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康辛大學的郭建教授最近在談到當代中國人的記憶遺忘症時有一個很精闢的見解，他認為：由於「當政者對自身行為的文飾及對民間輿論的壓制，歷史總不斷面臨被封殺、被扭曲、被遺忘的危險。這一現象在當代尤其明顯，以至於形成這樣一個悖論：與老年人記憶減退的模式相仿，越是切近的往事，在當代人的記憶中，越為淡薄；二十年前（六四）、四十年前（文革）、五十年前（大躍進、大饑荒）發生的事倒不如兩千年前發生的事顯得清晰。」 （「文以載史，拒絕遺忘——介紹《墓碑》和《文革死難者》」）對於五十年前的反右運動來說，人們的記憶遺忘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在近三年來編撰《中國反右運動資料庫，1957-》的過程中，我有機會接觸到了大量的歷史檔案。不僅閱讀時觸目驚心，掩卷後更使人長思不已。這裡就挑選幾份有意義也很有趣的原始檔案，和讀者一起分享一下，並進一步說明我們今天拒絕遺忘的重要性。

委派的「臥底」和志願的告密者

前些日子，由章詒和女士的大作引起了一場有關反右運動中的「告密者」的風波。因為涉及到著名的學者作家馮亦代等人，不少朋友至今還不相信這些文化名人曾是當年的「告密者」。其實，中共委派「臥底」（或稱「特務」）打入異議群體，以「無間道」來控制和瓦解反對派陣營並非現在才為人知的新鮮事。北大著名的右派學生陳奉孝先生很早就回憶過：1957年在他們北大「《廣場》右派集團」里有一位叫譚金水的東語系學生，曾經活躍非凡，但最後卻不見判刑和任何處理，其實是北大黨委派來的告密者。無獨有偶，十年前同樣也是發生在北大的楊子立等四人的「新青年學會」一案，也是因為安全部的「臥底」李宇宙的出賣才最後成立。

與這些被有關部門委派的「臥底」不同，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還出現了為數不少的「自願告密者」。在新華社供中共高級幹部乃至毛澤東閱讀的《內部參考》（即《大參考》）中就有不少這樣的記載。下面是一篇此類歷史檔案的實錄：

章伯鈞的動向

人民日報記者 劉時平

1957年6月15日；載1957年6月25日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考》

16日的晚上，有農工民主黨的黨員王襄來電話，要向報社反映他「與章伯鈞的一席話」的內幕。

在15日晚六時半，王襄到章伯鈞家裡吃飯。在談話中，章伯鈞一再表示：他苦悶得很，想退下來，保留一個政協委員，讀讀古書。然後他問王襄：你看我的幾次發言中，主要的錯誤在哪裡？沒等王襄回答問題，章伯鈞又問：是不是「文字改革」？王襄說：我看主要是關於國務院開會拿出成品來的問題。章伯鈞又問他：「你怎麼會這樣想呢」？王襄說：因為政治設計院的問題，還沒成為事實，只是說說而已。你所說的國務院拿出成品讓大家舉手通過是不符合事實的，因為你也都參加過。

王襄說到這裡，特別強調章伯鈞有個思想顧慮，會不會一棍子打死。接下去章伯鈞向王襄說：我看那些都不是主要問題，主要是有兩個問題，共產黨想借這次整風把他一棍子打死。一個問題，章伯鈞說是南京問題，邵力子知道；另一個問題，是他出國時，向赫魯雪夫談了很多話，共產黨不同意。所以要乘機整我。

接著章伯鈞問王襄：你聽到共產黨要準備如何對我？王襄說不知道。王襄說他用馬哲民(民盟武漢支部負責人，中南財經學院院長)的話說他過去認為是共產黨的尾巴，有人問馬哲民今天的看法如何？王襄說他想以此為例，問章伯鈞對民主黨派是共產黨的助手，今天的看法如何？章伯鈞的話大意說：只能被共產黨領導，跟著走；不能「分庭抗禮」，因此只能做無名英雄，所以「苦悶得很」。王襄向記者說：他認為「分庭抗禮」是章伯鈞的主要思想根源。

接著章伯鈞對王襄說：章乃器當著王崑崙的面「笑我投降了」。章伯鈞說：「我向真理投降是必要的。」章乃器說：「你投降，我不投降。我要等撤職後再說話」。

記者在當晚十點多鐘回來，十一點鐘以後，王襄又來電話說，章伯鈞還說「我一向被右派包圍利用。」這句話,並希望把他的「我與章伯鈞的一席話」在報上公開發表。原稿已交中統部張執一副部長了。

王襄在和記者談話時，還附帶談他到鄧初民家，碰到劉清揚等，要鄧老開民盟中常會，清算章伯鈞等。劉清揚很激動，認為民盟中央過去被右派把握，左派抬不起頭來。

王襄在談話中還告訴記者要注意王枕心這個人。他在章伯鈞家裡碰到王枕心鬼鬼祟祟，不知搞什麼名堂。

他還告訴記者在他到章伯鈞那裡以前，先去看過邵力子。邵對他說：在鄧演達時代，天下大事未定，鹿死誰手還不知道，第三條路線，情有可原；今天解放後已有七、八年，還有第三條路線殘餘，情無可原。王襄補充說：如「輪流執政」就是第三條路線的殘餘。他說他和邵力子的談話，都認為章伯鈞有第三條路線殘餘。邵力子並說章伯鈞這幾年來讀「水經注」，王襄還送給他一部水經注。不鑽研理論。可是共產黨對章伯鈞很信任，希望他檢討。

王襄是在本月6日從廣西來北京的。他原在廣西省教師進修學院擔任圖書館主任，現已調湖北省人民委員會做統戰工作。這次來北京是為了匯報工作。他已於17日坐火車到武漢。

王襄在談話時，首先自我介紹：他是黃埔軍校四期的學生，是鄧演達的學生，早在1927年時就認識章伯鈞，有三十年沒見面了。他以前還參加過共產黨，後來脫黨了。1951年才參加農工民主黨。他說他在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時，曾向報社揭露過舒蕪的情況。這次揭露章伯鈞的秘密，也是表示向黨靠攏。

從這篇《大參考》的記載來看：這名叫王襄的民主黨派成員就完全是一名「志願告密者」。他並沒有從任何中共有關部門得到去章伯鈞處摸動向的指令，而是為了「表示向黨靠攏」，自願去章伯鈞家裡。王利用了他是章的舊識的身份，去偵察章的最新動向，然後以此作為「投名狀」，取得中共的信任和賞識。也正因為如此，他才只能去《人民日報》報社去做匯報，而不是直接登堂入室於中共的統戰部和安全部門。

類似的告密文獻在《大參考》裡真是不少。例如，1957年6月下旬，劉良模(民盟候補中委)專門去走訪正在被批判的上海大右派陳仁炳。全國政協委員賈亦斌也訪問了另一個大右派王造時。由於他們都是以老友的身份來訪，陳仁炳和王造時自然不心存警惕。但一出門劉、賈兩位就向上海市統戰部做了詳細的「敵情匯報」，還上了6月25日的《大參考》。還有，羅隆基在1957年6月22日在昆明會見民盟雲南省委員會機關支部主任委員陳潤圃、組織委員徐冰和宣傳委員尹秀英等三人，因為對反右的不滿，又是面對同仁，羅隆基自然發了一些牢騷。臨別時羅特別請求陳潤圃等人「諒解我今天的處境，不要發表今天談話的情況」。但一轉眼，陳潤圃等人就向中共作了詳細的匯報。所有這些，都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專制政權下的世風日下和人心的險惡。

學生鬥老師：朱鎔基夫人的一張大字報

芝加哥大學的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博士曾把學校里的文革生動地定位為「學生鬥老師的革命」。其實不僅文革，思想改造、反右、社會主義教育等所有中共在校園裡搞的政治運動都是「學生鬥老師的革命」，即煽動和利用不明真相的青年學生為他們衝鋒陷陣。

中國前總理朱鎔基先生曾在1957年反右運動的後期（1958年年初）被錯劃為「黨內右派」，不久就從國家計劃燃動局的重要幹部下放到國家計委的業餘幹部學校當教員。對於朱的夫人勞安，網上不少文章的評價一直是：「她嫁給朱鎔基後，無論朱鎔基政治上受到什麼衝擊，她始終不離不棄，與他攜手共患難。」（《朱鎔基勞安的真情傳佳話》）這一評價對勞安來說，適用於她對被錯劃為「右派」的丈夫朱鎔基，但不一定適用於其他的右派分子。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時，勞安是清華大學電機系的學生幹部，她也曾積極地寫過她的老師、原清華黨委書記袁永熙的大字報。下面是保存於清華大學反右運動大字報集裡的那張大字報原稿：

在發8鳴放上，當右派分子辱罵黨員是「特務、無人性」時，袁反說「這是發揚民主自由」

勞安

1957年9月

否定肅反成績，說：「再不這樣搞肅反了。」

在整風期間約5月26日左右，袁永熙到我們班(發8)去過兩次。第一次專找思想反動對黨不滿的人，如右派分子及團內階級異己分子張曾濤和思想反動對肅反有很大意見的張旭俊(反右派鬥爭中提出退團)，而且當時是通過原黨支部書記顧永昌(右派分子)去找的。班上黨員事前事後全不知道(後來是從張曾濤等的談話中透露出來的)。更可惡的是他的投降叛變的行為。當時右派分子張曾濤問他：「肅反鬥爭會是否搞錯了?以後還搞不?」袁說：「以後我們有經險了，法制健全了，再不這樣搞了!」實際上就是承認肅反搞錯了，肅反是違反法制的，這和當時右派分子在肅反問題上向我們猖狂進攻的叫囂不正是裡應外合嗎?從此班上的右派分子就更加囂張起來，把「再論」時肅反問題討論的結論也給推翻了。當時班上有黨員為肅反問題和他們爭辯時，右派分子則說：「你們是木腦袋，袁永熙都這樣說哩!」

他誣衊我們還沒有掌握「民主自由」的旗幟把右派進攻說成是「發揚民主」

又有人問：「鳴放是否會收了？」袁說：「不會收。因為社會主義的旗幟、獨立的旗幟、和平的旗幟和民主自由的旗幟等四面旗幟，我們已經掌握前三面旗幟，民主自由的旗幟我們要從資產階級手裡奪過來。因此我們就要大鳴大放，來爭取這面旗幟。」這些話的意思實際上是說：過去我們不如資本主義國家民主自由的，所以今天就要大鳴大放給大家民主自由。這是十分投合當時右派分子的心理的，使他們大為滿意，認為當時右派向黨猖狂的進攻也是合法的，是發揚「民主自由」。由此可見，袁已完全喪失了一個共產黨員的立場。

當右派分子辱罵黨員是便衣警察和特務時，他卻說這「實際是黨群關係十分尖銳。」5月26日，袁又參加了發8舉行的鳴放會。一開始右派分子林健榮就猖狂地向党進攻，說什麼「黨員有黨性，沒有人性，是踩著別人的血跡往上爬的。入黨和個人利益是一致的……」張曾濤又說：「……黨員和便衣警察、特務差不多。」當時我們心裡都很氣憤，大家都注視著袁永熙。最後袁永熙起來講話了，他對於這些進攻的辱罵不但絲毫無動於衷，反而又重彈「四面旗幟」的老調，還說：「原來我以為你們班肅反問題很緊張，實際是黨群關係十分尖銳。」這真是從何說起，竟把對於黨的惡毒進攻和對黨員的謾罵說成是黨群關係尖銳(當然我班黨員是有缺點的，但那完全是不同性質的問題)。哪裡還嗅得出一點共產黨員的氣味，完全站到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去了。由於他是以黨委常委的身份出現的，他的話有著很大的影響，在班上黨員的思想上引起了混亂(當然自己立場不穩是內因)。會後支部書記顧永昌(右派分子)也說：「我從來沒有聽過這樣好的黨課，今天我受了最深刻的教育」(指林健榮等的發言)。

從以上事實也可說明袁永熙已經完全墮落成為資產階級的右派分子，在整風期間為了不可告人的個人目的，到處煽動點火。我完全擁護黨委的決議，將袁永熙清洗出黨。

這裡，有必要對勞安大字報的對象袁永熙的情況做一簡單介紹。熟悉反右史料的人都知道，袁永熙是當年被《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光明日報》等點名的全國性的「黨內大右派」。袁永熙，1938年12月參加中國共產黨。1939年初任中共西南聯大支部書記、總支書記。抗戰期間，西南聯大黨組織在袁永熙的領導下，聽命於周恩來，貫徹執行了中共關於在抗戰時期大後方開展學生運動的方針，戰績顯著。袁永熙的夫人陳璉是蔣介石秘書陳布雷的女兒。1946年夏袁永熙回到北平，任北平、天津南方局系統地下黨負責人。在1946年12月發生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五•二O」學生運動中，袁永熙是直接領導人。1954年起，袁出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因為和校長蔣南翔的政見不合而被打成右派，於8月9日被開除黨籍。

從勞安的大字報來看，袁永熙關於清華大學「肅反擴大化」、中共整風應當高舉「社會主義的旗幟、獨立的旗幟、和平的旗幟和民主自由的旗幟等四面旗幟」，以及當時普遍存在的「黨群關係十分尖銳」的見解都是非常正確的。袁應當是當時黨內難得的自由民主派人士。難怪他會和保守專制的清華第一把手蔣南翔格格不入。因為中共長期的極左宣傳，對於勞安這樣的青年學生來說，當然會在黨的「教誨」下認定袁的言行是反黨行為，乃至貼出大字報聲討。我們今天收錄這張大字報，也絕沒有做任何超越時空的譴責勞安女士個人的意思，而只是為了揭示出中共發動的校園政治運動中一貫的煽動「學生鬥老師」 的手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勞安和朱鎔基先生結婚於1956年。在勞安女士貼出這張給她老師袁永熙的大字報時，她一定不會想到半年後她的丈夫朱鎔基也會被打成「黨內右派」。那時她對反右運動的理解可能停留在非常簡單的黑白分明的「敵」「我」模式上。如果事情發生在她的丈夫被打成右派後的1958年，她是否會對袁永熙的言論有不同的認識呢？

遇羅克父親的「右派言行」

在所有有關遇羅克的生平介紹中，都提到過他父親遇崇基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事。但涉及打成右派的原因，即便他家人的回憶都含含糊糊。在2009年出版的遇羅錦的《一個大童話：我在中國的四十年（1946-1986）》中說：「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毛澤東號召人民給黨提意見、報刊上提倡『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人們先是不相信、不敢說；無奈從中央到居民街道的每一個『黨支部』——那密如蛛網的機構，黨支部書記和積極黨員們一反常態，幾乎是跪下求每個人說出心裡話。在報紙上發表了章乃器、章伯鈞、儲安平……諸多學術界、科學界名人的暢所欲言之後，爸爸終於沉不住氣了。他寫了一篇《這是為什麼》，將他積壓已久的肺腑之言，出於希望中國共產黨改正錯誤之願，在水利電力部貼出了大字報……而父親那篇文章已構成『極右』」。在遇羅文2000年的回憶錄《我家》裡，更是語焉不詳：「1957年，父親設計的竹筋樓建成並被評為『有貢獻的工程師』。沒多久，就因為反對『小匯報』制度，並說了一句『人與人，冷冰冰』，被打成『極右』的右派，送去勞動教養。」兄妹倆的回憶在父親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上是不清楚的，甚至是有一些矛盾的：比如是否貼出大字報？是否有相應的右派言論？

在編撰《中國反右運動資料庫，1957-》過程中，我有幸發現了遇羅克父親遇崇基的當年的右派定案材料。這份由電力工業部整風辦公室編印、1957年7月內部出版的右派定案材料集題名為《想一想，對不對》，有關右派分子、電力部北京基建局技術處工程師遇崇基的材料全文如下：遇崇基說：對章（伯鈞）的問題應公公道道看：如他真有組織、有企圖的話，那就證明中央太官僚了：如果他真跟共產黨走，那報紙上這種批評就太冤他了。我們不願的事，不要加在別人身上。當然，對兩章的批判，如果作為一種手段，達到另一種目的，也未嘗不可。

從章伯鈞的發言，看不出反對黨的領導，並且他也說要跟著黨走，從什麼地方證明他反黨？批評的再尖銳，只要是善意的，就是好的，惡意的就是壞的。不能隨便下斷語，因為你沒有鑽到別人的肚子裡去看看。

他說：儲安平說黨天下的問題，說成宗派主義不好嗎？我想這些問題亦不是就說清一色。當然，黨天下這種說法，我不同意，但所舉的例子不能說不是事實。

他說：儲安平能否算反革命？很難說。但是人民日報的社論，我們覺得是不怎麼樣，這是不是黨中央的意見？我還不大相信黨讓這樣做，也許是編輯下的標題。

人民日報標題「工人起而應戰，」這好像是打起來了。總的說我認為不好。

他說：「我局正氣下降，邪氣上升，那些能吹拍、沒良心、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的人都上去了。他們是『死求百賴』地靠近黨的人。那些真正為國家盡忠誠（我是為國家盡忠誠，我們無黨派的就是為國家而工作，而不是為哪個黨工作）的人看不慣那種邪氣。」「每次運動都要新生一批積極分子，這些積極分子在運動後都會受到領導的重視和提拔，我想這次整風亦不例外，如現在報紙上說明那些是靠近黨的，那些是與黨有隔閡的，分的界限很清楚，這是很好的，為了自己的好處，往這方面鑽有何不可呢」？

從這份官方的定案材料來看，把遇崇基打成極右派的原因並不是什麼「大字報」，也不是什麼無關痛癢的「反對『小匯報』 制度」的言論，而是他公開地對被毛澤東點名批判的章伯鈞、儲安平等大右派表示欣賞和同情，對「引蛇出洞」的反右鬥爭表示不滿。尤其是他在一片大批判的甚囂塵上之中對儲安平的「黨天下」論仍深以為然，而對中共在《人民日報》上玩弄的「工人起而應戰」的把戲又頗不以為然，這在當時確實是要有相當的膽識的—— 難怪他要被打成「極右派」、並送去勞教了。

然而，問題並不在於一個右派父親的當年的「右派罪行」被子女在回憶中混淆，而是在於事情發生在遇羅克這樣幾乎每一個成員都受盡了中共迫害的家庭。毫無疑問，無論是遇羅錦還是遇羅文，在他們的回憶錄中都想揭示歷史真相、拒絕遺忘，但是反右運動時他們還只有六七歲的無法記事的年齡。對父母來說，被打成「右派 」在幾十年的蹉跎歲月里，哪怕幾分鐘的回憶都是一件使人有揪心之痛的事。以後，這一家庭又一直在一個接著一個的政治劫難之中，父母根本無法和子女交流他們被打成右派的真相。即便在文革結束、右派改正以後，當局有關當年反右運動的檔案仍然是國家機密，無論「右派分子」本人和他們的子女都是無法查閱的；他們只能從平時父母的片言隻語去理解他們被打成「極右派」的原因。這樣，哪怕是對於那些受專制制度迫害最深、又同時最想保存歷史記憶的人們來說，仍有可能不自覺地混淆和遺忘了最重要的歷史真相。

自然，這三份歷史資料只是成千上萬份反右運動原始檔案的滄海一粟。但借一斑以窺全豹，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保存歷史資料和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的緊密依存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