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事已高的斯特朗健康日益惡化，終於在1970年初住進了醫院。她拒絕進食和接受治療，直到周恩來親自到病床邊勸告她，她才答應與醫生配合。周恩來下令通知她的侄孫前來中國，但為時已晚，斯特朗第二天就離開了人世。
1941年下半年，當德軍逼近莫斯科時，中共領導人對蘇聯小組的態度更加不友好了，到11月底，發展成公開敵視。中共的高級工作人員不會見我們了。毛澤東藉口工作忙，沒接見過一次蘇聯記者，而康生則派人盯我們的梢。在這種不友好的情況下，我的任務是要與中國同志改善關係而又不放棄我們的思想原則。考慮到康生在中國共產黨內的影響日益增大，這是件難辦的事。
參與「一二•九」的燕大學生黃華和龔普生、龔澎姐妹等都曾出入斯諾的家，都受到紅色宣傳的迷惑。黃華和龔澎於一九三六年，龔普生於一九三八年分別加入共產黨。斯諾夫婦協助發起的所謂「一二•九」抗日救亡學生運動，導致一大批愛國青年象黃、龔一樣誤入歧途，成為馬列子孫。對此武際良寫道，「由於海倫當時表現得十分活躍，北平學界不支持學生運動的北大學者胡適曾在一次教職工會上誣稱：『這次運動是由斯諾夫人發起的，不是拿了莫斯科的錢，就是得了羅斯福總統的資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