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20世紀的地下文學構成了另一個文學傳統，已終將成為當代中國文學歷史中一個偉大的存在。 （一）地下文學的起源和產生背景 嚴格地講，一九四九年後仍漸漸出現的中國地下文學主要地呈現為地下的詩歌，它包括了地下的詩歌刊物、地下的詩歌出版物及不斷出現的地下詩人聚會及朗誦會，詩人，擔當了地下文學歷史中主要的角色和見證。 地下文學最初的發端應該是在六○年代初，但幾乎已難以找到可供考證的文學作品，只留下了當事人——那些青年詩人及作家對悲慘遭遇的回憶。從年齡上，現已流亡美國的貴州詩人黃翔是最早也是最年長的地下詩人，他留下了作品，其中一首詩中的兩句構成了對那一個時代象徵般的見證：「即使我?僅僅剩下一根骨頭／我也要哽住一個可憎時代的咽喉。」六○年代初，在北京的兩個最重要的地下文學團體是以當時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郭世英（郭沫若之子）為核心的「X社」（1962－1963年），以及另一個地下文學沙龍團體「太陽縱隊」（1963－1966年），它的主要組織者為當時的中央美術學院學生張郎郎（左翼畫家張仃之子）。但是，兩個文學團體的組織者和參與者為此付出了悲慘的代價：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在三天三夜的輪番批鬥後，在北京◎女大學校園，郭世英被反綁著從三樓的窗口中「飛」了出來，肝腦塗地，當即死亡，時年二十六歲。張郎郎、周七月則以「裡通外國」罪及「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緩期，坐了十年監獄。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由於許多文學青年秘密地閱讀流散到民間的禁書，特別是譯成中文的西方文學和哲學、歷史書籍，形成了地下文學的第一個高潮。在四川成都地區，六○年代文革時期產生了一個重要的地下文學團體野草詩社，其中的詩人有鄧懇、蔡楚、杜九森、陳墨、馮里、樂加等。他們相識於文革中成都的地下書市，他們的作品也流傳於當時的四川地區。最著名的地下詩人是二十歲的北京中學畢業生郭路生（食指），他寫於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的代表性詩篇《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和另一首詩〈相信未來〉曾在成千上萬的前往邊疆設籍的「知識青年」們中傳頌一時。而在上海，也有一些地下文學沙龍在活動，如現在哈佛大學讀書的陳建華博士，曾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期間寫了大約三十四首象徵主義風格的詩作。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作家高行健為了生存曾焚燒了他早期秘密寫作留下的全部作品，甚至包括日記。政治恐怖對作家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二）文革中的地下文學 七○年代初，地下寫作及地下詩歌的興起以北京、上海、成都等許多地方的地下文藝沙龍和傳閱禁書作為它的精神溫床，地下詩人依群（齊雲）在一九七○年前後寫下了以紀念法國巴黎公社起義一百周年為主題的數首政治抒情長詩。而集聚在河北省白洋淀地區的一批下鄉知識青年中，三位青年詩人寫下了各自重要的作品，根子（岳重）從一九七○到一九七三年寫出了〈三月與末日〉、〈深淵上的橋〉、〈白洋淀〉等八首長詩，芒克（姜世偉）則寫出了詩集《綠色中的綠》，代表作為組詩〈天空〉和〈十月的獻詩〉、多多（栗世征）則寫下了帶有叛逆及強烈見證色彩的詩作，代表作為〈教誨——頹廢的紀念〉和〈同居〉。同時，在北京的青年詩人方含（孫康）、江河（于友澤）、嚴力、林莽、北島（趙振開）等許多人也開始了文學創作。以石默、艾珊為筆名，北島在文革後期寫作的中篇小說《波動》，以類似電影中蒙太奇式的鏡頭切換，塑造了幾位具有小資產情調強烈時代烙印的城市青年人，他們在如此壓抑和暗淡的紅色政治恐怖下仍舊閃現的情感光亮和對政治環境的獨立思考成為小說的主題，我認為，《波動》是當時地下小說中最深刻也是最具存在主義色彩和異化情調的文學作品。另外，當時在地下流傳的情色小說《曼娜回憶錄》、《第二次握手》、金觀濤和劉青峰的思想性書信，都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地下文學。 所有這些文學作品，主要是詩歌，在六○年代和七○年代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青年學生及下鄉設籍的青年知識分子中傳閱傳抄並廣為流傳，這是整個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中唯一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現象和文學呈現，它奠定了地下文學最初的傳統，形成和發展出了一種和謳歌共產主義理想和共產黨武裝革命的現實主義文學、革命浪漫主義文學格格不入的以叛逆和懷疑乃至色情的審美風格和文學表現形式，並為一九七八年以北京西單民主牆為標誌的地下文學刊物的出現做好了文學和作者的雙重準備。 一九七八年底，地下文學刊物《今天》文學雙月刊在北京創刊，這是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出現地下出版並且發行的文學刊物。一九八○年底，北京市警局通令《今天》停刊，在整整兩年的時間裡，共出版了九期刊物和三期「文學資料」，每期約印刷一千冊。作為地下文學在北方中國最重要的呈現：它發表和出版了一批地下詩人和作家的作品，包括詩人芒克的詩集《心事》、北島的詩集《陌生的海洋》、江河的詩集《從這裡開始》、北島的小說集《波動》以及詩人白魔（多多）、顧城、舒婷、楊煉、嚴力、食指、白夜、小青、方含等人的詩作，萬之（陳邁平）、王力雄、甘鐵生、史鐵生（金水）、石濤等人的短篇小說。 （三）八○年代地下詩歌高潮期 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五年，經過了五年左右地下文學的潛沈期和文化控制的嚴酷期之後，從一九八五年前後開始，地下詩歌以全國性運動的方式前所未有地呈幅射狀展開，構成了圍繞北京地區、四川地區和上海地區的三大文學重鎮，並形成了地下詩歌的又一高潮，這一時期重要的地下詩人和地下刊物編輯有：北京地區的多多、芒克、黑大春、貝嶺、馬高明、雪迪等，重要的地下詩歌出版人和編輯老木於一九八五年編輯出版了地下詩歌的完整收集本《新詩潮詩集》上、下冊。在上海地區重要的詩人有孟浪、陳東東、陸憶敏、王寅、默默、劉漫流、韓東（南京）、呂德安（福建）等，他們創辦了數本地下詩歌刊物、如《海上》（1985－1990年，共出版四期）、《大陸》（1985－1988年，共出版十三期）、《他們》（1985－1997年，共出版九期）等。在四川地區的重要詩人有柏樺、黃翔（貴州省）、翟永明、廖亦武、楊黎、周倫佑、藍馬、歐陽江河、萬夏、胡冬、唐亞平（貴州省）等。他們出版有《非非》（1986年）、《中國當代實驗詩歌》（1987年）《漢詩，二十世紀編年史》（1987年）等刊物及集刊。 在八○年代後期，有兩份重要的詩歌刊物在北京創刊，一批美學趣味相近的青年詩人陳東東、張真、老木、西川、貝嶺等創辦的《傾向》詩刊（1988年），在它的發刊詞「傾向的傾向」上寫道：「以嚴肅的態度發現並有所發現。這就是傾向的傾向……是基於詩人的理想主義信念和知識分子精神……它更多地展現在他們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上。」由北京詩人芒克、楊煉、林莽、多多、雪迪及詩評專家唐曉渡等組成的「倖存者」詩人俱樂部創辦的詩刊《倖存者》（1988年）。這些刊物一般只能出版二至三期，隨即便會被各地的警局以出版非法刊物的名義勒令停刊。 八○年代末的一個重要地下文學事件是已停刊八年的《今天》文學雜誌在剛剛從歐洲居留歸來的原主編北島主持下，於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今天》創刊十周年，停刊八周年之際），在北京將首屆今天詩歌獎授予了詩人多多，授獎詞說：「自七○年代初期至今，多多在詩藝上孤獨而不倦的探索，一直激勵著和影響許多同時代的詩人。通過對於痛苦的認知，對於個體生命的內省，展示了人類生存的困境，他以近乎瘋狂的對文化和語言的挑戰，豐富了中國時代詩歌的內涵和表現力。」《今天》為此特別地下出版了油印本的多多詩選《里程——1972--1988》，並在北京的中央戲劇學院禮堂舉行由幾十位詩人及文化界人士參加的授獎儀式。 1989年後，《新詩潮詩集》主編，也是《傾向》詩刊創辦人之一的老木去了法國；詩人江河、貝嶺去了美國；詩人多多飛往英國；楊煉、顧城滯留紐西蘭；詩人北島去了歐州等，這些詩人和已在法國的劇作家、小說家高行健以及作家蘇曉康、鄭義、蘇煒、張郎郎、雪迪、孟浪、康正果、老鬼、哈金、萬之、楊小濱、趙毅衡、孔捷生、石濤、宋琳、張真、張亮、張棗、虹影、劉再復、胡冬、馬建、嚴歌苓、嚴力、阿城等人，成為日後成形的海外中國文學的重要力量。 （四）九○年代的地下文學刊物與作家群 從一九九○年始，地下文學活動及地下文學刊物再度出現，並形成更為專業化及更具流派特色的地下出版活動。在更多的地區，而不僅僅是成都、上海、北京三大文化中心，從一九九○年至二○○○年十年中，先後已有逾一百種不同的地下文學刊物、集刊及書籍不定期出版。而且不僅限於詩歌刊物，還包括小說刊物、攝影專輯、現代音樂刊物、藝術刊物等，在文學領域，已形成和國家的文學刊物及只在官方的文學刊物和出版社上發表作品的作家抗衡的地下文學刊物及地下作家群。一些重要的地下文學刊物影響了許多的地下作家，一九九○年，上海的小說家南方創辦了一份在三年內僅出版了兩期的以小說為主的地下文學刊物《異鄉人》，《異鄉人》上的小說在風格上更為獨特，完全迥異於官方主流文學刊物上的小說，從一開始便確定了自身的小說美學，從某種意義上填補了地下文學刊物中甚少出現小說的空白。 由三十多位中國各地的詩人共同擔任名義編委的地下詩刊《現代漢詩》，在芒克、唐曉渡、孟浪、默默主持下，於一九九一年春在北京創刊，前後共出版了九期。《現代漢詩》曾頒發獨立的詩歌獎「現代漢詩獎」，此獎獲獎人為孟浪（1992年）和西川（1994年），這份刊物每期印刷二百五十冊，在全國各地的地下詩人中流傳，後來由於孟浪，默默在上海被捕，於一九九六年停刊。 一九九七年四月，由四川詩人廖亦武和蔣浩等人創辦了極富人文色彩的文學刊物《知識分子》，刊發小說、詩歌及思想性論文，占相當篇幅的譯文全部轉載自在海外出版的《傾向》文學人文雜誌，重點發表了異議知識分子作家哈維爾的許多文章，以及納粹反猶大屠殺的倖存者、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作家埃利．維塞爾的散文等，它的思想性已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地下文學刊物，此刊物只在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八年各出版一期，每期約印刷兩百本，隨後便被四川省警局禁止出版了。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流亡的《傾向》文學人文雜誌在由美國布朗大學主辦的以「寫作與自由」為主題的國際作家會議上，將首屆傾向文學獎頒發給中國上海的地下作家王一梁，並由貝嶺代表《傾向》宣布了授獎理由：「十多年來，王一梁以罕有的堅持與努力，寫下了相當數量的與我們所處的殘酷時代息息相關的文學與文化批評作品，作為一個從美學趣味到文學理念均回異於中國大陸主流文化的個人作家，他的作品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地下文學的傳統，彰顯了寫作自由與獨立思考的價值力量。」王一梁無法前來參加此一會議及授獎儀式，包括墨西哥小說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美國小說家羅伯特．庫佛及布朗大學校長格里高里及國際筆會寫作自由委員會主任及五百多位布朗大學學生參加了這一授獎儀式。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四日，首屆「劉麗安詩獎」在北京頒獎，此獎項是由華裔美國公民、文學贊助人劉麗安女士為贊助有才華的中國詩人設立的，評委由五位中國詩人黃燦然、陳東東、蕭開愚、藏棣、呂德安組成。每年選出十位獲獎者，每人給予一萬人民幣的「扶貧」獎勵，並編選地下出版的獲獎詩人詩選，此項文學獎的頒獎一直持續到一九九九年，二○○○年開始改為「安高詩歌獎」，獲獎者包括了多多、張棗等四十多位詩人。 一九九九年，「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立場」兩大詩人群的論戰和對峙是地下詩歌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公開辯論，由於現代詩歌在文化領域日益邊緣化，構成了地下詩人群體性的焦慮和對知名度的強烈敏感，由一九八八年創刊的《傾向》詩刊及《傾向》文學人文雜誌前後提出並予以闡釋的「知識分子精神」後來被異化為歐陽江河、王家新、西川、唐曉渡、張曙光、程光煒強調的「知識分子寫作」和以于堅、韓東、伊沙、沉浩波、楊克為代表的「民間寫作」群體之間在詩歌作為事件、文學的功能、詩歌的能指和所指的關係、詩在這一時代中的角色及話語權力的爭論，隨後演化為誰在通過寫詩和論說獲取名利的相互攻擊性質的、頗為情緒化的筆戰。一九九八年由詩人中島創辦的《詩參考》雜誌詳細收集了以上爭論中發表的文章及背景資料。 一九九六年創刊的綜合性地下藝術刊物《文化與道德》是由在廣州的藝術家苟紅冰、趙大勇及在上海的地下作家阿鍾創辦並出版的地下刊物，但每一期的出版周期都頗長，迄今已出版了四期、最新的一期出版於二○○○年十月。這份刊物的設計和美學趣味受到了海外《傾向》雜誌的啟發，集中刊發國內地下作家、詩人和藝術家的作品和現代藝術評論。 縱觀中國的地下文學，可以這樣講，幾乎所有有成就的詩人都是地下出身，並始終游離於官方主流文學刊物之外。中國大陸的現代詩歷史幾乎就是一部地下詩歌發展史。而在小說等文學領域，地下文學則相對較為薄弱，中國大陸的小說家幾乎都是以加入官方作協、在官方文學刊物上發表作品，尋求官方出版社出版小說集來呈現其水準和成就。在這裡，我要談到一個幾乎是唯一的特例，小說家康赫，他剛剛完成了一部重要的長篇小說《斯巴達，一個南方生活的樣版》，帶有《尤利西斯》（愛爾蘭小說家詹姆斯．喬依斯的代表性長篇小說）式的恢宏，甚至艱澀，在文體上充滿創新，並呈現了個人風格，它向世人展現了粗俗的資本主義商業性變化中，中國南方沉淪扭曲的現實畫面。他的小說從未獲准在官方的文學雜誌上刊發，也不被認可，可他無疑將是這一時代最重要的小說家。他是地下文學傳統中的一員，他作品的價值終會被後人認識到。 九○年代後期，由於中國社會的急劇商業化，許多地下詩人進入經商領域，同時，官方出版社面對市場化的壓力，為了賺錢竟然出售國際書號（ISBN），使地下文學開始了地上化的勢頭，許多原來無法出版或只能地下出版的詩集、回憶錄、文選，通過買書號及書商和二渠道的發行，均以正式出版物的形式出版，這些由地下詩人或作家編輯，在官方出版社買了書號自費出版發行的書籍基本上延續了以往地下文學出版物的內容但弱化了精神形式，值得研究的是，這種地下文學地上化現象有別於前蘇聯及東歐地下文學的歷史，是目前中國大陸特殊的出版審查制度下的新特點和新形式。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幾本書籍有，一九九四年八月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地下詩人、個體書商萬夏、瀟瀟主編並出資買書號分為上、下卷，厚達一千多頁的《後朦朧詩全集》。由地下詩人廖亦武編選，以買書號及書商出資印刷，系統介紹七○年代地下詩歌歷史的回憶錄《沉淪的聖殿》（1999年，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許多地下詩人也通過買書號，自費出版詩集。 地下文學的地下出版和地上化構成了一種全新的文學景觀，地下文學隨著出版體制的商業化，特別是由於網絡文學與網上文學刊物的興起，彼此已互為滲透，地下文學的內在精神、獨立的價值尺度和美學趣味仍然將不斷地面對專制制度和商業社會的多重挑戰，它的未來正在變化之中，但它已成為二十世紀世界文學歷史中獨特的一個部份，在新的世紀中，我們將密切關注它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