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20日，為了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四十四周年，我們在副刊頭條位置刊登了雕塑家潘鶴的精品魯迅像，像下排了一首短詩《假如他還活著》，作者是浙江紹興五中的教師章玉安，詩不長，只有二十四行：
假如他還活著，我不知道
人們將對他怎樣稱呼？
假如他還活著，我不知道
他會怎樣向後輩囑咐？
他也許正身居高位，
但也許——不過是普通一卒。
官高，他不忘甘為孺牛之諾，
位卑，他絕無絲毫奴顏媚骨。
他也許已經得到了種種榮譽，
但也許——才剛剛從獄中放出。
榮譽中，他感受到新的吶喊、彷徨，
監獄裡，他會寫出新的《准風月談》、《偽自由書》……
他也許不再用那張印花包裹去裝他的講義，
但決不會盛氣凌人地昂首闊步；
他也許要出席一些重要會議，
但不會跟著三個警衛，兩個秘書。
他也許坐上了現代化的轎車，
但決不用窗簾把路邊的一切擋住，
他會把手伸向每一個流浪者，
他要靜聽讀了很多書的待業青年的傾訴……
他也許時時在灑墨謳歌「新的生活」，
但也許——正在彈毫針砭時弊世痼。
他也許有了較多的歡愉和喜笑，
但也許——正在經歷著新的不安與憤怒……
這篇普通的讀者來稿，引起了當時文藝部詩歌編輯徐剛的注意。按編輯工作慣例，四十四周年不是逢五逢十的整年，副刊發不發紀念詩文都無所謂。但是徐剛從來稿中看到這首很不平常的詩，如同在泥沙里發現金粒，立即挑出來，只在文字上略作修飾，就交到主編手裡，並且如期見了報。我覺得這首詩不是泛泛的紀念，也沒有使用多年來習慣了的「文化旗手」、「硬骨頭精神」等等頌詞，而是選擇了一個新的角度，有針對性地深入剖析魯迅愛憎分明的崇高品質，給今天的讀者以嚴肅的思考和啟迪，這正是它的最大特色，最可貴之處。郭老曾有句云：「詩多好的少」，這首詩應該屬於少見的一首好詩。
誰料得，沒有多久，麻煩就來了。報社領導傳達中央某領導同志的關注，先是查問此詩有什麼背景？作者是誰？我們當即據實報告：作者是紹興一位中學教師，詩是他自動寄來，不是報紙約稿，他同編輯部任何人都沒有關係，如說有什麼背景，唯一的背景就是他是魯迅家鄉的一位教師，僅此而已。
但是，麻煩並未結束。追查者繼續質問：為什麼要這樣寫？作者的矛頭針對誰？影射誰？我們答：看不出他的「矛頭針對誰」，也看不出他要「影射誰」。質問者就指出：現在誰能在出外時「跟著三個警衛，兩個秘書」？這不是明擺著影射誰誰誰嗎？刊登這麼一首詩，是什麼居心？什麼用意？據傳達者說，已經上綱到「一首反革命的詩」了。
話說到這個份上，已經不是對一首詩的議論和評價了。「矛頭」、「影射」甚至「反革命」一類詞語，讓人引起似曾相識的記憶，就在不多幾年前，我們不是經常見到此類「大批判」用語嗎？
問題一下子變得十分嚴重了。我作為報紙文藝部負責人，自然責無旁貸，立即承擔一切責任。但我心裡明白：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於是先向報社領導胡績偉、秦川等同志詳細說明其實很簡單的經過，他們當然也明白，問題哪有那麼嚴重？但是上面既來追查，不能不向我傳達，也不能不有個交代。我就按慣例用個人名義給這位中央有關領導同志寫了一封信，檢討由於自己政治思想水平低，編輯工作中有疏忽，使這首某些字句不甚妥當可能引起讀者（只能說是讀者）誤解的詩見了報，會造成某些不良影響，今後一定嚴加注意云云。用個人名義，因為這位領導同志同我有過幾次交往，他寄詩文稿件給副刊，也多是直接給我寫信。我將信寄出後，並未惴惴不安，因為我有經驗，此事大抵到此就算結束，不會有繼續追查作者和責任編輯之事發生，畢竟是十年動亂之後，不大可能再如過去那樣以文賈禍了。果然，再無下文。
二十年之後，周海嬰回憶錄中提到1957年上海一次座談會上毛澤東主席和羅稷南先生有一段「假如魯迅還活著」的對話，由此引發了多篇文章，包括黃宗英那篇親耳聽到當時對話的權威性現場見證，引起了好一陣轟動。回過頭重讀章玉安老師這首詩，不禁感慨系之。章老師在紹興，1957年大約不會知道「毛羅對話」這件事，不知現在可聽到關於「假如魯迅還活著」的有關議論？但他的詩與「毛羅對話」有一個共同點，即「假如魯迅還活著」，可能會鋃鐺入獄。章玉安老師在1980年寫「也許——才剛剛從獄中放出」，當然指「文化大革命」中魯迅很可能被林彪、江青之流投入監獄，「文革」 結束後才剛剛被放出了，而早在十多年前的1957年，毛澤東就明確地回答了羅稷南老先生的疑問：「魯迅麼？要麼被關在牢裡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據黃宗英文）此處所說「被關在牢裡」，顯然不是國民黨反動派的牢（魯迅一生從未被關過），而是共產黨執政以後的牢了。無怪此言一出，全場震愕，面面相覷，默然無語，而且以後幾十年，再無人提及一字。1980年章詩引起的麻煩，並不在「剛剛出獄」四字，而是別的可能引起的聯想。若是章老師還有興趣，到2006年魯迅逝世七十周年時，還能再寫一首紀念的詩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