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參觀日
清晨時分的北京國際俱樂部飯店，初升的太陽把光線灑在可以供二十人就餐的大宴會桌上。當中國服務生端著盛滿水果和糕點的大盤子小心翼翼地來回穿梭時，客人們開始魚貫入座，他們都是一些屈指可數的美國各大公司駐華首席商務代表，諸如波音、大通曼哈頓，也許還有福特，以及美國國會代表團的所有成員。
國會代表團的成員一個個都苦著臉，他們絕大部分人只計劃在北京逗留平均不過三天。而助理卻為他們的行程排滿了各式各樣的演講、午餐會議和「輕鬆時刻」，即到紫禁城和長城做走馬看花的遊覽。他們的時差還沒有調整過來。從他們臉上扭曲的表情來判斷，我猜他們其中有一半的人可能在今天凌晨三點半就醒過來，再也無法入睡。
他們的年齡差距很大，有留著金髮卻顯得疲憊的華盛頓州民主黨議員的年輕女助理，也有頭髮花白的共和黨參議員幕僚長。不管他們的背景如何，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目光敏銳、井井有條，彬彬有禮，但又不苟言笑。
克萊斯‧莫克（Chris Murck），大通曼哈頓公司的董事，正循著桌子與別人握手。他看起來很輕鬆，我想，他肯定很放鬆，在我們這邊差不多每個人都是美國駐華商務代表處的國會遊說老手，每年都會為美國商界在華盛頓特區開展國會遊說之旅。因此，我們有周詳的計劃。「美國駐華商務代表二○○○年度華盛頓特區遊說人員訓練課程」就講得很清楚：要儘可能地提供信息，避免讓對方提出更多的問題；要注意「內容加控制等於成功的關鍵」；簡單地說就是要主導整個會議的過程。
對許多在華的美國商業機構來說，美國代表團來中國訪問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特別是那些由執行總裁組成的團隊，但為了整個在華的美國商業社會的利益，甚至連政治代表團也要小心應付。這樣一來，我們的遊說者就需要具備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機智靈活的頭腦，也許這還不夠；至於我是如何成為一位北京著名的美資公關公司的高級諮詢人員的，這就說來話長了。
在一個炎熱的八月的晚上，我燒掉了李洪志寫的書。十月份之前，我經過努力進入了美國在華社交圈，方法很簡單，就是運用中國特有的傳統方法－－關係。我會見各色美國人，恢復並加強從前的舊關係，通過提供中國電視報導的某些可能來博得他們的歡心（我與魏的關係在逐漸疏遠，但我仍然以顧問名義染指她的製作公司），保持高調，增加曝光率，參加適當的社交活動和俱樂部，還加入了幾支聲譽不錯的體育團隊。讓我受益的還包括妻子的外向性格，受到眾人的普遍喜愛，有人甚至說，我們辦的馬丁尼雞尾酒會在京城首屈一指。我在社會地位上的陡然提升並不是基於我取得什麼實質上的成就，它就是這麼容易，因為商業諮詢、公共關係和公共事務協助在中國的外國人行業中屬於最吃香的那一類。像博雅（Burson-Marsteller）、奧美（Ogilvy）、艾德曼國際公關（Edelman）以及安可顧問有限公司（APCO）等公司都在不斷擴大和招募員工。
現在，受聘還不到一年，我就被包裹在大公司特有的舒適之中，圍著我轉的都是來自摩托羅拉公司、保誠人壽（Prudential）和洛克威爾公司（Rockwell）的商務代表。
我們都清楚國會代表團此行的目的：他們想要了解中國目前的真實狀況，在有關貿易的一些問題上能有所斬獲，也許還要從中發掘出一絲對他們的老闆有用的信息。從表面上來看，這個早餐會似乎只屬於日程中的普通安排，但代表團卻帶來了華盛頓政府關心的一長串問題清單。
民主黨成員想通過某種方式表達對西藏、法輪功、中國民主黨和民運人士等人權遭到踐踏的不滿；他們也對不斷擴大的貿易逆差和美國企業在中國大陸開辦剝削廉價勞動力的工廠等情況非常關注。共和黨的代表也在考慮這些問題（主要對中國的強制性墮胎和基督教信仰自由感到擔心），但他們關注的焦點是國家安全，並對中國政府向一些中東的「無賴國家」提供核子技術非常憂慮，特別是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政府（包括被稱為「戰略夥伴」的柯林頓政府）能保證中國不再向這些「無賴國家」輸送核子技術。某些強硬的共和黨代表主張保持對中國的不信任政策，美國的貿易政策要視中國的實際表現而定，這種觀點也得到了某些民主黨代表的贊成。所有這些都將決定政治家們是否會投票授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夥伴關係」（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這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先決條件。對我們來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中國發展的必然方向之一，也是進入中國市場的絕佳機會，比如在銀行業、通訊業、保險業和農業等，可以在不同的層次和更加廣闊的空間上施展拳腳。對國會而言，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每年關於是否授予中國「正常貿易夥伴關係」（以前稱為「最惠國待遇」，直到中國成功地遊說國會改為目前這個稱呼）的投票就沒有必要了。
我們非常明白，代表們雖然不是國會領導人或者是擁有決定權的人士，但他們也不是傻瓜。我們所提供的建議能夠或有可能成為對華政策的一部分，但也可能被用來對付我們。所以，我們要做的是儘量讓他們消除疑慮。總而言之，我們不想被對方追問到底；事實上，我們已經預料到他們的「七大必問題目」，並把這些問題歸類如下，例如：
前提類
－－中國並不在乎是否能加入世界經濟體系，是嗎？
假設類
－－如果中國不履行世界貿易組織規定的義務將會發生什麼情況？我們如何才能讓他們履行義務？
第三方缺席類
－－上周，吳宏達（HarryWu）稱中國仍然在出口勞教犯人生產的產品。你怎麼看這個問題？難道你不同意嗎？
早餐在繼續。我們也會就他們早先會晤幾位中國政府官員的情況表示某種試探，目的是藉機顯示我們對中國政要頗為了解。我們透露些少量與中國某些官員相關的小道消息，就像中餐館提供的小菜。不需要特別強調，點到為止就可以，我們知道各自的地盤，他們心裡也明白，於是提問開始了。他們提出的絕大部分問題仍未能跳出「七大必問題目」的範圍。事實上，他們的提問不外乎「尋求保證」的模式：「你如何能保證西藏的狀況（或者是對台灣的軍事恫嚇，或者是人權狀況等）在得到永久正常貿易夥伴關係後將得到改善？」
這是合情合理的問題。比共同利益更重要的是，美國能從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得到什麼回報？我們知道，要想中國在一些最基本的商業厲害關係上（例如盜版問題）與我們進行合作是多麼的困難，更不用說台海關係等真正涉及中共利益關係的問題了。但我們並沒有去鑽牛角尖。相反的，我們巧妙地把他們的提問引到其它完全不相關的方面，例如：
－－讓我們從更加廣闊的前景來看待這件事情……
－－有另外一個問題更加值得我們去關注，那就是……
－－也許您會問某某事為什麼是真的，但你知道嗎，……
－－這個主意很好，但同等重要的是……
－－為了使每個人都更了解，我將告訴你們一些背景資料……
……我們要做的就是使他們的注意力分散。我們其中的幾個人甚至還提到了過去不堪回首的日子：在經濟體制改革前，中國沒有基礎建設，中國的流通體制與外國截然不同。「看看，中國現在起了多麼大的變化」，我方的一名商人一邊說著，一邊站在窗戶旁邊用手比劃著建國門大街和中國貿易中心的形狀。「我知道你們的行程安排得非常緊湊，但是你們沒有機會走到街上親身感受並與人們進行交流實在是個遺憾；與那些小商販、企業家交談，吃當地餐館做的飯菜，讓真實的北京展現在你們的面前。」
引用歷史對照當前取得的進步往往很有用，因為這會使對方的標準降低（還有什麼能比文化大革命時的毛澤東經濟體制更糟糕的呢？）。迴避那些關於國有企業衰敗、銀行瀕臨破產、工人暴動和潛在危機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也是有幫助的。但這樣做只等於成功了一半。當一位目光敏銳的國會議員幕僚開始抨擊中國在人權狀況上的退步時，尤其是在對法輪功運動的鎮壓上（必問題目第五題：假設性選擇－－經濟利益與人權公義，哪一個更重要？），我會點頭表示同意，對他關心的問題表示非常了解，然後開始支開話題：
－－問得好，但更為重要的是……
－－讓我們來看看這裡面深層次的問題……
－－在這方面還有另外的挑戰……
根據「遊說人員手冊」「將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的原則」，我們繼續拋出訊息：美國商業是中國人權狀況能夠獲得改善的長期催化劑。我們並不只是簡單地指出資本化在最終會帶來自由，還列出了中國在重要領域方面上取得的進步。我們正式地引述中國在法制和可行性法規方面的發展趨勢，提出法制意識的不斷加強有助於結束為中國領導人獨裁統治而服務的國家安全機器為所欲為的局面。西方法律工作者在與中國同行的交流中已經為增強他們的法制意識打下了基礎。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是美國商界開始努力的結果，但是我們仍擔心在這方面已經比歐洲同行慢了半拍。
更有效的方法是講述你的親身感受。談論我們的中方雇員和他們在美國企業文化氛圍中工作的正面事跡，鼓吹民主價值在中國的社會化程度，所有這些自然而然會導致對方提出另外的必問題目：你有多少當地雇員？他們的平均薪水是多少？與你的美國雇員相比，他們的薪酬要少多少？
雖然這些聽起來不像壓倒性的論據，但我可以向你保證，國會工作人員很難對它們進行反駁。儘管聽起來很重要而且合情合理，但國會工作人員還是能隱隱約約感到我們在誇大其辭。他們當中幾乎沒有人去過美國公司駐北京的辦公室，雖然在美國大使館工作的中方雇員穿著講究，舉止得體，但還是難以相信他們會成為民主運動的支持者。好比我們指出的那樣，這些代表團成員中沒有中國語言方面的專家，也沒有時間在地道的北京餐館品嘗當地菜餚。所以，我們說什麼他們就只能聽什麼。
我們現在開始行動，將問題引到關於中國開放的市場上，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借用對美國商業蘊涵著的巨大的潛在商機來自由發揮。遊說員到了這一步需要把握的要點是「抓住重點」。為了使一切顯得自然，我們使用「欲言又止」的談話技巧，就是拋出一個基本上無關緊要的話題，然後突然中斷表述，「可以誘使對方提出他想知道答案的問題」。比如：
－－我們最近完成了一項調查，它是關於……
－－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能夠在以下四個方面使美國獲得戰略上的利益……
－－我們制訂了短期和長期的計劃……
－－在中國市場中有許多起作用的因素……
然後對方會提問，我們就回答：關於中國在各方面的發展資料；網絡擴展的指數；世界上最大的行動電話市場；美國農業、保險業和電訊業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擴展機會。在演講即將結束的時候，我們還會倡議就未來數年甚至十年內對拓展中國市場的信心做舉手表決。當然，所有人都會舉手表示有信心。
這並不僅僅是一種形式。我們的舉動非常鮮明地表達了商界的立場，充分說明中國與美國的融合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歷史性發展趨勢。不管怎麼說，布丁好壞，一嘗便知，是吧？
國會代表團的成員從他們的座位上站起來，四下張望，好像不知道他們接下來該怎麼做。總之，他們的注意力已經轉移到下一個活動上去了，在行程安排中可能還包括觀看中國小學生關於愛護環境的歌唱表演。
我們逐一握手並交換名片。之後，我去了一趟洗手間，在那，我遇到其中一位代表團的工作人員，他為一名對華奉行強硬政策的國會議員工作，喜歡發點小牢騷。我們談論了一會兒他此次的旅行，然後，就像兩個布爾什維克一樣，在洗手間僅用幾句暗語就弄明白了各自秘密黨員身分似的，我們不動聲色地達成共識：我們對所謂的「中國正在向好的方面轉變」的理論根本不買帳。「我想知道一切是否都是真實的，」他說道，他的聲音透著一種對這類「波特金村」式宣傳（編註：波特金村（Potemkian Village）是俄國凱薩琳大帝時代的故事，部下為了取悅她，專門為她建立了一個樣板村莊，裡面有提前布置好了的村民、景觀，以顯示在女王大帝治下的昇平世界。這很像袁世凱稱帝時，其部下為他一個人編的《順天時報》；當然更接近我們現下經常聽到的所謂「盛世」、「最好的時代」之類的喧囂。）的焦慮。他從口袋中拿出一篇《紐約時報》的文章，有報導稱，矽谷精神已經傳到了北京，並得到發揚光大。
我仔細閱讀了文章。當我第一眼看到這篇關於敘述中國的網絡產業技術革新已經超越美國的文章時，直覺告訴我，又一名《紐約時報》的記者被同化了。洗手間裡這位新同志想要知道的是：如果網絡可以拯救中國，而你們正在打造它，那麼我可以幫助你們免上圈套？我掃了一眼廁所隔板的底部，確認沒有其它同事在場。「也並不完全需要，」我說。我正打算對中國最近進行網絡迫害的事件做一個分析說明，但我可以看出來，他時間有限。所以我邀請他一起吃晚飯，但大使館把代表團的行程安排得很緊，他無法脫身；就這樣陪該團過程中的這段違規行徑就此打住。我們握手後回到各自的座位上。使我感到一絲欣慰的是，他沒有當場接受我的邀請。
我們所做的一切開始發生作用。洗手間的同行變得中立起來，剛才在那裡的一番交談沒有必要向他的上司提起。對於其它同樣精明而又悲觀的代表團成員來說，這次中國之旅給他們留下的印象是：中國正在改變，美國商界通過他們的中國雇員、法制交流和網絡正在悄悄而富有成效地改變中國社會。
與民選官員交流要比與他們的雇員交流容易得多。這些雇員就像教師的助手，熱中於在考試中挑刺，在來中國之前他們會對議程綱要做詳細準備。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民選官員只關注那些遭到挑戰的利益，並臨場決定他們需要什麼。
二○○二年六月，明尼蘇達州長范圖拉（JesseVentura）帶領本州島一百零五位商人來到北京，這也是美國大使館所接待過的最龐大的商務代表團。我沒有機會直接採訪州長本人和他的隨從，但從媒體的報導上可以判斷，范圖拉對中國市場的興趣之大讓人始料未及。明尼蘇達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曾經非常頻繁，荷美爾公司（Hormel）和3M兩大企業在九十年代也曾努力在中國打開市場。看起來，關於中國的某些事物引發了范圖拉對中國未來的更大信心和決心。「中國有著世界上20%的人口。從商業的角度出發，你不會想失去五分之一的市場。」州長先生如是說道。他的助手稱此行為商務活動之母。
范圖拉是唯一在國會演講和贊成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州長。因此，他來到中國後，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國貿易促進委員會在人民大會堂為他舉辦了高規格的接待宴會。在他二○○○年的證詞中，范圖拉向國會承認他對中國了解不多；兩年後來訪時，他還是對中國了解很少。從北京君悅酒店的窗戶望出去，他對整個城市的現代化感到驚訝。「我曾以為會看到人們穿的都是一模一樣的毛澤東式的服裝，」他說。正相反，他發現「這裡的每個人跟我們一樣，有著各式各樣的漂亮衣裳。」
這些觀察，加上幾樁非常順利的商務合約以及一些美國駐華商界所做的商業簡報（范圖拉在中國期間至少參加了三場美國商務代表處舉辦的活動）使范圖拉感到十分欣喜。他斷言「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將是本世紀最盛大的事」。
為了讓每個人都聽明白他的話，他在美國駐華商會發表最重要的演說中用雷鳴般聲音宣布：「在中國，機會不僅僅是在敲門，而是在撞擊，幾乎就要把門給撞倒了。如果我們不做出回應，那簡直連傻瓜都不如。」他無意中重複了林肯斯特芬（Lincoln Steffens）八十年前關於蘇聯的臭名昭著的聲明：「當未來展現在我的眼前時，我自然知道。」這句話的含義是，美國商人和民眾不要告訴中國應該在商業上怎麼去做，我們應該「像朋友一樣去影響他們，否則他們是不會聽的」。總之，范圖拉說：「我認為中國人在政治和政策上比美國人要高明。」如何去輕聲地影響他們呢？范圖拉的言行跳出了我們原先設想的框框：在外資公司工作的中國雇員是促使中國發生變化的原因之一。
我們也許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一個詞來形容範圖拉－－天真，但他在北京時的妥協和對東道國的慷慨讚揚卻又合乎我們設定的準則。而其它人，比如一位前國會議員（看在朋友的情誼上，我在這裡不便提到他的名字，甚至不需提及），他到北京後，隨即在一家私人公司舉行的晚宴上輕蔑地把法輪功修煉者指稱為「一群瘋子」，與當時中共政府的口徑一模一樣（此時死於精神病院和勞教所的法輪功修煉者人數已數以百計）。
中國政府將這種花言巧語當作證明自己統治合法性的工具。每天都可以在報紙上見到，比如，《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打出「美國國會議員呼籲人們加強對中國的理解」的標題，下面附上國會議員西蒙奧維茲（Simon Orvitz）的厥詞：「中國的發展真是突飛猛進，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有哪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可以與中國相比。」當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的代表來中國訪問時（無論以何種標準，這裡連人類都不適合居住，更甭提動物了），北京政府辦的英文報紙《中國日報》在頭版刊登了一幅照片：基金會的代表們坐在一個支持中國申辦奧運會的標語橫幅前，擁抱著吉祥動物熊貓。（註：還是有個別不向中共叩頭的政治家（當然他們也不會上中國報紙的版面）。例如，我曾花幾天時間陪同國會議員湯姆‧蘭托斯（Tom Lantos）訪問北京。儘管所代表的選民來自明顯傾向民主黨自由派系的舊金山西南的選區，由於生於匈牙利以及自小就參加反納粹抵抗運動的背景使他保持著某種旗幟分明的正直。儘管放鬆之後不那麼莊重，他依舊在北京表現得充滿反叛的精神。我太太帶他逛故宮時，他非要穿上全套皇宮的打扮；我領他上長城時，他提起劍與裝扮成元朝士兵的人裝模作樣地比劃一番。他像別的國會議員一樣玩得非常開心，但當我們驅車穿過田間談起現代中國時，他極為坦率，立刻流露出對中國政府和它的盟友的鄙視。他對美國駐華使館安排的活動同樣不感興趣，他曾要求使館官員安排一次與中共官員的高層會談（會談期間毫不客氣的抨擊中共的人權劣跡）。我試了好幾次希望他會見美國商界的高層人士，都被他推辭了：「我不想見這些人」，美國商會的這套功夫在他面前，一籌莫展。他最反對通過中國的永久最惠國待遇，是民主黨國會議員中對採取約束中國政策的最不妥協的批評者。）
甚至在最糟糕的形勢下，媒體還是報喜不報憂。當SARS在中國鬧得最凶的時候，國會參議院多數黨領導人比爾弗萊斯特（Bill Frist）帶著一個八人組成的國會議員代表團去了日本、南韓、台灣和北京，試圖找出事件的真相。弗萊斯特來中國是因為疫情發展到那樣的地步，任何一個美國政治家，特別是受過醫療培訓的政治家，都再也不能迴避事情的存在了。中國領導人掩蓋SARS疫情已經長達五個月之久，情況已經開始失控，但北京和廣州軍方醫院和SARS治療中心的醫生卻拒絕世界衛生組織對病房進行調查（還謊報病例數）；一個在中國感染SARS的美國商人居然被無禮地要求轉到香港醫院治療，結果他死在途中；北京的SARS病人被送上卡車，拉到破舊的殯儀館藏起來。好像世界衛生組織醫療隊是聯合國武器調查員，而SARS病人是生物武器彈頭似的。這就是驚慌失措的中國政府向世界展示SARS已經被控制，以及中國內政不容干涉的荒謬舉動。
當弗萊斯特抵達北京時，新上任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做出學者們稱之為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供了三百個SARS病例，並許諾用盡一切可能的辦法來與SARS疫情做鬥爭，還革去了衛生部部長和北京市一名副市長的職務。在那之前，弗萊斯特還在堅持指責中國政府忽視SARS的嚴重性，以及指責中國政府所謂對「疫情監察不夠」只是掩蓋真相的一部分。雖然如此，當弗萊斯特到達北京後，他卻同樣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他說：「我向胡主席致以最崇高的問候，因為他在過去四十小時中致力於與病毒做鬥爭的勇敢和無畏的舉動。」
如果胡錦濤是「勇敢和無畏的」，中國領導人在其它方面又都做了些什麼呢？他們試圖迴避在香港已經發生的事實，承認疫情擴散等於自我隔離、接受制裁、勞動力流失，外國企業也會把資金抽走。但一切都太晚了，謠言充斥著整個北京，網絡提供的消息快過新聞管制封殺的速度。搶購狂潮開始出現，不僅僅是中藥，連麵粉、大米都成了暢銷貨，供銷系統出現嚴重危機。生產力和消費者的信心在持續下降。根據美林公司的調查數據顯示，中國在第一季度保持了9.9％的增長率後，國民生產總值開始下滑。廣東行動電話的銷售量下降了40％，而占國民生產總值6％的旅遊業則幾乎陷於停頓。外國駐華工作人員，非政府組織雇員和西方投資者紛紛撤離中國（摩托羅拉公司位於北京的十八層樓高的總部有好幾個星期都人去樓空）；世界女子足球錦標賽和女子冰球錦標賽決定不在中國舉行。一位世界衛生組織的官員向中國官員指出，如果不儘快徹底從根本上改變目前處理疫情的做法，美國很有可能會聯合抵制二○○八年在中國舉辦的奧運會。即使中國領導人內部的估計也暴露出這種恐懼：如疫情失去控制，SARS會成倍地增長。就像一個退休中國官員對《華盛頓郵報》記者約翰馮弗雷特所說的那樣：「我們在與外界打交道中一直遵循一個原則－－矇騙外國人。但這樣做再也不起作用了。愚弄外國人的結局是愚弄了自己。」
為什麼其它一些嗅覺敏銳的政治家來到北京後會失去原有的洞察力呢？一位前美國駐華大使館官員向我解釋，參議院和代表團成員一從北京國際機場入境，使館就啟動重要人物接待機制，目的是使他們的活動儘量保持在使館的視野內。通常會向他們做關於中國的簡介，提供中國經濟和政治方面現狀的信息；之後，使館開始進入導遊接待環節，安排觀光車輛，啟動使館的外部資源和「關係」，以確保整個旅行完美無缺：
你們都知道，國會議員們其實是來休假的。我相信他們會參加一些高級會晤。但這些只是像吃野餐一樣輕鬆，他們的來訪都抱有私人目的。美國軍方有專門的機構全職做這些勾當。他們隨從國會議員到處遊蕩，盡心盡力，為慷納稅人之慨。這些軍方人士花錢如流水。
有時候你會遇上像柯林頓政府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這樣的人，一位前使館工作人員，一想起他就頭疼。你隨時隨地都要為魯賓準備好冰鎮畢雷礦泉水和新鮮的柳橙，甚至到了偏遠的桂林也不例外。沒過多久，我的朋友就對這一套程序感到厭煩。這些國會議員不是正經八百來幹事的，而只是來選擇合作關係，或是縱情消遣，旅途中熱中於收集盜版DVD影碟、珍珠飾品以及各種小玩意（我曾經幫助一位前國會議員收藏大量盜版的DVD影碟，幹這種差事不言而喻）。
接待國會議員是使館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主要是因為，正如前使館官員所抱怨的，「我們總是被華盛頓指責為中國的同情者，我們一般會對華府說，真實的情況是這樣的：中國不能這樣做，中國政府不會贊成某個提議或者是某件事。然後華府會對使館說：你們是中國的同情者，太過於親中了。」如果來過中國的國會議員從中起作用的話，使館在華府中就會得到支持，占據一定的主動，不僅僅是在人員的資金、立場等方面，還包括進行軍事交流方面的聯繫，為赴美國訪問的中國重要人士提供簽證上的便利以及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提供技術轉讓、延緩對台灣的軍售等對中國政府至關重要的一些問題上，影響華府的政策走向，同時亦有助於使館在與中國同行的交往中提升自己的地位。
駐華使館和商界總是試圖把目標統一起來，但是如果一個美國企業不能利用使館提供的資源時，它就會轉向負責公共關係的公司，比如我工作的那家。我們在中國做的都是一些很平常的事情－－公共關係活動、推銷形象和企業分析，但是對在中國進行商務活動的美國公司來說，有兩個重要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首先是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在這個沒有法制、腐敗猖獗的社會中，尤其是面對如此龐大的公務員隊伍，美國商界絕不會忽略中國政府部門。事實上，要想在中國獲得營業執照－－即加入遊戲，不僅僅需要與上面人士拉關係，還需要與幾個下面的人士同時打通關係，通常包括一些地方官員。一個公關公司如能吸引具龐大人脈且有相當級別的前政府官員加入（用我們的行話），就能為公司加分。一些像摩托羅拉、斯科和柯達等大公司都有專門的強大的工作部門負責與中國內部官員保持良好的關係，但這只是例外。大多數公司需要透過我們去與中國官僚隊伍建立關係和依賴我們的策略分析。很公平地，我們從中抽取佣金。
其次就是與公司總部的關係，儘管在我們的手冊中沒有列出。當某個公司總部的執行總裁或者更糟糕一點，是財務總監宣布即將到北京來，很多公司駐華代表都會不露聲色地陷入緊張之中。為避免被問到一些有關盈利方面的問題，第一道防線就是準備大量的套話；因此，我們會為他們預備大量的簡報和幻燈圖片：都是高質量的、謹慎樂觀卻又模糊不清的關於市場發展機遇的長期計劃，同時又靠指出與當地政府交往中出現的不確定因素而為自己留有迴旋餘地。
第二道防線就是雇用幫手，那就是我們。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公司會議上我們扮演獨立的審計角色，表示在經過多番精心調查和驗證後，十分贊成公司首席代表的市場計劃。
第三道防線是，總之，讓執行總裁或財務總監應接不暇。這又會用到我們：我們知道如何把他的行程安排得滿檔，不僅僅是娛樂，還有與中國同行舉行座談和宴會，讓他們產生一種滿足感，即便所討論的細節沒有一項落實到實處（在中國，要想細究一個問題可能要花上一輩子的時間）。
國會代表團和執行總裁們的活動排得滿滿的，不停地在賓館、宴會餐廳和駐外機構之間來回穿梭著。來訪者回到美國後通常會感到精力充沛，一般而言對中國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變化，這幾乎成為一條定律。確實有個新中國，他們親眼見到了。
我們是如何做到的呢？這是因為，除了所有的公關手段和奢華的食宿外，我們還保持了一種拓荒者的魅力，讓眼神帶有火一般的信念，那種敢於在任何蠻荒之地安營紮寨的美國式信念更能贏得信任。如果你問我為什麼會保持這種信念－－雖然我也懷疑中國會在政治上與美國走到一起－－我最先的回答是，能夠為美國在華商界服務並盡我所能，使我深感榮幸。如果我們與外界打交道的原則就是愚弄外國人－－那些吝嗇的國會工作人員和虛榮的執行總裁們，那就對了，我就是想愚弄他們。在這個寨子裡，洋溢著友情，可以享受大盤的水果，和隨之而來的身分地位。過去我就像一條流浪狗，在寨子外面打轉，直到他們讓我進去為止。現在我可不想被趕出去。
在這個寨子裡，我們可以放鬆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詹伯（Jimbo）的公司設在北京的辦事處生意蒸蒸日上，他這個首席代表英俊魁梧，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一天晚上，我們在他的寓所喝酒，他用一種低沉的、近乎於懺悔的語調向我講述了他們公司執行總裁在北京的短暫之旅。
旅行進行得很順利，執行總裁非常高興；詹伯不斷開闢新的商機，北京公司的利潤開始上升。大部分重要的商務會談都結束了，日程安排上還有一、兩個小時的空檔，所以詹伯想，他可以帶執行總裁到地處使館區的秀水街轉轉，那是一個非常熱鬧的市集，滿街都是中國小店鋪，主要是向外國人兜售各種仿冒的衣服和貨品。
當他們走在秀水街上，一個擦皮鞋的小孩忽然靠近詹伯，為了使詹伯光顧他的生意，他在詹伯的鞋子上擠了一小節鞋油（這是中國鞋童慣用的、令人頭疼的，專門對付白人商人的伎倆）。這雙皮鞋是詹伯在每年一度的華盛頓之旅中剛剛花了二百美元買的。鞋子的表面黝黑髮亮，幾乎沒有任何褶子，然而現在其中的一隻卻被塗上了廉價的中國鞋油，那節鞋油對詹伯而言就像一隻吸血的螞蝗。他的臉沉了下來，看著那個傻笑的頑童，用地道的北京話喝道：「把它擦乾淨！」中國男孩搖了搖頭，同時指了指旁邊一個破凳子，示意詹伯坐到上面光顧他的生意。「我說，把它擦乾淨！」詹伯提高了嗓門。那個男孩還是搖搖頭，再次指著椅子。詹伯的動作出奇地快，他抓住男孩的肩膀，把他高高地舉起來，使男孩的臉對著他。詹伯瞪著男孩的眼睛，單腳站立著，把另外一隻腳提起來，在男孩褲子上反覆擦拭，直到鞋油都擦掉為止。然後他把男孩放回地上就像扔掉用完的衛生紙一樣，繼續逛街。執行總裁對此感到非常吃驚，在接下來的二十分鐘裡，他沒有與詹伯說一句話，簡直當他不存在。
詹伯告訴我這件事情後，他在觀察我的反應。我試圖裝得很嚴肅，但還是忍不住笑了出來，我不得不承認，這個故事有一種狄更斯式的幽默。很明顯對我倆而言，詹伯當時作為導遊應該對此事一笑了之，對執行總裁開個玩笑說，中國人從他們一出生就具備生意頭腦，特別是美國人使他們在生意上的創造空間得到了更加自由的發揮。相反，詹伯卻變成了海德（Hyde）先生，美國人最醜陋的代表，狂妄自大的占領者。那個以全球各地都有精明、和藹的人才為公司工作而感到自豪的執行總裁肯定會對所發生的那一幕非常失望，想到這裡我和詹伯爆發出一長串歇斯底里的大笑。
我們為什麼會笑呢？因為我們比在華盛頓的任何人都清楚，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經到了爆發危機的臨界點，農村和衰敗的國有企業製造出上億個骯髒的鞋童。我們知道中國官僚體制的真實情況：牆頭草、兩邊倒，口是心非、貪污腐敗和盲目自大。我們也知道我們扭曲了美國商業原則，對秀水街販賣的盜版和仿冒商品的行為做出了妥協，使之成為中國建設過程的一部分。我們清楚地知道，建設一個新的中國無疑是一場大賭博；某一天後果不堪設想，我們是負有責任的。我們知道我們不得不在代表團來的時候裝模作樣，否則寨子就會倒塌。我們經常會有幾天或者幾個星期生活在思想的矛盾之中。正常情況下，這些疑慮會自我釋懷、一笑了之、藉酒沖淡或者被視而不見；但是當你想舒舒服服地過日子時，一些被中國領導人認為是邪惡的事情接踵而至：老人在公園裡做深呼吸煉功、台灣民主大選、美國偵察機、世界衛生組織對一種呼吸道傳染疾病的反應等等，又會使我們的焦慮像巨浪般涌回來，把我們弄得疲憊不堪，道德繼續淪喪。
作為個人而言，我們的防波堤差別很大。一些人緊緊地抱住了中國政府這塊礁石，其它的一些人則與海岸保持一種不切實際的距離；一些人在市場裡恐嚇孩子，其它的一些人卻收養他們，但壓力仍舊存在。只有等該死的執行總裁坐上飛機回家時，壓力才會有所緩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