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我要特別說一下,我不是沒有幫助和支持的。我今天想起當時的場面,我要專門地感謝北京飯店大門口,那些身著便衣的,執行公幹的北京同胞們。以他們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報,和他們擁有的技術條件,說他們不知道14樓上有我們的攝影組在拍攝,是全然不可能的。說他們不知道我乘電梯上到14樓,並拿回了那盤錄影帶,是更加不可能的。但是,我剛才說過,他們看著我的時候,眼睛裡面充滿了憤怒。
有一年,也是六月。我在美國的三大媒體公司之一做事。那是一個多事之春。從年初開始,就是前中共領導人的去世,然後又是前蘇聯領袖戈巴契夫訪問中國大陸……到了六月初的一天夜晚,多事之春終於被劃上了一個巨大的驚嘆號,和一個更大的問號。 我那時還是中國公民,第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