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的資料性文獻。大家都知道，在八九民運中《世界經濟導報》事件是一個有全國性影響的
政治事件，圍繞著這個事件引發的各種其它的問題都是在八九民運中都有相當重要影響的。
而欽本立作為《世界經濟導報》的總編輯在八十年代，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後期，在思想解放、
推動改革、形成輿論方面都作出了很大貢獻。《導報》當時可以說是中國出版界、新聞界鼓
吹思想解放、鼓吹改革的一面旗幟，從《欽本立的擦邊球》這本書也可以看出江澤民在八九
民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對自由、對民主的敵視和恐懼。

主持人：您看這本書有什麼特點？

胡平：這本書收集的資料非常齊全，收集到欽本立當時在主持《世界經濟導報》工作
時候的一些言論和文章，海內外圍繞著《導報》事件對欽本立的採訪，還有欽本立去世以後
各界人士對他的緬懷，和對《導報》事件的報導。這樣一來就把整個《導報》事件、和八九
民運的大背景相當完整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因此我覺得這本書的史料價值是相當高的。

主持人：欽本立一九一八年生於中國浙江長興縣，大學三年級的時候，正是抗日戰爭
時期，他因為參加進步學生運動而被當局開除學籍。欽本立進入新聞界，先後在成都《時事
新報》、《重慶商報》、《商務日報》、《文匯報》等報社工作，一度負責香港《文匯報》
駐上海記者站的工作。在共產黨在大陸建立政權前夕，欽本立加入中國共產黨。共產黨執政
初期，他作為共產黨的代表人在上海《新聞報》工作，之後，又在《解放日報》、《人民日
報》和《文匯報》工作。一九八零年六月，欽本立在上海創立《世界經濟導報》，並擔
任該報總編輯。張偉國先生說，欽本立是中國現代報業史上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物，我問張偉
國先生他特殊在哪裡呢？

張偉國：欽本立作為一個特殊人物，有兩個歷史事件跟他相關聯，一個是一九五七年
的反右運動，毛澤東所謂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必須批判》實際上就是針對欽本立的。
當時欽本立是《文匯報》的黨組書記、常務副總編，社長兼總編是老報人徐鑄城，欽本立在
里 面扮演了一個主要角色。第二個事件就是一九八九年的《世界經濟導報》事件，因為紀
念胡耀邦，我在北京和《新觀察》雜誌的主編戈楊一起組織了悼念胡耀邦的座談會。

主持人：一九八九年六月被當局勒令停刊的《新觀察》雜誌主編、現在在美國的戈楊
女士回憶當時的情況說：

戈楊：那次會議有北京的李昌、李銳、胡績偉、秦川、以前的右派章立凡等好多人
參加。

主持人：；另一位會議的參加者、現在在美國的原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研究所所
長蘇紹智先生說：

蘇紹智：會上其實談話並不尖銳，都是懷念和頌揚胡耀邦的，只有嚴家祺和戴晴講話
比較尖銳，也沒有批判現政府。

主持人：張偉國先生也談到關於這次會議上嚴家祺和戴晴的發言：

張偉國：後來被上海市委江澤民、曾慶紅、陳至立要求一定要刪去的兩個人的講話，
一個是嚴家祺的，他提出現在領導人的權力更替沒有按照程序，應該按照法律的程序來更迭
政治權力。戴晴提的更尖銳一些，她提到從陳獨秀到胡耀邦，中共的總書記沒有一個是
好下場的，應該從這裡面吸取教訓。胡耀邦悲劇不是他個人的，是共產黨政治體製造成的悲
劇。

主持人：我採訪了現在住在北京的作家戴晴女士，一九八九年她是《光明日報》記者，
八九「六四」後她被吊銷記者證，在秦城監獄拘押了十個月。我請戴晴女士談談她記憶中的
那年四月十九日在北京召開的紀念胡耀邦座談會，

戴晴：那時候氣氛已經越來越緊張，那天胡德平也被請去了。

主持人：戴晴這裡所說的胡德平是胡耀邦的兒子，一九八四年胡德平發表在武漢《青
年論壇》創刊號上的《為自由鳴炮》一文廣受讀者注意。戴晴女士繼續回憶一九八九年四月
十九日會議上的情形：

戴晴：主持人也很緊張，他們都希望不要出事情，胡德平一再反覆使用一個字眼，就
是「祥和」。他希望這個社會能夠祥和、祥和，他說了好幾次。中國很優秀的人物都
聚集在這裡，我就覺得發言水準很低，不要說沒有談國內的民主自由，就是黨內胡耀邦的那些
戰友也完全不理解他。後來我實在忍不住了，我就當場反駁一位章乃器的公子，
他的名字我忘了，當時他懷念胡耀邦說：「他真是好人。當時右派平反的時候，我給胡耀邦
寫了信，本來他們定了，我父親永遠不能平反。後來胡伯伯回信了，我父親得到了改正。」
我當時就覺得，如果這樣張伯鈞的兒子要不要感激呢？儲安平的兒子要不要感激呢？然後我
又接著又去反駁那些黨內的開明派。

主持人：另一位在會議上發言，引起當局不滿的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
，八九「六四」後被中國當局通緝，流亡海外，現在在美國的嚴家祺先生回憶當時的情況說：

嚴家祺：我記得參加那次會議的還有王若水、胡績偉、陳子明、還有戴晴和蘇紹智，
很多人參加會，大家很自由地發表意見，想到胡耀邦的去世就感到很悲痛。當時戴晴作了一
個發言，她說，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所有的總書記都沒有好下場。我也發表了意見，我想到
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我就說：當時對天安門的學生運動不能採取鎮壓的作法，我
們要想到七六年那個鎮壓造成的後果是不好的，反過來這種鎮壓只能造成事情最後的翻案。
我說，對於當時悼念胡耀邦的行動也不能採取鎮壓態度。當時對於這樣一些發言，就被認為
很嚴重，不能在《世界經濟導報》上登出來，但是欽本立為了維護新聞自由，堅持要把這些
發言發表出來。

主持人：當時的會議主持者之一戈楊女士後來和欽本立當面談了這件事情：

戈楊：我經過上海的時候，還跟欽本立談了這件事情，那個時候是江澤民主持上海市
委。上海市委勒令《世界經濟導報》把已經發出去的報紙全都收回，欽本立就沒有收回，後
來，市委就派了劉吉到《世界經濟導報》，叫作「整頓小組」。

主持人：那時候在《世界經濟導報》工作的張偉國先生回憶這段往事說：

張偉國：當時上海市委以江澤民、曾慶紅、陳至立為代表的控制意識形態的官員對欽
本立進行整肅，導致了《世界經濟導報》事件，《世界經濟導報》因此而壽終正寢。這
在新聞界激起了很大的反響，當時新聞界在聲援《導報》和聲援欽本立的過程當中有一個共
同的理念，就是進一步就能進步十年，退一步就會倒退十年，大家如果能夠團結起來爭取新
聞自由，使欽本立能夠得到一個公正的對待，那麼中國的新聞自由就會向前邁進一大步；如
果這個目標不能達成，中國的新聞改革和探索就會大大地後退。《導報》事件也成為八九民
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主持人：蘇紹智先生說，當時有些情況他記得很清楚。

蘇紹智：那時候上海首先出現了支持《導報》的遊行示威，北京各報也紛紛向上海市
委抗議，民主派也發表了保衛新聞自由的公開信，發起簽名運動，我們當時都簽名了。北京
也有大量的記者上街遊行，支持《導報》，呼籲新聞自由。

主持人：聽眾朋友，以下是我當時在北京街頭採錄的一段新聞工作者遊行的實況錄音：

(口號聲： 領：新聞自由！ 合：新聞自由！
領：新聞公開！ 合：新聞公開！
領：開放報禁！ 合：開放報禁！
領：還我導報！ 合：還我導報！
領：還我(欽)本立！ 合：還我本立！
領：新聞要講真話！ 合：新聞要講真話！
領：人民要聽真話！ 合：人民要聽真話！
領：記者想說真話！ 合：記者想說真話！
領：不要逼記者造謠！ 合：不要逼記者造謠！

歡呼聲，掌聲。)

主持人：蘇紹智先生還講述了當時一些很少為外界所了解的事情的細節。

蘇紹智：五月初，我接到了當時在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工作的季崇威的電話，季崇威
在抗戰勝利後在上海《大公報》作記者，和欽本立，和我都是老相識，他說：「江澤民到北
京來向趙紫陽匯報《導報》事件，趙紫陽很不高興，一句話都沒有說。但是當時在場的芮杏
文說，你這樣的作法使我們很被動。江澤民很慌張、很緊張，就找季崇威，要季崇威想辦法
讓欽本立檢討。江澤民說，只要欽本立肯檢討，他可以立即恢復欽本立的職務。」
季崇威知道我跟欽本立很熟，就要我打電話給欽本立。我說：「恐怕不行吧？要他檢
討是不可能的，可以建議欽本立說明一下經過。」季崇威說：「也好。反正江澤民很著急。」
他要我打電話給欽本立試試看。我就給欽本立打了個電話，說明季崇威的意思。欽本立說：
「事情發展到現在已經不是我個人的問題了，而是新聞界爭取新聞自由的問題。」所以他拒
絕了。我把欽本立的話告訴了季崇威。這是我最後一次給欽本立打電話，後來欽本立實際上
被監控起來了。我對他是非常佩服的。

主持人：談到江澤民處理《導報》事件的方式，嚴家祺先生說：

嚴家祺：江澤民查封了《世界經濟導報》，大家都知道了，江澤民通過這件事情表演
了他強硬的姿態，贏得了鄧小平對他的好感，這件事情也是江澤民能夠最後成為總書記的一
個很重要的原因。

主持人：原《世界經濟導報》副總編輯，現在在香港的新聞工作者朱杏清先生也分析
了江澤民處理《導報》與他後來當上中共總書記的關係。

朱杏清：江澤民在《導報》問題上的作法贏得了黨內的具有保守思想的元老的好感，
甚至成為他的一個主要的政績。地方官員很多，成為政治局委員的地方大員也有好幾位，但
江澤民能夠當上總書記，我相信跟他在上海這一方土地上能夠干出封閉《導報》這件事情大
概是有一定關係的。

主持人：我們再來聽一聽胡平先生的看法。

胡平：江澤民主要是由於《導報》事件而被中共保守派的元老所看重，當然事實上
江澤民在八九民運初期固然是採取了這種非常保守，非常專制的作法，但是在運動中期階
段，趙紫陽從朝鮮回來之後，黨內開明派的勢力在一段時期內略略占了些上風，對民運的
態度有些改變，趙紫陽還批評了上海的江澤民對《導報》處理的不好，江澤民那時候還是
非常恐慌，非常緊張的，這也暴露出江澤民本人的機會主義性格，這一點也是很有意思的
。

主持人：朱杏清先生也看到了現在被尊為核心的江澤民的這一面。

朱杏清：人是非常複雜的動物，江澤民曾經對欽本立說過，我們都是老寫檢討的，
如果你不善於寫檢討，我可以幫你寫好檢討。他跟欽本立開過這樣的玩笑，江澤民甚至也
說過：「我是上海市委書記，《導報》過去受到過各方面攻擊的時候，我其實也承擔責任
的。」他甚至還說過：「我也幫你們說過話的。」當陣線還不太明確的時候，江澤民並不
是老是以一種特別左的面貌出現，他甚至相信自己是黨內的比較開明的、接受教育的程度
和個人的經歷在共產黨的幹部中還算是比較拿得出手的一個，他比黨內的不少土八路要來
得洋氣得多。但是，這並不能說江澤民因此在思想上就是真正解放的，他在很大程度上是
一個比較因循守舊的人。我相信，如果局勢不是向八九「六四」這個方向發展，而是
向另外的方向發展，也許江澤民也會適應得很快。

主持人：談到《世界經濟導報》的創立和作出的貢獻，當年《導報》駐北京首席記
者張偉國先生說：

張偉國：在中國，在八十年代產生《世界經濟導報》這樣一張報紙也是一個非常例
外的現象，因為共產黨是以控制新聞自由、控制媒體為能手的。《導報》的人員組成、辦
報風格概括起來就是「打擦邊球」，用比較邊緣的手法突破言論禁區、擴大空間，在欽本
立的領導之下作得有聲有色。

朱杏清：我當時進《導報》的時候，他們對我說，他們的平均年齡是六十三歲，
而且基本上都是各次政治運動當中的受害者，他們要的是讓中國的上上下下所有的讀者都
能感到中國需要開放。

主持人：《導報》的辦報方針是怎麼樣體現這些願望的呢？

朱杏清：《導報》當時提出的一些辦報方針現在已被很多人借用了，《導報》有一
種說法叫「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了解世界」，「要從更大的開放當中獲取全世界的、
人類的文明成果」，但是大家都沒有明說，因為在毛澤東共產黨的禁錮政策下固步自封
了那麼多年，中國實際上成為很可笑的世界上孤立的一員。

主持人：《世界經濟導報》一共存在了九年多，張偉國先生說：

張偉國：《導報》雖然壽命不長，但是對整個新聞自由的推動，特別是為推動經濟
改革和開放產生了一些影響。

主持人：蘇紹智先生回顧說：

蘇紹智：《世界經濟導報》當時是中國大陸呼籲民主自由思想最開放的報紙，所以
它的銷路越來越廣，篇幅也越來越大，原來只有四版，後來出到十六版，在海外都認為它
是中國最開放的報紙。當時趙紫陽很重視，打擊《導報》的企圖在趙紫陽主政的時候就提
出過，但是趙紫陽說了一句：「我愛看《導報》。」於是就沒法處理《導報》了。

張偉國：因為《導報》的事件，新聞界、知識界對《導報》的支持、聲援使得八九
民運從單純的學生運動轉變成社會運動，轉變為由知識分子和社會其他階層參加的全社會
運動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音響資料：一九八九年北京街頭新聞界遊行實況：

女領：還我導報！ 合：還我導報！
女領：還我(欽)本立！ 合：還我本立！
女領：新聞公開！ 合：新聞公開！
女領：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 合：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
男領：人民要聽真話！ 合：人民要聽真話！
男領：我們想講真話！ 合：我們想講真話！
男領：不要逼我們造謠！ 合：不要逼我們造謠！

群眾：好！好！歡呼聲、掌聲。)

主持人：我問張偉國對欽本立印象最深的有哪些事，他說：

張偉國：我比較印象深的就是在一九八九年初的時候，欽本立和我，以及《導報》的
其他一些人員在一起商量怎樣發展成《導報》報系，建立《導報》的報業集團。當時我們已
經有了一個雜誌，叫《地區發展戰略》；也有了一張一周出兩期的報紙《經濟新聞報》
，後來變成一個日報，改名《新聞報》，是想恢復一九四九年前的上海《新聞報》。同時也
想在加拿大發行《世界經濟導報》的海外版，在香港也有一些發展出版社的計劃。
欽本立有他一整套對新聞業發展的設想，一方面是以發展求生存，另外一方面看到了
在中國從事新聞探索的風險，《導報》被批評，《導報》寫檢查已經是一種工作的常態。事
實上欽本立已經意識到《導報》的擦邊球打到了一種相當邊緣的程度，隨時有被判出界的危
險，搞成一個大的報業集團，或者是報系，學習台灣、香港辦報的做法，一個潛在的、沒有
講出來的用意就是想分散風險，使得將來有一天《導報》垮台的時候，也許同一個報系裡面
的其它報紙還在，可以撐一把，不至於全軍復沒，能夠保留一些火種。不管對一九八九年事
情的結果他是怎麼樣預測的，但是對在中國搞新聞會會遇到風險、會遭受滅頂之災，這一點
欽本立是有預感的，而且作了預先的安排，只不過因為八九年的風浪來得太猛烈、太迅速了
一點，給他的時間太短，他還來不及把局面布置好。

主持人：戴晴女士認為，《導報》被封殺是註定的。

戴晴：所有對中國命運關心的人，知識階層的人都看《世界經濟導報》，它的影響很
大，就這一點，中宣部的人就會要滅了它，這個已經註定了，不過就是早晚的問題。

主持人：朱杏清先生回顧了《世界經濟導報》最後的日子。

朱杏清：那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還是二十二日，應該出一期報紙，最後被推遲
，他們把欽本立撤職以後，重新改了版面，然後出版了。但是後面出的幾期，每一期都在激
烈的寸土必爭，他們要改這一篇文章，我們會換上一篇比它更激烈的，雙方都不讓步。在那
段時間的《導報》實際上是最好看的，可以看得出來明顯的雙方拉鋸戰的痕跡。五月十五日
那期就沒有出，五月七日還是八日是最後一期，是《導報》的絕唱，但對於《導報》來講，
它的死是必然的。

主持人：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為什麼會出現《世界經濟導報》這樣的報紙呢
？戴晴女士分析說：

戴晴：《世界經濟導報》，欽本立他們是屬於理想主義者，他們是受到了比農民起義
者和延安出來的所謂「泥腳杆子」更多的、更完備的西方思想的影響。實際上泥腳杆子心目
中的政治目的和受了西方影響的理想主義者心目中的理想的政治目標並不一致，但是在一段
時間他們是同路人，接著泥腳杆子們就認為，老子打了天下，老子就要享受這個天下，那麼
就是怎麼享受的問題，怎麼鞏固這個政權的問題。可是，欽本立他們這批理想主義者總是覺
得，我們的社會還有不完滿的地方，我們要改正，要儘量讓它完滿，於是他們就在一次一次
政治運動里成了犧牲品。很偶然的，改革開放以後他們得到了平反，最早的心靈的理想火焰
還沒有泯滅，於是他們這批人又有了一點點的小氣候，有了非常可憐的一點點言論空間。

主持人：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五日，也就是胡耀邦逝世兩周年的那一天，欽本立先生因
癌症與世長辭，享年七十三歲。張偉國先生回憶欽本立先生最後的日子：

張偉國：欽本立在一九八九年被解職以後，實際上就處於軟禁狀態，大概隔了半年左
右，被發現患了癌症，住進了上海的華東醫院。在醫院裡他回憶了一些《導報》過去的事情
，因為當時被清理、清查。《導報》有我、陳樂波、阮江寧、許小微四個記者被關到監獄裡
；朱杏清、范鈞和其他幾位也被工作組審查，處境也相當艱難；其他《導報》的同仁都被強
迫要求參加學習班。
從這個時候開始一直到欽本立去世之前，我想，他關心的事情一部分是對這些受到牽
連的《導報》同事表示出極大的關注，想盡辦法為他們作一些什麼；同時，他也希望《導報
》這張報紙還能夠死灰復燃，用他的話講就是「《導報》精神不死」。
欽本立因為已經沒有了職務，也沒有了以前的羈絆，他的思想更加真實了，他的表達
也更加自然了，所以他這時候的文字我感到很珍貴。到了他生命最後的幾個月，我們有機會
進行一些比較貼近的交流，他也有非常人性的一面，對事業理想的追求，對新聞自由的信念
至死不渝，對自己走過的人生道路也有很深刻的反省。

主持人：《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先生說：

胡平：欽本立尤其可貴的是受到迫害都一直沒有停止思考，沒有停止對自己的一生，
對中共建國以來這幾十年經歷的思考，所以直到最後，他的思想還能發生一個很重大的超
越，那就是，很坦然地告訴朋友說：「當年選擇共產黨看來是選擇錯了。」他的妻子就對他
說：「你的有些言論不像是一個共產黨員，倒像是一個社會民主黨的黨員。」他聽了還說：
「如果我真的成了社會民主黨的黨員應該感到很榮幸。」作為一個有著幾十年黨齡的老共產
黨員，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還能有這麼大的超越，應該說非常可敬的。

主持人：戴晴女士說，在一九八九年有一件讓她特別難忘的事情。

戴晴：那大概是四月底、五月初的時候，欽本立先生被免職，從五十年代以來那麼多
次政治運動，那麼多人遭到迫害，中國的知識分子看到別人受迫害的時候，就是在旁邊眼睜
睜地看著，完全無能為力，心裡害怕得什麼都不敢做。不表態，不落井下石，自己撇清就算
是好的了。可是在那個時候，因為欽本立先生對我非常愛護，我一直把他當作師長來看待，
所以他被免職以後，我就給他發了一個電報，有點開玩笑的口氣，就是：「自由為本，民主
為立，欽老闆安康！」這個電報剛發出去，我正好接到了一個當時在《中國青年報》非常活
躍、非常能幹的記者楊浪的一個電話，我就把這件事情告訴他了，他說：「哎呀！我們大家
應該聯名啊。大家做，大家做。你就管《光明日報》(那時候我供職的報紙)就行，剩下的我
來管。」
結果就是那次，起碼首都的新聞界相當多的報紙，《人民日報》、《光明日報》、
《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就以聯名的形式向欽本立發了慰問電、致敬電，有的報紙是
是以整個報社的名義，也就是說，把報社的黨委書記也包括進去了。這真是讓我非常感慨，
本來新聞界是被黨通過整風訓練成為半軍事化的機構，從來都是縱向組織，只聽從自己領導
的話的，而這次是橫向的聯手運動，而且是對一個被黨整肅的、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報人，在
他被整肅的時候向他致敬，以前不曾有過，以後也不曾有過。我覺得，這個火種並沒有死，
儘管現在一會兒整這個，一會兒整那個，沒有人能做什麼，就是我們的朋友被開銷了，大家
誰都覺得不能做什麼，但是並不意味著火在心裡熄滅了，這種熱情關愛別人、主持正義這
個火一直是在心裡燒著的。

主持人：《欽本立的擦邊球》一書的主編者張偉國先生說：

張偉國：不管是欽本立還是《導報》事件，我都感覺很值得從事新聞研究的人去好好
地總結。

主持人：有人問原《世界經濟導報》副總編朱杏清先生，如果將來有一天《世界經濟
導報》能夠重新創刊，你會怎麼樣？朱杏清先生說：

朱杏清：《導報》如果真的再創刊，它就不僅是一家報紙的創刊，它一個是一個時代
的來臨，而這個時代是把新聞自由當作空氣一樣不可缺少。但是到那個時候，多一張《導報》
，少一張《導報》已經不太重要了，或者是不是叫《世界經濟導報》這個名字也不太重要了，
重要的是，新聞自由時代的來臨，它要比一家在二十世紀曾經存在過的一張報紙是否能夠恢復
來得更重要。