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的大部分內容曾於2004年在「Human and Human Rights」上以英文發表過，現以中文發表。
——作者
1989年到了。
新年伊始，北京就開始下雪，軟軟的，潔白，冷清。誰也沒有想到，4個多月之後，這裡就會發生一場社會大爆發，雪變成了血，人肉，和死亡。
1987A超新星爆發
也許真是有上蒼的安排，1989年我寫的第一篇科普文章就是爆發━━超新星爆發。我的研究重點並不在超新星上，但是，超新星1987A爆發之後，超新星成為輿論界的一個熱門話題。不但天體物理界，就是非天文界，非科學界似乎也對超新星發生了莫大興趣。很多地方都要請天體物理學家介紹超新星。我也多次被請過。因此，不得不寫篇科普應對。
在現代，超新星爆發是個純粹的天體物理或宇宙學課題，但在中國歷史上，超新星爆發（古稱客星的一種）不僅是天文，同時也是人文。中國古代極重視這類稀有的異常天象，原因之一是為了占卜。按照古占星術，超新星爆發一般不是好兆頭。從漢朝以來的2000年裡，最壯觀的超新星爆發有過6，7次。例如，「宋史」上記錄，公元1006年爆發的客星，「狀如半月，有芒角，煌煌然可以鑒物」。按占星術，這種壯觀的天象大都預示著兵燹、天災、或者是皇帝要駕崩了。據說，每次凶兆都「應驗」了。比如，公元1054年客星（即有名的蟹狀星雲）占卜結果是「上有災」。果然，不到一年，遼興宗耶律宗真就歸西了。
天文界有不少占星術業餘愛好者。一位精於此道的愛好者占曰：1987A爆發亦主凶，「上有災」。果然，不到一年，中華民國蔣總統經國就「駕崩」了。位置也合，1987A並不在銀河系主體中，而是在銀河系外圍的大麥哲倫島星雲中，恰如大陸之外的台灣島。這當然皆為戲言。但超新星的確曾有過重要的作用。每當客星出現時，負責占卜的官員一定要上奏皇帝，建議頒行「天下大赦」，以感動上蒼，消災滅禍，造福社稷。這時候，皇帝也不得不聽從。在這個意義上，超新星對黎民百姓應算是景星。
我當時所在的北京天文台，前身就是負責觀象、歷算和占卜的司天監。如今的北京天文台已沒有義務和能力去預卜統治者的未來了。但是，按傳統，今天的天文學家仍有義務也有權利關心社會的災禍。在我寫超新星文章時，'大赦天下'的古制又再一次被想起。中國社會的今天，不是同樣有必要頒行一次'大赦天下'麼？
「大赦天下」的公開信
因此，在寫完超新星一文後。我寫了一封給鄧小平的信，建議頒行大赦：
中央軍委鄧小平主席：
今年是建國的第四十年，又是五四運動的第七十年。圍繞著這些日子，一定有不少紀念活動。但是，比之過去人們可能更關心未來。
為了更好地體現這些節日的精神，我誠懇地向您建議，在建國四十周年的時候實行大赦，特別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樣的政治犯。無論對魏京生如何評論，赦免他這樣一個噎服刑十年的人，總是符合人道的精神的。
今年又是法國大革命的二百周年，由它所標誌的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已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尊重。我再次誠懇地希望您考慮我的建議，以給未來增添新的尊重。
謹祝近祺！
方勵之一九八九年元月六日
這就是後來被中共當局指控為導致北京1989反革命暴亂的罪魁之一的信。
此信手抄了3份。一份於當日中午投進北京天文台門外的一個公用郵筒，寄往中共中央。下落不明。
第二天，元月7日，星期六，有兩位客人來我家。第一位客人是劉達，他曾長期擔任中國科技大學的黨委書記。他看了信稿後，表示很贊同，連連說：「是該把這些人（政治犯）放了！」而且，願意幫我把信送到到中央。他是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委員，有有效的送信渠道。劉達轉送的那份手寫原件，後來曾在軍事博物館的「平暴展覽」上作為暴亂物證展出過。
元月7日來的另一位客人是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林是新朋友，他於1988年中秋節前夕才來到北京，擔任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的代表。我曾於1986年通過美中學術交流項目訪問過普林斯頓的高等研究所。所以，林到北京後，我們很快認識了。我把致鄧小平信的第3份手寫本給了林。當晚他就把信譯成的英文，給了一些外國記者。這樣，它就成了一封公開信。林培瑞教授至今仍保有那份手寫的反革命原件，在他的家裡作為反革命物證掛在墻上展出。
2月13日下午，北島、老木等文藝界的幾個年輕人來我家，詢問有關呼籲大赦的情況，我給了他們一份我的公開信的列印副本。他們在我家起草了一封致人大常委會的信，也呼籲特赦政治犯。該信當即用我家的286計算機列印出來。3天後，北島等的信公開發表，其上有33名文化界人士的簽名，就是用286打出的那封信。
同時，中國科學院的一些同事也開始醞釀寫公開信給中央，呼籲當局特赦因思想問題而獲罪者。為發起人之一是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許良英教授。他那封信發表時有四十多位自然科學界和社會科學界的學者簽名。
後來又有文化界（戴晴，蘇煒等）的另一封公開信。
事不過三。幾封公開信發表後，最高當局坐不住了。司法部第一個站出來反擊，他們的正式論據是，寫呼籲信是干擾中國司法的獨立。可見，在人民共和國的國度里，公民寫呼籲信的權利也是沒有的。呼籲信算是一種「瘟疫」。接著，當局開始對在公開信上籤過名的人，一一進行教育或再教育，有的「美言」相勸，有的被警告，有的被公開監視。我的待遇是非公開的監視。
以下是非公開的監視的兩個小證據：A.當局編制的指控我「製造動亂」的文獻影片中，有我騎車到天文台上班的鏡頭。 B. 6.4之後，我在科大時的秘書顧安蘇被當局審查，問他：「你為什麼一天三次去方勵之家？我們有錄影，證明你一天去了三次。」有錄影當然不能否認，祇能從容而答，顧說：「沒錯，是去了三次。因為方老師家的飯好吃，我一天去吃三頓。」
宴會事件
就在呼籲信「瘟疫」流行的時候，剛剛就職的美國總統布希，來了中國。
美國政府對蘇聯的人權問題、持不同政見問題頗有經驗。但是，對中國，總統面臨的選擇是：冒著開罪中國政府危險，同等地對待蘇聯和中國的人權問題？還是採取不同的標準，迴避中國的人權問題，以維持政府之間的「老友」關係？總統有聰明的智囊，想出了一種兩全其美的辦法，即邀請一些中國的異見者參加總統在北京的告別晚宴。按西方的文化，晚宴既是一個正式的公開的場合，但又可以避而不談為難的話題，因此，邀請中國領導人和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共赴晚宴，既表示了總統對中國人權的關切姿態，又不會有損於中國領導人的正統權威。似乎是個高明的平衡。
就在這種情況下，李淑嫻和我接到美國大使館派人送來的白宮請柬，邀我們參加2月26日的總統告別宴會。後來知道，總統的告別宴會邀有500位客人。除李淑嫻和我之外，還有於浩成先生等幾位異見者，總數不超過百分之一。不能不承認，總統智囊的計算是很精密的。百分之一是在泊松誤差範圍之內。
然而，智囊們的計算還是錯了。他們忘了中國的宴會政治文化傳統。在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政治宴席是太多了，許多重要事件都是同宴會連在一起的。相比於莎士比亞的戲劇，京戲中的宴席場次要多得多，其道理即在於此。大凡唱到「擺酒設宴」一場，就知道好戲要到了。
泱泱中國豈容得美利堅總統也來一次擺酒設宴的政治戲？總統的Texas BBQ牛肉宴，是選錯了地方，選錯了時間，也選錯了對象。中共領導人絕難接受，在他們是客人的場合，居然還有持不同政見者在，那怕祇有百分之一。我知道此中的厲害。因此，在接到邀請的第二天，2月23日，我就電話告知中國科學院外事局局長（原在北大物理系任職，我認識）：我收到了宴會邀請。如果當局不同意我接受邀請，就請及早告訴我，以便及時婉謝。
按常識判斷，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即使不高興也不會形之於色。更聰明一點，可以利用宴會一事，做出一幅寬容的姿態。所以，我估計，如果當局不容許我出場作客，最可能的方式是通過天文台或科學院直接通知我。事實上1986年後，凡不准出國、或不准去合肥參加學術活動等等限制，都是以這種方式通知我的。
3天過去了，直到我動身赴會前，並沒有任何明言或暗示要我拒約。那天下午，北京天文台還派來汽車，要送我和李赴會。當局的悶葫蘆里賣的是甚麼藥呢？一時真不好猜了。
確實，智商正常的人絕猜不到當局會採用如下的5大對策達到一個極簡單的目的：阻止我們赴宴。
第一對策：戒嚴截車。
2月26日下午5：30，我們同林培瑞夫婦乘一車從中關村保福寺916樓出發，一路向東，直奔希爾頓長城飯店。後來，司機告訴我們，我們的車一上路，他就發現有另一輛車尾隨上了。但是，當時他沒有告訴我們。6：00左右，我們的車行駛至長城飯店附近的三環道口，發現戒嚴了。上百的警察虎視耽耽地橫在路上，不准一切車輛通行。開初，我們還以為是為了布希一行的安全而實施的。哪知道，警察一發現我們的車到，立即密集攔截，戒嚴遂即解除。原來，戒嚴的目的專是為了截住我們這輛車。
第二對策：最高特工當場指揮。
我們被截下車後，試圖步行去長城飯店，但很快就被一群便衣團團圍上，堵住了我們去往長城飯店的路。為首的一個黑粗粗的便衣，一看即知是個訓練有素的打手，他上來就架住我，接著說：「我是這次布希來訪安全的最高特工負責人。美方特工提供給我們的名單上沒有你們二人，所以你們不能參加宴會。」可見，中國最高特工當晚根本就沒有去保衛貴賓。
第三對策：停止公共運輸。
不能向前，祇好向後。我們決定去美國大使館求證提供給「最高特工」的名單。這時，我們的車及司機都已找不到了。隨即跳上一輛計程車。該車走了數百公尺，又被警車追上，再次勒令停車。不得已，我們祇好改去公共車站等候電車，或汽車。然而，警察還是比我們快，凡有我們等車的車站，所有過往公共電車汽車都被警察命令不准在該站停靠，不准上車，也不准下車。在這些車站等車的其他乘客不明白髮生了甚麼事，陪同我們一起倒霉。
第四對策：陪同「散步」。
放棄乘車的念頭，我們向秀水街使館區步行。這時已約7：00pm，天色昏暗，氣溫下降。我們4個人的前後左右都有警察「陪同」，穿制服的，穿便服的都有，還有一輛警車緊隨在後。每一個街角都有一輛武裝三輪摩托整裝待命。可以看到的警察至少在100個以上。至於看不到的後備隊，可能更多了。總之，一兩個自由思想者，抵得上100個武裝的警察。
8：30pm，我們走到使館區，偶然路遇加拿大外交官霍雷（Horley）夫婦，他了解到我們的困境後，立即邀請我們去他們家小坐。警察無奈，不能再「陪同」我們了，因為不能硬闖外交官的家。警車則近逼到這位外交官的家門口，處在待命狀態。8：30－9：30，在 Horley先生的家一小時中，我們同許多記者聯繫上了。早在宴會進行時，許多記者已發現李淑嫻和我的席位是空的，知道事情一定有變。很想知道詳情。因此，我們決定下一站去香格里拉飯店，那裡住有上百個專為採訪布希訪華而來的記者，可以讓更多的媒體知道今天倒底發生了甚麼。
對策之五：「護送」我們去記者招待會。
我們與香格里拉飯店的電話聯繫，當局必有竊聽。因此，我們很擔心，在離開Horley家去香格里拉時，可能又會遇到警察攔截，以阻止我們會見記者。一上路，確實又有警車緊隨。但是沒有攔截，一路通行無阻，安全而準時地到達香格里拉飯店。之所以如此，最可能的一個解釋是，當局原計劃的阻擋方案中沒有有關記者招待會一項。一個中央計劃政權，原計劃中沒有的，警察也就不去做了。（計劃對警察行動之重要性可由下例標語看到。 1988年初，交通警察在北京天文台前的路上寫了一條大字標語「為努力完成交通事故死亡人數（上限）計劃而奮鬥」。）
晚11：30，召開臨時記者招待會，發布了我們的'晚宴'經歷。北京數百警察的一夜按計劃的努力，沒有白費，終於搶了總統布希的鏡頭，成為第二天的頭條新聞。
南下蘇州
1989年3月6日晚，我乘京滬特快列車從北京南下。目的是去蘇州參加中國天文學會大會。同車走的還有其它3位北京天文台的同事，以及顧安蘇。一夜順利，7日早上10點鐘火車準時進入上海新站。
一下車，就看到有3個人來接我，為首的是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長楊縊泉。他們是當局委派來特殊'照顧'我的。目的是不准我在上海停留，徑直去蘇州。因為楊等都是天文界的熟人，我不能為難他們，爽快地接受了他們的照顧，坐進他們準備好的小車，立即離開是非之地上海。而其他4 個來同上海者，則自行其便了。
楊縊泉倒也相當爽快，轎車開出上海站後，他第一句話就說：「老方，這次可不要在蘇州爆炸原子彈。我們是老朋友，一言為定。」
我當然明白'原子彈'的含義，答道：「我這次祇有宇宙大爆炸，不會有'原子彈'爆炸。」
事實的確如此。為了不給同行帶來麻煩，凡天體物理學術會議，我祇宣讀論文。免談國是。隔墻有耳啊。蘇州會議，當然也不會例外，除了宣讀原初宇宙大爆炸論文外，祇打算到蘇州觀前街上去買點豆腐乾。
在蘇州的5天會議中，不祇我自己的一切活動倍受照顧（連到觀前街也有專車專人陪送），而且，其他許多人也得到'照顧 '.整個會議期間，我們所在的飯店，沒有其他客人。因為，當局已命令該飯店經理，這5天之內，不准再接待其他客人，也不准任何外人進店訪客。對外公布的理由是，這些天文學家所研究的星空和宇宙，都是高度尖端的，必須嚴守機密。與會的天文學家不禁為自己的身價突增，而飄飄然。
但也有人倒霉。有兩個上海教育出版社的編輯，正在蘇州辦事，借住在蘇州大學。其中一位編輯負責出版過我的《天體物理學前沿鳥瞰》一書。他們得知我在蘇州後，就邀我於3月8日晚上在蘇州大學食堂吃晚飯。我答應了。這個簡單的約會，沒有其他人知道。可是，在他們約我之後不到3個小時，就被蘇州大學當局找去，盤問他們倒底是如何同方勵之聯繫上的，為什麼要請方來蘇州大學吃飯，等等。兩位朋友一一如實交待了。還好，沒有陰謀，當局對他們從輕發落：要他們立即離開蘇州大學，不准再到蘇州大學來吃飯。
這件事很快在天文會議上傳開了。吸引了好事的天文學家們研究，當局倒底是用什麼方法能在3小時之內就得知方勵之要去蘇州大學吃飯的。可見，不祇隔墻有耳啊。一些理論天體物理學家使用嚴密的邏輯排除了不少解釋；實測天文學家則使用他們的最拿手的方法━━證認飯店中的哪些人員是由安全部派來的'釘子'.
謝天謝地，雖然有點小插曲，5天的會議總算圓滿結束。散會的時候，楊縊泉非常高興地來和我道別，似乎也是對我這個老朋友的一種感謝，他說「原子彈沒有爆炸！」當然不會爆炸，「原子彈」不是帶在我身上，而是蘊藏在社會中。
三百年和七十年
用'原子彈爆炸'來形容1989年春天的中國社會形勢，確有幾分準確。原子彈爆炸需要幾個條件。一，有足夠多的可裂變物質；二，把可裂變元素聚集在一起達到臨界質量；三，有及時發射的中子進行引爆。1989年的中國，這3個條件恰好都具備了。
首先，腐敗日益滋長，政治改革遲遲不行，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空間的狹窄，使越來越多的學生、知識份子、工人、個體戶、黨內幹部、甚至一些上層幹部都感到憤懣、壓抑和不滿，形成了數量可觀的可裂變元素。潛在的爆發能量處處皆有。
其次，1989年有好幾個紀念日，五四運動70周年，建國40周年，北京民主墻10周年，分散的不滿和憤懣很容易在這些日子裡集中到一起，使裂變物質聚集到臨界質量。
至於引爆的「中子」，幾乎是時時都有的。由當局蠢行所引起的小規模的風波，此伏彼起，從沒有斷過。比如，當局對那幾封大赦天下公開信的拙劣處置，就是能引爆的「中子」之一。
儘管如此，我當時並不覺得一次引爆就能完成中國的民主化改革。應北京五四70年紀念活動之邀，1989年4月4日，我寫了一篇文章「從北京天文台看中國民主進程」。我對歷史估計是：「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五四'，最有價值的作用是倡導將民主和科學注入中國文化……。然而，就民主和科學二者在中國的注入進程來看，五四大體正好分別是它們的起始期和完成期。意思是，一九一九年，中國剛剛開始她的民主政治的進程，而那時，中國已開始全面地接受現代科學，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的衝突過程已近結束。」所以，「對中國的民主進程似還可以不必太悲觀，與三百年的科學注入史相比，七十年的民主注入時間雖已不短，但還不致令我們完全氣餒。」
意思是說，解決「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的衝突」，前後用去了307年，1914-1607=307.起始和終結的標誌性事件分別是：1607年，徐光啟和利瑪竇翻譯出版歐氏「幾何原本」及隨後的中西曆法之爭；1914年（民國三年），中國正式採用基於現代天文學計算的曆法，「洋」歷通行。在民國三年頒布的曆書上特別寫有：「本年曆書系用東西各國通行之法推算」，這是300年才得到的結論。而1919年才引進的德先生，到1989年，祇同「傳統」衝突了70年。遠還沒有認識到德先生是「東西各國通行之法」，不奇怪。再「衝突」100年，也不算太奇怪。
四月和五月
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可裂變元素聚集，終於大大超過了臨界質量。爆發了。歷史發展是不是加速了？
學生的請願和示威開始後，我的生活方式，大體是上午去天文台工作。下午接受各種訪問者，有朋友和學生，有中外記者，當然來訪者中也有關部門的線人。晚上則是我寫學術論文的時間。
在所有記者訪談中，我一律都表示支持學生的訴求。但我一直沒有去遊行，也沒有去天安門廣場旁觀。原因是被全天候監視。早在學生請願的第3天，4月20日，有關當局就開始在內部傳達，北京的學運是由方勵之夫婦一手製造和指揮的。並以此為由，伺機撲殺運動。也就是從那時開始，北京天文台和學界的有心人處處幫我防範，以使在全天候監視下，當局也無機可伺。
4月25日，席澤宗教授邀我去科學院科學史研究所做報告，那是我在北京的最後一次公眾報告。講的是北京天文台的 710年。元朝定都北京後，郭守敬等建北京天文台，曆元明清各朝，司天制歷。以北京天文台漫長的歷史腑視人間，如今不過是又一新朝罷了。星移斗轉，潮起潮退，朝興朝衰，概莫能外。科學的「法輪」已轉進了中國，民主的「法輪」也在轉了，今天的困境不過是它們轉動時的嘎嘎之聲而已。很巧，當晚廣播《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群情譁然，果然，嘎嘎之聲又起。
4月27日，學生組織大遊行，科學院的不少研究生也去了，目的是抗議《人民日報》社論。可以預料到，當局要以抓「一小撮人壞人」的方式，鎮壓運動。這是中共鎮壓各種不滿情緒的慣用方法。李錫銘（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在內部已明說，這「一小撮」組織遊行的，就有方勵之夫婦等。大家都熟知當局下一步要做甚麼。果然，據參加遊行回來的人說，在遊行現場有傳言，說方勵之在遊行隊伍中「跑前跑後地」指揮。這是一個惡化信號。
惡信號製造者的計算，早被天體物理學家們預料到了，並先發制之。那天上午在天文台原定就有一個報告會，由法國人 Jean-Marc Bonnet -Bidaud講「毫秒脈衝星」。這個活動，不僅沒有因遊行而取消，而且台長李啟斌教授（2003年去世）特別要我出面主持報告會，不少參加報告會的同事都明白為何如此安排，一到會場（即在「跑前跑後地」的謠言出現之前）就說：今天我們可以證明，方勵之沒有去指揮遊行，而是在指揮「毫秒脈衝星」哪。謠言自滅。儘管如此，袁木等國務院發言人仍在隨後的記者招待會上點名：遊行是由方勵之等操縱的。
4月28日，第一次有人力勸我離家躲避，這是幾位年輕的同僚。他們從高層關係上得知，有關方面（李鵬，李錫銘等）正在具體研究如何對付方勵之等。幾位年輕同事給我制定了甩掉跟蹤的行車方案，也安排了隱藏地點和聯繫方式。例如，約定的聯繫方式之一是，電話鈴響到第八次再接，等等。
我沒有接受這個安排，一則覺得局勢似乎還沒有壞到要躲的地步，二則我也不喜歡就此離開同事。但是，我接受了他們的忠告，騎車要注意後面，儘量不要走夜路，等等，以防不測。
5月12日，學生絕食，運動如火如荼。戈巴契夫訪問北京，也下降成第二條新聞。北京的學生和市民，感動了整個世界。一時似乎令人覺得中國的變化就在前頭了。但是，學界的朋友，大都反對絕食。因為，「伺機撲殺」的危機並沒有過去。不少人想說服學生停止絕食。但不成功。
5月18日，香港大學張五常教授打來一個很懇切的電話，要我去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停止絕食。我也是主張停止絕食的，幾乎被張說動了，想去天安門試試。但最終還是克制了衝動，沒有冒然出發。張五常教授可能知道管惟炎和我有過一次成功的經驗，即於1986年12月23日夜，成功地說服科大學生結束在合肥市政府廣場的靜坐示威。但那噎是我們的能力的上限了。我不具有說服天安門廣場學生結束靜坐和絕食的能力。
去大同
5月20日當局宣布北京戒嚴，人心浮動，形勢更緊了。各種版本的黑名單，開始在國內外流傳。每個名單中都有我，祇是排名前後略有不同。
5月22日我仍去天文台。同黃家聲（當時研究生，現為Harvard- Smithsonian Center for Astrophysics研究員）討論我們的論文「A historical supernova's lower limit to the galactic stellar collapsing rate」。這是我在北京天文台完成的最後一篇論文。
我接到不少國外同行的電話，美國的，歐洲的都有，建議我離開北京。恰好，天體物理界預定5月24日至29日在山西大同召開高能恆星天文學會議。當時，交通噎不正常，許多學術會議都取消了。但天文界卻仍堅持原定計劃。這也符合中國古代天文學的一個傳統，越是社會動盪的時候，天文學家越是要不間斷工作，因為，那時的社會越是需要星占。現在，占星是不再需要了，但天空是最不理會社會動盪的。
5月23日，我和北京天文台一位年輕同事劉玉林，一起去大同。北京火車站一片混亂。軍用列車占用了北京周邊的車道，民用列車無法正常調度。我們在北京站等了一天，沒有等到去大同的車。不得不再回家。
第二天，5月24日，我和劉玉林再去北京火車站。終於下午6：00有一班車去大同。車經過昌平的時候，整個車站十多條車道，都停滿了軍列，我們的列車在唯一的一條空閒軌道上穿行而過。兩邊的軍人就是後來從東面殺進北京的部隊。
劉和我於5月25日凌晨3∶00到大同。我在當天上午報告，題為「超新星1987A的高能過程」。儘管這裡也已被監視，會議仍一絲不苟地進行。
懸空寺前的「占卜」
5月26日，按會議安排，游著名的恆山懸空寺（一名玄空寺）。這個建築堪稱一絕。整個寺院大小數十個殿堂，都不是建在地基上，而是掛在一面極大的垂直的絕壁上。其哲學是，要想修煉以成正果，必須離開大地，隔絕世俗，不聞雞鳴犬吠之聲，告別紅塵的紛擾。它的歷史比北京天文台還長一倍，已1400年。其中也許會有有價值的歷史天文數據。
會議參加者約30人，乘車到山腳，沿土路，漫步向寺區走去。遠遠就看到，在土路的最後一個拐彎處，站著一個人，衣衫襤褸，有乞丐狀。當我們這群人走到拐彎處時，該人突然跑過來，從人群中一把拉住我，連說∶「我給你算命，我給你算命，不要錢，不要錢。」如前述，天文界的業餘占卜愛好者頗多。不禁想看看這位「高人」的功力。「讓他算，讓他算！」這樣，我就被擁簇到一絕壁下。30多與會者圍在「高人」周圍，似乎是在聽一場外加的學術報告。
人靜下來後，卜師首先說：「你是他的領導。」「他」指的是站在我旁邊的劉玉林。這不難判斷。我和劉的年齡差，一眼即可看到，猜到我們有師生關係，很簡單。然後，卜師拉著我的左手，揉。說道：「你的手掌小，肉厚，很柔軟。」這也不錯，但祇是描述性的說辭。卜者又道：「這是虎掌。」心想，這是不是恭維話？卜者稍頓數秒，結論有了：「不過，你現在是虎落平陽了，有大難，快往西走！」
眾占卜愛好者沒有提問，no comments.鬨笑散。但有人心裡即刻明白了，這位「高人」，十之八九也是國家安全部的一位「線人」。不過，他可能是玩兒錯了地方，這裡研究各占卜學派的「高人」都有，他算是占門弄卜了。
不管「高人」指點的迷津，我們還是照樣地走去，沒有向西，也沒有向東，而是向上。向上攀登懸在翠屏峭壁上的聖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