四川參加保衛大西南

政府再度播遷重慶的工作，很快告一段落。共匪的前頭部隊，已到廣州東北近郊，我們剛剛過了雙十節，十月十三日為中央政府最後撤出廣州的日子，我原定這天早晨，搭民航機飛重慶，那裡曉得到白雲山飛機場等了好幾個小時，民航飛機已發生了問題，不再飛行，臨時又轉到天河軍用飛機場，只差十分鐘的時間，搭最後一架軍用飛機離開廣州。

原定是直飛重慶的，因為時間已是近午，加以天氣很壞，飛機不能向西北飛，只能向東南飛，有幾架飛機到三灶島去了，我們國防部一行的三架飛機，卻飛到了海口，那天的海風很大，我們到海口之後，覺得非常之冷，在海口住了一天，參觀了附近的海南大學，及幾個風景區域。到第二天，天氣轉好之後，才再飛重慶。在南方的長途飛行，這還是第一次。由海口飛重慶，約莫飛了六個多鐘頭，到了重慶的白石驛機場，算是平安了。汽車經過歌樂山和山洞，看到嘉陵江和長江，不禁慚惶自忖：我們還有一些好江山，我們要怎樣來愛護和保衛它呢?

因為研討軍隊政治工作制度，十月下旬，由重慶第三次到台灣，第一次是在兩年前（民國卅六年夏天），在台灣住了十天，旅行參觀了高雄、台南、台中、台北各地，那時我就覺得台灣可作為我們今後的革命根據地。並和朋友談到：有一天我們要來台灣，重新努力革命事業。

第二次是今年夏天，在高雄和台北住了一個星期，我對台灣的觀感十分好，每次到台灣，都好像回到家鄉一樣，雖然我的家人還沒有全部到台灣，台灣要成為我生平的第六個家鄉，乃是不可避免的事實。

這次到台灣，適值秋高氣爽，風和日麗，我坐的是軍用飛機，和胡宗南將軍一道，由重慶九龍坡機場起飛。同機的人很少，我們經過貴州、湖南、江西、福建各省，飛了不到五點多鐘，我們就安全到達台北機場。這是幾年來最愉快的一次長途飛行，我們很感謝飛行員的技術，使我們舒適，而且提前到達目的地。

在台灣住了一個多星期，曾多次去草山觀光。台灣的情勢一天一天進步，大陸受苦難的軍民，都寄望於台灣這個寶島。我在這裡看到很多朋友，也有很多共患難、同生死的同志。我對他們說：希望在西南川康滇黔各省，能夠同抗日戰爭時候一樣，可以造成一個最後反共的根據地．我還邀約了好幾位朋友同志，和我一道去四川工作，這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事我們相約盡心竭力去幫助政府，挽救危難，保衛西南。

十一月初時候，我離開台灣飛回重慶，坐的是專機，是在十分擁擠中搭上去的。因為天氣不好，飛機由福建、廣東、廣西這一線飛行，經過台灣海峽，遇到逆風，飛了將近六個小時，天色已經不早，我們在廣西柳州臨時降落。在那裡住了一夜，看見很多前線撤退下來的部隊。

華中長官部指揮的這一戰場，原定由貴州與西南四川相銜接的戰線，時機與力量，似乎都不許可。敵人進攻的力量雖極有限，但我軍的分散、緩慢，與不能協同作戰，到處都予敵人以可乘的機會，真是令人痛惜。我和好幾位從前方來柳州的軍官談話，深深的感覺到，這是國家民族的不幸。第二天上午，我們搭乘的飛機很早就到了重慶。

重慶在抗戰時期，是國民政府的陪都，經過敵人的轟炸，共產匪黨地下工作的搗亂，真是千錘百練，好像鋼鐵般堅強。今天又第二次作為反共的政府陪都，在國人和世界人士的心目中，期望於重慶的是十分殷切。可惜江山如舊，人事已非。在緊急時期，政府的政策非常軟弱，人心士氣也不振作，行政院長閻伯川先生雖有保衛大西南，實行總體戰的計劃，但時勢緊迫，已不可有所作為。政府由廣州遷到重慶，僅僅維持不到一個月的穩定局面。

我從台灣回到重慶之後，聽說華中戰區的部隊，沒有在湘黔邊界集中，主力已向湘桂南調，劉伯承匪部的前鋒部隊，已經由湘西進入貴州，也還有由湘西北及鄂西南與川陝鄂三方面包圍四川的情報。這時在四川的軍隊，多是新編的部隊，駐地分散。陝西胡宗南將軍的有力部隊，增援重慶，由於時間與交通運輸所限，進行甚為緩慢。到十一月中旬以後，川湘鄂邊區宋希濂將軍所部遭受挫敗，時局急轉直下，社會秩序漸感不安。共匪的謠言攻勢，變本加厲，政府此際，正在大量裁減人員，準備再向成都及昆明遷移。社會人心浮動，金融風潮激起，銀圓券貶值、物價飛漲，大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這時蔣總裁雖由台灣飛到重慶，以國民黨黨魁地位，協助軍事政治高級負責同志應付危局，但大勢已去，時機不許，在共匪兵臨重慶之際，政府匆促遷到成都，蔣總裁在重慶郊區白石驛飛機場，乘最後一天的飛機到成都。

川滇桂粵棄守大陸淪陷

我由重慶到成都，曾遇到了很多困難，因為沒有料到重慶這樣快就要棄守，家眷大都未走，我很想和軍隊一起行動。到了最後的時候，交通工具不易得到，除了妻子已得朋友協助，乘飛機到海口轉台灣外，我帶了四個小孩，在十一月三十日，準備搭汽車赴成都。由重慶到山洞，只十多公里，走了六個鐘頭，公路上擠滿了人，車子擁擠不通，乃改由另外一條公路，繞道白石驛飛機場，遇到空軍最後撤退立法委員的飛機，有兩個空位子，讓我和孩子們一起搭上了，黃昏之後，我們才安全到了成都。

成都在很短期間內，增加了好多萬人口，好幾萬軍隊，一般人的心目中，也就顯得兵慌馬亂起來。由於政府的遷來，更由於胡宗南將軍數十萬的部隊都在向四川西部集結，蔣總裁及行政院國防部的高級人員，都在成都照常辦公，似乎可以使戰局穩定一時，不料在重慶附近的部隊與四川南部的部隊，有很多不戰而退，望風而逃，給敵人乘虛鑽隙的機會。在不到旬日的時間，敵人隨之到了距成都不到一百公里的區域。十二月十一日，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叛變附匪，四川西康的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也有同流合污的情報。於是政府決定遷移台灣，只望西南能夠成為大陸上反共抗俄的游擊根據地!

由於人心渙散，軍隊士氣鬥志也已消沉，加之廣東、湖南、貴州相繼陷匪，雲南發生叛變，華中戰區與西南戰區的連繫聲援，業被斷絕，政府保衛大西南的計劃和戰略固然不能實現，即欲保衛川康，進行一次決戰，保全最後一個大陸反共的根據地，也是十分困難。因為共匪劉伯承的主力，和西北彭匪德懷所屬賀龍部主力，業已由北東南三面，向胡宗南所部重重包圍。

而四川軍閥投機附匪，西康劉文輝響應雲南盧漢投匪，更使得情勢十分險惡，政府這時決定自西南撤退，我與好些同事，先到成都近郊新津飛機場，看到政府多數官員及眷屬撤離之後，我們國防部高級官員在十二月十五日，飛往海南島的海口。我因飛機不夠，讓同事們先行，我搭十六日最後一架撤退飛機離開成都。再過十日，成都便陷匪了。

我們到了海南島的海口之後，在半月之內，四川、雲南、貴州各省的國軍，多被共匪各個包圍，各個擊破。胡宗南將軍所部的軍隊，雖有大部曾經過激烈的惡戰苦鬥，終也不能挽救大局。僅少數部隊人員突圍，前往西康的西昌。西昌雖然尚可作一個據點，但地方太小，兵力不夠，支援不易，補給困難，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都不具備，只可稍延時間，不能形成大陸上反共的根據地。雲南國軍這時突擊近至昆明，終以共匪援軍紛至，亦告失敗。廣西軍隊原想向廣東南部及海南島撤退，亦因情報不好，部署太差，除少數部隊進入安南，少數部隊散入山林，進行游擊戰爭外，幾乎沒有一個完整的部隊安全撤退。

大陸的淪陷近在目前，我們在海南島停留兩個星期當中，曾多方考察海南的形勢和軍力，最初認為這裡可和台灣互為犄角。但此處也和西南一樣，防守條件不夠，最主要的原因，是將帥不和，兵力也不足，看來也只可延長若干時日，保全一點力量。我們在十二月卅日，由海口到台灣。西南撤退，只有少數部份成功，大陸淪陷，已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大好的錦繡河山，關入了鐵幕，億萬同胞的生靈，全受共產匪黨的奴役，我們身為國民黨員與革命軍人，真是罪孽深重，無地自容，我覺得這是一生的奇恥大辱。雖然三年來的戡亂反共戰爭中，每次較大戰役，我都去了前線，甘願為國犧牲，但終未得到一個較好的死所，還留得此身在國破家亡之後，立願追隨革命領袖，在台灣重建黨軍，準備報仇雪恥，復國建國，把革命事業從頭做起，此後內心的痛苦，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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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東北失敗與西南撤退──戡亂逆挫與大陸淪陷前後見聞》，是以鄧文儀回憶錄《老兵與教授》內各同名節內容為發布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摘錄內容前承析世鑒已發布之鄧文儀《山東前線慰勞軍民》- http://www./hero/xsj1/82_1.shtml 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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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文儀：東北失敗與西南撤退──戡亂逆挫與大陸淪陷前後見聞全文完)

鄧文儀
姓名：鄧文儀學籍：黃埔軍校一期
字號：無黨派：中國國民黨
籍貫：湖南省醴陵軍銜：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
生卒： 1905─1998 軍職：第三戰區政治部主任

黃埔軍校一期學生時的鄧文儀
    鄧文儀，湖南醴陵人。
    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曾任軍校區隊長。
    1925年被派往蘇聯莫斯科大學學習。
    1928年至1934年任蔣介石侍從秘書。
    抗戰期間，任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訓練團政治部主任、政治總教官，中央軍校成都本校政治部中將主任，第三戰區政治部主任等職。
    晚年積極籌建台灣「中華黃埔四海同心會」，主張和平統一中國。
    其他暫不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