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肅戎：目睹東北的悲劇

【成敗之鑑·戡亂戰爭憶往9 】「東北接收與戡亂戰爭」特輯4

《目睹東北的悲劇》選自《大是大非——梁肅戎回憶錄》第三章《目睹東北的悲劇》。除全章最後一小節因與「東北接收與戡亂戰爭」主題無關而未選入外，HGC編選並製作發布的《目睹東北的悲劇》，全文收錄了原書第三章其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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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東北的悲劇

梁肅戎

◆接收後的東北百態

熟悉東北政情的人都知道，大致說來，接收後的東北人士可分成三大系統：

一是政學系占據行政系統，由行轅主任熊式輝領導，行轅下設政治、經濟兩委員會，政治委員會主任委員由熊式輝自兼，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則為張嘉璈。保全司令杜聿明掌管軍隊系統，而駐蘇代表團團長董彥平則負責對蘇聯占領軍交涉。即使後來將東北改成九省三市，其省主席、市長都是與政學系有關或抗戰期間從事行政工作者。

二是黨務系統，幾乎全由陳立夫、齊世英指揮，只有羅大愚屬朱家驊系，關大成與政學系比較接近除外。東北的黨務工作人員，以地下工作同志為主，這些人中，大部分都與齊世英較有淵源。

三是朱家驊掌握的教育系統，舉凡東北九省三市教育廳（局）長、所有學校校長，都由朱家驊派任。

另外還有青年團、軍統、中統等，各有各的勢力範圍。以省為例：有省政府、省黨部、駐軍司令官、青年團部，再加上教育系統，彼此間互相摩擦、抵制，接收後的東北可以說毫無章法可言。

⊙兩黨破裂，各干各的

黨政軍教各系統間既互相摩擦、抵制，而內部亦互相傾軋。以黨務工作為例，先前為了從事地下工作，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派了三位省黨部主任委員，朱家驊又另派有羅大愚的「專員系統」。

勝利後東北各地都鬧雙包案，以長春為例，有市黨部書記長，又有市黨部專員。我覺得我兩邊都有關係，羅大愚是我早期領導人，石堅則是我當時的直屬長官——吉林省黨部主任委員。我於是主動邀請石堅和袁樹芳，去找羅大愚。我說別的地方鬧雙包案我不管，但長春市絕對不可以，因為雙方同志都有關係。

因此我建議雙方合併，並自動請辭長春市黨部書記長，遣缺給羅大愚系統的長春市黨部專員王宏文。王宏文是日本京都大學畢業，年齡比我稍長，在一二三０事件中被捕，在獄中關了三年。

當時我又向羅大愚建議，長春市黨部七位委員中，省黨部系統四位、專員系統三位。羅大愚不答應。他說：「第一，他是專員系統，應該有四位委員；第二，長春市將來要改制為特別市，不歸吉林省黨部管轄。」

另一方面，石堅卻埋怨我說：「肅戎，你是中央黨部登記有案的長春市書記長，怎麼說讓就讓呢？」我說：「我不願意見到長春市有兩個黨部，各行其事，我寧願回去省黨部當個科長也好！」

羅大愚不接受我的建議，雙方談判破裂，各干各的。

王宏文由於被關了三年，出獄時，已人事全非；我雖也被關了一年半，但是八十位基本同志還在，雙方實力顯然有段差距。

雙方互鬧意氣的結果，本來他們那邊有兩位同志非常優秀，要作市黨部委員。我說你們不屬我這個系統，我無法承認。我就自己組織新的市黨部。

⊙轉戰遼北

後來中央發布東北改為「九省三市」，羅大愚因遭多人誹謗，陳立夫本來不給他當主任委員，但齊世英向陳立夫說：「羅大愚從事地下工作時，和石堅並駕齊驅，兩人都有貢獻。現在東北收復了，連個主任委員都不給他，這不太好吧！」

羅大愚要的是遼寧省，但遼寧有李光忱，就發表他為遼北省黨部主任委員。我則被發表為羅大愚麾下的宣傳處長。當時我在長春寫了一封信給羅大愚，表示我馬上要到遼北省黨部所在地的四平市上任。他竟一口回絕說：「你就在長春發展好了，我已替你把宣傳處的人員安排好了。」

明顯地他是在拒絕我。此時吉林省黨部主任委員李錫恩向我說：「肅戎，你不要回遼北，長春是東北行轅所在地，我任命你為吉林省黨部委員兼長春市黨部書記長好了。」

我是有心留下，因為長春是我的根基地，很多同志也再三挽留我。但張一中委員對我說：「老梁，你是遼北省黨部委員兼宣傳處長，你不去站穩位子，還在這兒占別人位置。」我考慮了一陣子，便向李鍚恩說：「中國人向來排外性很強，吉林省黨部都給遼寧人當委員，吉林人一定會反對，我還是回遼北好了。」

此時長春正選市議員，吉林籍的軍統大將軍畢澤宇想藉此次選舉獲選為市議員，然後再進軍省議會，奪取議長寶座。為此和省黨部發生嚴重的權力鬥爭，我向李錫恩主委建議說：「我在長春市有八十位最堅強的同志，我們這些人對三民主義的理論及黨的認識雖有所不足，但絕對忠黨愛國，只要省黨部一聲令下，這些人絕對聽命令。既然黨部有意掌握市議會，議員不妨由這些同志來擔任。」

後來獲得提名的人選大部分都是這些同志，只有沙耀金、陸長增兩位，由於他們是李鍚恩在吉林大學當校長時（九一八事變前）的學生，加以在偽滿時代當過長春地區的區長，很有些地方勢力。他們兩位向李錫恩爭取當市議員，我向李錫恩說：「這兩位雖是你的學生，可惜黨性不夠堅強，一旦受到威脅，這兩票非跑不可！」李錫恩不以為然地說：「他們是我學生，不會的。」

結果卻被我不幸而言中。此時我已回遼北擔任省黨部委員兼宣傳處長。長春市議員選出後由市議員互選產生省議員，畢澤宇又要競選。配票結果差兩票，畢澤宇就透過警備司令部威脅沙耀金、陸長增兩位說：「你們兩位當過偽滿區長就是漢奸（其實東北和台灣一樣，政府明令沒有懲治漢奸），你們如果不選畢澤宇，就把你們關起來。」

他們兩位就去找李錫恩哭訴說：「老師，這個我們沒有辦法，他要關我們，我們受不了，你也保護不了，我們只得投畢澤宇了。」

畢澤宇因此獲選為長春市的省議員。

如果我還在長春，我敢斷言，畢澤宇一定選不上，因我非阻止他們兩位不可。後來李錫恩很懊悔地向我說：「肅戎，當初如果聽你的，不要沙耀金、陸長增就沒事了！」

畢澤宇當選省議員後，果然當選了吉林省議長。

◆黨務工作左右為難

東北兩位大老齊世英與王德溥與黨中央關係甚深，先是齊世英主持「東北協會」期間，掌握了東北黨部，不過有少部分人反對齊世英，這些人就投靠到王德溥那邊，並另組「東北黨務辦事處」。

王德溥與陳果夫關係頗深，陳果夫當江蘇省政府主席時，王擔任江蘇行政督察專員，王有東北人的霸氣，把當地土匪完全肅清，因此而名噪一時。後來陳果夫就提拔他，先後擔任過陝西省民政廳長、財政廳長、內政部次長。勝利後，王德溥擔任政校畢業生輔導會主任，所以政校ＣＣ系統和王德溥關係比較深。

早期「東北協會」和「東北黨務辦事處」常有磨擦，後來改組為遼、吉、黑三省黨部。勝利後，齊世英一枝獨秀，幾乎把九省三市的主任委員都囊括，如遼寧省的石堅、安東省的李光忱、吉林省的李錫恩、松江省的崔垂言、合江省的張麟生、黑龍江省的韓春暄、嫩江省的王漢倬、哈爾濱市的王寒生等等。（只有遼北省的羅大愚是朱家驊系統、興安省的關大成屬吳鐵城系統。）這還不打緊，連黨部委員都由齊世英報中央派任。所以後來東北選出七、八十位立法委員中，除十餘位屬於朱家驊系統、少數幾位屬青年團外，其餘都與齊世英有關係。

勝利後大都在爭權奪利，東北行轅由政學系的人把持，黨務系統的人沒有機會掌握政權，也就是說省主席、省府委員、廳處長這一系列的行政官員都由政學系包辦。黨務方面，齊世英則有發言權，我們這些地下工作人員，當不上行政官員，退而求其次，以當省黨部委員為主。當時黨部常常改組，齊世英和王德溥的人馬，來來去去。時任中央邊疆黨務處處長的張智直，來台後曾開玩笑的說：「這兩位東北大老真夠我受的，齊世英打的牌全都是『清一色』ＣＣ派人馬；王德溥更絕，老是打『十三爛』十三麼。」張智直從兩人基本性格，分析用人法則，令我印象深刻。王德溥因為沒有嫡系人馬，只要反齊世英的，他都收留。

王德溥輩分比我們高，奉天法政專科學校畢業，曾任典獄長、稅捐稽徵處長、高等法院檢察官，實務經驗豐富，加以有東北人所具有的魄力。前已提過，在大陸時，曾出任遇江蘇行政督察專員、陝西省民政、財政廳長；來台後，擔任過內政部部長。

他原是立法委員，當官後辭立委職，內政部長下台後，當國策顧問，但他為了要當律師，不當國策顧問。由於律師非科班出身，業務無法拓展，晚年太太亡故，兒子經商失敗，弄得進退失據，狼狽不堪。最後不得已便到廟裡參加天德教，同一輩的朋友如于斌、莫德惠、齊世英又已作古，生活相當淒涼，在民國八十年鬱鬱而終。

⊙鐵石部隊寡不敵眾

抗戰勝利後，國共雙方對東北的政策截然不同，共產黨下令凡是與東北有淵源的人一律趕回東北；國民黨卻在策略上考慮，避免原先與東北有關係的人員回派。也許是因為西安事變的教訓，國民黨層峰很明顯地不願讓張學良回老家。這也許是因為在民國十七年北伐後，國民政府雖然形式上統一中國，但許多地方實力派軍人依然各據山頭，中央勢力無法到達；勝利後，乃千方百計要把地方勢力瓦解，因此任何地方實力派人物都無法被派回去。

這是國共雙方政策最大歧異之處，國民政府也就是這種錯誤的政策，導致東北局勢一發不可收拾。當時國軍原本要從大連登陸前往東北接收，蘇聯卻以大連是自由港為由，不讓國軍登陸，因此不得已改由葫蘆島上岸。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左右，東北行轅把偽滿在北平的「鐵石部隊」（兩個師，與日本人一起在河北、熱河一帶剿共）改成國軍，進駐長春。

東北行轅主任本來說是張治中，後來卻改派政學系的熊式輝。熊式輝非常排斥黨務工作人員，以致使原先「黨政一體」的組織分裂為二，雙方各自為政。當時由於蘇聯部隊到處奸淫擄掠，我們黨務工作人員在忍無可忍情況下，只好組織部分武裝，保護地方，不時與蘇軍發生衝突。東北行轅卻往中央把我們告了一狀，說黨務系統人員不聽指揮，妨礙我們與蘇聯國交甚大，籲請中央處理。中央給我們來個電報說：「一律停止活動，違命者押解來渝。」

在長春的東北行轅人員一度回北平，只留下張嘉璈、董彥平兩人，此時林彪所率的「民主聯軍」大舉進攻長春，「鐵石部隊」雖奮勇抵抗，無奈寡不抵眾，長春終告淪陷，行轅便撤退到瀋陽。時任「民主聯軍」吉林司令的周保中原先在蘇聯軍隊中擔任過中校，我在蘇軍司令部開會時見過面，他自稱「黃中校」。

⊙「你走，家裡怎麼辦？」

此時石堅主任委員、張一中、袁樹芳等人決定要撤至北京，事先並沒有通知我。當我得知這項決定時，心裡相當難過，就去問他們。他們頗為驚訝的說：「你怎麼會知道？」又說「你和信致文委員要留守。」我說：「你們總得告訴我一聲！」他們卻說：「說了怕你也要跟著走。」

就這樣吉林省黨部留信致文委員（東北軍出身），長春市黨部留我這位書記長。他們臨走時，留了一部分錢給我和信致文開支。我將這些錢分成九份，另八份給市黨部八位委員，確實金額已記不清楚。他們對我這項舉動相當訝異，在他們的觀念里，當主管的要掌握人事權和財政權。沒有人事權，指揮不了人；沒有財政權，則辦不了事。我卻認為我們做地下工作的人，這個人被捕，另外一個還得繼續做，不能集中在一個人身上。我們留在長春除了繼續從事黨務工作外，還要支援在長春外圍的數千個反共游擊隊同志。

當時我和信致文兩人，除了住家之外，還有一私人診所樓上的閣樓為我們兩人秘密聚會之所。後來共產黨要抓我和信致文，我們躲在閣樓上一個月左右。當時共產黨抓到軍人、政府官員還不至於立即清算，若是黨務人員卻須立刻處死。就在這個時候，家中發生了兩件事，讓我一生難以忘懷，一是老二出生，另一是內弟孫昌石病逝長春。

先是我岳父在偽滿銀行朝陽分行當經理，所以我太太也在銀行工作，他唯一的兒子，在我被捕時大約十四、五歲，當時我太太不敢寫信和家人聯絡，我岳父就要他兒子到長春來看我太太。由於我被捕後，不肯供出其他同志，日本特務警察就住在我家，客人來一個抓一個，我內弟當然也不能倖免。

勝利後，他幫忙我照顧家裡。當時我們住長春東四道街，臨街有一小門，另外大馬路上有西藥店，也有一道門。共產黨知道我這位書記長還在長春，非抓到我不可。有次我剛出門不久，他們就來了大隊人馬。另外一次是由於當地沒有中文報紙，只有日僑區有共產黨准許的日文報紙，其中有幾位日本人和我們有關係，我們提供消息給他們報導國軍動向，共產黨認為這裡面一定有國民黨的人，就在我剛離開不久，大肆搜捕。後來把兩位日本人給槍斃。

此時我意識到長春已無法立足，就穿上長春大學制服，裝成大學生模樣，矇混過關，邊走邊坐車，經四平、瀋陽，到北平。我臨走前，由於老二剛出生不久，我太太向我說：「此時你走，家裡該怎麼辦呢？」語氣中透露出相當的無奈，也因此讓我這輩子對我太太心存無限的愧咎與感激。

後來國軍又進攻長春，共產黨撤退前到處抓醫生一起撤退，長春市內所有的醫生不是被抓就是利用各種管道跑了。我內弟此時卻得了腸絞症，這種病只要開刀，把腸子順一順就可以痊癒，問題是此時長春已無醫生，在求醫無門情況下，我內弟一夜之間即撒手人寰。我太太受此打擊，精神幾乎崩潰。我雖隨軍隊回到長春，面對這種慘劇，真不知如何向岳父交代。

◆四平保衛戰前後

先是，我被發表為遼北省黨部委員兼宣傳處長後，我在長春寫一封信給羅大愚，表示不久將到遼北省黨部所在地四平上任，卻遭一口回絕。不過，我基於本身是遼北人關係，還是決定在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回去。

當時我有位同學滿占鰲，他原來在長春專員辦事處當宣傳科長，後來因故離開。我找他回去當宣傳處總幹事。我想他原屬專員系統，羅大愚應該可以接受。沒想到羅大愚卻說：「不行，人我都派完了。」弄得我很尷尬。

後來我跟羅大愚誠懇溝通，我說：「你是遼寧人，到遼北來當主任委員，整個省黨部只有我是地方人士。本來你也領導過我，後來我才跟石堅做工作。今後我將盡力在地方為黨工作。」

羅大愚馬上決定說：「老弟，四平市書記長由你兼。」對我十分信任（到立法院後，他夫婦二位都是立法委員，每逢選舉，他都支持我，令我感動）。

此時他要我身兼省市黨部工作的意思是和省政府及軍方配合，以較高職務的省黨部委員兼任下級黨部工作比較容易推動。

⊙無視省主席的存在

民國三十五年一月，遼北省政府主席劉翰東率省府人員去接收四平，劉翰東念保定軍校時與陳誠同學，兩人私交甚篤，此時陳誠派他的得力助手徐乃鼐當遼北省政府秘書長，襄助劉翰東處理省政事宜。首先到達四平的部隊則是陳明仁的七十一軍，七十一軍有九十一、八十七、八十八三個師，這三個師都能征善戰，部分駐在遼源、昌圖，與四平成椅角之勢，控制遼北平原，主要在拱衛四平，因為四平是東北鐵路要衢之一，它位在長春鐵路的中心，往東可到梅河口，往西北可到齊齊哈爾。

先是，東北保全司令長官杜聿明與行轅主任熊式輝意見相左，掌握軍隊的有實力，把持省政的又不買軍方的帳。雙方對立，現地司令官就派自己人出任縣市長，陳明仁因此派七十一軍政治部的科長當四平市長，各縣縣長都由駐在當地的團長兼，劉翰東可說是光杆主席（謂只有一人，底下無部屬），雙方交涉了很久，才由行轅派來的人當縣長。之後共產黨一來，各縣的駐軍先溜走，讓縣長被俘，軍方便又派一位縣長。這些情況各省都一樣，是勝利後的東北百態之一。

再者，當時四平市有條大馬路叫「明仁路」，開會就在這條路上陳明仁的華麗官邸開。參加開會的人，必須在老遠的地方就下車走到官邸，我們這些年輕人倒無所謂，劉翰東個子胖，需要兩個人在左右挽扶，天氣又冷，走了一大段路後，汗流浹背，上氣接不著下氣。

開會的座位則是陳明仁坐主席位子，兩旁分別是劉翰東、羅大愚（羅不去時，由我代表出席）、張式綸（民政廳長）、徐鼐（省府秘書長兼建設廳長）。開會前，先來一段「讀訓」，我這輩子聽讀訓就是從這兒開始。老總統所用的「奸匪」一詞，陳明仁念成「干匪」，讓我百思不解。要糧要兵不但是以命令式的語氣，而且還要限期達成。

有一回，在會議上，陳明仁當眾拍桌開駡說：「四平是我的！」當時我坐在省主席劉翰東旁邊，他是位老實人，心裡一急，說不出話來，竟當場哭了。陳明仁之所以這樣百般侮辱劉翰東，就是要他干不下去。由駐軍司令官兼任，照道理省主席職位比司令官來得高，但陳明仁根本就無視省主席存在。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共軍第一次圍攻四平，十六日，四平失守，部分省府人員被俘，秘書長徐鼐也在內。稍後，共產黨又釋放被俘人員。直到六月，才由五十二軍、新一軍、新六軍收復四平。

⊙接收大員胡作非為

此時我們的心境極為複雜，我們當初是基於民族意識去抗日，東北收復後，中央雖說東北沒有漢奸，但對從事地下工作的人也不太重視，派到東北的人都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加以目睹驕兵悍將的「劫收」，使得我們內心茫茫然。我們最初滿腔熱血奮鬥，勝利後，從監獄出來，中央卻不理不睬，接收大員又胡作非為，我們覺得很失望。

東北雖和台灣一樣沒有漢奸，但卻有種種歧視的規定。例如東北淪陷期間有不少青年畢業於日本和偽滿各大學，當時中央就訂定「敵偽專科以上學校甄審辦法」，像我是長春法大畢業，就寫個：「學生梁肅戎根據淪陷區敵偽專科以上學校甄審辦法，合於大學畢業。」

當時法大已改制成國立長春大學，按理說此時應再給我們訓練半年，發個大學文憑，不是更好嗎？這是文學校的情形，武學校就更慘了。偽滿軍校畢業者，體格非常健壯，都是在東北訓練二年，日本士官學校訓練二年。當時有位王家善，日本陸大畢業，是偽滿軍校的教官。在齊世英引介下，歸順中央，還到南京，見過何應欽。當時我們建議將偽滿軍校改制成東北軍校，把這些畢業生改編成國軍主幹，中央卻一律拒絕。結果這些人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先投靠王家善設在營口的游擊隊；後來則在游擊隊備受歧視之下，威脅王家善，投奔共產黨，成為林彪部隊的主力，林彪就靠這三十萬部隊，從東北一直打到華南，把國軍完全打垮。

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共軍再度圍攻四平，陳明仁所屬七十一軍參謀長馮用民和三位師長都主張按兵不動，陳明仁卻力主親率兩個師及游擊支隊，迎頭痛擊共軍。陳明仁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當年北伐軍攻惠州城，陳明仁即一馬當先；這次他想如法炮製一番，沒想到情況卻完全不同。出發前，我們地方各界還到車站送他，結果一到北方的公主嶺，夜間走入大黑林子森林區，共軍利用夜襲，把兩個師和一個支隊，全部殲滅，參謀長和兩位師長都壯烈成仁，陳明仁最後靠十六位忠貞幹部帶回後方。這是一件極慘痛的事，一、二天之間，仗都還沒打，弟兄已平白犧牲，但這也是後來共軍能圍攻四平達三十九天之久（五月二十三日至六月三十日），最重要的關鍵。

四平是如何保住呢？說來很有意思，四平以鐵路分西邊的道里、東邊的道外兩區。道里是日本人興建具有堅強防禦工事的新市區，陳明仁就以他剩下的七十一軍一個師防守西區。道外則屬舊市區，較難防守，由石覺所屬十三軍第五十四師防守。陳明仁當時曾警告五十四師師長宋邦偉，不准西越鐵道，否則予以射殺。不料共軍先突破七十一軍防區，陳明仁利用車站記憶體放的黃豆當作沙包，仍未能阻擋共軍攻勢，鐵道西全被攻陷。陳明仁率殘部狼狽進入鐵路以東的道外，負責守道外的十三軍五十四師官兵在宋師長指揮下，英勇抵抗沿鐵路兩側，雙方進行極為慘烈的肉搏戰。歷時十餘日，如共軍不攻堅，道外後方進攻，四平早已淪陷了。稍後，國軍救援部隊新一軍、新六軍、五十三軍抵達，內外夾擊共軍，四平之圍才告解除。

⊙踏著死屍進攻四平

四平解圍後，大家對陳明仁都不滿意，主要是他侵吞東北行轅存放在四平的救濟物資。這些物資中，固然有些被拿來當作碉堡，絕大部分則被陳明仁變賣了，尤其是四平解圍之後，陳明仁賣了幾十火車糧食，發了一筆洋財。告發他的人是一位外國記者蘇努努，這位記者把陳明仁公然行搶的一舉一動都拍照存證。加以陳誠出任東北行轅主任後，屬陳誠愛將的遼北省政府主席劉翰東藉機報復。因此，不但省政府告他，即使省議會、省黨部都聯合起來告他。

先是，四平被圍時，省黨部開會，羅大愚說四平一定不保。又說東北淪陷期間，我們從事地下抗日工作，日本人沒有把我們整死，這次卻眼看就要命喪四平，實在太不值得！面對這種局勢，我們共同作成決議：一般可以掩護的同志留下幾位，主要的幹部移駐開原。當時我們如果被共產黨抓住，一定非槍斃不可，因為縣黨部委員被抓都槍斃，何況省部委員。

四平解圍後，我們省黨部人員不久即回四平，陳明仁告我們臨陣脫逃，主任委員羅大愚受到撤職查辦處分，我也被記一大過。當時陳明仁還公布一項「出入境辦法」，任何人要進入或離開四平得由他許可。因此我們回四平時，即遭到陳明仁部隊搜身。羅大愚見狀不敢回去，我因職責所在，非回去不可。此時我們再度發揮地下工作人員的力量，聯合省政府、省議會三個地方機構，到瀋陽共同把陳明仁給告垮了。當時是向東北行轅主任陳誠告發，並舉出種種數據、照片、地方人士指證等，加以老總統也有其他情報，於是便來個明升暗降，給他頒個「青天白日勳章」，實際上則把七十一軍的指揮權拿掉，由劉安棋接替。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共軍三度進攻四平，計有五波攻勢。這次共軍發動人海戰術，把老百姓組成隊伍，一波波的往前趕，打得老百姓的屍體堆積如山。國軍也不忍心再打下去，共軍則踏著死屍，攻進四平。最後四平淪陷日有的說是三月十二日，有的則說是三月十五日，我則清楚的記得是農曆二月二日「龍抬頭」當天。

共軍之所以能發動人海戰術，以我家鄉為例，我家鄉離四平五十華里，當時共產黨到地方上，首先開群眾大會，把地主、士紳公然處決，然後威脅這些老百姓說：「你們把國民黨的地主、士紳處決了，將來國民黨回來，你們也沒命了。」

無知的老百姓不得不跟著共產黨跑，也因而被共產黨送到前線當炮灰。

◆當選立法委員

民國三十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我參加第一屆立法委員選舉，獲選為第一屆立法委員。

原本我是競選國大代表，當時和我在昌圖縣角逐國大代表提名的是保定八期的張東凱，他是遼北省政府委員兼保全副司令、騎兵軍軍長。提名前，有相當規模的造勢活動。我記得有天我回老家雙廟子活動，在火車上巧遇張東凱，他半開玩笑地說：「肅戎，你要回去啥，咱們一起坐坐。」



此時有位我父親的好友陸老先生，是當地首富，田地有幾千甲，張東凱即在他家辦酒席，他勸我說：「大侄，你那邊黨員有多少，我看你讓了吧！你選不過人家的。」我說：「還得經過黨提名呀！」他又說：「你看今天這種局面，你還能選嗎？不如當眾宣布退選，花了多少錢，我要他幫你付。」

此時張東凱在旁附和著說：「你所有的經費，我替你出。」再者，他知道我負責遼北省黨部的宣傳工作，就將他經營的遼北民報給我；另外由我推薦兩位縣長人選。

對他提出的這些條件，我不為所動。當時已是傍晚六、七點鐘，我還得回老家。他派了一連騎兵護送我回去，沒想到這些馬匹一出雙廟子就瘋狂似的飛奔，把我夾在中間。還好我在大同學院受訓時，接受過騎馬訓練，否則掉下來豈不被踹死才怪。到了鴜鷺樹鎮，連長還誇我一番。可惜因我太久沒騎馬，不久我的臀部就腫起來了，出了不少膿血，整了我半個月下不了炕。

稍後，省黨部先進行投票，我和青年團合作，初選就把我選出來為昌圖縣的國大代表，張東凱列為後補。與此同時，東北行轅改組，徐鼐任行轅政務處長，提名歸陳誠負責，徐鼐就把我找到瀋陽去，並向我說：「你老弟做地下工作，對國家有貢獻，目前又負責四平黨務工作，才華出眾。不過，張東凱抗戰有功，目前是省政府委員、保全副司令、騎兵軍軍長與陳辭公是保定軍校八期同班，你老弟得讓給他。不過我不讓你吃虧，咱們把青年團的主任靳汝民拿下，換成你。」我說：「健公（徐鼐字健青），當初我們是黨團合作，互相支援，現在要我讓給別人，又把靳主任拿下，我還能作人嗎？我絕不答應。」

說完我就回四平。徐鼐不得已向旁邊的人說：「既然如此，就向中央提他改選立法委員，把高語和拉下，不過千萬不要讓他知道，否則他可能又不幹了。」後來呈報中央時，提名五位立法委員，四男一女，分別是我、劉贊周、洪聲、富靜岩一位青年黨，高語和列入後補，張東凱改為國大代表。我事先不知道結果是這樣，等到南京來電報確定後，徐鼐才告訴我，還是陳誠決定的。

選舉時，我運作黨政各界人士，把高語和也選出來。張東凱則在以黨讓黨的情況下，讓給青年黨，國大代表也沒當成。

◆從四平到南京

民國三十七年元月，我當選立法委員後，本來要到南京開會，不過此時四平情勢危急，一時出不來。不但如此，我在四平的家也已經不能再住，因為共產黨在四平潛伏的間諜，晚上利用信號彈通知共軍，不久炮彈就對準目標飛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省市黨部只好疏散到幾個不同據點。我和省黨部委員分配到省立醫院地下室，而我母親、太太和三個小孩，則被安排到一位同志家裡掩護。

四平淪陷前夕，我的職務是省黨部委員兼宣傳處長、四平市黨部主任委員、省議會駐會委員與省銀行常務董事等等。我頂著這四項頭銜，糧食配給多的吃不完，存在倉庫中，另外還有好幾份薪水，生計不虞匱乏。

當時四平實施戰時物資與金融管制，我可以利用職權，代人匯出兩百萬，淨賺一百萬，或代為運出兩火車廂糧食，可有一火車廂是自己的。但我一點也沒有拿，這是我今天可以堂堂正正告訴國人的。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官員不貪污是對的，但是在當時國難期間，聽有的人都拿，我不拿反而被視為「異類」。後來我逃難到瀋陽時，已一窮二白、貧無立錐之地。到南京之後更慘，簡直一身光溜溜，我太大常跟我抱怨說：「你怎會落得這樣悽慘！」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共軍第三度圍攻四平時，首先利用大炮從北山炮擊市中心，把所有的建築物都打光。軍隊連救濟用品都沒有，受傷的官兵滿街爬行哀號。當時我守在省立醫院地下室，經過兩、三天激烈的炮擊後，發覺情形似乎不太對勁，我就向其他的同志說：「我出去看看狀況。」

乍看之下，附近地方都布滿共軍，他們紛紛往殘破的建築物內丟擲手榴彈。因為我們手臂上掛有標示，還有配槍，怕被認出，於是我趕緊回去向程東白委員說：「不得了，共產黨已經進來了。」

⊙矇混過關到南京

我們剛把標示牌和配槍拿下，隨即一陣機關槍掃射，接著手榴彈也扔了進來。不多久，進來一位共軍，手上提的衝鋒鎗還不斷地冒煙，他大聲吆喝道：「還有國民黨的人員沒有，給我出來！」

我連聲說：「老百姓！老百姓！」

他說：「老百姓，不要緊，已經解放了！」

此時我和程東白說：「咱們無論如何一定要走，否則被共產黨抓到，遲早我們的身分會暴露！」我們就跑到附近一個公車站，當時有好幾百人在等車，一位共軍幹部說：「四平已經解放，我們也接管了，你們還要去哪裡？不許出去！」

我和程東白商量好，還是要想辦法出去。當我們到達城外時，眼看一波波的人往城內走，原來是共軍不讓這些人離開，否則就被抓起來。

在此之前，大多數的人都知道四平即將不保，沒有經驗的紛紛把頭髮理成光頭，因為公務員都留西裝頭，他們以為這樣可以讓共軍有所區別。萬萬沒想到共軍卻說：「剔光頭的過來，你們都是國民黨！」

我由於經驗關係，按兵不動，頭髮照舊，身穿大掛、西裝褲，裝成賣糧食的外櫃（業務員）。有些人則拿著假身分證，我也弄個假身分證，大家排成一排，一個個問。

先是剔光頭的過來，大部分公務員因此無法倖免；有時共軍會故意說：「你是國民黨員！」被問的人就說：「不是，我有證件。」共軍卻不分青紅皂白的說：「你這是假的！」並當場撕掉。

輪到我時，他問說：「大個子，我看你是國民黨！」我態度從容地說：「我是糧站外櫃！」又問：「糧食多少錢！」我一五一十的告訴他。

他半信半疑，又問我：「你有什麼可以證明你的身分。」由於先前有人證件被撕掉的教訓，我反問他：「你要什麼證明？」

就在對方以為我什麼證件都沒有的時候，我不疾不徐的從口袋中掏出證件說：「這我倒有一個。」對方說：「十個有八個假的。」

事後程東白還嚇得直發抖，我安慰他：「你是老頭，頭髮都白了，不要緊。」這樣才矇混過關。

⊙與妻兒會合

我們從四平走到瀋陽，三百多華里，還不敢經過我家鄉——鴜鷺樹鎮，怕因此被人認出我的身分。剛離開四平不久，有一天，我們的空軍來了，可能飛行員以為我們是共產黨，就俯衝過來掃射，當場打死了幾個人。

經過開原時，正好位在共產黨與國民黨交界地帶，當時我們已經走得疲累不堪，想借宿一大戶人家家裡。這戶人家，房子相當大，有上房、廂房之分。我們先是到上房，東北人家的上房也有炕，炕上坐著老太太、媳婦等人。

莊主特地出來向我們打招呼說：「你們很辛苦，先到下邊廂房去休息，待會兒再吃飯。」有位遼北選出的國大代表邱增鑒以山東腔說：「咱走不動了，咱在此休息。」說完就躺在人家炕上。

我們東北人最忌諱外人躺在主人床上，莊主馬上就說：「你們這是國民黨作風，我通知共產黨，把你們抓起來，看你們還來不來這一套。」

這下可把我們嚇壞了，我立刻打圓場說：「老大爺可別這樣！我們馬上走！」

幸好他把話說出來，如果他不說，然後暗中通知共產黨，豈不把我們葬送在此。來台灣後，邱增鑒還向我提及這段往事，真是不堪回首。

稍後才到瀋陽，不過兩腳都起了無數水泡。

我母親、太太和三個小孩，此時也在同志率領下，往瀋陽走。他們比我更辛苦，因為母親纏小腳，手上還抱著剛出生不久的老三，我太太則背著老二，老大四歲多一點，只好自己走。我母親和我太太還教老大，如果有人問我們姓什麼，就說姓「王」。

有一天，共軍見我老大活潑可愛就問他：「小朋友，你姓什麼？」老大就說：「我姓王。」共軍又問叫什麼名字，老大脫口而出說：「我叫梁大本！」這下露出馬腳，幸好共軍沒有再問下去，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我母親他們經過千辛萬苦才趕到瀋陽，與我會合。

⊙窮到連吃飯錢都沒有

我們從四平出來時，只求保住性命，沒有帶什麼財物，到了瀋陽後，一毛錢都沒有，生活頓時成了問題。還好我要到南京立法院開會，東北行轅贈送我五萬元流通券，領了這筆錢，剛好可以到北京。當時正值三月下旬，天氣不是很冷，一位朋友替我做了一件風衣，足以禦寒了。我們搭乘關中的父親關大成所包租的飛機到北京。

到北京後，天氣漸漸熱了，由於手頭拮据，我就到估衣鋪買「施維尼」西裝，卻被譏笑說這是給死人穿的估衣。我們本來可以從北京搭飛機直飛南京，因為當時中央可以替我們付一半的機票錢，可惜我實在湊不出另一半的錢，只好改搭招商局的輪船。

我們從天津上船到上海，一同南下的有房殿華、譚學融（監察委員翟宗泉之岳父），然後再從上海換搭火車到南京。此時已經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正好趕上立法院開會。

到南京時，連吃飯錢都沒有，必須先至立法院領錢，才有飯吃。稍後分配宿舍，我們被分配在下關和平門附近。有錢的立法委員自己去買房子，或租比較舒適的房子，我們這些沒錢的就只好幾家擠在一幢樓房中。我分配在一樓邊上，和李惠民、武誓彭等四、五家人住在一起。

當時一方面是經濟情況實在太壞了，另一方面東北的流亡同志幾十位來投靠我們，我太太每天從早到晚得為他們準備飯食，來一批吃一次，再來一批又吃一次。直到晚上八、九點，才有得休息。後來，實在是經濟情況不允許，我們只好把這些人送到政工訓練班受訓。

就在此時，我太太又懷孕了。迫於生計，本來不想生下來，但是如果要墮胎，需二十塊美金，我連這些錢都沒有。正在四處籌錢時，碰到包一民，他說：「你就讓她生了吧！這樣對身體也不好啊！」就這句話，把我的老四給救了。老四後來台大外文系畢業，嫁給馬星野的兒子馬上庚，是位傑出的物理學博士，可惜她結婚才三年，先生就去世了。

在南京這一年，生活實在太艱苦了，為了生活，我太太將僅有的手飾都賣光了。這一年間還經過金圓券貶值階段，當時我們為了保值，私下買了一點麵粉，結果麵粉卻被人給搶了。

最慘的是我們領了薪水後得快去買「大頭」（銀元）和美金保值。由於我和王大任、莫寒竹比較熟悉，有次我們領了錢就到新街口買十塊美金。買好了，王大任才發覺他弄錯了。我們買十塊美金，就給對方等值的錢。

王大任自有十塊美金，向對方買二十塊面值的美金鈔票。結果他把自己的十塊美金鈔票給了對方之後，又再付二十塊美金等值的金元券給人家。這不但給對方等值的錢，還把十塊美金也送給人家。

為此他還埋怨我們兩個走得太快，讓他忙中有錯。試想，堂堂一位國會議員，竟然為了生計，去做這種事，不然那個月就沒辦法撐下去！

[下略]

◇以上摘錄內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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