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蘇聯和俄羅斯帝國，通過不平等條約侵占了中國三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二次大戰之後，所有的盟國都廢除了不平等條約，歸還了領土和權益。只有中國共產黨的盟國蘇聯，口頭答應歸還領土，實際上利用毛澤東建國初期的困境，划走了外蒙古的一百多萬平方公里領土。繼而利用江澤民和鄧小平的軟弱和妥協的外交，反而確定了非法侵占領土的合法性，簽訂了邊界條約。所以普京先生笑話中共的外交是妥協外交。言外之意，你們西方以為的戰狼不過是表演而已。

當國家根本制度受到批評，如社會主義有礙經濟發展（如國進民退的政策）、一黨專政不利政通人和（如「清零政策」），或者有報導指出中聯辦在港大量投資物業，又或者不滿「完善」後的選舉制度是政治歧視民主派，這些評論和報導或者政治不正確，但顯然屬於「關乎公眾利益的資料」，有助發掘真相，推動社會進步。問題是，當局會否視之為帶有煽動意圖的行為？

其實我最大的感想就是感恩，對曹雅學女士他們在中國人權律師團最艱難困苦的時候還能想起我們，還能繼續播放關於人權律師的影片，我真的深受感動；其次我分享了做人權律師的艱辛，做人權律師意味著與整個獨裁專制的政權作對，挑他們的毛病、揭露他們的罪惡，因此遭到他們的全方位打壓和報復是不可避免的。失去職業、沒有足以養家餬口的生計、沒有正常和安穩的家庭生活還是小事，不少的人權律師還失去了自由……一如影片中所述……全場觀眾聽後無不動容。

這張照片向全世界傳達了一個清晰的訊號，那就是：不管習近平如何十幾年如一日地清洗黨內軍內他認為不忠誠的人，一直到今天，他的內心，對自己的安全仍然充滿了擔心，充滿了恐懼。不管這是出於他個人的多疑心理，還是的確有不安全的擔憂，說明的都是同一個事實：這個政權並不穩定。因為，如果政權的獨裁者每天生活在恐懼的陰影中，他就會不斷清洗，不斷在自己的周圍抓壞人，這樣的政權能穩定嗎？

今年來中國股市的投資者經歷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日子。事實上過去一個月，內地金融市場已步入「三日一小招、五日一大招」的全民救市行動，中央不斷出招維穩股市，由人行突然下調存款準備金率、放寬房企融資，又表明央企要「市值管理」，到通過中央匯金公司等國家隊具體增援，甚至傳聞要設立二萬億人民幣的平準基金救市，但作用往往是「曇花一現」，股市短期提振後很快又打回原形。

風水先生講的是龍氣走勢的觀察，其中一位師傅曾子南，在七十年代出版的《香港風水漫談》指出，港督府的建築，非龍穴所在，而在督府後花園位置。師傅慨嘆謂，就差了些少」不對竅」，「什麼時候都祇能得次要地位」。儘管如此，在大師眼中，由太平山頂至港督府，至皇后碼頭，是港島最皇氣的地帶，其餘的屬富貴之地。

這次美斯事件，美斯有沒有錯這可以討論，只不過香港政界的處事手法，但明顯摧毀香港這個盛事之都，難怪香港政府列出的盛事舉行項目，有十分之多是濫竽充數，因為正常的頂級明星都不會再敢在中國或香港舉行活動，就算先付龐大金額都不會敢來，因為沒有人保證到如果來港後沒做到港府要求的事，會遭到怎樣的批鬥。其實香港搞到變成各類型遺址的原因，歸根究底，就是習近平那種紅衛兵式批鬥作風，誰都不會敢來香港和中國投資，要救經濟前請先照一照鏡再說好了。

囿於嚴重的認知障礙，習近平無法認識到，他本人，才是中國各項事業發展的最大障礙，也是與各國關係發展的最大障礙。故而，一旦傳出習近平患病，癌症，胰腺癌，消息真偽難辨，但黨內外、體制內外、國內外竟是一片歡欣鼓舞、喜大普奔，就連一再下跌的中國股市都戲劇性地接連上漲兩天。

與2015年股災不同，在2024年股災發生後，至今未見習近平「御駕親征」，參與「救市」的國家隊陣容也不象2015年那樣龐大並座次分明，外資在A股的活躍度也相對低。有2015年前車之鑑在，中國券商也不敢以身試法趁機火中取栗。證監會主席易會滿被免去職務，其情況與2016年前中國證監會主席肖鋼被免職的情況類似。此時此刻，中國政府正加大力度遏制股市下滑，如果收效顯著，大概不會重演2015年「救市三軍盡入獄」的故事。

江澤民隔代指定的是習近平。但是，習近平上位之後，這種稍為斯文一些的權力傳承方式被打碎了。他首先顛覆了最高領導人只做兩屆的不成文規矩，然後乾脆修憲讓終身制合法化；其次，「隔代指定」的不成文規矩也被廢除，胡錦濤隔代指定的胡春華、孫政才有怎樣的遭遇，大家都看到了，甚至全黨、全國和全世界都看到了胡錦濤是怎樣被架出人民大會堂主席台。中共就像完成了一個命運輪迴，恢復到最僵硬最壓抑的年代。這是有後果的，習近平執政十年，中國國家形象肉眼可見地崩壞。

今次美斯在香港大球場，表演了「閱讀球場」的功力。可以在兩秒七的時間內，帶波起動至時速三十一點四公里的美斯，有能雙手插袋，靜雞雞，繞過眾人，來個推背圖之黑兔走入青龍穴，欲盡不盡不可說。泡在扶桑溫泉的美斯，又會否想起自己的金句：「常常擔心的，不是自己能否成為世上最好的選手，而系自己是否一個好人」。

兩位特區高官近日敬告傳媒，小心因報導香港的流亡海外人士的言行，或者批評政府時「加鹽加醋」而惹上煽動官非。前者是將受訪者主張看作傳媒的立場，新聞報導貶為政治鼓吹，後者視嚴厲批評如洪水猛獸，必須嚴刑峻法伺候。兩者不約而同，將言論自由壓在《國安法》的五指山下。

不管是因為懼怕中共暴政，還是不願負責，迅速遣返難民的做法確實欠妥。允許他們在那裡像陳思明一樣等幾個星期，有足夠的時間尋求國際機構的幫助，肯定不會引發戰爭。「沒有難民法，不知如何處理」的說法，純屬狡辯。到目前為止，中華民國台灣仍然沒有難民法和庇護機制，遇到難民尋求幫助還是採取收容的辦法。這「收容」二字很難不讓人聯想到之前中共暴政的收容遣送制度。

中央以及特區政府一直想將「新．香港」打造成仿效新加坡的威權主義政權，在政治上透過改造選舉制度、立法及法庭審判，將個人自由及人權剝奪；但同時希望以普通法原則，在金融及商業上有法治原則的獨立制度以挽留商界。不過在廿三條立法後，基於條文引入的國家秘密涵蓋了商業及經濟，甚至部分罪行放棄普通法原則，這已經直接影響了商界，情況就如內地去年修訂《反間諜法》，就引發大量外資盡職調查公司員工被拘捕，如果香港一意孤行，只會令外資儘快撤離，加速「孤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