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卷
共產革命、農民造反與中國共產黨
第七章
中國大陸晚清政局的全面重現和極端發展
一 中共十年經改的動因與理論、步驟與內容、成效與困境
第一、中共十年經改的動因和理論
一、動因
自一九四九年中共於大陸建立政權至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前後二十八年，雖然既無外患更無內憂，「人人山呼萬歲，個個俯首聽命，一派太平局面」，但是，由現代共產革命和傳統農民造反之雙重勢力，所建立的專制復辟統治，所架構的現代極權制度，所必然要表現出來的種種敗症，卻造就了「血雨腥風數十年，塗炭生靈上億萬」這樣一個空前悲慘的歷史局面。是故，毛澤東死後，廣大農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貧下中農們，終於迭起偷糧、盜糧和搶糧的風潮，驚心而動魄。01 社會秩序亦由文革開始後的動盪不安，走向了公開反抗與變相反抗的不斷發生。社會各種刑事犯罪不僅持續暴起而不衰，至一九七六年，青少年犯罪比例已經占全社會犯罪比例的百分之四十一。02 特別是曾經遭遇過種種冤假錯案的人們及其親人，未死者渴望平反，已死者陰魂不散。廣大倍受蹂躪和殘害的知識分子，即「臭老九」們，更是長哭當歌，痛定思恨，終於萌發了對「民主與科學」的重新反思和追求之心。北京西單牆上，一幅希特勒握著毛澤東的手說「兄弟，你比我幹得更好」的漫畫，已經尖銳地表現了人民對於毛澤東和中共二十餘年種種倒行逆施的極端憤恨和沉痛思考。中國大陸人民再也不能忍受「鐵幕遮掩下的殘酷統治和信仰支撐下的貧困生活」了。一曲「大幹部送上門、中層幹部開後門、小幹部亂找人、老百姓罵出門」的民間歌謠，實已唱出了人民無限不滿與痛苦的心聲。
毛澤東死後的中共及其專制政權，雖然面臨著這樣一個一觸即發的社會局面，然而，華國鋒卻要在「兩個凡是」的信條下「按既定方針辦」，繼續執行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路線。於是，因十年內訌而成為階下囚的中共部分黨人，終於在「保證永不翻案」的鄧小平率領下，為從頭收拾「紅山河」，為挽狂瀾於既倒，為製造毛後中共專制復辟的「中興」局面，為追求中共的「長治久安」，乃接過「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理論武器，號召「思想解放」，以對毛澤東晚年的思想行為論是非，甚至公然批判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由是而推倒了「兩個凡是」。同時，以平反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和平反冤假錯案來收拾人心，以所謂撥亂反正來推倒文革，以提倡回到「科學的毛澤東思想體系裡面去」來歸復文革前中共正宗專制統治，以高喊「振興中華、實現四個現代化和號召國人向前看」來重新激勵人心，從而拉開了中共十年改革的序幕。
二、理論
首先，據實而論，中共十年改革並無理論可言。這是因為，中共在十年改革中，始終固守四個堅持，堅守教政合一的極權政治體制，不斷強化正在被迫削弱下去的專制思想統治。因而，作為中共政權思想基礎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不僅仍處於獨尊地位，起碼在表面上和形式上，沒有人敢公開反對。這就為改革在理論上圈下了一塊不容逾越的思想禁區。任何人衝撞不得。其次，蓋因馬列毛只有「革命」理論，即殺人奪權和殺人固權的理論，向無改革的理論，所以，中共的改革，也就不可能在馬列毛思想的指導下進行之。相反，所謂改革，若要依據馬列毛的理論來進行分析，就純屬「反其道而行之」。因此，一向誇口擁有「光輝革命理論」的中共，既不能「掛狗頭、賣狗肉」，便只好「掛羊頭、賣狗肉」了。也就是馬列毛思想照掛，背叛馬列毛的改革照干。這雖是人人心知肚明的事情，也是除掉中共「昏糊老朽、惡棍左王」以外者所樂於暫時執行的。但是，畢竟「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不是正大光明的勾當，因此，實際上的狗肉買賣，就非但不能過分，尤其是掛羊頭的把戲，就更不能叫人公開戳穿。更何況中共內部的左派，即要維護馬、列、毛思想正宗的頑固派們，又時時要「聞腥而作亂」。再加上改革者本人，雖有改革救黨之念，卻無變革專制之心。特別是他們為了維護中共一黨專制統治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又非馬、列、毛這張畫皮不可。
這樣說，並非指中共十年改革毫無「理論」可言。與中共慣用的「口號」式革命理論一樣，由鄧小平所建立的所謂改革理論，亦常常是以「口號」代替」理論」。這就既省略了理論本身所必須的科學性，又易於「標明立場、雷厲風行」。如果說，鄧小平於十年改革中尚有什麼循序漸進的「理論」即口號的話，那就是：
其一、以「振興中華，實現四個現代化和向前看」為口號，既要求消彌黨內分歧，又希望消彌人民仇恨，於不堪回首之中，試圖號召黨人和民眾引項向前，為用改革創造中共長治、人民久安的新一輪專制統治局面而勉為其難。
其二、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為理論旗號。但批毛不批黨，否文革不否定十七年，一心想歸復中共文革前十七年的正宗專制統治。
其三、提出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將已經進行了三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仍然放回到沒有高級階段的初級階段去。既對前三十年的一切罪惡包禍容過，又為改革的過失開脫罪責。這算是鄧小平的一個「前後皆得和左右逢源」的「理論」。
其四、大言「改革是前人所沒有做過的事情」，因而提出「只能摸著石頭過河」。這個「過河論」是在一九八五年後，當改革迅疾滑坡，人心黨心不滿，面對黨內黨外種種指責之時，由鄧小平提出來作「自我辯護」的理論。這個在一個相當時期內被當作重大改革理論的「理論」，一是證明中共黨人無知，並敢以無知欺天下人，將古今中外一切有聲有色有血有淚的改革，歸為烏有。二是將這一場改革的真情和實景，無可奈何地表現得淋漓盡致。「過河論」一出籠，立即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極端不滿。在廣大民間，人民便常常用「十二億人憑什麼都要跟著你摸著石頭過河」的話，來嘲笑之、批駁之和反對之。這句話在人民渴望真正改革的心理追求上，撒下了無邊的陰影。說它是人民在理性上認識與看破中共所謂改革的開始，亦不為過。
其五、高喊「長治久安」。即「中共長治，人民久安」。此語不僅凸顯了晚清慈禧和今日中共所一心相與的共同政治願望，更將中共要借改革以預防革命和苟延專制統治的全部企圖暴露無遺。
其六、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理論。如果說十年改革伊始，當局部恢復個體經營已經造成部分個體經營者不正常的劇然成富，甚至造成朝野上下物議洶洶之時，鄧小平說出這樣一句話來，意在保護剛剛推開的經濟改革勢頭，以平衡社會心理，亦未必大錯，那麼，一九八五年，當中共高幹子弟弄權經商已經造成官倒橫行、權門暴富之時，鄧小平的這一句話和他對這一句話所加的補充與解釋，即「既然能夠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為什麼我們的子弟就不能先富起來」，也就在中共拒不進行政治改革的前提下，既迅疾造成了中共經濟改革的巨大混亂和民心的極大不滿，又造成了中共官場貪污腐敗的肆意橫行，更暴露了「中共專制統治者們」的無限貪婪精神，從而為他們所一心相與的「長治久安」願望，製造了黨基崩潰的無窮危險。
如果說「振興中華、實現四個現代化和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等「理論」，尚為撥亂反正與推動經濟改革，起到了思想發動作用的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語，尚可視作中共為自己以往的罪惡「遮羞、彌過」的話；其餘一切所謂理論，不僅均不是指導和引導改革的理論，而且在實際上都為凸顯這一場改革意在維護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的本質，和促使這一場改革的迅疾滑坡直至失敗，起到了彰明較著的作用。這既是中共十年改革的本質體現，更為中共借改革以自救的目的所使然。
第二、中共十年經改的步驟和內容、成效與困境
中共的十年經濟改革，基本上可分為「以撥亂反正為先導，以農村改革為開篇，以城市經濟改革為主題，以引進外資、實行合資、允許獨資為手段」四個方面。
一、所謂以撥亂反正為先導，即指部分地恢復為中共文革和文革前十七年所毀掉的一切社會正常存在。具體地說，一是恢復原有的黨政系統及其建制，恢復下放幹部和插隊知識青年回城工作和待業的權力，恢復被廢止了十年的高等學校考試制度，恢復一九四九年前向西方派遣留學生的制度。二是先黨人後群眾地為文革和前十七年的部分冤假錯案平反，直至為地富摘帽和為右派改正。意在收拾人心和恢復社會秩序。
二、所謂以農村改革為開篇，即指在少數省區農村自發包產到戶的形勢下，被迫恢復一九六零年曾被劉少奇肯定和保護過的「三自一包」救命政策。並在此基礎上，廢除人民公社制度，將農民的農產品生產權、農產品經營權和基本人身權力部分地歸還給農民，初步地將農奴復歸為農民，逐步地推行包產單幹。從而，在短暫的時期內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起到了恢復農民傳統的小生產以救社會主義的命這樣一個作用。
有必要說明的是，農村改革之所以能夠在短暫的時間內獲得相當的成就，並因之而奠於了八十年代整個經濟改革的基礎，蓋因農村改革已經超出經濟改革的範疇，具有明顯的政治改革內涵。雖然它不是向前改，而是向後改。但是，它畢竟將中共在中國大陸農村所長期製造的歷史性倒退，進行了撥亂反正，使中共一手架構的共產農奴制度開始瓦解。但是，一九八四年中共對農村改革政策調整的失敗，以及由接踵而來的「雙軌制」所造成的，農業生產資料的暴漲、賣糧難、和「打白條子」03 等一系列問題的出現，遂使農村改革迅速出現「嚴重滑坡」。中國大陸農村短暫的好年頭和好景象，就此江河日下，不復再來。新的農村社會危機卻由是而生。
三、所謂以城市經濟改革為主題。農村改革固然能夠起到穩定社會與政權的作用，但作為現代社會經濟命脈所在，和造就了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主體，卻是城市。但也正因為城市集政治、經濟、文化於一體，所以它的改革，才既不可能象農村那樣，只需「分田單幹」，解散人民公社，即走「回頭路」，便能夠收到改革的「奇效」。更何況由中共所建構的專制權力經濟，乃是對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直接制約和嚴重製約。因而，只要黨權不放，政權不讓，專制權力經濟的基本形態沒有改變，其城市經濟改革也就不可能獲得成功。一九八九年前城市經濟改革的一再失敗，就已經證明了上述理由的正確。
但是，在中共十年改革中，城市經濟改革還是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獲得了一些治表不治里的成績。它具體表現在：
其一、與在農村恢復傳統農民的小生產一樣，恢復了傳統型的城市個體經營，實際上就是恢復了小商小販在流通領域裡的數千年歷史性存在。但是，這個恢復，卻溝通了城鄉與民間的物資交流，開拓了城市閒散人員就業的機會，造成了個體經營這個傳統的社會正常構成，在中共專制統治下的再生和崛起。
其二、在局部恢復個體經營的基礎上，允許「個體經營」的限制性發展。將小商小販小個體戶在流通領域和小生產領域，發展成了擁有一定經營資金和一定經營範圍的新型資產者，從而恢復了一定限度內的私人僱傭勞動。在沿海省份，這種個體經營在規模上發展較大，重新造就了一定數量的家庭式手工作坊的出現，使得當代中國的民間工業，再度呈現出了宋末明初自由手工業初萌期的歷史景象。
其三、恢復、建立和發展鄉鎮企業，使之成為地方工業的補充者與鄉鎮經濟的主體。好處是活躍了城鄉小商品市場，發展了鄉鎮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鄉鎮及農村生活的水平；壞處是使中共鄉鎮基層政權有了揮霍的「小金庫」，造成農村腐敗橫生。因為鄉鎮企業直屬鄉鎮黨、政兩權領導人，由是，鄉鎮企業的負責人，便在改革中迅速成為有權有錢者，農民對他們的普遍怨恨亦由是而得以迅速擴張。
其四、仿效清政府於經濟改革中建立上海經濟特區和開放通商口岸的辦法，延承毛澤東「抓典型」的一貫手法，在維繫中共黨政兩權專制政體的前提下，建立深圳、珠海兩個經濟特區，仿效「資本主義」的經濟管理和經營模式，意在使它們成為一個紅色的資本主義世界。若就現實的政治經濟狀態而言，它們不過是中共專制權力控制下的官倒、官商和一切不正常經營的中心和發源地，被中國民間稱作「第一和第二官倒中心」，是中共改革腐敗和腐敗改革的象徵地。若借歷史的前證相比，它又酷似清政府的上海經濟特區，卻又遠不及晚清的上海。因為晚清的上海只有政權，沒有黨權即教權；確有資本主義，即有自由主義經濟的真發展，而無專制權力經濟的主體控制。加之舊上海雖然是帝國主義冒險家的樂園，新特區卻是中共權貴及其子弟發財致富的溫柔鄉。雖然它所呈現的繁榮和繁華尚遠不能與當年的上海相比。再者，中共建立深圳、珠海經濟特區的目的，固然是為了抓典型、樹樣板，但是，即便是鄧小平於一九九一年發表南巡講話時，極力鼓吹深圳、珠海經驗，卻又絕不敢向內地推廣。無非是不能將中國大陸廣闊的土地都變成「紅色資本主義」世界罷了。誠如中國大陸民間有言，「所謂特區，乃中共特權地區之所謂也。」
其五、所謂提出城市經濟改革，建立市場經濟，實行「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並行的雙軌制」。這三個提出，前兩個固為形勢所迫而不得不為，在理論上也屬於真改革，但是，中共的專制權力經濟結構，卻只能使它們成為空談。因為，當作為城市經濟改革重心的「向市場經濟轉型」，一旦受控於專制權力之下，則以自由競爭為前提和本質的市場經濟發展，就只有死路一條了。至於第三個理論，中共一則允許實行，二則樂於實行。因為它一是在理論上並未全部否定專制權力經濟，二是在實際上使有權力的專制統治者們擴大了賺錢的特權。因為由權力以平價買進計劃商品，再用權力將計劃商品以高價賣入無計劃的市場，便會僅僅因為權力這根槓桿的作用，而在流通領域的轉瞬和轉手之間，就能獲得驚人的「利潤」。這是中共官倒、權倒爆發的巨大歷史契機，也是中共權力階層暴富的絕好「商業」手段。自然，更是中共改革隨之迅疾滑坡，和由改革所招致、所擴大的各種社會敗症交相併發的主要根由之一。一九八九年前，中共的城市經濟改革更由此而歸於失敗。
其六、所謂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於企業疏離黨權，擴大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可以說，這是中共城市經濟改革唯露改革容顏之處。但是，由於專制權力經濟的頑固性，即黨權、政權對於經濟領域生產權和經營權的不肯真讓和不肯真放，而只能收效甚微，甚至一再出現反覆。如雖然局改公司，公司卻既設黨委，又有被規定的行政級別，是故，企業界的黨權和政權也就成為假讓和假放；若再加上企業內部的黨權和廠長權，又一直在隨著中共層層權力鬥爭的起落而相消長，是故，被鬆綁的廠長既不能「松心」，也就談不上真正的「鬆綁」。特別是「冷風」一來，黨中的改革派一遭難，廠長們就會被黨委書記們名以各種經濟問題、生活問題而投在明槍暗箭之下，直至紛紛落馬。十年改革中，這種倒霉的廠長無以數計。其中銜冤之深者早已令全國人民震驚不已。
四、所謂以引進外資、實行合資和允許獨資為手段。
中共北京政權建立伊始，即實行了閉關自鎖的政策。換言之，即中共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棄絕交遊久矣。毛死後，鄧小平發動改革，本質既在自救，對內便要暫時「與民讓步」，對外便要放棄僵死的社會主義立場。如是，鄧小平也就不得不在防止和反對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的前提下，逐步地開始了引進外資、實行合資和允許獨資的新經濟政策。這一改革大計，雖是清政府老早就做過的，並也曾卓有成效，但在中共卻是石破天驚，更被他們自己認作「史無前例」。再加上中國市場既大，勞動力又低賤到了不能再低賤的地步，加之早期的官場因眼界剛開，口胃不大，甚至只需要一瓶洋酒、一台彩電就可以使外資引進，合資簽訂，獨資有望。如是，也就吸引了海外形形色色的投資者，包括先到的港商，後來的洋商和最後趕來的台商，從而造成了一派轟轟烈烈的投資、合資及獨資的經濟改革景象。這個景象，在促成中共八十年代的經濟自救上自然功不可沒；這一景象，在導致中國官場腐敗的迅速加深上，更是功勳卓著；這一景象，對屢經危難的中共經濟之一再輸血，則在相當程度上和在相當多的次數上，起到了維繫中共專制統治的巨大作用；這一景象，又為中國大陸人民放開眼睛看世界，從而愈來愈催動起他們對於民主改革的渴求，直至形成他們對中共經改的本質認識和深刻認識，就更是「患莫大矣」。因此，投資、合資和獨資的風氣及規模，也就伴隨著中共改革風雲的變幻，改革派和頑固派權力的相消長，經濟發展的禍福不定，中共專制統治危機的或隱或現，而時漲時落。更在一九九一年之後，為中共層層統治集團中人紛紛借投資、獨資和合資舉外債，變私款，轉放海外為其子孫留後路，提供了絕好的手段和渠道。據北美《世界日報》報導，一九九四年，海外對中國大陸投資總數，即為中共轉放海外之個人財富總數的驚人消息，實在使一切真正愛國的華僑頓生扼腕切齒之痛。
誠然，與農村改革的成就相比，姍姍來遲的城市經濟改革，由於政治改革的決然不行，才一方面造成了城市經濟改革的不改不動和改而難動，一方面又因城市經濟改革伊始，就立即推行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雙軌制」，才造成改革尚未見效，腐敗已經橫流，一場城市經濟改革幾乎完全成了「官倒與腐敗」的代名詞。它不單在社會風氣上轉瞬即造成了「一切向錢看」的腐朽風氣，而且在社會心理上更是增強了嚴重的社會不公感覺。其在權錢關係上，一是使社會權力意識在改革的年代反而有強無弱，二是使權錢交易成了敗壞一切社會公德的禍水。
在中共十年經濟改革中，除掉創造了一片表面繁榮和虛假繁榮以外，個體經營的發展應算是城市經濟改革的一項重大成就。這個重大成就，一方面證明了在所謂社會主義條件下，個體經營只有被迫走與封建官場及專制權力相結合的道路，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從而使得民族自由經濟在其再生伊始，就走向了非自由發展的歧途。一九八七年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發表並出版的長篇小說《痴漢》一書，就對此作出了十分生動和準確的文學概括。另一方面它又在實際上為增加中共財稅收入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安徽省為例，一九八九年個體戶的稅收已達全年財政收入的近半數，一九九一年則達到當年財政收入的一半以上。這對於撐持中共江河日下的經濟，實在是功莫大焉。所以，一九八九年以後曾一心想使個體戶們傾家蕩產的「江核心」，04 也不得不在二度改革中容忍個體戶們繼續發財致富，並絕不容許它們退隱家園，否則便以凍結、甚至沒收銀行存款相刁難。由是，中共雖因「民族資產階級」的再生與發展而寢食難安，然而，真要下決心掐死這個新生的「畸形民族資產者階級」，其經濟便會立即陷入不能維持的境地。因而，由這個「畸形民族資產者階級」給中共在政治上帶來的擔憂和在經濟上帶來的好處 ── 不論是於公還是於私，均已使中共處於進退維谷和莫衷一是的困苦境地。「左王」們指責「個體戶發展已經宣布社會主義失敗」一類的話，和他們所一再發出的「中國就要形成為資產者階級的個體戶將必然要在政治上有所要求、並要尋找代理人」的警告，無非表現了他們對「山河就要變色」的心慌意亂罷了。05
二 中共十年改革的範圍、禁區、死區、後果及專制改良本質
第一、中共十年改革的範圍
中共十年改革除掉曾在農村改革中解散人民公社、即解放共產農奴，乃具有政治改革的意義以外，其它任何改革，特別是城市改革，均被限定在經濟改革的明確範圍之內。即只准許經濟改革，而不准許政治改革。或曰只有政治改革的空喊，而絕無政治改革的實踐。
第二、中共十年改革的禁區
因中共只空言政治改革，而絕不進行政治改革，因此，向被中共視為第一和掛帥的「政治」，便天經地義地成了改革的真正禁區。尤其是它的「四個堅持」和「抓兩手」，即在四個堅持之下，一手抓經濟改革，一手抓思想文化領域裡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實際上不但不會促成改革的深化，竟又在政治改革的禁區之外，增添了一個新的禁區，就是不准在思想文化領域進行改革。由是，思想文化領域裡新的整肅運動也就彼伏而此起。從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倡「思想解放」以來，一九八零年就因文學界被視為「越軌」，而由中共挑起了一場「歌德還是缺德」的爭論，06 即「是歌社會主義德、還是缺社會主義德」的爭論，企圖再度用政治的力量來排斥和否定剛剛觸及、表現和批判了當代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一九八一年春天在北京召開的「劇本座談會」，又借批判電影「苦戀」，向文化界發出了正式的警告。一九八三年秋冬之際，終於爆發了為期二十七天的「流產文革」，即來勢洶洶的「反對精神污染」和「反對西化」的運動。一九八四年全國作家代表大會雖然是文學界對「反對精神污染」這一流產文革的「出氣」，一九八六年爆發在全國各地要求政治改革、要求言論自由和要求反對官倒腐敗的學生運動，就更是表達了人民要求政治變革的政治要求。但是，一九八七年初中共發動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無疑暴露了中共絕不會改革政治，更不會將專制政治改革成為民主政治的本相。之後，因中共最高統治集團內部權力衝突的暫時傾斜，曾又一次造成了短暫的寬鬆環境，即造就了一九八八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敢言」會風，致使一時間要求政治改革和要求反腐敗、反官倒的呼聲響遍全國。但一九八八年深秋，全國第五次「文代會」「不准串連和不准胡說」的陰冷沉寂會風，終於預示著一場更大政治寒流的到來。可以說，除掉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後，鄧小平為否定文革和撥亂反正而不得不一度高喊過「思想解放」，即要求「解放到科學的毛澤東思想體系裡面去」以外，此後，在思想領域，非但再也沒有提倡過任何的思想解放運動，卻反而有計劃、有組織地一再遏止人民的思想解放，一再撲殺人民的任何「異於」思想，力求歸復馬、列、毛正宗，特別是對新聞自由的絕不鬆口，集會結社的絕不允許，人民辦報辦刊的絕不給予，從而在十年改革中，使得思想文化領域裡的改革亦與政治改革一樣被視作禁區，不能越雷池一步。這既是文學藝術的發展僅僅在幾聲吶喊和幾篇「傷痕」之後，便開始遭受重重打擊、限制、並被迫迅速走向種種歧途的原因，也是伴隨著經濟改革的發生、發展、滑坡和惡化的政治改革高喊，更無從兌現的根由所在。
第三、中共改革的死區
中共之所以在十年經濟改革中設立了以上禁區，根子，是在中共黨權的不能放手和不能放鬆。而黨權的不能放手和不能放鬆，不僅形成了中共十年改革的一個真正死區，而且正因為存在著這樣一個死區，才造成了其它方面改革的困境、禁區和難題。特別是政治改革的無以進行。
十年改革中，人事制度的改革喊得最早，但迄今「黨管人事」的制度卻無分毫改動。十年改革中，「黨政分家」的呼聲可謂最高，但至今黨政豈但不分，甚至連對人大和政協都已經進一步強化了共產黨的專制。十年改革中，黨權、政權對於企業、事業的管理權和控制權，雖然一再地遭到了人民的物議與不滿，但其堅決不改和堅決不放，只能令人扼腕。著名共產黨演員趙丹臨死前就曾滿懷沉痛與憤懣地指斥說：「既然號稱百萬大軍的文藝界，每一個單位和團體都有那麼多的黨員，又為什麼非要派那些外行的黨員來領導我們不可？」他的話，雖然震聾發聵，發人深省，但是，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共在全國各級文聯及所屬各協會，以大派黨棍來代替黨員作家藝術家擔任黨政領導的倒行逆施，已經證明了中共的用心何在。
第四、中共十年改革的後果
一、經濟、政治等方面的正面效應。相對於毛澤東和中共二十六年無法無天的殘暴統治而言，由鄧小平和中共所推行的改革，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一定範圍內和一定時期中，達到了用改良的方法以與民讓步、與民休息和與國發展的成效，從而使得中共的專制統治得以短暫的中興。用胡耀邦的話來說，就是「中共這一艘早已在下沉的大船總算沒有沉沒」。07
二、專制極權統治的相對削弱。中共十年「掛羊頭、賣狗肉」式的專制改良，終於使得在前三十年中嘗足了「社會主義苦」的人民，包括中共自身的許多黨人和官僚，對所謂社會主義信念和共產主義信仰均產生了根本的動搖。人民不僅已經在感性和感情上，而且已經從理性和理論上，走向了對所謂社會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和拋棄。在官場，則迅速演化成為將堅持馬、列、毛正宗思想，變成了假戲真唱和真戲假唱。有時則乾脆成為對上交差、對下作態、上下互相欺騙、卻又都是心心相知的政治過場戲。中共中央屢屢指責其各級黨政官員「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原因，蓋源於此。
三、官場腐敗的迅速升級和擴張。雖然在文革前十七年和文革初期，毛澤東和他的高級黨政官僚們在生活上已經腐化墮落不堪，但是，一方面因被遮掩在鐵幕之內，另一方面，亦因「革命」一詞猶如一把無形的「法術」之劍，被中共最高統治集團高懸在中低級幹部和造反派的頭頂之上，使之不敢公然的腐化與腐敗。但是，至文革中、後期，特別是林彪事件之後，因毛澤東以革命名義整殺「功臣」的倒行逆施，已為廣大黨人和民眾所識破，「革命的法術之劍」既隨之消失，中共各級權力集團的腐敗和腐化也就得以大大地傳承和加速。再加上「革命」不僅使得人民越來越窮，「革命」亦同樣使得中共的大多數下層幹部，非但在政治上朝不保夕，而且生活清苦，心自難甘。於是，腐敗和腐化遂蔚然成風。前文所述，「大幹部送上門、中層幹部開後門、小幹部亂找人、老百姓罵出門」的民謠，便是文革中後期腐敗社會局面的真實寫照。毛澤東死後，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伊始，一方面，曾在十年內訌中失去了天堂的所有黨政官僚，為重新得到一切和占有一切而倍顯貪婪；另一方面，清苦了半輩子的中小「革命家」們，因早已看透了人生，看穿了「革命」，因而「改革」雖難全真，「開放」卻全然不假。於是，「有權就有一切，無權就一切都沒有」的口頭禪，幾乎成為他們心領神會的座右銘，激發得人人為餐餐頓頓酒肉穿腸過，為在考察名義下出國觀賞資本主義，為升官晉級而公然用公款行賄索賄，為安排子女後人的移民海外而一心斂財和瘋狂占有，為嘗盡人生的艷樂而酒色不衰，竟能夠將整個官場與社會鬧得腐敗橫行，烏煙瘴氣。特別是一九八五年後中共層層高官及其子弟們的弄權經商，大搞官倒、權倒，就更是將這一片腐敗之氣，變成了合情、甚至合法的腐爛之風。中共正是用它的「改革」，才從「為革命抓權」，徹底地走向了「為革命抓權乃是為了為革命抓錢的嶄新歷史階段」。而由專制制度和由專制改良所製造的腐敗和腐爛，亦終於變成了中共及其專制統治的不治之症，成為中共大陸專制復辟政權的亡國之象。
四、社會兩極分化的迅疾形成及其發展的極端化
中共的公然腐敗與腐爛，不僅是對社會公有財富的瘋狂糟蹋，而且是對社會共有財富 ── 實際是人民財富的公然劫奪。這就必然要造成如下兩個可怕的結果，一是他們的富有化恰與社會的貧窮化成為正比，二是掌權者的公然腐敗和腐化，必然要造成整個社會腐敗、腐爛風氣的公行。就前者而言，據不完全統計，一九八九年中共官場用於公款吃喝的錢竟達數億人民幣以上。但一九八九年人大內部亦有資料統計，該年中國中部某省竟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農民連肚子也吃不飽，而在某富裕省份的貧窮山區，農民連過年也吃不上一頓肉的景況竟比比皆是。這自然只能造成普通人民對「吃喝玩樂都報銷」的中共黨人官僚，懷抱強烈的不滿直至憤恨。就後者而論，則正是由前者才造成了整個社會心理的嚴重傾斜和社會公德的蕩然無存。流行在整個大陸社會的「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之類的憤恨貪婪之語，實已將今日大陸社會的不平心態和腐風惡氣表現得淋漓盡致。
五、政治改革呼聲迭起
如果說一九八四年前的農村改革和所謂城市經濟改革尚有成效的話，則一九八四年之後的形形色色改革，便立即開始呈現出種種雜亂無緒的現象。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共對於必須與之配套的政治改革，或曰作為經濟改革必要基楚的政治改革，非但遲遲不改，而且決然不改。一九八五年，鄧小平雖然在中共十三大上給予了政治改革的空洞許諾，中共黨內的政治改良「精英們」甚至已在草擬政治改革方案，08 但是，政治改革仍然只是空打雷，不下雨。歷史的事實是，自中共十三大到中共十五大，中共不僅無意進行政治改革，而且蓄意反對政治改革，並且在高喊政治改革中肆意擴張黨權，強調四個堅持，特別是在人大和政協，思想界和理論界，教育界和文化界，其黨權的擴張與強化，實已到了連「十七年」與文革都不曾達到的強度。如前所說，一九八九年之後，各級人大和政協均由中共各級黨的主要負責人擔任其主要職務的事實；一九八九年之後，各級文藝工作者聯合會和各級作家協會均由中共各級宣傳部派出大批黨棍以再事「外行領導內行」的實例；一九八九年後，江澤民猶如高喊立憲時期的晚清監國攝政王載灃一樣，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一族（即上海幫）的全面倒退景象；只能說明中共為了鞏固其一黨專制的權力，已經連臉面也不能夠再顧了。而對於那些一再要求政治改革的普通民眾和知識分子，中共不是施以高壓，趕出海外，便是逮捕法辦，課以重刑，「六四」的血影依然深重地籠罩在我們的國土之上。
必須指出的是，中共雖然以上述種種手段達到了在實際上反對政治改革的目的，但是，政治改革的要求在中國大陸人民的心中卻非但沒有因此而消失，卻反而變得愈來愈強，愈來愈烈，並且終於演變成為要求社會徹底變革的思潮，在向著追求民主自由和反對中共專制統治的明確目標前進了。
六、民主運動的爆發
中共從允諾政治改革到反對政治改革直至強化專制政治的行徑，一方面保護了中共的權力及其特權階層的貪贓枉法與腐敗腐化，一方面使原來已經舉步維艱的經濟改革發生了嚴重的滑坡，一方面終於使人民對中共的所謂改革走完了「由期望到失望和由失望到否定」的歷史過程。一九八六年秋，即在中共十三大許諾實行政治改革一年之後，全國各大中城市終於爆發了學生運動。其聲勢與規模均為一九一九年之後所僅見。這一持續了一個月之久的全國性學生運動，雖然無領袖，無組織，亦無計劃與謀劃，更無黑手，但是，各地學生喊出來的卻都是：立即進行政治改革，反對官倒與腐敗，要求新聞言論出版自由。鄧小平和他的中共如臨大敵，不僅對人民呼喚政治改革的要求置之不理，對反官倒、反腐敗的呼聲充耳不聞，而且立即抓住學生運動要求新聞言論自由這一「嚴重把柄」，立即壓上了一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帽子，向著黨內外左右開弓，大打出手。由是，胡耀邦因被指責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保護傘，而在槍桿子的逼迫下待罪辭職；幾位被中共指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的黨內知識分子，遂被開除黨籍；各地高校學生運動的發起人和組織者，分別受到了輕重不同的處分，嚴重參預者則被逮捕「法辦」。這一場旨在思想上進行整肅的政治運動，雖然如同八三年那一場二十七天的「流產文革」一樣，只能以流產為告終，但是，它從反面所聚斂起來的不平之聲與反抗之念，卻隨著中共經濟改革的迅疾滑坡和官倒腐敗的更加橫行無忌，而愈來愈表現出它必然要勃發的前景。一九八九年春天因「借題發揮」，即借胡耀邦之死而陡然爆發開來的學生運動，之所以能夠立即得到全國上下各階層人民的竭力支持與踴躍參加，並使之成為中國歷史上和世界範圍內空前壯闊的民主運動，只能說明自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中共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個領域的倒行逆施，特別是其間官倒和腐敗的橫行無忌，實在是起到了激怒整個社會情緒的巨大作用。
第五、中共改革的專制改良本質
由於中共改革的範圍是經濟改革，中共改革的禁區是政治改革，中共改革的死區是黨權的絕然不改、不讓和不放，中共十年改革的直接後果乃是腐敗的歧生歧長和人民不滿的迅速加深，因此，中共的十年改革，才僅僅是經濟改革，並且以不根本改變專制權力經濟形態為界限。因為，這一場經濟改革，一旦從根本上觸及了、動搖了、甚至是改變了中共的專制經濟形態，就等於觸及了、動搖了、甚至是改變了這個專制權力經濟形態的「政治底牌」，也就是觸及了、動搖了、甚至是改變了中共一黨的黨權和中共的整個專制極權制度。所以，中共才不會下決心改變它的專制權力型經濟，更不會首先下決心改革它的那一張「政治底牌」，即決心以政治改革來廓清經濟改革的道路。由是中共十年改革乃是意在鞏固其一黨專制統治，意在維護其一黨江山的專制改良本質，也就昭然而若揭。中共的改革遂只能與晚清及近、現代所有專制國家的專制改良一樣，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它必然失敗的最後下場。
三 當代中國大陸的雙重思想解放運動與八九民主運動的爆發── 兼述八九民主運動發展與變化的四階段
第一、中國大陸人民思想變化與發展的四階段
從中共建國到天安門大屠殺，就總體而言，中國大陸人民在思想上曾經歷了四個變化與發展的階段。
第一階段（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本階段雖有對中共陰謀奪權歷史十分了解者，但在五十年代前半期的歷次政治鎮壓中，上千萬人被處決、判刑和被逼自裁的恐怖事實，使他們當中的倖存者不僅已經不敢言，而且已經不敢想。再加上普通工人、農民、特別是青年又為新政權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共產主義理想」所迷惑，五十年代初，中國大陸才會在施行恐怖統治的同時，呈現一派錯把復辟當革命的荒謬昇平景象。
第二階段（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本階段以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為發端。雖然一些知識分子曾公然指斥中共一黨專政，揭露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但是，中共將百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強迫勞改、勞教、直至逼迫他們家破人亡的殘酷事實，終於使全體知識分子開始如履薄冰。他們不僅在黨的教導下開始學會指鹿為馬，不敢言非，甚至完全陷於不敢講話、更不敢思考的悲慘境地。酷似歐洲中世紀黑暗宗教統治的中共專制思想統治由是而得以全面建立。至於廣大民眾，其中大部分因懼怕共產黨而日漸變得麻木起來；小部分人仍沉緬在中共的虛假革命理想之中未能清醒過來。雖然後來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尤其是三年餓死四千三百萬人的中共人為禍患，09 已經使大多數人民在感情上對中共發生異變，對中共的懷疑已經與日俱深。但是，一九六二年之後，因毛澤東一再地喊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並日漸地施以高壓政策，特別是製造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迅速升級，乃使中國大陸人民只能繼續陷入「不敢說和更不敢想」的非人境地。加之一大批在「新中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尤其是年輕學生們，就更是在中共的強行教化之下，成為被共產文化鴉片所深深毒害的一代。故整個國中雖然恐怖日深，卻又愈來愈瀰漫著一股激越的左傾氣氛。遍及國中的「高昂革命情調」，完全掩蓋了「一片惶惶人心」。猶如「法國的痛苦完全被掩沒在路易十四輝煌的專制王權之下」，雖然是大大地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三階段（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八）。本階段的前三年是為中共的文革階段，10 即中共瘋狂地內訌、內鬥和內亂時期。中間七年至四人幫垮台，是為文革餘波橫行和毛氏全面復辟君主專政時期。後二年，屬於以華國鋒為代表的「凡是派」要維護毛澤東路線的時期，是為過渡階段。本階段中國大陸人民思想的發展，基本上可以分解為從畏共懼毛到順毛造反，直至走向開始否定毛澤東和懷疑社會主義制度這樣三個階段。本階段的重要特徵，是知識分子中的先進者已經從毛澤東和中共的累累罪行中，認識到中共就是封建法西斯專政。一九七四年廣東李一哲的「論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大字報，雖然立場和感情仍然是社會主義的，但在實際上已經透出了對毛澤東君主專制復辟的否定傾向。一九七六年北京四五天安門事件的本相便是「借周反毛」，一句「秦始皇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的誓言，實已道明了人民思想解放的根本方向。
第四階段（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本階段初始，普通人民曾重新寄望於「中共好官」。然而，這一時期的中共「好官」，即恢復了權位的中共黨人，所迅疾表現出來的霸道、貪婪，及其對人民的無情無義，特別是由中共「好官」所推行的改革，又迅速地背離了人民要求實行真正改革的願望，使得腐敗橫生，從而造成了人民的一再失望和最後絕望。中共及其整個專制極權制度，由是而遭到了人民的徹底否定。由革命思想代替改良思想的時代開始悄然來臨。
第二、當代中國大陸的「雙重」思想解放運動
一、雙重思想解放運動的源起
眾所周知的是，七十至八十年代之交，中國大陸曾一度出現思想解放的運動。這個思想解放運動固然因四人幫的倒台、文革的混亂和毛氏君主統治的結束，而給它帶來了興起的時代條件，但它興起的直接原因，卻是華國鋒要執行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路線，即「兩個凡是」的路線。這就既要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又要引起中共黨內一部分文革倒台幹部的強烈反對。由是，一場從民間自然興起，和由部分中共黨人發動，首先旨在推倒「兩個凡是」的思想解放運動，也就應運而生。
在民間，作為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前驅的，是四人幫垮台後一場文學解放運動的興起。這個文學解放運動，既因小說《傷痕》而得名為「傷痕文學」，又因小說《傷痕》表現的是中共黨人及其子女在中共文革內訌中罹難的生活，因此，它作為一九四九年後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揭露和鞭韃現實的作品，雖然缺少文學價值，卻使得整個含冤忍苦的社會耳目一新，並產生強烈共鳴，從而受到中共統治集團中文革受難者、即某些中共黨人的嘉許和中共官方的允許。這個綠燈一開，一方面雖使得表現中共黨人及其子女文革遭難的作品大量問世，一方面，卻又使表現人民自身於文革中遭受冤苦的文學作品，得以衝破堤防，決如橫流。其潮流所向，竟致很快越過文革，並且直指文革前十七年中共更加黑暗亦更加封閉的血腥統治。其筆觸尤其集中到了一九五七年那一場反右鬥爭所製造的「千萬冤案和冤魂」身上。由於人民借文學而長歌當哭，其意是在痛定思痛，因而，本階段的文學發展也就迅速地從「傷痕」轉向了社會問題，亦即「問題文學」的誕生。一大批揭露社會問題、包括文革前後社會問題的小說，不僅應運而生，而且企圖引起「療救的注意」，即企圖直接干預生活，否定現實，揭露黑暗，要求變革。
這一場文學解放運動不僅成了思想解放運動的前驅，而且成為促使廣大人民群眾思想迅速解放的催化劑。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中國大陸人民對小說的鐘愛，以及由小說所表現、所喚起的社會情緒和世道人心，其在聲勢與規模上，可堪比者，亦只有新文化運動中的新文學運動而已。但是這一空前的文學解放運動，由於時代條件的本質不同，雖然在聲勢及規模上勝過五四新文學運動，卻又在深度和廣度上遠遜於五四新文學運動，誠所謂「吶喊未起聲先啞」者。但是，誠如哲學的時代必然脫胎於藝術的時代，革新的時代又必然是脫胎於哲學的時代一樣，由它所艱難推動、或迅速誘發的思想解放運動，因它一方面發出了「於無聲處聽警雷」式的呼喊，從而使得要求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的願望，成為人民與中共部分黨人的共同心聲；一方面又因它伴隨著一句「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理論號召，而與思想界的最早甦醒一拍即合；再加上文學解放與理論解放的合流，及其對於整個思想解放的推動，又導致了北京西單「民主牆」的出現和貴州「啟蒙社」的誕生。11 因此，如果說前者是民心可用，中者成了理論依據，那麼，後來者們在西單民主牆頭所捲起的思想解放的風雲，也就足以「催起中南海內的波濤」了。12 當時，中共黨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鄧小平遂眼疾手利地抓住了人心和時機，擊退了黨中頑固派的僵硬守勢，推翻了「兩個凡是」，批評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確定了「與民讓步」的改革開放路線，一方面大張旗鼓地鼓吹「繼續思想解放」，一方面則很快就提出了「四項原則」，要強制人民把思想「解放到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裡面去」。一九八一年，在中共起草「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過程中，鄧小平已經多次指出：「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他甚至說：「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13
二、 中共壓制和迫害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
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一方面為中共所利用，另一方面又自中共剛剛利用完了的那一天起，就開始遭到了壓迫甚至是鎮壓。彼時，獲得了中共黨內最高權力的鄧小平，以所謂四個堅持來摧毀民主牆，撲滅民刊，並逮捕了一大批民主運動參加者。14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的「關於當前報刊新聞廣播宣傳方針的決定」仍然稱：「報刊、新聞、廣播、電視是我們党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武器。」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了「關於處理非法刊物和有關問題的指示」。該指示明確指出：「所謂非法刊物和非法組織，就是指違反憲法和法律、以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為宗旨的刊物和組織。……他們採取的策略是儘量地用合法的形式掩護非法的活動，打著『民主』、『自由』、『人權』、『改革』等旗號，進行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的活動。」在這個指示中，中共對非法刊物的決策是，一方面「決不允許……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發行，達到合法化、公開化」，一方面又指示「對非法刊物、非法組織的處理，不要登報、廣播」，以免引起海外的反彈。同時，陳雲在堅決反對制定「出版登記法」時竟然說道：「不要搞什麼出版法。過去我們同國民黨蔣介石鬥，就是利用國民黨政府那個出版法去登記，鑽出版法的空子進行合法鬥爭；現在我們不能讓人家鑽我們的空子，變非法為合法，利用合法鬥爭形式同我們鬥。要讓他們登記無門，一律取締。」15 由是可知，正在高喊改革的中共，在政治上對人民言論自由的剝奪，雖與毛澤東時代並無兩樣，卻與「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年代大相逕庭。
然而，鄧小平和他的中共為了叫人歌頌他們的三中全會路線，並為他們的改革開放政策鳴鑼開道，不僅對人民思想解放的要求採取堅決鎮壓的手段，而且還蓄意將那一場思想解放運動逼向了由他們所誘導的「思想解放軌道」之上，將知識分子中一些真心想助中共進行政治改革和振興中華者，一些傾心中共經濟改革者，某些民主意識薄弱者和利慾薰心者，吸收進中共專制體制內，以在黨內造就一支專門歌頌三中全會路線，既能為中共的改革開放鳴鑼開道，又能為中共的改革開放出謀劃策的上層知識分子隊伍。特別是在思想文化界，中共一是以四項原則直接約束和嚴密控制思想、理論和學術等領域的繼續思想解放。二是以堅持四項原則為藉口，重新加強黨對文藝界、特別是對官方作家協會的領導，三番五次明令作家們「不准寫文革」，明確指出文學只能從「正面」積極地干預生活，建立官方評獎制度以提倡黨所需要的文學，壓制黨所厭惡的文學，極力引導文學走形式主義的道路，阻止現實主義文學的復歸與發展。以將剛剛開始出現的真文學，大面積地重新逼回到假的、或半真半假的文學歧途之上。16 從此，一大批優秀的作品被壓在陰山之下，只能在民間流傳；一大批真正有良知的優秀作家，有的被壓迫，有的則被壓殺；少數敢於抗爭的作家及其作品，有的因為被批判和被處分，反而於民間獲得了很大影響，有的則因為連發表都沒有可能，或即使發表了也被明令給予冷遇，直至明令不准宣傳和評介，而不能起到應有的社會作用。鄧小平和他的中國共產黨，甚至在四項原則的幌子下，仍然堅持「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的原則，絕不容許任何民間出版物的存在，絕不允許任何民間文學團體的出現，有則扣以反革命組織和反動刊物的帽子，捕之、刑之，絕不手軟。對文藝界如此，對其它各界也就不難想像，從而將促成了他們奪權成功和改革開放局面的文學解放運動與思想解放運動，利用起來又壓迫下去了。
三、人民思想解放運動的艱難發展與巨大成果
但是，「頌歌唱完了，人民就要辯論是非了。要想人民不去思考對自己不利的東西，則是任何專制暴虐的君主也做不到的事情。」17 鄧小平及其黨人對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的壓迫、鎮壓和誘導，實際上，只是造成了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的分裂而已。
為中共誘導而走進了中共專制體制內的上層知識分子，從此成為中共的一個部分。他們雖然構成複雜，有一些人確有改革政治的理想和追求，有一些人卻從此走上了效命中共專制統治和背離人民歷史要求的道路。相反，由堅持真正的思想解放，要求實行真正政治改革和民主變革的廣大普通知識分子與普通民眾，卻從此構成了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七十至八十年代興起的當代思想解放運動，從此一分為二，分道揚鑣，造成了當代中國大陸思想解放的特有現象和複雜現象。
屬於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其方向，一是歌頌鄧小平的改革路線，反對黨中頑固派的反改革路線；二是為中共的改革找根據、出主意、想辦法。其性質，是在不得不維護中共一黨專制統治的前提下，意在推動中共專制統治行為的改良。其特徵，一是被迫將一切改革的思想與理論，都規約在中共的四項原則之內，即中共的專制制度之內，亦即他們所自稱的「體制內」。二是他們既然已經獲得了在體制內推動「思想解放」的正宗性，因而，他們就不得不對屬於人民自身思想解放的任何「越界」與「越軌」思想，或思潮，授以「偏激與激進」的理由來壓迫之、反對之，或化解之、「引導之」。從而在客觀上便越來越脫離了人民對政治變革的要求。
相反，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雖在中共的打壓下步履維艱，卻又發展迅猛。這是因為：其一、屬於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一是在艱難中繼續遵循了一條從反思文革和揭露文革，而走向反思和揭露文革前十七年更加黑暗專制統治這樣一條思想解放的路線。二是伴隨著中共改革的興起、滑坡與嚴重受阻，而遵循了一條深入揭露改革弊端，明確要求政治改革，意在要求政治變革，即要求以民主取代專制的思想解放路線，從而認識到中共改革意在自救的專制改良本質，和它不僅不能自救，反而只能促成其自垮的歷史結局。
其二、體現了人民自身思想解放運動的上述軌跡，無疑凸現了它反對專制改良和追求民主變革的根本歷史要求。因此，它才可能造成五四之前的思想啟蒙運動、即新文化運動，在民間的艱難復歸，產生了對中國民主革命歷程和中國現代歷史發展進行再認識和再評價的嶄新訴求。這個再認識和再評價，雖然發端於對國民黨抗戰的研究，卻迅速地擴展到了對清政府改革、孫中山革命和中華民國歷史，以及對蔣介石個人的重新認識和認知，從而逐步地和悄然地形成了中國大陸民間的巨大歷史反思浪潮。
其三、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正因為一要受到中共專制政權的禁止和鎮壓，二是只有思想解放的自我自由，而無言論出版的環境自由，並且，隨著中共改革的嚴重滑坡和敗局的迅速形成，只能愈來愈遭受到更大的壓迫甚至迫害。因此，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也就迅速地形成了它的兩個重要歷史特徵。第一個特徵，是它只能在無形中發展，在無形中壯大，因而不可能產生自己鮮明的代表人物。但它的無形和無領袖，反而造就了它別具的特色，這就是「十億人民九億侃」，即全國人民人人評政治，人人談改革，人人想變革和人人指責中共「只圖推行經濟改革而絕不願意進行政治改革」。顯然，非有如此社會局面的形成，則八六年的學潮既不會發生，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也就不可能出現。因此，恰恰是具有無形特徵的人民思想解放運動，才在沒有「出口、渠道和領袖」，即沒有發言權、發表權、出版權和號召權的社會狀況下，既推動了人心的迅猛覺醒，又造成了覺醒人心的超負荷積壓。這自然為人民民主運動的一觸即發和橫流潰決，奠於了社會情緒的廣闊基礎。
第二個特徵是它既不能公開地要求思想解放，又不能公開地推動其自身思想解放運動的發展，因此，它就不能不被迫採取其它形式與方式來表現這一要求和推動這一發展。由是，一批真正有責任感的作家和社會科學工作者，特別是民間的歷史學者們，乃採取種種「包裝」，將他們要講的和要寫的「暗渡陳倉」。八十年代中期，自改革滑坡始即已興起的報導文學，便在真假擁護中共改革的幌子下揭露社會現狀和改革真相，實為喚醒民心和激發人民對於真正政治改革、即民主變革的要求，起到了震聾發聵的作用。再就是大量介紹近現代西方思想、思潮之社會科學叢書的出版，諸如《走出中世紀》等一批隱喻中共教政合一黑暗統治著述的問世，其對啟迪民智、教育青年、拋開幻想和認清現實，作用十分巨大。特別是由歷史學界和大量民間歷史學者，包括作家、記者和軍隊中的中青年知識分子軍官們，所出版的大量歷史研究著作和紀實歷史文學作品，實為中國的未來變革與發展，奠於了難以估量的思想基礎和政治基礎。而由這一民間歷史反思所迅速造就的，對於晚清改革和中共改革的比較，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比較，蔣介石和毛澤東的比較，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比較，台灣和大陸的比較，特別是孫中山三民主義和馬克思共產主義的比較，就更加使得當代中國大陸人民對現代中國「革命與革命名義下復辟」的歷史較量過程，逐漸地有了清醒的認識。一九八八和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出版的兩部長篇小說，竟借小說而對辛亥以來的中國歷史發展和當代中共改革，提出了大膽的、並且是正確的體系性認識，無非說明這一場誕生和發展在人民思想解放運動之中的歷史反思運動，確已成果昭彰。18應該說，如若沒有上述種種推動人民思想解放的作為和努力，八十年代末中國大陸人民民主運動的狂飆突起與迅猛發展，也就是不可想像的了。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社會科學界為推動人民思想解放運動所做出的種種貢獻中，一批中共黨內的改革派知識分子，包括一些黨內知識官僚，亦在譯介和編纂人文科學叢書方面作出了相當的貢獻，如前面所提及的，出版「走向新世紀叢書」等。
必須指出的是，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解放運動，還有一個與近代中國及其它國家的思想解放運動所完全不同的特徵。這個特徵就是：不論是中共專制體制內的思想解放運動，還是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們所表現出來的思想解放程度，均遠不及他們所沒有表現出來的思想解放深度。或曰，他們已經達到的思想解放層次不是沒有表現出來，就是根本不能表現。就體制內而言，改革派知識官僚們不是強制自己不要繼續解放和深化解放，就是不敢將解放了的思想公開出來；就體制外而言，就更只能飾以種種的偽裝，或只能打著紅旗反紅旗。蓋其原因，無非是中共的專制統治和專制的思想統治，其不論是對內還是對外，都是中國歷史上和人類歷史上少有的專制所致，亦為近現代任何一個專制國家，於改革時代對言論自由的鉗制所不能比。這個悲哀的事實，既造成了中共黨內改革派不能盡其心，更不能盡其責，又造成了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暗潮愈烈，則偽裝愈嚴，其表現出來的人民思想解放程度與實際上人民已經達到的思想解放程度，距離甚遠。它雖然為中共的最終敗局埋下了更加可怕的突發性原因，卻又為一切不知情者和難以知情者，企圖了解和認知中國大陸人民、包括黨內一批改革派人士的真實思想，帶來了困難，曲解，甚至造成體制內外在思想解放上的互相對抗。
四、中共專制體制內的政治改革派與人民思想解放運動的兩個結合點
顯然，一九八五年中共經濟改革的迅競速滑冰坡和嚴重滑坡，官倒腐敗的轟然而起，特別是政治改革的決然不行，不僅造成了黨內改革派與頑固派的巨大政治衝突和激烈的權力角逐，而且，也使得將身家性命繫於中共改革派權力人物的黨內改革派知識官僚，鑑於「改革存則他們存；改革亡則他們亡」這樣一個性命攸關的局面，從而使他們萌生了一是反對官倒腐敗以救經濟改革，二是要求實現體制內政治改革以推動經濟改革的願望。正是上述兩個願望，才為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和體制外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找到了兩個臨時的結合點」。然而，也正是這兩個臨時的結合點，才使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一九八六年的學生運動之後與胡耀邦一起倒了台；更使他們當中的另外一些人，於一九八九年空前壯闊的人民民主運動中，興奮、支持，卻又徘徊、流連甚至游離在這個運動的某些發展過程當中，從而造成了他們自身的政治困境。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終因有了最後的覺醒，而開始走上追求祖國民主變革的道路，有的卻因為掙不脫那個千絲萬縷的聯繫或關係，而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第三、八九民主運動的爆發與中共天安門大屠殺
一、八九民主運動爆發的原因
「八九民運」的爆發，實為一九八五年以後官倒腐敗的橫行和中共反對實行政治改革所造成。此其一。
其二、「八九民運」的爆發，又是人民思想解放運動被迫深入發展的一個結果。因為，人民正是在歷經了專制暴政之後，才會對部分人曾一度傾心的專制政體感到失望；然而，人們也正因為對專制仁政即改革，復又感到了希望的破滅，他們才會最終地從失望走向絕望。當然，絕望了的人民，之對於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的反抗，也就是勢所使然的了。如果不了解中國大陸人民心靈狀態的這一巨大轉變，就沒有可能了解為什麼竟會釀成如是民主風暴的根本原因。
其三、中共在一九八七年初借追究學潮的責任，而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和迫使胡耀邦下台等行徑，所引起的人心激烈反彈，亦是它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四、一九八七年之後，鄧小平對頑固派的讓步，因造成了黨內另一個改革派領袖趙紫陽如履薄冰的艱難處境，黨內鬥爭又伺機待發，所以，民主運動興起後，趙紫陽以及一些黨內改革派知識分子官僚，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階段內對運動的支持，也是民主運動得以迅速發展的原因之一。
其五、鄧小平的兩重性，或曰兩面性，即推行改革的明智性和要借改革以維護中共專制統治的頑固性，既是造成六四民主運動爆發的最重大原因，又是中共大屠殺的根本禍因。
二、八九民運發展的四階段和中共天安門大屠殺
第一階段：自胡耀邦死和借悼胡而形成學生運動，直至中共《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將其定性為「反革命動亂」。此為運動的發動期。於發動期，運動在構成上以北京和全國各地的大學生為主體，性質上出現了多重性：一是反官倒和反腐敗；二是如同一八九五年康有為在京率領千名舉人上書要求清政府實行政治改革一樣，北京學生亦派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前跪求中共當權總理的接見。三是要求運動的「高度純潔性」，即絕對不允許任何「政治上有問題的人」介入運動，不允許任何有可能觸怒中共的「過激」言論與行為發生。幾位湖南青年因「蛋污」天安門上毛澤東畫像，竟被學生領袖扭送公安，因而遭遇中共嚴厲鎮壓的事件，實為其鮮明的例證。指它為八九民運的重大錯失亦不為過。因為在近現代世界各國的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中，它實在是絕無僅有的現象。四是重複一九八六年學潮中已經提出的「新聞自由」要求。前三條雖使運動在發動期明顯帶有改良主義性質，但若考慮到長期以來中共專制政權的殘酷性在人民心中所產生的影響，和人民不得不採用「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手段以進行反抗的政治特點，則其明顯的改良主義性質，實不如稱之為鮮明的改良主義形式更為確切。而上述第四條實已標誌了在改良主義形式之下所寄託的民主要求。這一民主要求，無疑已經表現了運動自一開始就已經具有的民主運動方向。
第二階段，自《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將運動定性為「反革命動亂」，直至五月二十日中共宣布戒嚴和大規模調集軍隊進京「勤共」，即鎮壓運動。此為運動的發展期。在發展期之初，由於中共對運動的「定性」激起了學生的強烈不滿，因而造成了運動的迅猛發展。其波瀾橫空之狀，既使中共最高統治集團處以互不相守、幾至癱瘓的境地；又使黨中改革派的另一個領袖人物 ── 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中央常委胡啟立，因錯看形勢，以為運動將有助於黨中改革派力量，因而突然放鬆了中共向來不曾放鬆過的「輿論控制權」，從而造成《人民日報》和中共各級黨報強烈的「自由化」傾向。各級黨報爭相報導運動，特別是《人民日報》的積極行動，實為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巨大作用。這個在後來被中共稱為「新聞誤導」的「極端錯誤做法」，一是使運動迅速演變成為全國和全民的民主運動，聲勢大增。二是造成了運動本身的勝利感，即以為新聞自由的要求已經實現，進而提出要與中共最高專制統治集團平等對話，並要求向全國人民直播。三是造成中共黨中某些改革派知識官僚錯看前景，因而，他們有的開始勇敢地聲援運動，有的終於一懷壯烈地參加了運動，有的乾脆為了推行體制內的政治改革而決心利用運動，有的甚至立即成了運動的幕後力量、即成為出謀劃策者。他們一方面支持了運動，一方面又企圖借運動支持改革和支持他們自己。四是使中共各級政權幾乎處於群龍無首、茫然不知所向的癱瘓境地。少數中共黨政幹部和一般黨員，甚至是那些長期以來專為中共「表演」民主的各「民主黨派」領袖們，有的為正義衝動感所驅使，有的僅因為看錯了時勢，竟也走上街頭去聲援學生，從而造成全國各地運動的蓬勃發展和所向披靡。應該說，這既是民主運動的發展期，又是民主運動的極盛期。因為它使人民在既有的社會情緒基礎上一致起來，團結起來，共同展開了向中共及其政權「爭平等、要民主」的鬥爭。雖然處在發展期和極盛期的運動，始終堅持和平與非暴力，而且不在表面上和形式上做出任何可以激怒中共、或假中共以藉口的事情，但是，它的堅持要求平等對話，堅持要求中共懲辦官倒，堅持要求剷除腐敗，堅持矛頭直指鄧氏家族和中共權貴及其太子黨的做法，特別是建立在這一切之上的、明確的政治變革要求，則表明了運動在民主要求上的發展和在民主性質上的深入，從而改變了運動發動期的改良主義傾向。
第三階段，自「五·二零」中共宣布戒嚴，軍隊進京，直至六月三日夜中共公然施行大屠殺。此為運動的對抗期。對抗期在性質上顯然是發展期的繼續和強化。因為，一是人民於運動發展期的民主要求並未因「大軍壓民」而有任何改變，所以它是發展期的繼續；二是中共蠻橫的姿態非但沒有壓制住運動，反而激起了民心的極大反感，直至造成強烈反抗意識的產生，即情緒和要求的升級。北京學生的絕食，以及全國人民對絕食學生既愛、又伶、更要支持的強烈表現，便是它的明證。所以它才是發展期的強化。至此，運動的中心雖然在北京，在天安門廣場上，但運動的聲勢卻開始外延到全國各地、直至海外。尤其是中共北京當局對絕食學生不問生死的態度，所引起的全國和全世界的震怒和關注，更加激發了全國人民長時期以來對於中共的深惡痛絕之心和憤怒反抗之情。由是，在運動的發動期所顯示、又在運動的發展期所深化了的民主運動性質，到了本階段，已日益演進為「民主精神對於專制暴政的鮮明對抗」。六四運動，終於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民主抗爭運動」，從而開始了由改良向革命演變、轉換與推進的偉大進程，中國大陸人民亦因此而在運動中開始走向徹底覺醒。
八九民主運動在對抗期所表現出來的這一性質變化，自然帶來了它在構成上的變化。廣場上的絕食學生，雖然仍是運動的中心和尖兵，但運動的主體與主力，卻變成了北京和全國各地的人民群眾，尤其是廣大的中下層知識分子、普通市民、個體戶和部分的工人及農民。北京一位老太太挺身坦克車下，欲以老命來保護學生的感人場面，足以說明民心的立場和方向。但是，也正是在運動的對抗期，一批曾在運動的發展期捲入運動的少數黨政幹部和少數中下級官僚，已開始迅速地退出運動；至於某些曾在運動發展期參加、或聲援過運動的中共黨內改革派知識官僚，中共「民主黨派」的部分代表人物，包括某些曾在發展期長袖善舞的「名人」、即「上層知識分子」，卻開始游離在運動內外，直至脫離運動，有的甚至因為看不清形勢的發展和摸不准中共燭影斧聲的內鬥變局，而只能痛苦、旁惶，心中支持學生，膽中害怕中共。於是他們只好反轉來用「同情」的姿態，去「勸說」學生和「勸阻」這一場民主運動。即既要向絕食學生表示同情，又要與學生及其運動劃清界限，以在兩邊都留下後路。一九九五年六四紀念日前後，在由他們當中的某些人於海外所掀起的，批判六四民主運動和圍剿六四學生領袖的浪潮里，他們亦已經明白無諱地承認自己介入運動的目的，不過是要「代表政府」去勸說學生罷了。而他們對於絕食學生的指責，就更是表明了他們在感情和立場上，與人民民主運動的差距竟然如是之大。當然，他們這樣做，說穿了，亦無非是要向中共表示自己當年的無辜和今天的委屈而已。
處以對抗期的運動，不僅是對民主運動本身的一次大考驗，也是對所有介入了這一場偉大民主運動者的大鑑別。人民因此而純潔和發展了自己民主抗爭的隊伍，中共因此而暴露與表演了他們極端專制強權的本性，中共黨內的某些知識「精英們」亦終於在冰、炭不能相容的衝突情境下，作著極其痛苦的選擇。然而，已經太晚了。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向來「嫉善如仇」的中共和一向視他們為政敵的的黨中頑固派，自然不會原諒他們。但是，他們當中的某些人，雖然只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和特定政治事件上的中共黨內政治異見者，而絕非中共專制政體的真正反對者，如若慘言之，乃是「中共不要者，而非不要中共者」，然而，他們當中一定也會有一些人，將隨著中共的持續倒行逆施，持續地拒絕哪怕是最起碼的政治改革，而陷入不斷的絕望，從而日益地清醒起來，不僅能夠完成理性的覺醒，甚至能夠完成感情的覺悟，而最終地走上與中共決裂、並與人民民主要求真正結合的正確道路，為中國大陸來日的民主變革盡智、盡才和盡力。
第四階段，自六月三日夜中共在北京屠城始，歷經中共鎮壓和人民暴動，直至運動的最後失敗和結束。此為運動的最後階段，亦為民主運動的暴動期。因為正是中共的大屠殺才導致了全國人民的英勇反抗。八九民主運動，由此而從對抗期的民主抗爭走向了暴動期的大規模人民暴動。「六四」之夜，當北京人民於血與火之中驚醒過來時，當他們對中共專制政權最後的那一點期望，終於被中共用人民的鮮血撲滅時，北京人民立即進行了英勇壯烈的反抗，即暴動。特別是「六四」之後十餘日，全國各地、各大中城市為反對中共北京屠城所爆發的公開反抗，不單使山嶽為之變色，而且其情之烈，其景之壯，其規模之闊大，其置熱血和生命於不顧的曠世景象，乃極大地表達了中國大陸人民對於中共專制統治的徹底覺醒之心和公然反叛之為。中國大陸人民終於將他們數十年來在中共殘暴統治下的積怨、積恨和積仇，統統地爆發開來了。在全國各地，到處是火車停駛、飛機停飛和公車橫路；到處是工廠罷工、農村罷耕、學生罷課和商店罷市；到處是傾城而出和望不斷的人民抗暴遊行隊伍；到處是氣壯山河、悲憤難抑的口號聲和哭泣聲；到處都飄舞著祭奠「六四」英魂的白旌、白旗和白色的頭飾及胸花……中國大陸人民在中共高舉的屠刀之下，冒死披麻戴孝以公祭北京「六四」英烈，實在是中華民族歷史上迄今僅有的「以命祭命和以血祭血」的壯烈景象，亦為人類歷史上所從未有過的奇情和奇景。在重慶，一位大半生都如履薄冰的老教授，終於和妻子一起走上街頭，走進了抗暴隊伍，振臂高喊了一句他這一輩子連想也不敢想的口號：「打倒共產黨！」在武漢街頭，一位婦女淚水滂沱地講演說：「你們說，四十年來共產黨殺了我們多少無辜的同胞？你們說，四十年來共產黨可為中國人幹過一件好事？」聽眾回報她的，竟是一片山呼海嘯般的歡呼聲。在安徽某縣的一所鄉間小學校里，當一位女教師流著眼淚問孩子們說，「北京的大學生們被共產黨開槍打死了，我們應該怎麼辦」時，這些鄉間的孩子們居然和淚跟著一個孩子高呼：「大學生死了，中學生上！中學生死了，我們上！」事後，這兩句話，又被天真無邪的孩子們將它書寫在那一塊小小的黑板上，好幾天內，上堂講課的老師們都不忍心將它們擦去。
中國大陸人民覺醒了，中華民族真的醒過來了。歷史終於將自己「錯把復辟當革命」的過失，推倒在「六四」的血泊之中。偉大的八九民主運動，雖然在中共血腥的和大規模的武力鎮壓下失敗了，但是，它卻為推動中國大陸人民由追隨專制改良向追求民主變革的迅速過渡，豎立了不朽的歷史豐碑。它無疑標誌著中國大陸人民的民主覺醒和民主追求，從此走上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
必須指出的是，一九八九年後，在海外，由於種種為中國大陸人民所難以了解的原因，曾數度掀起過批評「六四」、批判「六四」和否定「六四」直至圍剿「六四」學生領袖的風潮。甚至直到今日，這種對「六四」民主運動不公正、不正確和不懷好意的批判和否定，不僅在海外占有相當的市場，而且已經形成為一種思潮。這些批判者和否定者的武器，固然不值一駁，但是，它們的影響所及，卻對當前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民主與自由的追求，帶來了許多的障礙與困難，更使得海外華僑對於祖國的民主進步產生了許多的懷疑和錯識。筆者在此僅想說的是，中國的八九民主運動，她所面對的雖然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最為殘酷的專制政權，但她在迄今為止的中國歷史上和在迄今為止的世界歷史上，卻是一次和平與非暴力民主運動的楷模與奇蹟。如果批判者們和否定者們要站在和平與非暴力、甚或是所謂理性的立場上，來批判和否定中國的六四民主運動，那我們只能說，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民主運動，也就必然要遭到更為徹底的批判和否定。只要稍稍閱讀一點人類進步的歷史，特別是近現代人類民主進步的歷史，我們自然就能夠得出這樣一個至為正確的結論。反之，所謂人類的民主進步，尤其是近現代世界的發展與繁榮，也就無所由來與無從談起了。
似乎應該指出的是，僅僅證明了「八九」是一場民主運動，還不能說明它的全貌，更不能將它爆發的政治意義和歷史意義予以進一步的深刻說明。因為，我們如果不能將相距了七十個年頭的五四運動和八九民運，進行一番認真的比較，我們便不能看出「六四」和「五四」的區別，便不能對我們所處的時代有一個更為清晰的認識，更不能對八九民運與中國民主過渡艱難反覆歷程的關係，有一個更加明確的認知。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五四運動不僅爆發在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即民主和專制正處於公開較量的時代，而且還處在一場偉大的反覆辟的思想革命、即新文化運動已經取得了重大成功的年頭。而八九民運卻爆發在中國大陸已經遭遇專制復辟整整四十個年頭，中共專制政權為了自救而正在推行經濟改革、卻決然不願施行政治改革之時。所以，五四運動才欣遇了一個人民已經擁有新聞、言論、集會、結社之相當自由的革命時代；相反，八九民運卻遭遇了一個人民的上述自由早已經被剝奪□盡的復辟歲月。此其一。
其二、「五四」正處於一個能夠高舉科學和民主大旗的時代，因而能夠公然地反對軍閥政府「假共和之名，以行專制之實」。相反，「八九」卻處於人民不能、也不敢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的復辟時代，因而才不能公開地反對中國共產黨「假革命之名，以全面重建專制制度和全面復辟專制統治」。所以，前者才敢於高喊著「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以公開地、甚至是激烈地反對軍閥政府，而後者卻只能夠聲稱是「要求新聞自由、反對官倒腐敗和期求政治改革」，以曲折地反對專制統治。
其三、正是由於上述原因，五四愛國民主運動才在對軍閥政府鎮壓的猛烈抗爭中成功了，獲得了「外爭主權和內除國賊」的勝利。軍閥政府雖然企圖鎮壓，卻不敢鎮壓，更不敢施以大規模的血腥鎮壓，甚至只能以讓步、認錯和「拒絕簽字、懲辦國賊」為告終。由是，中國人民才終於迎來了護法運動和北伐戰爭的偉大勝利。八九民主運動卻在中共專制極權統治者們殘酷的和血腥的鎮壓下，讓腥風血雨灑遍了整個神州。從而使得中國大陸甚至是海外的中國民主運動，都開始陷入了它的低潮期。
由是可知，兩個民主運動雖然在時代條件、思想基礎、政治立場和勝敗結果上存在著上述重大的差別，但是，同作為偉大的民主運動，它們根本的相同之處，還是在於，它們均爆發在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反覆歷程之中；而它們根本的不同之處，則是一個爆發在革命與復辟正處在公開較量的時代，一個正處於已經實現了全面專制倒退的「復辟歲月」。雖然這個復辟及其成功，乃是在「革命的名義之下」，猶如北洋軍閥們的企圖復辟和實現復辟乃是在「共和的旗號之下」一樣。雖然中共的專制復辟乃為北洋軍閥們的專制復辟所不能比、也不該比。
四 清王朝改革、鄧小平改良與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
第一、清王朝改革與鄧小平改良的簡單對比
本節標題之所以稱清政府是為改革，鄧小平是為改良，乃是從他們在專制改良的層次上所表現出來的深與淺而言。下文將從兩者的相同點和不同點試以說明之。
一、清政府改革和鄧小平改良的相同點
其一、兩者在本質上均不許改革腐朽的專制制度，都只想在專制政治的母體上嫁接西方自由主義生產經營方式的枝芽，即只想在經濟上西學為用，旨在維護專制統治，即「自救」而已。
其二、兩者在理論上的相同之處，是均沒有一個真正近代或現代的民主政治思想，作為其改革的思想理論基礎，卻都有一個維繫和維護專制統治的思想做為他們改革的桎梏。前者為孔孟儒教、三綱五常，後者則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所以，他們才一個要空喊「富國強兵」，一個假喊「振興中華」。然而，兩個真正要喊的和真正在喊的都是「長治久安」，即「專制長治和人民久安」。
其三、兩者在改革上的共同之處，一是均以經改為主，二是經改均歷經兩度，三是都搞的是對外開放、吸引外資、允許獨資和合資，四是都搞的是對內搞活、允許個體經營的存在和發展（中共乃是局部允許），五是均設立經濟改革的特區 ── 只不過一個成了「帝國主義冒險家的樂園」，一個卻成了「中共高官及其子女的富貴風流鄉」。其四、兩者都反對過政治改革，特別是都反對專制制度的改革。只不過清政府曾從堅持四個不能變退守到三個不能變（參見上卷第一章），而中共卻自始至終都在堅持「四個堅持」。二是均血腥地鎮壓過要求進行政治改革的政治改良派，或逼迫他們逃往國外。三是均在鎮壓政治改良派兩年以後，因統治危機迅速加深，只好重新祭起改革的大旗，再度推起經濟改革運動，以挽救日益危殆的政治經濟局面。四是在二度經濟改革中，與近現代各國曾推行改良的專制政體一樣，一手抓經濟改革，一手抓政治鎮壓，企圖以此維護正在江河日下的專制統治。只不過中共對民主人士、異議人士和革命志士的鎮壓更加廣泛、更加殘酷而已。五是都曾在高喊立憲改良或政治改革的二度經改中，高度集中權力，強化專制統治，一個將權力集中至滿族貴族、直至皇族一身，一個則將黨權集中到企圖與毛澤東並駕齊驅的地步。六是儘管如此，卻同樣造成了專制權力的被迫削弱、迅速削弱和層層削弱，其專制權力的瓦解和崩潰同樣勢不可免。
二、清政府改革與鄧小平改良的不同點
其一、就改革動因的不同面而言，一是清政府改革尚屬於王朝統治和君主制度正在走向自然消亡階段的「自救」行為。鄧小平的改良卻屬於一個專制復辟政體「為維護其復辟統治而進行自救」的行為。二是清政府於歷史消亡期的一切敗症，雖是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處於歷史消亡期的必然表現，卻也是外患內憂交相煎迫下的現實反映。但中共的種種敗症，除為復辟的專制政體所共有之外，卻是它在「既無外患、更無內憂」的和平局面之下，長期地和一再地要「鬥天、鬥地和鬥人」的一個政治惡果。是故大清朝雖為外族統治，又運交專制制度的末路，卻能夠綿延二百餘年，才在外患內憂的交相煎迫之下，被迫為自救而實行改革；而中共作為一個未曾統一的復辟政權，雖運交國際共產專制復辟的興盛之日，卻只撐持了二十餘年，便不得已要靠改良來自救了。
其二、就經濟改革的不同面而言，清政府雖然垮台了，但是，清政府長達五十年的兩度經改，卻「為中國近代工交企業的創立和發展打下了基礎，為西學的傳播和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條件，為我國近代工業的發展積累了科技資料，加速了封建自然經濟、即小農經濟的解體，促進了中國商品市場和商品經濟的初步形成」（參見上卷第一章注釋）。然而，中共的經濟改革，充其量也只是將為它所破壞殆盡的的中國商品市場和商品經濟，進行了遠沒有到位的重建和恢復。中共以恢復農民的小生產來救社會主義的命，以恢復個體戶的歷史性正常存在作為城市經濟改革的主要成就；以羞羞答答、百般限制地恢復「舊中國」已有的自由經濟和市場經濟作為它二度經改的標誌；其表現和成效又如何能夠與晚清相比。
其三、與清政府畢竟實行了「百日維新」的一度政治改革，和曾允諾君主立憲的二度改革相比，鄧小平和它的中共，一是除掉在改革早期曾廢止過農村人民公社制度、即共產農奴制，和發出過政治改革的數度空喊之外，至今竟一無政治改革的實踐可言。二是清政府殺人是在政治改革、即「百日維新」之後，中共開槍和開坦克車殺人，卻在人民要求政治改革、卻根本沒有推行政治改革之前。三是與清政府頑固派對政治改良派的鎮壓相比，中共殺人者，不僅有頑固派，而且它的殺人主凶恰恰是發動了改革和領導了改革的改良派領袖鄧小平。四是中共對僅僅是自發地要求實行政治改革的學生和人民進行鎮壓的極端殘酷，及其殺人之多，不僅為慈禧太后、而且為近現代任何一個正處於改革期的專制政權所不敢比。
其四、與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範圍內，允許人民擁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和不僅允許知識分子宣傳近代西方物質文明，而且允許宣傳近代西方精神文明相比，處於高喊改革中的鄧小平和它的中共，卻隨著經濟改革的推行，不僅不給人民以應有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不僅一再地要反對、限制和打擊宣傳現代西方的精神文明，併名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亟欲撲滅之，而且將其一黨獨霸的「新聞和言論自由」，監控得愈來愈緊。
其五、與清政府用上諭詔告天下願意「廢除滿族特權」相比，正處在改革期的中共權力集團及其「老幹部和接班人」，所擁有的特權之愈來愈多及其越來越貪，則為中國整個封建、君主專制社會的歷史所望洋興嘆。
兩相比較之下，稱清政府是為改革，中共是為改良，也就言之不差。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無非清政府只為一家之政府，而中共大陸政權以及中國大陸的所有社會機構，竟全然是中共一黨之機器。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和君主王朝除政權之外，皇冠上並無一個君臨一切的黨權，即教權；而中共教政合一的專制極權統治，卻將教權、即黨權凌駕在政權及一切權力之上。而黨權的至高無上，之不讓與不放，更被視作天經地義。再者，黨權的基礎與核心便是定於一尊的黨義，即教義。如同歐洲中世紀黑暗的宗教統治一樣，其作為精神支柱、思想桎梏與心理障礙，之絕不可以觸動的極端專制本質，自然也就使屬於政權範疇的改革難於上青天。這既是鄧小平改革在理論上和實踐上之所以遠遜於清政府的內在情由，更是鄧小平改革一觸及政治改革，便連經濟改革也要迅競速滑冰坡的根本緣由，和清政府殺人是在政治改革已經付諸實行之後，而鄧小平殺人卻是在人民僅僅要求實行政治改革之初的最終原因所在。更何況清政府是一個大一統的正宗王朝，中共卻是一個未能統一的短命復辟政權，其於改革上的脆弱性，也就與它作為復辟統治的更加頑固性相反相成。
第二、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
一、從理論、歷史和當代的事實來看
其一、從理論上來看，近現代各國專制政體的改革，不論它推行的僅僅是經濟的改革，還是摻有政治的改良，只要它僅是為了苟延專制統治，都一再地和最終地誘發了革命。
其二、從滿清王朝同樣是意在自救的經濟政治改革運動來看，雖然經改和政改交錯，甚至有血有淚，但它無非是將自身改革的歷史，孕育成了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罷了。
其三、從當代蘇聯、東歐共產專制制度崩潰的歷程來看，可以說，它們個個都是改革在先，垮台在後。有的雖然改革伊始，就因意識到了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而破釜沉舟地推行了政治改革，如蘇聯，然而，它卻迅速地導致了自己以及東歐整個共產專制制度的崩潰。因為，只要共產專制制度不徹底崩解，任何的民主政治改革，都會有改不下去的那一天。所以，一場偉大民主變革就必然地會及時到來。雖然，它會引發較大、較強的陣痛，但因根本制度已經解決，所以，陣痛過後，勢將迎來一個能夠真正迅速發展的時代。東歐一些原共產國家近年來在社會政治、經濟上的明顯發展和進步都是明證。雖然俄國由於共產專制復辟的時間過長，並且，新政權由於種種政治的和感情的原因，又使得俄國的共產黨雖然亡國卻沒有亡黨，所以，它因「過渡」所帶來的陣痛，就較之東歐其它共產國家更為長久，甚至更為痛苦。但是，俄國人民的選擇卻是明確的，其民主過渡將必然會走向它最後的成功。
二、就中共專制統治的現實來看
其一、由於共產主義信仰在中國大陸早已崩潰和徹底崩潰，中共賴以控制和強化思想統治的基礎早已不存，因此，中共專制政權已經失去了統治的思想依據和理論基礎。由是，人民已經否定了中共專制統治的現實合法性。
其二、由於中共最高統治集團數十年來的倒行逆施，以及自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之後，其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只能掛羊頭賣狗肉的做法，和共產主義運動在全世界的崩潰和消亡，亦早已將中共黨人的共產主義信仰掃蕩罄盡。猶如有近六十年黨齡的中共老幹部、前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先生所痛言：「我少年時相信共產主義，那是患的少年幻想症；如果我今天還相信共產主義，那就患的是老年痴呆症了。」19 因此，完全依靠意識形態來立黨和建政的中共，其政權已經被「釜底抽薪」。
其三、由於中共在思想上已經走上了無路可走和無路可追的境地，已經自信全無，所以中共才會高喊「穩定壓倒一切」，鄧小平才會嘶叫「殺二十萬、保二十年」和「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改垮得更快」，中共才會消極接受蘇、東、波的教訓，中共層層官僚才會紛紛搞錢「留後路」和個個「及時行樂」。這就為中共的必然垮台和自己垮台做好了至為重要的準備。
其四、從中共八九年後的二度經改來看，其內容只是在決不改革政治的前提下放縱經濟改革，實際是放縱「人慾」，結果則是在一片虛假繁榮的表面之下，正在使整個社會日益走向貧窮、不公和腐爛。因為沒有政治改革配套的「向市場經濟轉型」，因它缺少了「自由競爭」這樣一個根本的社會政治條件，所以，它才不僅要造成種種敗症的出現，而且必然會造成在中共專制政治體制下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最後失敗。中共整個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的垮台也就勢所必然。
有必要指出的是，一個被蓄意製造出來的「理論」竟然指出，在由中央計劃經濟、即專制權力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一是由於一部分人必然地要先富起來，所以，另一部分才會必然地要貧窮下去；二是由於「原始資本主義積累」的殘酷性，所以社會才要承受轉型的陣痛，一部分人的利益才會必然地被剝奪。這個希望被剝奪者不要怨天尤人，甚至甘受犧牲的所謂理論，顯然是在依據馬克思主義所謂「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錯誤思想，既要告訴剝奪者，他們的瘋狂剝奪乃是理所當然；又要警告被剝奪者，此乃歷史發展的必然，只能逆來順受。但是，它卻違背了一個最起碼的歷史事實，即在所謂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過程中，正在走向沒落的封建貴族是在一天一天地貧窮下去，而非一天一天地富裕起來。只要看一看被馬、恩所推崇的現實主義小說家巴爾扎克所描寫的「貴族們的日益貧窮化」，和他們在新生資產階級面前的可伶相，我們就能夠相信，今日中共權力人物及其子弟們的超級貪婪化和超級富裕化，與那個所謂的殘酷的資本積累理論該是多麼地不能相稱。必須明確的是，近代自由主義經濟形態的形成和發展，是和近代民主主義政治制度的形成和發展相生相成的。唯有舊專制權力的逐步消亡，才能帶來自由經濟的逐步發展。而也只有在專制權力走向消亡的時代，才能為社會財富的積累帶來它先決的政治條件和時代條件。然而，由於中共的專制政治權力非但沒有消亡，而且還在強制地進行著加固，所以，它才為自己權力階層和貴族子弟們的殘酷積累，製造了黑暗的政治條件和時代條件。當然，這根本就不是什麼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而是中共專制統治集團及其權力的附庸者們，對全體人民的最後掠奪和瘋狂掠奪罷了。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今天居然要用馬克思意在揭露和進攻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不合法」的理論，來為中共進行所謂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合法性」進行辯護，如若馬克思先生在天有靈，豈不是要喊冤叫屈而不能終？
其五、從中共二度經濟改革所一手製造出來的高度官場腐爛和高度社會腐敗來看，整個中國大陸社會所迅速呈現出來的，已是一片亡國之象。而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共拒不推行政治改革的行徑，甚至為挽救專制統治的命運而一再推出種種倒行逆施的做法，才是今日中國大陸一片亡國之象的真正來由。只要稍稍聽一聽中國大陸遍地流傳的民間歌謠，我們就能體會得到，如同清政府一樣，中共的改革非但沒有治癒腐敗，反而使腐敗歧生歧長。而不可治癒的制度性腐敗，便是前夜來臨的前奏。
三、就人民渴望變革的歷史要求來看
其一、因現實的痛苦喚醒了歷史的痛苦，人民才會渴望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應該承認的是，由於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確實適應了彼時國家和人民亟需喘息和生存的需要，所以，人民才希望中共真地能夠「學好、改好」。人民確實是寬宏大量的。但由於中共拒絕實行政治改革並保護官倒腐敗的橫行，從而使人民很快就看穿了鄧小平「專制仁政」的本質，仍是為了維護中共一黨專制政權。特別是在一九八九年，中共竟向僅僅是要求他們實行政治改革的人民進行了殘酷的鎮壓，鄧小平與毛澤東一樣的專制暴君本質也就因此而暴露無遺。由是，經歷過毛澤東長期專制暴政統治的人民，也就在一九八九年的刀光血影之間，因「新仇」喚醒了「舊恨」而走向了最終的覺醒。這個覺醒的實質，就是對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共專制暴政、專制仁政和中共專制權力現實合法性的全面否定。於是，前夜的到來，已經不可避免。
其二、因現實的覺醒導致了歷史的覺悟，人民更要渴望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如本章前文所述，毛澤東死後和華國鋒垮台之際，中國大陸人民和鄧小平曾先後「共同」發起過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在這場思想解放運動中，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曾艱難地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批判和否定文革。第二階段是批判和否定文革前的中共專制暴政。第三階段則是以深入研究和全面肯定國民黨抗戰為發端，開始了對於中國現代歷史的再反思、即再認識。如果說前兩個階段因伴隨著中共改革的推動、發展、滑坡、停滯和二度改革的被迫推行，尚屬於對中共權力現實合法性的批判和否定，那麼，第三個階段，則是中國大陸人民正在從根本上對中共的「革命」，中共「革命」的性質，和中共「革命」與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關係，進行了再認識，產生了真認知。由是，作為中共對立面的中國國民黨，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新中國」對立面的「舊中國」 ── 中華民國，和作為被毛澤東與共產黨在實際上早已批判、否定和推倒的孫中山的民主革命，及其三民主義理論體系，直至蔣介石先生的歷史功績和歷史地位，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放到了必須進行再研究、再認識和再肯定的歷史地位之上。
這一場歷史反思運動之迅速、迅猛、廣泛和深刻，這一場歷史反思運動已經在中國大陸民間所造成的廣闊而且深遠的影響，這一場歷史反思運動在歷史事實的澄清和理論研究上的成就，這一場歷史反思運動所已代表的中國大陸社會政治思潮的歷史性轉折，實已使得中國大陸人民在對中共權力的現實合法性進行否定之後，已經對中共權力的歷史合法性產生了全面質疑，直至走向了徹底否定。
中國大陸人民終於在被中共統治、欺騙和折磨了近半個世紀之後，認識到中共的「革命」不過是對孫中山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國的反撲和反動，是對辛亥之前中國專制制度的一場空前復辟，是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下，以中世紀歐洲教政合一這一專制統治的最高形式，對於中國數千年專制歷史和專制政治的血腥「補課」。它不僅強行地阻斷了現代中國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歷史進程，而且將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中國大陸強行拖拽在反動與倒退的死港之中。由是，中國大陸人民不僅在感情上，而且在理性上走向了最終的覺醒。由是，如同清政府那一場改革的結局，便是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來臨一樣，中共這一場改良的結果，亦同樣會迎來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只不過這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既是對前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繼承，又是對前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完成。偉大的中國民主革命，或曰偉大的中國民主運動，如同近現代一些先進國家一樣，終於在歷經了革命與復辟、民主和專制之慘澹較量的主體歷程之後，就要迎來她從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最後成功了。前夜已經來臨，變革必將成功。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偉大理想一定能夠實現。
兼 論 專制改良、民主改良及革命與改良的關係
何謂「改良」？改良就是求善，就是在不改變原有性質前提下的「自我求善」。就是指這個自我求善的過程，及其非毀棄的方式。
何謂「政治改良」？政治改良就是指在政治上的「自我求善」，和這個自我求善的過程，及其非毀棄的方式。
政治改良亦有兩種，一是政治行為的改良，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良。前者具有上述政治改良的本意，是為政治改良的初級階段。後者是要對現存政治制度進行改良，是為政治改良的高級階段。然而，若無其它條件的形成、推動或逼迫，歷史至今尚未提供它成功的先例。英國是因流血的革命和流血的反覆較量，才產生了改良的新政體。但這個因革命才產生的「君主立憲」，及其逐步走向「虛君共和」的歷史，卻並不是舊政治制度實行自我改良的過程和結果，而是革命爆發後實現「調和」的政治產物。這個「調和」，在王室，是為讓步；在民眾，則為勝利；在國家，是為進步；在歷史，則是提供了只有革命才能帶來王朝政治妥協的可能性；和只有革命，才能為在根本上改變專制制度帶來可能。雖然革命有著各種各樣的形式，並非專指暴力而已。前蘇俄和東歐共產專制制度的垮台，就不是暴力革命的產物。至於十九至二十世紀交替時期的日本，雖然在近現代進步的國際條件下，被迫由封建割據走向了專制統一，即由封建式君主專制走向了中央集權式君主專制，但它只能新其貌而未能新其心的歷史事實，只能說明它在實質上不過是整個專制制度發展範疇內的改良，即專制制度發展期的改良罷了。雖然它同樣經歷了武裝改良、即「倒幕戰爭」的洗禮。
然而，政治改良卻有「何種制度之下」這樣一個前提。這就為近現代世界範圍內政治改良的歷史和現實，劃清了「專制改良」和「民主改良」的明確界限。也就是說，在專制制度內，首先，企圖在不改變原有制度或曰體制的前提下，採用非暴力的方式以進行政治行為的自我求善，便是專制改良，亦即專制改良的初級階段。如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改良，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改良，滿清王朝前期的改良和當代東歐、蘇俄的早期改革，都屬於這一範疇。它們的共同特徵，都是處在專制制度衰亡期，為挽救這個制度及其統治而進行的政治行為的改良。至於中共，則連政治行為的改良都還沒有達到，或曰還根本不想改。其次，是在保留君主專制制度或其它形式的專制制度、專制政體的前提下，採用非暴力的方式，以對現存專制制度或曰專制體制，進行局部的、或過渡性的民主改良，比如君主立憲，便是專制制度的改良，是為專制改良的高級階段。然而，如前所說，若無其它條件的形成、推動和逼迫，歷史至今尚未提供它自我成功的先例。所以，它在性質上雖具有民主改良的本意，在結果上卻難有民主改良的成功。
由是可知，純粹的民主改良，則是指在一個已經確認、確立了民主制度的國家或地區，所進行的政治行為的改良。這個政治改良，因在民主制度已經被確認和確立之後，所以，它才既是對於舊制度遺留問題的逐步克服，又是對於新制度下新問題的逐漸解決。也就是在民主制度前提下非暴力的求善及其過程。當前東歐和俄國，以及今日中國台灣正在試圖逐步解決的種種新舊社會問題，都是顯明的例證。
因此，凡自稱「體制內」的改良者，都應該問一問自己，「我乃是哪一家體制內的改良者？」這樣一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不但事關體制的性質，事關你立身於何種體制之內，事關你所推動的政治改良的性質，而且事關你個人在體制內外的政治前途。因為只要你試圖突破原專制體制，而企圖改良到另一個民主的體制裡面去，那麼，那個原專制體制就怕連體制內的一席之地也不會給你了！上個世紀末和本世紀末中國兩代專制體制內政治改良者的下場，便是明證。儘管如此，但如果你始終都要堅持留在專制體制內，又堅持自稱是所謂「體制內」的改良者，雖然你並不好意思明稱自己要維護的就是專制體制，甚至更不管這個專制體制要不要你，你都想要它，那麼，你要做一個專制制度維護者的決心和形象，也就昭然而若揭。應該說明的是，追求政治改良，且不論其身處「體制內外」者，常常都是一些希望專制統治者學好改好的人，一些對舊專制制度和舊專制統治集團懷抱希望的人，或一些與專制統治集團以及其中的權勢者們有著千絲萬縷聯繫，或有著利益和利害關係者。但是，他們當中確實有一部分人乃因渴望國家和平進步和擔心國家混亂混戰，才成為要求改良而反對革命者。這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固屬天真幻想，卻也是對革命的起因和革命暴力形式之所以形成的原因，缺少正確認識的一個結果。但是，前東歐、蘇俄非被「打垮」、而是「自垮」，雖非改良成功、亦非暴力革命所成的歷史事實，已經為非暴力的革命，展現了她完全可能取得成功的歷史可能性。
因此，當歷史已經走到了今天，走到了離我們前一代改良者和革命者的論爭已經相去近百年的時候，我們自然希望不要重返前一輩改良者和革命者曾一再歷經爭論、衝突才匯而合之的老路，而是應該在推進祖國民主進步的同一條道路上，各行其是，但又避免衝突；目標一致，卻又各顯其能。除掉象歷史上曾出現過的那樣，改良派們又要為著自身在感情或利害上的需要，而一再地反對革命。那麼，豈但革命和改良的論戰仍然不能避免，而且革命戰勝改良的前途亦必然會出現在歷史的面前。雖然我們相信今天體制內外的政治改良者們，他們大多數已經成為要求中共進行制度性改良的政治改良派了；雖然我們更加相信，今天的民主革命派們已經不可能拒絕一切能夠促成民主變革的種種和平方式了。並且越來越多的人都已經明白，倘若革命者和改良者能夠聯起手來以共同反對專制制度，中共專制統治者們，才有可能在革命這樣一個倍顯壓力的政治壓迫下，向人民實現妥協以接受和平變革。當然，中共若是繼續冥頑不靈，等待著它的，自然是革命的不可避免和改良匯入革命的不可避免。大清朝的一朝覆亡早已提供了歷史的前證，我們自然並不希望中共再將它覆滅的後證，提供給歷史。
結論
中國共產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現在，我們可以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革命做一個結論了。這個歷史的結論就是：
第一、中國共產黨是在蘇俄這個境外顛覆勢力的直接策劃、操縱、命令和指揮下建立與發展起來的，是國際共產專制復辟勢力的一個部分。
第二、中國共產革命的前期，曾以俄式共產革命為榜樣，後期則是打著共產革命旗號的，具有鮮明暴民運動特徵的傳統型現代農民造反。
第三、中國共產革命的對象，非但不是專制統治和君主王朝，卻是推倒了專制王朝、結束了君主制度，正在與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進行著殊死較量，並艱難地推進著民主進步的新中國──中華民國。
第四、中共建黨以來做了如下幾件大事：一是受俄命「參加」、誘逼和破壞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二是受俄命反對北伐、破壞北伐和背叛北伐。三是受俄命發動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分裂祖國和製造兩個中國。四是在國難當頭和中華民族奮起抗戰的歷史歲月里，假抗日和不抗日，真擴張和真賣國。五是在中國人民戰勝日本法西斯侵略之後，迫不及待地發動內戰，處心積慮地反對民主化進程，並在蘇俄的支持下，打贏了那一場意在改朝換代的農民戰爭。六是在中國大陸建立了一個全方位的教政合一式專制復辟政權，為中華民族製造了空前的災難。
有必要指出的是，這裡並不存在一個我們「要徹底否定共產黨」的問題，而是共產黨用它自己七十餘年「名為革命實為反動和血腥的歷史」，徹底地否定了它自己。雖然，有一些人對共產黨總是保留著一絲溫情，甚至是在某些搞民主的朋友身上，我們都不難看到這一絲溫情的存在。之所以如此，有的是因為與共產黨有著千絲萬縷的感情聯繫和利害關係；有的是因為對共產黨的歷史、特別是中華民國的歷史缺少最起碼的了解；有的雖然對專權時代的共產黨充滿否定之情，卻對共產黨這個勝利者所編造的輝煌歷史早已深信不疑，輕易難以動搖；有的僅僅因為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是一九四九年的失敗者，因而總想在失敗者那裡找到共產黨多少有些正確的證據……誠然，中國共產黨曾經最能夠蒙蔽人的，還是他們高舉過的「共產主義理想和共產主義革命」的旗幟，因為這一面旗幟太美好，也太能夠欺騙人。但是，我們只需用一個共同的標準，來檢測和衡量一下共產黨及其對中國現代歷史的「貢獻」，我們就不能不徹底地否定它和批判它。因為在中國現代歷史的艱難發展和特殊發展中，我們只能以進步還是反動的標準，愛國還是賣國的標準，來對它作出究竟是應該肯定或是應該否定的結論。因為我們無法用不同的標準來臧否中國共產黨。因為所有的政黨，所有的政治力量，包括任何個人，在歷史發展的法則面前，都只能被一視同仁。雖然這對於那些對中共情有獨鍾者，乃是一個難以迴避的巨大痛苦。
同樣有必要指出的是，對共產黨的徹底否定，並不等於對共產黨人的全部否定。因為，如導論所述，一是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理想，或曰僅僅作為一個空想，並沒有錯，錯的是馬克思所提出的一整套實現共產主義的理論和手段；二是傳統農民革命雖然只能導致「建立新王朝和復辟舊制度」這樣一個政治結果，但農民革命本身卻應該是被同情的，只要它不是對新生民主政權的造反和反動。許多人基於上述兩個原因而參加共產黨，甚至參加了那一場旨在打江山的共產革命和農民戰爭，也就是情有可原的了。所以，將共產革命和農民造反的一般參加者，與聽命蘇俄、陰謀破壞中國國民革命、甚至叛賣祖國利益的中共領袖們加以區別；將決策假抗戰、不抗戰和日蔣火併之賣國路線的中共領袖，和為中共所騙，以為中共才是真抗戰而積極參加共產黨者加以區別；將在這場專制復辟的血腥歷程中已經和正在覺悟者，與為了維護到手的專制權力而繼續甘當劊子手的冥頑不化者加以區別；將不僅是正確的，而且對於進一步認清中共的歷史罪行和避免變革期的混亂與流血局面，非但極為重要，並且有益而無害。因為我們仍然希望絕大多數的中共黨人，還是回過頭來做中華的兒女，而不要繼續去做馬列的子孫。因為口口聲聲要向馬克思報到的中共黨人們，實際上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早就不信馬列了。歷史需要我們有如此的認識，歷史也要求我們這樣去做。
總結
中國民主進程的四階段和民主與專制的三大較量
中國民主進程的四階段即中國民主革命歷程的四階段，亦即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四階段。自晚清政府改革至辛亥革命爆發和中華民國創建前夕，嚴格地說雖然不屬於中國現代史的範疇，但它是中國近代史的最後階段和中國現代史的端緒時代。它和辛亥之後中國現代史因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既是它的準備期，又是它的奮鬥期，所以，我們才將本階段當作中國民主革命歷程的第一階段和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準備階段。這樣，將有利於我們簡要地分階段總結中國民主革命的歷程和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
第一階段（晚清至一九一一），自清政府改革至清王朝崩解。本階段的基本特徵，是清王朝專制統治力量、政治改良力量與民主革命力量這三大政治力量的相較量和相消長。
在本階段，因清政府改革而導致政治改良和民主革命同時興起。在清政府一方，是三度拒絕改良，堅持鎮壓革命，直至一朝敗亡。在政治改良派一方，是從要求清政府實行政治改良、發動保皇改良直至要求清政府實行立憲改良並一再遭遇失敗。在民主革命一方，則是從「天下共棄」走向了「天下共擁」，直至初造成功。本階段所揭示的歷史意義是：革命取代改良的必然性來自清政府不願、拖延、欺騙和鎮壓政治改良的頑固性。清王朝之垮，非改良不爭，非革命之罪，罪在清王朝自身。
第二階段（一九一一至一九二八），自辛亥革命勝利至中國國民黨領導北伐成功。本階段的基本特徵是從民國初年民主憲政的初次實現和初步實行，到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的公開反撲和變相反撲，構演出了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的第一次大較量。
在本階段，袁世凱的公然復辟帝制，張勳的公然復辟滿清和北洋軍閥的變相復辟及長期混戰，雖然為中國民主革命的進程製造了極大困境，但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國民黨人和一切民主進步力量，卻堅持護國、護法、反覆辟以「竟辛亥之功」。孫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國國民黨人終因領導北伐勝利，而將「竟辛亥之功」的歷史使命得以初步實現。中華民國因此而獲得了初步統一。本階段所揭示的歷史意義是，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國統初獲創建之後，將必然迎來民主與專制的艱難較量和反覆較量，因此，要鞏固民主革命的成果，保衛剛剛創建的共和國統，就必須建立有權威的革命政黨和革命政府，就必須自下而上地實現地方自治，就必須造成實現民主憲政的政權基礎和社會基礎，就必須逐步地實行軍政、訓政和憲政，特別是實行憲政過渡期的訓政，以確保革命政權不被形形色色的專制勢力所顛覆。
第三階段（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九），自北伐成功、中華民國統一至中華民國南京政權敗退台灣。本階段的基本特徵，是在外患內憂的交相煎迫之下，空前壯烈的衛國戰爭之中，全面內戰狼煙四起之時，民主的艱難推進和專制的變相反撲，乃構演成民主進步與專制倒退的持續較量與複雜較量狀態。由是，中國民主革命雖然歷經艱難進取，中國現代歷史雖有巨大進步，中華民國雖已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終為共產革命名義下的專制復辟所戰勝。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進程因此而發生了巨大逆轉，中國現代歷史發展因此而面臨著巨大的倒退。從而構演出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的第二次大較量。
在本階段的第一期（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中國國民黨在政治上一是護國護法的目的達成；二是遵照孫中山遺訓，實行訓政，準備憲政。三是逐步奪回國家主權，逐步建立民權基礎。在軍事上一是削平軍閥復辟的餘波，二是圍剿蘇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的中共叛亂和叛國，三是採取與日本和戰並用的策略，積極進行全面抗戰的準備。在經濟上「確認民生建設為首要」，保護民族經濟，肯定自由經濟，發展市場經濟。從而贏得「十年黃金時代」的美稱。在思想文化上則堅持三民主義，批判共產主義，倡行各種文化並存，允許新聞出版自由，造就了迄今為止仍然無可超越的思想文化成就。
在本階段的第二期（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雖然領導八年全面抗戰，艱苦卓絕，但仍不忘在政治上推進民主、準備憲政，在經濟上建設後方，在文化上繼往開來。因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巨大貢獻，而終廢百年不平等條約，並成為世界四大反法西斯領袖國之一和聯合國創始會員國。
在本階段的第三期（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戰後的中華民國民主憲政建設，雖因中國國民黨和其它政黨、政團的共同努力而獲得急劇推進，
制定了一部真正民主的「中華民國憲法」，但因中共志在發動一場打江山的農民戰爭並獲得了成功，從而使中國民主革命歷程和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出現了巨大逆轉，使中國大陸陷於曠日持久的全面專制復辟之中。
本階段歷史所揭示的意義，是在民主力量相繼戰勝了專制勢力公然、公開和變相的復辟之後，在近現代的歷史條件下，仍然可能遭遇形形色色名義下的專制復辟。特別是以共產革命為名義的專制復辟，乃是對民主力量與共和國家進行反撲和顛覆的最大危險。二十世紀東方若干農業國家遭遇共產專制復辟的歷史和現實，已經對此提供了血腥的證明。
第四階段（一九四九 ── ），自中華民國政權敗守台灣和中共在中國大陸建國始。本階段的基本特徵是：一個中國，兩個國名和兩個政權。一個在失敗後堅持恢復訓政，致力發展民生，艱難推進民主，直至實現憲政即還政與民，終將台灣建設成為一個民主與繁榮的世界先進地區和全中國民主富裕的模範省。一個卻迅速復辟專制制度，全面建立極權體制，踐踏民權，破壞民生，摧毀自由經濟，消滅市場經濟，繼續以革命的名義和以發動政治運動為手段，長期地摧殘和迫害中國大陸人民。嗣後雖推行改革以自救，卻又一再地拒絕政治改良，直至全面重現晚清社會政治局面，從而迎來了又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本階段是為革命與復辟、即民主與專制的第三大較量。海峽兩岸民主進步和專制倒退的長期對抗乃是第三大較量的明顯特徵。
本階段歷史所揭示的意義，辛亥以來的歷史已經作出了證明，即「專制仆而統一成，民主敗則分裂生」。因此，中國的統一，前提是民主。全中國人民唯有追求民主統一，才能避免專制一統，才能真正實現和完成現代中國的民主建國使命和祖國統一大業。
這，便是中國民主革命歷程和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四階段和革命與復辟的三大較量，及其歷史意義之所在。
下卷總注釋
第一章：
01、《中國現代史》第四二頁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02、《張國燾回憶錄》第一冊第二四三頁。
03、參見中共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彙編」一九二一至一九三零部分。另參見剛剛解密的前蘇聯同時期檔案。
04、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中共「三大」上的講話。
05、中共「三大」決議。
06、同02，第一冊第三零八頁。
07、同02，第四五四頁。
08、《李宗仁回憶錄》。
09、《張國燾回憶錄》。
10、同上。
11、轉引自向青著《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史稿》第五十頁，北京大學出版社。
12、廖仲凱此行獲蘇俄對廣東革命政府每年二百萬墨西哥圓的援助。
13、即史達林「五月指示」。共產國際代表、印度人魯易為表示對汪精衛的信任，曾將該指示「示汪」，汪乃大懼。五月指示的主要內容：一、沒有土地革命，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就會變成不可靠的將軍們的可伶的玩物……必須根除對不可靠將軍們的依賴性，我們堅決主張從下面實際奪回土地……二、必須從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農領袖到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某些老領袖害怕事變，正在動搖和妥協……國民黨現存機構必須予以改變。三、動員二萬左右的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約伍萬的革命工農編成幾個新軍。四、必須嚴懲那些壞蛋，並組織「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和蔣介石保持聯繫或唆使士兵殘害人民、殘害工農的反革命軍官……。參見《史達林全集》第十卷第一三一至─三二頁。
14、參見上卷第三章及注釋。
15、鮑羅廷為反蔣，曾在南昌和武漢分別策反李宗仁和唐生智「取蔣而代之」，當時的李宗仁雖未予理睬，唐生智則躍躍而欲試。參見《李宗仁回憶錄》等。
16、《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載蘇聯《共產黨人》雜誌一九六九年第四期。
17、華岡：《中國大革命史》。中國大陸文史資料出版社。
18、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前，中共在武漢國民政府的要人吳玉璋對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指示。
19、參見上卷第四章注。
20、《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第四五頁。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1、中共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編》，一九二六年卷第三七八至三七九頁。
22、一九二六年底，當鮑羅廷已經同意遷都時曾說「我們已有充分的準備在武漢建立自己的中央。」中共黨史專家後來也稱「中共與國民黨左派已對遷都武漢有了較為充分的心理準備。」前者參見亞·伊·斯切潘若夫著《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第四九五頁。後者參見《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第四五頁，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3、鮑羅廷為策動唐生智「東征討蔣」，曾錯誤估計唐生智在東征前尚不可能與中共決裂。他說「我的箱內還有草（指蘇俄對武漢政府的借款），他（指唐）還要吃我的草，還不至於跑掉。」
24、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在寧方國民黨已經實行「清黨」之後，鮑羅廷和中共領袖認為「國民黨左派很可能與蔣介石妥協，而與中共分裂，因此，只有繼續北伐，才能給憂惶無措的小資產階級一個很好的希望和出路，他們必樂意跟著我們走這一條路，這樣才算是我們領導他們。」（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由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漢方國民黨和武漢國民政府乃於武昌舉行第二次北伐誓師，並任命唐生智為北伐總指揮，任命馮玉祥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同時希望得到閻錫山的支持。
25、寧方實行「清黨」後，對漢方北伐軍影響殊深，北伐軍獨立師師長夏鬥寅與楊森謀，並約定三十五軍軍長何健和十五軍軍長劉佐龍，然後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日自駐地宜昌沿江東下，於五月十三日發表進攻武漢的「反共通電」。武漢政府急調葉挺二十四師迎擊夏部，因何健已率軍開赴河南前線，劉佐龍部未敢輕動，遂敗。但是，夏部「叛亂」後果嚴重，不僅波及全省，而且造成漢方北伐軍軍心嚴重不穩。馬日事變和國民革命軍駐江西第三軍軍長朱陪德遣共之變，以及唐生智為清共還兵武漢之變，遂相繼發生，武漢「俄國政府」因此而面臨著漢方北伐軍眾叛親離的局面。
26、夏鬥寅起兵反共前後，北伐河南的第三十五軍軍長何健曾派參謀余湘三赴長沙與許克祥等策劃清共。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馬日）晚，由許克祥統一指揮，由教導團團長王東原、留守處主任陶柳率部分途包圍並封閉湖南省黨部、總工會、農民協會、省黨校、省特別法庭等二十餘處為共黨把持的機關，解除了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武裝。是晚即有百名中共黨人被處決。五月二十三日許等正式組成「中國國民黨湖南救黨辦事處」，五月二十八日又正式組成「中國國民黨湖南救黨委員會」，部分縣市遂有清共除共之舉。對「馬日事變」，武漢國民政府不願下達討許命令，汪只以國民政府名義致電長沙，令軍隊維持治安，令工農糾察隊嚴格遵守秩序，不得報復，連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也指責農民運動過火，並不批准毛澤東和蔡和森提出的，在兩湖地區舉行暴動的計劃。毛、蔡欲組織數十萬農民進攻長沙的計劃遂以泡湯。嗣後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派譚平山等赴湖南查許「叛變」，並查農運過火事，鮑羅廷亦隨調查團前往。但譚平山剛抵岳州，即獲悉許克祥已電令岳州駐軍就地槍決鮑羅廷，鮑被嚇回。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乃決定由唐生智全權處理。因唐認為農民運動過火，許克祥僅受記過處分。唐並命令為共產黨所控制的湖南黨部和民眾團體停止活動，否則即按反革命罪辦理，武漢國民黨中央只好同意。
27、因馮玉祥在鄭州會議上提出寧、漢雙方應共同北伐，遂引起中共的不安與反對。因「共同北伐」的結果必然是「共決cp（共產黨英文縮寫）」。因此，中共乃陰謀促汪、唐「東進討蔣」，即挑撥北伐軍分裂打內戰。本具野心的唐生智，因既有反共之心，又有反蔣之念，所以，乃暗決先回師武漢清共，再伺機東進討蔣。所以，鄭州會議後，唐生智即中斷北伐，還兵武漢，赴長沙調查馬日事變，並於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長沙致電武漢政府，認為「馬日事變」責任在中共，並稱中共的工農運動，實是「橫流潰決，疊呈恐怖」。
28、當寧方清黨和漢方決定繼續北伐之時，馮玉祥已入潼關，並控制了陝、甘、豫三省，稱兵五十萬，嫡系約二十五萬。但因所部一直常駐綏、陝、甘、豫等貧疾地區，經濟實力不夠，又對宿敵張作霖深懷戒心，故亟望能夠在中原駐腳，並鞏固其在國民黨中的地位。所以馮開始雖然對寧、漢雙方持中庸姿態，但當馮赴鄭州與汪會談，旋又赴徐州與蔣會談之後，馮乃決定與蔣合流並發表「敬告全國同胞及國民黨書」，要求中共暫時退出國民革命聯合戰線，停止農、工運動及階級鬥爭，驅逐鮑羅廷。馮回鄭州後，即著手「清黨「，並將全軍政治工作人員一律集中開封受訓，以辨明是否共產黨員。第二集團軍政治部主任劉伯堅率先被解職。被查明為中共者，即專車送歸武漢。俄國顧問烏斯季若夫亦被馮遣送回國。
29、汪精衛在看到史達林的「五月指示」後，因得知中共要暴動而大懼，加上夏鬥奄「叛變」、朱培德「遣共」和「馬日事變」後漢方國民革命軍已嚴重不穩，六月二十九日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健又發布了反共訓令，稱「工農運動，此禍不去，禍將不堪」，因此「詔告我官佐士兵暨各界父老兄弟姐妹，共起急圖。並請我中央政府，我唐總司令，明令共產黨分離」。所以，自六月中旬起即已在商量和共產黨分離辦法的汪精衛，終於七月十四日夜召開秘密會議，決定「分共」和「驅俄」、即驅逐俄國顧問鮑羅廷歸國。
30、參見《導論》對法國革命期間望岱農民叛亂的評述。
第二章：
01、羅易：《中國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五三八頁。印度加爾各答《新生出版社》，一九四六年版。
02、黃平：《往事的回憶》第六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03、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史達林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中國委員會所發表的「論中國革命前途」的演說。
04、《第三國際駐華代表羅易致馮總司令書》。
05、布哈林對中共「六大」的報告，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
06、向青：《共產革命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第一二一頁。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07、同上，第一一八頁。
08、中共廣州暴動於十一月十一日凌晨發動。羅氏發言為十一月十四日，廣州暴動已經失敗。
09、同07，第一二一頁。
10、如中共黨史專家解讀，「革命危機」即指「革命時機的成熟或到來」，對革命對象而言，即是「革命危 機」。參見《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一書。
11、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華民國東北地方政府在蘇俄駐哈爾濱領事館查獲大量蘇俄及第三國際與中共的來往函電，與蘇俄及第三國際對中共的正式命令和中共向蘇俄及第三國際的匯報文件完全吻合。其原始資料仍藏於台北。
12、曹仲彬、戴茂林：《王明轉》第一一三頁。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13、《史達林全集》第十卷第四七至四八頁。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五四年版。
14、《國際通訊》第九卷第六四期。
15、改組派是由原汪系國民黨親俄親共派演變而來，亦為國民黨中的反蔣派。在中東路事件上，改組派堅定地維護國家民族利益，堅決地反對蘇俄侵略，故招蘇俄忌恨。蘇俄方命令中共要殺盡國民黨改組派。
16、同06，第一五七頁。
17、同06，第一七八頁。
18、同06，第一八零頁。參見王明《中共布爾什維克化的道路和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一文。另見《王明傳》。
19、同七，第一三六至一三七頁。
20、曹、戴：《王明傳》第一七三頁。
21、同上，第二零二頁。
22、中東路事件之後，李立三為執行蘇俄「武裝保衛蘇聯」的命令，曾擬定了《新的革命高潮於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在李向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羅伯特呈報後，未獲同意，李便擅自將此決議下發，並要求撤換羅伯特。嗣後，李又拒絕接受共產國際要求停發該決議的命令，並在會上說：「忠於共產國際，遵守共產國際的紀律是一件事，而忠實於中國革命又是一回事。」他甚至說：「在占領武漢之後，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產國際說話了。」由是而激怒了蘇俄和共產國際。這便是蘇俄和共產國際一定要「倒李」的由來。參見《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七九年版。
23、由於李立三的武裝叛國計劃大到了既要在廣州、香港等地組織暴動，以將英國捲入；又要在哈爾濱、大連等地發起暴動，引發日本和蘇聯的衝突；甚至建議第三國際採取進攻路線，促使蘇聯紅軍向我國東北發動進攻，並讓蒙古人民共和國發表作戰宣言；最後激起全世界帝國主義與蘇聯之戰。這就把蘇聯拖進了「危險的戰爭泥淖」，實與「武裝保衛蘇聯」大異其趣。這是蘇俄決定「倒李」並扶持王明上台的又一個重要原因。參見黃平：《往事的回憶》，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24、共產國際鑑於李立三的「錯誤」，決定派周恩來和瞿秋白回國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以批判和處分李立三。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僅僅將李立三的錯誤歸結為「戰略上犯了『左』的個別冒險傾向的錯誤」。所以第三國際才指責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執行的是「調和主義」的路線。王明因深諳其意，乃挑起「兩條路線」之爭，以推動「國際路線」對李立三「行左實右」路線與六屆三中全會「調和路線」的批判。
25、同06，第一七二頁。
26、同06，第一一六至一一七頁。
27、參見《中國現代史》第二三七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28、《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第一二零頁。
29、同上。
30、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二四二頁。
31、32，同30，第二四二頁、二四三頁。
33、該信亦在羅明拉茲的主持下向中共黨內發出。參見注35。
34、同30，第二四四頁。
35、文聿：《中國左禍》第十二至十四頁。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另參見本章下文。
36、同06，第一三四至一三五頁。
37、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二四八頁。
38、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
39、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二三六至二四九頁。
40、曹、戴：《王明傳》第一二零至一二一頁。
41、同上。
42、同上，第一一五頁。
43、同06，參見第一五五頁。
44、同06，第一五七頁。
45、同06。
46、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二七三頁。
47、同上。
48、蘇聯《真理報》，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49、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一九三二年六月版。
50、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三一零頁。
51、同上，第三七六頁。
52、同上。
53、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
54、《張國燾回憶錄》第二九四至二九五頁。
55、同上。
56、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一九零頁。
57、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首次全文發表在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刊物《戰士》上面。再發表時，文中所引的這一段話被陳獨秀刪除。後來歷次出版發表，均刪除了這一段話。
58、同56，參見第二七三頁。
59、《張國燾回憶錄》第八九四頁。
60、《紅旗飄飄》是中共為進行「革命傳統教育」所編纂出版的大型系列《革命回憶錄》。其中記述如何改造「山中土匪、綠林好漢」為中共「革命」軍隊的故事極多。
61、參見文聿《中國左禍》一書。
62、63同上。
第三章：
01、02、03：《中國現代史》第三八九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04、同上，第三九零頁。
05、《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一八二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06、 同上。
07、同上，第一八零頁。
08、同上。
09、同05，第一五四頁。
10、同上，第二五四頁。
11、《張國燾回憶錄》第一二零九頁。
12、同上，第一一一三頁。
13、同上，第一一二八頁。
14、同上，第一一二九頁。
15、同上，第一一八六和一一七八頁。
16、同05，第二四八頁。同01，第三九二頁。
17、同11、第一一六三和一一六四頁。
18、同上，第一一六六頁。
19、同05，第二四九頁。
20、同05，第二四九頁。
21、同11，第一二三二頁。
22、同11，第一一八二頁。
23、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方志敏部曾打著「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旗號逃出江西，後在皖南被剿滅。方本人在被捕後被處決。
24、蘇聯《真理報》，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25、向青：《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第一八八頁。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26、同上。
27、同25，第一九零頁。
28、同25，第二六八頁。
29、同11，第一一九九和一一二零頁。
30、同上，第一二八八頁。
31、同上。
32、同05，第二六九至二七零頁。
33、同25，第二零九頁。
34、同11、第一二零八頁。
35、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四零六頁。
36、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四零一頁。
37、參見北師大等編著的《中國現代史》。
38、39、40，同11，第一二零二頁。
41、同11，第一二三六頁。
42、同11，第一二三七頁。
43、同11，第一二三九頁。
44、同11。
45、46、47、同11，第一二三八頁。
48、同25，第二一零頁。
49、洛甫：「鞏固國共合作，爭取抗戰勝利」。《中國現代史資料選集》第五冊第二二一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50、同上，第二二零頁。
51、同上，第二二三頁。
52、毛澤東：「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
53、《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七二一頁。
54、同11。
55、「關於獨立自主問題的再認識」，《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一九八五年第四期。
56、同上。
57、《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五零六頁。
58、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59、毛澤東：「大量吸收知識分子」。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
60、《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四九一頁。
61、同上，第五零四頁。
62、毛澤東：「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七三九頁。
63、毛澤東：「共產黨員發刊詞」。
64、參見下章注第二十七條。
65、同05，第二七九頁。
66、中國大陸《黨史信息報》，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六日，第四版。
67、王稼祥：「回憶毛澤東同志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人民日報》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68、同11，第一三二七頁。
69、王明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
70、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第三零七頁。吉林文史出版社。
71、同70。
72、王明：「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二十周年與中國人民對日作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
73、同70。
74、王明：「在三月政治局會議上的總結」。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選的《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八冊第一二零頁。
75、同上。
76、同25。第二三一頁。
77、同上，第二三一至二三二頁。
78、同70、第二九一頁。
79、《彭德懷自述》第二二四頁。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一。
80、同70。
81、同上。
82、《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五零五頁。
第四章：
01、《六大以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02、同上。
03、《張國燾回憶錄》第一二九四頁。
04、05、同03，第一二九五頁。
06、07、08、同03，第一二九六至一二九七頁。
09、同上，第一二九七至一二九九頁。
10、〔蘇〕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記》第一九二頁。
11、《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二八七頁。
12、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上述電文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集。
13、同11，第三三六頁。
14、「平型關伏擊戰所殲之敵非二十一旅團主力之辨析」。《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三三六頁。
15、張玉法：《中國現代史》第六二一頁。
16、17、18、19、20，《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三三一頁至三三五頁。
21、《彭德懷自述》和《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三三四頁。
22、23，同11。
24、《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三三二頁。
25、同上。
26、〔蘇）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記》第一九二頁。
27、同上。
28、《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五一五至五一七頁。
29、同上。
30、向青：《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
31、同11，第二八八頁。
32、毛澤東：「關於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澤東給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等的信。
33、同11。
34、《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五一七頁。
35、《共產國際通訊》第十八卷第六期。
36、毛澤東：「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戰略問題」。一九四零年三月十一日。
37、毛澤東：「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一九四零年三月六日。
38、39、40，同上。
41、同11。
42、「毛澤東同志為中共中央寫給東南局的指示信」。《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七一一至七一二頁。
43、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記》第三四頁。
44、同42。
45、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四五一頁。
46、47、48，《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三一二至三一三頁。北師大《中國現代史》。
49、毛澤東：「必須制裁反動派」。《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五三九至五四零頁。
50、毛澤東：「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
51、「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七零七頁。
52、同上，第七零八頁。
53、54、55，56、57，同上。
58、59，同42。《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七一二至七一三頁。
60、同11，第三四一頁。
61、何世芬：「毛澤東同志在抗戰初期軍事戰略轉變中的傑出貢獻」。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62、參見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第三一四頁。
63、參見向青：《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第二四二至二四七頁等。
64、參見文聿：《中國左禍》第一七六至二一九頁等。
65、擔任過蔣介石先生侍衛長的孔令晟將軍，曾於筆者訪問台灣時告訴過作者，他當時就在陝西擔任堵截共產黨向抗戰後方偷運鴉片的任務。
66、〔蘇〕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記》第四三頁。
67、同上。
68、同上，第五三三頁。
69、鄭義：《紅色紀念碑》第四一七至四一八頁。
70、同67，第六八頁。
71、參見王檜林、李隆基：「抗日根據地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一九八四年第六期。王首道：「抗日根據地的偉大歷史意義與我黨實事求是的光榮傳統」，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二期。
第五章：
01、毛澤東此時提出的所謂擴大解放區即擴大中共的占領區，所謂縮小淪陷區是指要縮小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的區域。
02、毛澤東七道命令的部分內容。
03、中共黨人張執一回憶文章：「戰鬥在敵人心臟里」。《傳記文學》第五五卷第四期轉載。
04、《毛澤東選集》一九六七年版合訂本第一零五零頁。
05、張玉法：《中國現代史》第六八三頁。
06、同上。
07、徐焰（大陸學者）著：《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紀實》第一零八頁，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
08、同上，參見第一零九頁。
09、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十日陳雲、高崗致中共中央電。
10、同07，第一一四頁。
11、同07，第一二二頁。
12、中共在東北曾將八千日本戰俘，主要是有機械、醫療等專長的日本投降官兵納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建制，以助其打內戰。參見徐焰著《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紀實》一書。
13、《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一零五七頁。
14、張玉法：《中國現代史》第七零零頁。
15、張玉法：《中國現代史》第六九二頁。
16、張執一：「戰鬥在敵人心臟里」。
17、同上。
18、19、20、21、22，參見沙健孫：「論一二一運動」，《北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八零年第六期。聶榮臻：「戰鬥在第二條戰線上」，《人民日報》，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徐玉芳：「試論第二條戰線」，《青運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五期。沙健孫：「論抗暴運動」，《近代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等。
23、某作家曾參加中國大陸原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王崑崙的追悼會，當時曾驚訝王的遺體上竟覆蓋著中共黨旗。後來當該作家被中共欽點為某省的人大常委時才知道，原來所有八個民主黨派從中央到地方各級主委和秘書長都必須由中共黨員擔任，即必須是中共「地下黨」，並且是在「解放」之後。
24、毛澤東：「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進攻」。《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一零八三頁。
25、毛澤東：「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一零九三頁。
26、毛澤東：「三個月的總結」，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
27、同上。《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一一零一頁。
28、毛澤東：「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進攻」，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一零八二頁。
29、毛澤東：《三個月的總結》。《毛選》合訂本第一一零一頁。
30、周谷：「六十年前潛伏在國民黨心臟中的共諜」。《傳記文學》第五十六卷第一期。
31、吳天遙：「劉鼎和西安事變」。《傳記文學》第五十六卷第三期。
32、熊向輝：「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傳記文學》第四十七卷第六期。
33、同上。
第六章：
01、一九八八年二月，某省一位名作家突然在報紙上看到自己成了某縣人民代表，緊接著又成了本省的人民代表，並被「選」為「省人大常委」。後來這位作家便在常委會上提出：「我既不知道自己被選，也沒有選過別人，怎麼就被『選』成了代表和常委？」該省人大主任、前省委書記王光宇乃當場告訴他說：「這是組織上的事情，沒有必要讓你知道。」這位作家遂長期不去開會。
02、此為王若望先生親自告訴作者。參見《王若望文集》，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出版。
03、由於中共檔案尚未解密，上述各種數字都是根據內部人士揭發和部分學者研究的成果。但對於實際情形而言，上述各種數字都是比較保守的。
04、盛傳中國大陸的「十等人」民謠，版本甚多，此處僅錄出其中一種，歌詞為：一等公民是公僕，子孫三代都享福。二等公民是官倒，國內國外掙美鈔。三等公民是大款，買房買車買馬票。四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賭都報銷。五等公民大火鍋，吃完原告吃被告。六等公民是記者，隔三差五吃油了。七等公民手術刀，打開肚皮要紅包。八等公民方向盤，上班下班都能撈。九等公民是教育，魷魚海參認不全。十等公民老百姓，學習雷鋒幹革命。此外還有大量形容中共腐爛幹部的歌謠，如：「吃飯基本靠請，喝酒基本靠送，工資基本不花，老婆基本不用」和「喝茅台三杯五杯不醉，打麻將三夜五夜不睡，收紅包三萬五萬不退，玩女人三個五個不累」等等。
05、辛灝年：「以血腥手段建立極權專制政權 ── 中共土改和鎮反的回顧」。一九九九年第三期香港《開放》雜誌。
06、七十年代初的中共中央文件曾有「毛澤東與汪東興有關在文革中死了多少人的對話」。
07、參見文聿著《中國左禍》一書。
08、一九八三年八月，作者應邀赴青海訪問講學，曾參觀位於柴達木盆地八百里瀚海中的諸勞改農場。是時，勞改農場十場九空，連軍警亦不易見，問及當地住民，卻被告知，幾乎所有政治犯都被平反，所以，連軍警也回家了。然而，不過數月之後，因中共嚴打，遂復人滿為患。
09、「要命」即指中共強迫農民計劃生育。
10、一九五六年三月中共中央轉批的「中央十人小組關於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
11、國民黨叛將李濟深之子李沛瑤為中共人大副委員長，為其武裝警衛所殺。
12、中共一直將它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因製造人禍餓死數千萬農民的罪惡，歸咎於「三年自然災害」。後有學者查閱中央氣象局資料，才發現「五九、六零及六一」三年間竟風調雨順，根本沒有所謂自然災害。大陸農村老一輩農民亦對此記憶猶新。
13、上述引文均引自陳一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與發展》一書。
14、轉引自鄭義《紅色紀念碑》第四七九頁。
15、一九九二年春鄧小平南巡後的對內講話，曾發至省軍級。
16、參見法國記者所著《雪域》一書。
17、一九三五年中共中央紅軍南逃彝族大小涼山地區時，劉伯承曾為借路，而親書保證在「革命」成功後讓彝族自治。一九五零年彝人要求兌現中共當年承諾，劉卻自食其言炮轟大小涼山，幾將大小涼山削平。
18、作者於一九八三年夏赴青海訪問時曾了解到，一九五九年西藏「叛亂」乃是中共誘發的結果。起因是有「謠言」稱「藏人要有行動」，中共乃借開會將青海的各級藏族頭人集中誘捕，從而引發青海藏族的騷亂，中共即藉機鎮壓。「叛亂」遂從青海發起。
19、即中共一手培養的內蒙作家瑪拉沁夫。瑪拉沁夫海還是中共作家丁玲的學生，但因瑪拉告發丁玲講過「一本書主義」的話，此話遂成為丁玲被打成右派的罪行。
20、文革史研究家劉國凱先生，在他於一九七一年就秘密纂寫、並於一九八二年在海外用英文出版的「中共文革史」一書中，曾提出文革是三年而非十年的觀點。其理由是：自毛於一九六六年發動文革至一九六八年紅衛兵、造反派被鎮壓，毛所發動的文革就已經結束。作者初步接受劉的觀點，並明確地認為，除掉毛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終於被毛所鎮壓以外，文革應為三年的主要理由，乃是三年之後「毛氏君主式獨裁極權統治業已全面建立」，即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根本目的已經達成。其後直至毛死，由毛澤東和四人幫所發動的種種運動，均為文革餘波。參見劉國凱、王相先生等新編寫出版的《封殺不了的歷史》一書。
第七章：
01、一九七七至一九七九年，中共黨內供高級幹部參閱的《大參考》雜誌曾對農民搶糧 、盜糧的情形有較多報導。這是促成中共被迫同意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重要原因之一。
02、參見七十年代中期「全國青少年犯罪討論會」資料。
03、打「白條子」，即指中共基層政權在糧食收購工作中，用「白條子」代替現金償付農民，兌現時，又常常是按六成或七成付給現款，強取豪奪，造成農民損失慘重，從而招致農民的極大不滿。
04、江澤民曾於「六四」以後公開說過一定要讓個體戶們「傾家蕩產」，並曾見於報端。原因是個體戶們曾支持過八九民主運動。
05、參見中共頑固派領袖鄧立群等人數度致中共中央的「萬言書」。
06、一九八零年，李劍所寫的「歌德還是缺德」一文原發表於《河北文學》，中共遂利用這篇 文章挑起了一場「是歌社會主義德，還是缺社會主義德」的所謂文藝論爭，並批判 了一些所謂「缺社會主義德」的作品。
07、一九七九年二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禮堂的講話。
08、參見陳一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與發展》一書。
09、同上。這僅僅是一個保守的數字。另有學者指出，一九六二年中共各省省委書記並頭會曾認為，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七千萬。
10、參見本卷第六章注第二十四條。
11、一九七八年貴州民間詩人黃翔等曾赴北京貼大字報，公開宣布成立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第一個民間文學社團「啟蒙社」，創辦第一個民 辦刊物《啟蒙雜誌》，並發表宣言。不久，啟蒙社乃分裂為三個組織，即啟蒙社，解凍社和新潮社。後來均迅速遭到鎮壓，黃翔等為此系獄數次，年將六旬才被流放海外。
12、西單牆風雲正起之際，恰值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時。鄧小平遂利用民主牆上的民眾呼聲，擊敗了黨中「凡是派」，奪取了中共最高權力。為此，北京民間才流傳出文中的「兩句話」，以形容西單民主牆和鄧小平及中共三中全會的關係。
13、參見李洪林著《中國思想運動史》。
14、文革後的文學解放運動以及其後的民主牆運動，曾帶來全國民辦刊物的興起。但鄧小平在逮捕了魏京生等民主牆積極分子之後，又因全國民刊協會在武漢召開全國民刊代表大會並發表宣言，中共遂下令取締民刊，大肆逮捕各地民刊的主辦者，一場以北京西單民主牆為象徵的民主運動因此而被中共撲滅。
15、同13。
16、此以某些「改革派作家」的小說、特別是中共作家王蒙的中篇小說《蝴蝶》等為發起作品。其後，所謂現代派文學因被中共官方文壇所竭力提倡而充塞文壇。
17、〔法〕米涅著：《法國革命史》。
18、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於一九八八及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長篇小說《都市的女兒》和《少夫人達琳》。
19、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一日，在紐約由中國大陸學者和留學生發起並主辦的「辛亥革命紀念大會」上，金堯如先生曾擁抱主講人辛灝年先生流淚而言，使整個會場氣氛激越。參見當時海外的相關報導。
後記
終於到了該寫下這篇後記的時候了。
自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八日到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八日，我用了整整三年的時間，總算是完成了本書的寫作和修改工作。若再加上於國內早就開始的「前期工程」，主要是辨別真假資料、澄清基本概念、建立思想體系、設計全書架構、編寫「中華民國編年史綱」和寫出「導論」初稿等，前後已經整整十四年。其間，我曾一遍又一遍地寫出提綱，一次又一次地將它們付之一炬，為的是「以防萬一」。同時也是為了在沒有底稿的基礎上，能夠更加深入地調動自身思維的能動性，並希望在沒有可能帶出任何資料和手稿時，我能夠將它們默默地記在心中。後來，我甚至不得不將數萬字的提綱拆成了無數的「斷語殘句」，將它們當作「眉批腳註」，「零亂」地抄寫在幾本大書的「天頭地腳」，將數十萬字的資料分散開來，當成包裝禮物的廢紙，然後才帶著它們，走出了國門。扔掉了我在國中原本擁有的一切，丟開了曾與我相依為命數年的兒子，告別了不知底里的朋友和親人，走向了一條「不歸之路」。雖然我知道我會回來，我不會不回去。
但是，儘管這本書在思想上和資料上的準備工作，幾乎全部在大陸做成；儘管我不是第一次出國，我對北美洲華裔社會的人情和世態亦早有了解；儘管我做好了承受一切艱難的準備，決心讓命運來支持我和支撐我；而自我「流放海外」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寫作，即期求獲得一個自由和安全的寫作環境，來將它完成和出版；然而，在寫作的過程中，我還是遇到了許多想像不到的問題和困難。雖然我漸漸將寫作的過程變成了進一步深入研究的過程，更因進一步的深入研究而獲得了艱難的進步和更加堅定的信念，但在海外這個特殊的社會生態之中，那種時常便會襲上心頭的失望和失據的感覺，那些時時刻刻都企圖在逼迫你改弦更張的威脅，特別是只能使你傷感、甚至竟能讓你感到絕望的某些力量和某種局面，實在是時時刻刻地都在摧折著你的信心和期望。
因此，如若沒有對祖國大陸真正血肉相連的感情，如若沒有對祖國大陸社會人心的真正了解和把握，如若沒有真正參加過祖國大陸的十數年民間歷史反思運動並堅持認同它的成果，如若沒有對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前途所擁有的信心，所懷抱的期望，還有，就是如若沒有前此十數年在國內因自我磨礪而終於養成的淡泊心性，那麼，吾人雖能拋家去國，卻也並不見得就能在海外完成夙願，了卻這一份危險的情懷。
在此，我特別應該提出的是，來到海外之後，我確乎愈來愈痛切地認識到：千萬要尊重中國大陸專業和非專業的歷史學工作者們，尤其要精讀和細讀他們在無奈的包裝之下，所已經出版的研究著作和紀實文學著作，更應對近年來已經敢於掙斷「腳鐐手銬」，而公然呼籲要「糾正歷史」的史家們、作家們、記者們，特別是軍隊中的一大批中青年知識分子深懷敬重之心。因為，如果沒有他們在「腳鐐手銬」中的痛苦掙扎，如果沒有他們懷抱祖國的命運所作出的艱苦研究和大膽著述，不僅歷史反思運動只能成為一句空話，即便是我個人的研究和著述都是不敢想像的。這，也是我要在後來的寫作中，要儘可能地引證他們的研究成果，和儘量地要在他們的著作中去尋找證明的根本來由。
在此，我只想默默地對那些曾關心過我、鼓勵過我和幫助過我，並和我心心相印的大陸友人們，表示我最為深切的感謝。我會在祖國天光大開的時候，再公開地、好好地謝謝他們每一個人，謝謝他們那顆一直都在與我一起跳動著的心。因為只需他們那一句「一定要澄清誰才是歷史上真正亂臣賊子」的話，就足夠我堅持下來了。
在此，我自然要謝謝海外的許多朋友們，特別要謝謝那些曾給了我信心和決心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們，新老華僑們，以及台港理念相同的朋友和前輩們。謝謝他們不僅理解了我、聲援了我，還為這本書起了這樣一個好書名；謝謝他們對我提出過的許多寶貴意見，並給了我許多的啟發 。初稿完成後，我正是在給他們的講演中，在和他們的討論、甚至是辯論中，才認真地、一次又一次地修改了我的著述。
我還要謝的是，沒有我的妻子唐若冰女士對我無怨無悔的愛，沒有她對我們共同追求的徹底忠誠和忘我奉獻，這本書的完成和出版將是難以想像的。
我還想說明的是，我的海外筆名辛灝年（取「辛亥年」之諧音），原來專為歷史著述而用，海內外鮮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與「真相」。然而，一九九九年五月，因中共香港特區政府無理地拒絕了我 ── 一個從未參加過任何政治組織和政治活動的普通學者，應邀赴香港「紀念五四、六四，展望中國民主前途」國際學術研討會講演，作者的原名高爾品，及其中國大陸知名作家的身份，又為中共香港特區政府和海外某些媒體所著意公布，我方才一改初衷，決意在本書中公開作者的原名及「原形」。因為，本書作者並非因「膽怯」才在海外隱姓埋名了如許年頭的。
最後，懇請祖國大陸的學者們，祖國台灣和香港的學者們，海外一切真正關心和熱愛自己祖國的人們，以及所有的前輩們和朋友們，都能對書中不可避免的錯失予以教正，並對本書提出批評甚至批判。即便是某些勢力要發動「圍剿」，哪怕是「聯合圍剿」，作者都將銘感於心。因為，本書就是於一再地接受批評意見，不斷地迎接形形色色的批判及挑戰，和持續地抵抗威逼利誘的艱難歲月之中寫成的。因為，當真「圍剿」聲起，我們祖國的現代歷史，反只能會愈辯愈清。
我姑且拋磚引玉了。因為，許許多多不再需要「包裝」的，並真正具有高水平的中國現代史研究著作，在我們祖國大陸應運而生的時代，眼看就要來臨了。
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於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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